几年前，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它基于这位古史学家的观点，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灌输给斯巴达的恐惧”。艾利森认为，新兴大国和统治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双方频繁战争的模式，在历史上不断重复，他认为，最近的一次是崛起的中国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挑战。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论点，但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在未来十年，我们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挑战不是来自它的崛起，而是它的衰落——这一点几年来已经显而易见，而且在过去一年里，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经变得不可否认。

西方政策制定者需要围绕这一事实重新调整思路。那要怎样调整呢？有五件不该做和两件该做的事。

首先，不要把中国的不幸看作我们的幸运。

无论是从意大利买手袋，从赞比亚买铜，还是从美国买谷物，如果中国从世界各地购买的东西减少，全球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去年64%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37%的汽车零售额也是来自中国。2021年，波音公司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占其宽体飞机交付量的五分之一左右。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值得重复，那就是只有一个经济体：全球经济。

第二，不要认为这场危机将是短暂的。

乐观主义者认为这场危机不会对西方国家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出口只占其产出的一小部分。但这场危机的潜在规模是惊人的。根据经济学家肯·罗格夫和杨元辰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它的大量资金来自该国以不透明著称的2.9万亿美元信托业，而该行业似乎也在摇摇欲坠。而且，即使中国能避免一场全面危机，其长期增长也将受到劳动年龄人口的严重制约。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近四分之一。

第三，不要以为中国的经济管理能力很强。

上个月，特朗普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治“聪明、出色、一切完美”。事实却恰恰相反。据习近平年轻时的一位同侪说，习近平“被认为智力平平”，获得了三年制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学位，通过让自己变得“比红更红”的方式渡过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内，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的控制，加强了对外国企业的骚扰，并对有独立思想的商业领袖采取了恐怖行动。结果之一是，尽管实施了严厉的资本管制，但资本外逃却不断地增加。在习近平任期内，中国最富有的人也越来越多地离开中国——这充分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的机会在何处。

第四，不要把中国的国内稳定视为必然。

习近平政府最近决定隐瞒青年失业率数据——6月份失业率略高于21%，是四年前的两倍——这是一种粗暴的掩盖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主要是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但年轻人的抗争几乎总是动荡的有力源泉，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前夕就是如此。别管修昔底德陷阱了，真正的中国故事可能会是有时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的一个版本：当不断提高的期望因突然恶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受挫时，革命就会发生。

第五，不要认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就不是那么危险。

在很多方面，它会变得更加危险。崛起的大国有能力等待时机，而衰落的国家则会忍不住去冒险。拜登总统这个月在谈到中国领导人时说：“当坏人出现问题时，就会做坏事。”换句话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衰落，台湾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

第六，坚持四条红线。

当涉及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核心利益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毫不妥协、毫不畏惧，它们包括：航行自由，尤其是在南海；台湾和其他印太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以及（在中国和在美国的）美国公民和华裔居民的安全。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也是对华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因为它发出了西方政治决心和军事能力的信号，这将使北京在对台湾海峡进行军事冒险时三思而后行。

第七，奉行缓和政策。

我们不应该寻求与中国进行新冷战。我们负担不起热战。对中国经济困境的最佳回应是美国在经济上的宽宏大量。这可以从取消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开始，这些关税对美国公司和消费者的伤害与对中国的伤害一样大。

这是否会改变北京不良行为的基本模式，眼下还远不能确定。但随着中国滑向危机，我们有必要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