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视频，查看新美术馆与大展系列 | UCCA Edge 激浪之城一条带你看最新开幕的美术馆与大展，探访幕后故事，解读展览看点又添一座看展打卡新地标！”
能给市民留一个这样的艺术的去处，格局很大！
2000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现场，第一次有国外艺术家到中国参展
2021年，UCCA Edge《激浪之城》展览现场，还原21年前的艺术现场一条采访了UCCA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观看2000-2021的变迁。
撰文 叶荔 责编 陈子文
2021年5月，在上海静安区一栋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高层办公楼里边，第一批观众被邀请进入一个新的美术馆空间。办公楼的第二至四层，是UCCA上海新馆的所在地。千禧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与经历过“世纪之交”的中年人，一起走进了这个浓缩的“时空胶囊”——重回2000年。艺术家黄永砅在2000上海双年展预备会现场致辞
张培力影像作品在2000上海双年展现场
为什么UCCA Edge第一个开幕展览，要回看“世纪之交”的艺术现场？在馆长、开馆展的策展人田霏宇看来，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过程中，2000年是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主要就发生在上海。2000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官方体制下诞生的第一个国际艺术大展，各种媒介的当代艺术作品第一次来到“地上”。2021年这次展览选择的26位艺术家，大部分就出生、成长在上海，在新世纪初就活跃于上海乃至全球的当代艺术氛围中。在筹备展览期间，策展团队还尽可能多地采访了艺术家，试图理解他们当年的创作状态，力求还原“世纪之交”中国当代艺术圈的氛围。50几件不同形式的作品，绘画、雕塑、装置、影像交错在一起。随着动线前行，走入下一个房间前，你会与怎样生猛、新鲜的作品相遇，猜不到。
黄永砅《沙的银行，银行的沙》2000
从电梯口一出来，二层的接待大厅就是一件黄永砅的《沙的银行，银行的沙》，还原的是上海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中的一座——1923年完工的汇丰银行中国总部，现在的浦东发展银行的总部所在地。模型由沙和水泥制成。在展期中，这座由沙子构成的脆弱的“建筑”，会逐渐地掉落消散。
一进入主展厅，就是丁乙的三幅刚刚进入“荧光色”时期的《十示》，从城市街景中获得灵感的炫目色彩，从灰墙跳脱出来。
余友涵《黑色绘画》2000
不远处的一件油画，来自丁乙的老师——上海画家余友涵。
张培力《祝你快乐》1999
这一层，还有好几件世纪之交的影像作品穿插其中。中国的“当代影像艺术之父”张培力，请了10个年龄身份各异的素人，用自己的方式演唱《生日歌》，做成一组10频影像，送去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现场。表演者都来自张培力的身边，有他的哥哥、儿子，老丈人，也有他的邻居，院子里看门的老太太和她的儿子。“这首歌不需要翻译，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能懂。”
杨振中《消毒》2015
而杨振中请了18位男女，在黑色虚空背景中即兴地发泄愤怒情绪，在10倍慢速影像下，他们的动作和表情变得更怪异、夸张。不少现场的观众，纷纷说“这就像极了我的日常。” 以及，房方镜头下，为上海2001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准备焰火表演的青年蔡国强。
杨福东《天上，天上，茉莉，茉莉》2002
三楼最多人驻足的位置，是杨福东的一件叫《天上，天上，茉莉，茉莉》的3频影像作品。一对穿着白衬衫的年轻情侣，站在大厦的天台上对视、依偎，谈论着彼此的感情，自己的未来。面对时代的更迭，尽管焦虑不安，他们还是努力拥抱稍纵即逝的真实。这对钢铁丛林间的男女，正如世纪之交年轻一代的缩影。施勇《“引力”——上海夜空》2003-2004
同样带着粗粝质感的，还有施勇20年前拍下的上海，这些高楼多是在千禧年前后拔地而起，在朦胧夜色里，透着眩晕的光影。
胡介鸣《1999-2000传奇》2000
走过一段长长的楼梯来到四楼，这里最吸睛的是胡介鸣的《1999-2000传奇》。胶片被做成一个幽蓝色的信息迷宫，观众可以走进去绕一圈，重温“世纪之交”的国际时事，电影电视中的大小明星。 鸟头《鸟头世界 2019-1》 摄影拼贴 2019（照片于新世纪初拍摄）
还有“鸟头”小组宋涛、季炜煜这对沪上小兄弟的摄影拼贴作品，一个由56张照片构成的矩阵，上面用刀刻出“青春”二字。这些照片中的浦东一角，在拍摄后不久被规划为上海世博会（2010年）园区用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要问到上海艺术家有什么共同的特质，一直在上海搞创作的丁乙曾说：“上海艺术家的特质，它都是想走出国门，是世界性的一员。”而另一些搬迁至上海的艺术家，也在一种多元包容的海派文化的滋养下创作。比如曾在苏州河畔落脚、画着老房子里一砖一池的张恩利。
在上海居住了十来年，拍了很多最后的“钉子户”的加拿大摄影师季瑞（Greg Girard）。
威廉·肯特里奇《女预言家》2020
甚至很多国际上的艺术家，也在千禧年前后纷纷进入到上海的艺术世界，包括展览现场的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韩国艺术家李昢（Lee Bul），美国先锋导演和艺术家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
时间回到世纪之交。1999年末，因为千禧年即将到来的新鲜感、刺激感，伴着一层忧虑，漂浮在社会的角角落落。这一年，澳门刚刚回归到祖国大家庭，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议。在还不算发达的计算机世界，QQ刚进入人们的日常视野，而“千年虫”危机——担心1999年跳转到2000年时计算机会出现bug（故障）引发的焦虑，以及甚嚣尘上的“世界末日论”，也一并蔓延开来。从1999年12月31日正午至2000年1月1日正午，43岁的上海人胡介鸣一刻也没闲着，他花了24小时，连续不断地采集当时能接收到的电视节目、互联网中的图像信息。
上：丁乙和老师余友涵在上海工艺美校
在上海，市区刚开始全面实施灯光亮化工程，霓虹灯广告牌一下子立起来。刚把工作室从郊区搬到西苏州路1131号的画家丁乙，透过工作室窗口看到炫目的街景，开始将强烈鲜亮的荧光色和金属色颜料，以“十”字和“米”字铺满整个画面。
在浦东陆家嘴，88层、420米高的“中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在这一年8月开业迎客。来自德国莱比锡的摄影师安德烈·古斯基（Anderea Gursky）用四张单独的负片组成一幅全景，拼出了位于第53层的金茂君悦酒店的开放式中庭。
在拥挤嘈杂的地铁电梯、商场进出口、天桥和公园，21岁的上海人徐震想了一个“恶作剧”。他走进一个人流拥挤的地方，突然大喊一声，随后记录下来往的人错愕、不解的表情，和群体沉默的片刻，直到人群散去，回归喧哗。后来，他甚至对着一只鹅大喊。
何云昌《上海水记》 2000年
来自云南的何云昌，震惊于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光鲜，他要反其道而行之，下一些朴实的苦功夫，于是把10吨水从苏州河下游运到了上游，又把水从上游倒入河中，前后花费9小时。他想通过这个像西西弗斯一样徒劳的举动，表达一种个体的渺小与迷茫，也像提前隐喻了今天被“996”折磨的年轻人的心境。
2000年上海双年展室内外
国际艺术界之间的交流，在世纪之交迅速扩大。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国有20位艺术家在意大利小镇集体亮相。2000年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第一次有了国外的艺术家参展。
肯特里奇在2000年带给上海观众的《影子队列》
来自南非的威廉·肯特里奇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上海，2分多钟的炭笔定格动画一下让圈内人大开眼界，原来还可以这样做艺术。
大众对新鲜事物的渴望，也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文艺活动和电视节目。23岁的北京人房方，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就进入了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栏目工作。这档节目1995年诞生，专门介绍前沿的艺术展和艺术家。当上海双年展开幕，制片人房方就带着团队制作了一期时长达1小时的《美术星空——上海》，他镜头里当年的开幕现场，不亚于今天大大小小的网红展。这一个个“世纪之交”时上海的艺术现场，重现于2021年的UCCA Edge。5月15日，美术馆开幕一周前，我们与田霏宇约定采访。虽然是周六，他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从北京搭当日最早一班飞机来沪，查看现场布展进度，与同事敲定开幕前后的各项工作安排，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傍晚去参加老友的展览开幕式和晚宴……第二天返京，过3天等新馆开幕日，再飞来上海。与他极快的工作节奏对应的，是他一口地道、语速极快的普通话，以及十几年没改变的公众形象——永远以一整套西装行头示人，商务、精准。
田霏宇接受一条专访
之所以取名Edge，其实有个有趣的巧合，因为美术馆所在的办公大楼叫EDGE（盈凯文创广场）。而另一个意思取自cutting edge（前沿、先锋），寓意希望这个机构能一直走在前沿。对他个人——一个深度介入中国艺术发展的美国费城小伙——来说，跨入新世纪的这20年，他一直置身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相遇、连接、碰撞的最前沿。
徐冰（左一）与田霏宇（右一）在杜克大学
2000年，还在美国杜克大学上学的田霏宇，有了与中国艺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在美国发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碰巧来到杜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还要准备一场“烟草计划”的展览，田霏宇便由此加入，帮忙查资料、准备。 2002年的北京，798艺术区开始慢慢聚焦起人气，也催生出一批全新的画廊和艺术工作室。这时的田霏宇来到北京，开始跟着一些艺术家工作。 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时期
黄永砅和工人正在创作一架“飞机”
那一年在国内的南方有一个重要的展览，第一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由在美国芝加哥教书的著名中国艺术史学者巫鸿策划。他想办一个国际化的展，面向世界去介绍整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中最前卫、最实验的那一批，请了十几个艺术家来。 当时还很年轻的田霏宇，就参与进来，做展签，编画册，做翻译。他跟策展人冯博一合住一个工作室，也结识了更多艺术家，例如从法国赶来的黄永砅。他边看艺术家们在现场创作大型的装置，边搜集很多有趣的一手故事，比如80、90年代的中国艺术圈往事，一大批中国艺术家出国后在巴黎等地闯荡的经历等。 这次之后，他也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当代艺术这个领域里面走下去。于是他到哈佛念了硕士。与此同时，中国当代艺术开始疯狂生长，甚至出现了以前不曾有的艺术市场。 在2006年纽约的苏富比拍卖行，一场关于中国艺术的拍卖能列到300多件作品，田霏宇当时有半年时间，就在那里做图录制作。再比如2006年3月，张晓刚的一幅画，就拍出了98万美金的高价，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破100万美金。
90年代末，香格纳画廊展示艺术家丁乙作品
西方藏家来了，商业画廊也来了。上海最早的香格纳画廊，1996年成立，2006年庆祝10周年生日，当时担任艺术编辑的田霏宇，就一口气采访了十余位上海艺术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出现在了2021年这次的展览中。随着国际上越来越多人对中国当代艺术发生兴趣，早已参与其中的田霏宇，也在2006年彻底搬到了北京生活。在中国艺术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他在美国最好的艺术杂志《Artforum》上，写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章——在21世纪以前，这些老牌艺术杂志一直不太愿意碰西方以外的当代艺术；老一辈的中国艺术家也笃定，英语媒体圈跟他们的创作永不会发生联系。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当北京在火热地筹办奥运期间，中国当代艺术的早期重要藏家——比利时人尤伦斯，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办一个专门做中国当代艺术的美术馆，UCCA就这样在798诞生。2011年，32岁的田霏宇加入其中，成为第三任馆长。2017年，UCCA经历了一场庞大复杂的机构重组。而就在机构转型方案尘埃落定的几乎同时，他筹备多年的《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展览在纽约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幕，回顾了1989-2008的中国当代艺术。这也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全球最重要的美术馆集体亮相。
酷爱跑步的田霏宇，对苏州河情有独钟，“在苏州河畔跑步的时候，看到一座座桥被保留下来，有时就会联想起威尼斯的运河风光。”
上海苏州河
UCCA Edge就建在距离苏州河不远，落在苏州河地块翻新后重新规划的办公区，毗邻静安大悦城和一溜住宅区。到今天，还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核心地块，做这样的改造，让观众们逛着街就能逛进美术馆，是机遇，更是挑战。
首当其冲，办公楼的面积、层高限制。新馆建筑总面积5500平米，展厅面积1700平米左右，与北京馆的大展厅面积几乎相当。但是因为不像北京由工业厂房改造而来的大平层大挑高的空间，这里分了三层，每层面积不大。改造后，空间体验一下就丰富起来，有的地方拆掉楼板做双层挑高，有的地方赋予立面一些隔断变化，让光影在空间中游走。大厅、展厅、公教空间、餐厅、露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月6日》作品在美术馆复现 2021年
一说到当代艺术，今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仍是：我看不懂。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这次逢周日会上演的徐震行为作品《3月6日》，观众进来，他就派一位穿着病号服的人跟着你，你看这个作品，这个人全程尾随看你，直到你离开。这个作品第一次出现，是在2002年“上双”期间金沙江路一个仓库里面，那里艺术家们自发组织了一个外围展叫《双胞胎展》。20年后再次复现，很多观众还是高呼接受不了。但一句“看不懂”以外，当一个艺术机构介入，还原这生猛极端的行为艺术，“可能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有人因为看了一个展览，对自我、对人生，对所处的环境和时刻，会发生质变。你无法预测ta是谁，也不可能知道。这些无法列入到KPI当中，但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四层露台区和景观
除了展示当代艺术，美术馆对一个都市来说，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让艺术融入生活的接口。喝咖啡吃个饭，看书逛店，听讲座、观看小型放映，都可以在一个馆里完成。乃至在露台360度绕上一圈，看看东方明珠、看看浦东的高楼、低矮的居民楼、翻新的厂房，各种历史的断面，也会像拼贴画一样，把满满的生活感送到眼前。
曾经，上海的艺术圈只在艺博会期间“爆”两三周，很多好展览也会挨着这个档期推出，其他时节，比起北京，没有什么太大的声量。然而在过去的这些年，上海的观众的热情一直在上升。在UCCA北京门票还卖10块15块的时候，上海新兴的民营美术馆已经开始尝试近百元的“高价票”，用展览加建筑的的高颜值和质量，折服了大量公众买单。田霏宇多年以来每个月都会来一次上海，他还记得去年疫情稍微缓和，上海的美术馆一恢复营业，观众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康定斯基回顾展现场 西岸艺术中心
最近几年，上海的各个片区几乎都有了“破圈”的艺术空间。 在徐汇滨江这样由老工业区改造而来的地方，观众可以一站式打卡好展览，也可以同时享受到高品质的滨江公共空间，同时亲近艺术和自然。
安藤忠雄建筑大展现场 复星艺术中心
沉淀更久的外滩区域，吸引的是老牌的国际画廊、拍卖行，与国际联系更紧密的文艺活动，比如引进的海外艺术大展，往往落脚于此。比如最近大火的莫奈特展、安藤忠雄建筑大展，观众甚至愿意排队一两个小时，进馆看展。
苏州河区域
距离外滩1公里不到的苏州河，好多历史建筑已经翻新，OCAT上海馆、UCCA Edge等艺术空间逐渐填充，这里也在慢慢形成一个新的艺术走廊，甚至与外滩片区的氛围连接上。还有散落在城市中心，例如各大商场里的文艺空间，星星点点遍布整个城市，边逛商场边看艺术，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同于北京的“看艺术总要往朝阳区跑”，散点式布局的上海文艺空间，与城市居民的距离更贴近，各个辖区也都把市民的文化休闲功能看得相对重，“每个区都有任务，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田霏宇回忆起自己大学毕业迷茫期，有次闲来无事，走进去过无数次的费城美术馆，那天就在里面坐了两个小时，“当时内心的焦虑得以释放，越坐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会想得越多，这样一个艺术空间帮助了当时的我。”
站在车辆穿梭不息的十字路口，我们又回望了一眼街角。不少路人因为大楼侧面的巨大条幅驻足，也有人从地铁站一出来就直奔美术馆的大扶梯，看来很多人早已做足功课，慕名而来。
夜幕降临，温暖的光从高楼的底部透出，吸引着人靠近，整个街区也变得比往常更有了温度。
一个城市，应该有更多这样的空间留给它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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