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外骨骼机器人进行康复训练的“健身房”（摄影/李一鸣）机械外骨骼是一种机器人，它是人类的新技术。你应该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见过被用于战争的它们，例如《机动战士高达》《环太平洋》里的战斗机甲，或是《钢铁侠》系列中的武装动力服。但当真正落到我们身边时，机械外骨骼这项科技已显得没这么“科幻”。毕竟它只是做到了一件对人，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再普通不过的事——行走。对一些人来讲，站立、行走就像一种“神迹”，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却无法企及的目标。外骨骼为他们带来了一个希望，那就是通过行走，将他们从那个小房间带出来，来到那个阳光下的世界。我们找到了康复外骨骼这项技术的研制者与使用者，试图还原这项“神迹”具身于个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再神奇的科技也只能做到一部分事。站起来之后，那段更长的路，还要他们自己走。用健身房形容这里更形象些。它有健身房的一切条件：挑高四米的天花板，自由活动的空地，陪同运动的专业人员，次卡制度，以及一排排机器——它们都在和人一起运动。但这应该会是那种最安静的健身房。没有快节奏的音乐，没有推举杠铃时的“嘿咻”声，没人挂着毛巾倚着器械谈话。光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白光，而流汗是无声的。机器在出声。吱呀吱呀的声音在空气里绕，和双脚踩在跑步机上的声音很像，但要慢得多。可这声音的节律精确无比，那是计算机刻定的频率。人，则和机器连接在一起，他们把它穿在身上。这座健身房是一个使用机械外骨骼机器人的康复中心。在这座健身房里，所有的机器都是“跑步机”。在人类的幻想中，机械外骨骼是那种能把人变成“超人”的机甲。但在这间健身房里，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与“科幻”或“神奇”搭边的元素，人们只是在外骨骼里行走而已。但行走，或许已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健身房”在坐落于北京亦庄的大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内，是这家机器外骨骼制造企业搭建的康复中心。每天，都有数十名下肢行动不便者穿戴上不同型号的机器人进行康复。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有些是伴生而来的脊髓炎症，有些是事故引发的脊髓损伤或脑性瘫痪。但也有不少共同点。例如男性和青少年占了其中的绝大多数，而陪伴前来的基本上全是母亲。一名康复师告诉记者，到这里进行康复的患者，基本都是因病情过重，在医院或其他机构难以得到有效康复的。在机器里运动的人中，有些人曾会行走，有些人从来不曾。对于截瘫者，身体就像从某一位置“断了电”：截至某条线，大脑的指令不再能继续传下去。而外骨骼机器人，就像一台发电机，通过重复行走，接上那截断电的神经。邵海鹏在2017年底第一次使用外骨骼机器人，他是这间健身房里运动最久的人。“断电”发生在2017年6月3日。那天，他在建筑工地的钢架上做电焊。上午的活儿就剩最后一块钢板，做完就吃饭。这时，一阵风刮来，他站立不稳，从17米高的平台掉了下去。安全绳在半空一瞬间抽紧绷直。下一秒钟，绳子在头顶崩断。他双脚率先着地砸到地面，接着肚脐以下“一麻”，倒在地上。邵海鹏感觉持续地腰疼，他直起上身摸了摸双腿，没有知觉；尝试控制它们，但大脑的信号怎么都传不到腿上去——医学影像显示，邵海鹏的腿骨在加速坠地时被挤碎，其中一片碎骨破坏了脊髓神经。截瘫。手术加术后恢复总共用了一个月，又去养老院做了三个月康复——因为那里有简单的设备，也便宜，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要是去“正规”的康复中心，一天就得两百多。康复也不顶用，邵海鹏说。就是那么老几样，针灸、烤灯，再有人给你弯弯腿，按按肌肉。这只是维持，让肌肉萎缩得慢一点。双腿还是接不到他的指令，邵海鹏能控制的是两条“幻肢”。躺在床上，他也会自己做动作，但总是他感觉自己抬起了腿，实际上低头一看一点儿没动。他渴望站立。被搀扶起来，双腿垂直戳到地面上时，他感到一阵密集的疼痛，像双脚踩着榴莲皮。下肢截瘫的最佳康复期是两年，尤其是六个月或一年以内。邵海鹏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日子一天天重复着推进，不仅神经重生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人的意志也会消磨。2017年底，他的康复师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他告诉邵海鹏，北京有个实验室在研制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在招志愿者。邵海鹏去了。12月，东北已经入冬，他坐车南下。反正是做“小白鼠”，不花钱，试试呗。
邵海鹏借助外骨骼机器人行走（摄影/李一鸣）健身房里用得最多的机器叫“艾家”，是一款家用康复外骨骼。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支撑用的钢架，两条外骨骼机械腿则固定在架子靠背上。邵海鹏是健身房里少有能独立站上去的人。他驾着轮椅停到架子跟前，两手朝前上方伸出，把住钢架的两侧扶手。像鞍马运动员那样，他一下子提起肩膀，换手，转身。接下来，他用绑带捆扎固定住上身和双腿。按下开关，调好运动模式，行进开始了。使用外骨骼康复四年，邵海鹏恢复得不错。外骨骼可以调整机器发力和个人发力的百分比，他现在已经可以仅用自己的力量，带动机器运动了。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邵海鹏还记得他第一次站进外骨骼时的感觉。最强烈的改变是视野。他形容不好自己站上去那一刻的感受，就觉得“又想哭又想笑”。世界像是一下子往前翻了90度，说话时不再只能看到对方的下巴，炒菜时能看到锅里全部的东西——他终于能做到“平视”这件事了，他又回到那个将近一米八的自己。站上机器，邵海鹏长高了足足一米。对他来说，这段高差的含义不只是长度。那天以前，他是站在高台上作业的焊工，疫情没来时，甚至还能自己包点工程。他91年的，快三十了，过两年要成家呢。现在，邵海鹏从床上掉下去都爬不上来，趴在地上艰难地扬起头，那床像是巨人国的。之前住院时，病房在四楼，邵海鹏有时候想扒窗户，但够不着。“想死都没那能力。”他说。实验时，邵海鹏上下午要分别使用两种辅助康复工具，上午是最新的外骨骼机器人，下午是一款传统支具——辅助站立床。邵海鹏盼着每个上午。他形容那款站立床：就把你膝盖整直了，腰也给你固定住，只能跟根木头似的那样走。外骨骼用算法模拟人类行走，但邵海鹏还是适应了一阵。他得重新学习走路。机器人匀速地向前迈，每一步的动作和步程都完全相同。机器为他划定了正规的步态，邵海鹏的腿总是迟滞于机器的步子——他几个月没走过路了，总怕摔。“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它”，邵海鹏这样形容。随着把身体更多地交给机器，邵海鹏也感觉自己正一点点拿回自己的下半身。百分之百，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五十，需要机器的借力越来越少，邵海鹏在出汗，这无疑是快乐的。2018年春节前，历时一个多月的实验结束。在最后的测评中，他发现自己可以把脚从轮椅的踏板上放下去，甚至努努力还能提动微弱的神经把它拉上来。2018年春天，过完年，他联系上了大艾机器人的创始人帅梅：“你那还缺人不？你给我点生活费，我给你当个模特呗？”邵海鹏已经受不了从机器人上下来，矮下身子挤进那台狭窄的轮椅了。每名康复外骨骼的使用者都有过这样一个黑箱。它可以是家庭，是自己生活的那个小屋，是与“外面”相对的一切，是在“社会上”没法被公众看到的地方。帅梅是大艾机器人的创始人。从2009年开始，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系副教授的她开始研究应用于康复的外骨骼机器人技术。大艾机器人研制成功，公司进入运营阶段后，帅梅会加进所有的产品推广患者群，去做讲座，推广产品，也听那些残障者的故事。她开始发现，疾病不仅仅会限制着人体，还缠绕着家庭。在下肢行动障碍者中，一部分人的残障与生俱来。除了患者本人以外，受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母亲。“一些妈妈长期受孩子的折磨，精神状态都是不太正常的，她们会易怒、敏感、挑剔，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她的原罪。如果家庭能为她支撑一点还好，否则她就只能一个人承受一切。”侯羿朵在那间“小黑屋”住了五年。17岁的暑假，她从家里二层阳台上摔了下去，因为应激障碍，她没有任何在落地之前的记忆，醒来时，已经躺在地上了。行走停止后，家庭也暂停运转。为了治疗和康复，父母卖掉了县城的房子，回到了村里老家。瘫痪没什么特殊的康复方法，侯羿朵每天依靠父母帮助她按摩、站立、弯腿来保持活动，等待“电流”在双腿中苏醒。瘫痪绝不只是“不能动”而已，因为失去知觉，与之一并发生的还有褥疮和烫伤。有一次侯羿朵烫到了脚，在医院住了半年。从2009年到2014年，她几乎没离开过那间毛坯房。村里没有年轻人，基本都是带着小孩的老人。有人觉得残疾人“晦气”，她也不出家门，没人说话。有人上门来，见到她也只会说“加油”“坚强”“你真棒”。“听着也没意思”，侯羿朵说。水泥地、水泥墙，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台电视，这就把小屋塞满了。侯羿朵也不爱出屋，能在床上耗一天。最开始家人能早中晚帮她做三次康复运动，一次两小时，现在渐渐也停下来了，有时扶着站一站，或是推到屋外晒晒太阳。“封闭”“绝望”，她找不到任何能宣泄的对象，也没有任何人能听她诉说——她需要的是家庭以外的对象，对于身边人，她知道自己不可以“给他们施加任何压力”了。网线像是卧床时插在身上的管子，连接上虚拟世界，忘掉现在，成为另一个人。还有书。侯羿朵要出家门就是去村里图书室借书看，最喜欢的是《飘》。她总把自己带入女主角斯嘉丽，告诉自个儿：“无论如何，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虚拟与现实界限分明。在网上她水贴吧、打游戏，所有的朋友都是网友。也追星，粉李准基——网线那端的韩国偶像。没人知道她在“黑箱”里的样貌。那段时间床上还会有两本韩语教材。侯羿朵也在网上探索情感。2013年底，她打《英雄联盟》加了个“小哥哥”，那人因为“在游戏里喷人挺厉害”赢得了她的崇拜。侯羿朵基本上一睁眼就扎进网络，“完全沉浸里面，甚至不记得自己生病这回事。”有一次，直到母亲从床上把自己抱下来上厕所，她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意识到“原来我的真实生活是这样子”，一下子痛哭出来，但没过一会儿，就回去“网上冲浪”了。父亲在外挣钱，母亲照顾孩子，这是许多残障家庭的组织模式。五年后，母女俩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即使父亲和一些亲戚反对，觉得在家至少能活下来，“一辈子不会饿死”，母亲还是把她从村里带去了长沙，一边打工，一边让她尝试学习自理，走出房间。出走的时候，母亲说：“人活在世上，不能只为了吃口饭而已。”那时候侯羿朵也从网络消失了。导火索是那场“网恋”。她没法向对方表达自己的喜欢，“暴露”自己线下的样子——真实的自己“是个废物”。和其他贴吧上认识的网友也是一样，大家都是学生，有人问她在做什么，侯羿朵就说“吃饭”；聊起学业，她就说“生了点小病”，在休学。那种线上线下的撕裂，让她陷入痛苦，最终抹去了在线上的一切痕迹。她决定和母亲去外面，虽然不知道会面临什么，但有一点能确定，那就是“没有比这更差的生活了”。侯弈朵在使用外骨骼机器人（受访者供图）2014年8月，从小屋奔到长沙，走到更大的社会后，侯羿朵不再躲在门后面了。她第一次在网上查了自己的病，认识了“脊髓损伤”这个名词，还在社交网络认识了不少坐轮椅的朋友。这让她知道世界上并非只她一人无法行走，至少有这样一些人，让她不需要躲在暗处仰望。出走时，父亲扬言敢出去就断掉生活费，刚去长沙时看病的钱，都是找病友们借的。2016年，她第一次拍了一张全身照，发在朋友圈。画面里，因为肌肉萎缩，她的双腿一只手就能握紧。那些年轻病友们总能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照片，还能坐轮椅出门。侯羿朵感到一种迫切，她必须得马上走到阳光下面，“公开”并接受自己的身份，才能有新生活。侯羿朵再次真正意义站起来——和那些用双腿行走的人平视，已经是2021年10月，一个朋友介绍她来到一家位于杭州的外骨骼机器人公司体验。侯羿朵用外骨骼“走”了两圈，十几分钟，再下来时已泪流满面。她感觉下半身又“活了过来”。那是一种“来自健全生活的冲击感”。但遗憾注定，这台机器对于侯羿朵来说来得太晚。她已经截瘫12年，加上伤势较重，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她还是会每月都去使用外骨骼，不仅为一种“行走的感受”，多项研究表明，站立对下肢残障者的血液循环、胃肠消化及心理健康都有助益。邵海鹏无疑是“幸运儿”。穿上这身外骨骼后，那些已失去知觉的肌肉，从身体上长了出来。复生是一块一块的。那种感觉有时来自裤子的松紧带，有时是屁股下的打火机，还有次是洗脚，摸到脚上有个鸡蛋大小“酥酥”的区域——“电流”是随机的，你不知道会点亮哪里。想抓住这些“电流”并不容易。刚开始那阵，每次从机器上下来，邵海鹏都要掐掐自己大腿，疼痛是最直接的反馈。现在，坐在轮椅上，他总时不时翘个二郎腿——他知道这个动作对身体不好，但由于刚刚发现自己能抬腿时把它重复了太多次，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意识”的行为。邵海鹏在外骨骼机器人的辅助下参加马拉松（受访者供图）邵海鹏不要坐下去。他想要的越来越多，甚至还参加了一场由两个穿着外骨骼机器人的截瘫者参加的马拉松。为此他从夏天训练到入冬，像位准备上太空的宇航员。马拉松在四座城市举行，每站要持续走十多公里，平均六七个小时。那几天里，下了机器，邵海鹏每晚都感觉腿痛极了，整条腿像有无数只虫子爬覆撕咬。但痛就是希望。他怕这“电流”没了，除非工作人员下班，或是小便，否则邵海鹏根本不想从外骨骼里走出来。他恨不得24小时穿着它。现在，24岁的杨阳是健身房工作人员眼中最熟悉的面孔。他的“电流紊乱”来自于8岁的一场车祸，事故中杨阳被异物窒息导致昏迷，但这个病因直到二十几天后才在北京的医院被发现。在沉睡了两个月后，醒来的他被诊断为脑瘫。熟识他的人会这样总结他刚来健身房的样子：眉毛竖起来扭住额头，双肩高高拱起，脖子跌进双峰之间，眼睛张得滚圆；手指捏成一团，而掌心是冰凉的；矮他一头的母亲用肩膀贴着他的胸口，扛起他的身体，折叠的躯干被打开，双腿像在下半身吊着，在地面滑着无序的线条。这都是脑损伤导致的肌张力障碍的表现，在残障者当中非常普遍。从8岁往后的几乎全部时间，杨阳都与母亲连在一块，父亲在外挣钱。至少对杨阳母子来说，他们的生活从2006年10月开始彻底改变了。传递信息的只有眼睛，信号只有肯定。事故后杨洋第一次睁开眼睛时，母亲试着检验儿子的神志，在他眼前摆好五根手指：“这是几？是不是五？是五你就眨眨眼睛。”她松了口气，至少“脑子没啥问题”。后来，语言能力也一点点恢复。但她不知道怎样去解释以及面对这样的变故。在这场宕机到来之前，她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庭：丈夫事业风生水起，自己婚后就没上过一天班，家庭是村里第一户买车的。而现在，紊乱的“电流”像个黑洞。睁眼就是花钱。头三年，杨阳被送到北京博爱医院做康复，每月开销一万五。金钱、情绪、时间，全部在康复中被吸收、湮灭。相比于杨阳的被困住，她更像是躲到了这个和儿子两个人的房间里。刚出事那几年，她几乎切断了一切和外界的联系，五台山的老家几年没回过，同学聚会、婚礼的邀请一概婉拒。为了不被朋友找到，电话号码换了好几个。要么一切重回“正轨”，要么便结束一切。2007年初的除夕夜，小屋走到内爆的边缘。位置在儿童医院附近的出租房一楼。窗外是爆裂无序的炮仗声震天动地，墙内是死般的寂寞。她给姐姐打了个电话：“在干啥？”“打麻将。”又给妹妹去了电：“在干啥？”“跟婆婆包饺子。”床上的杨阳还是那样，瞪着眼睛一动不动。她知道他的大脑还能运转，而运转的也只有大脑。语言、动作被沉默取代，沟通是消失的。“宝贝，妈妈感觉不能活。”她终于开口，“你也不要活了。”从8岁往后的几乎全部时间，杨阳都与母亲“连”在一块儿（摄影/李一鸣）终于有另一种信号出现了。当她掏出一罐安眠药，准备倒进杨阳的嘴巴里时，儿子的脑袋疯狂地摇动，两排牙齿紧紧咬在一起。强烈而持续的警报拒绝了那最后时刻的到来。和很多在变故发生后立刻投入康复治疗的家庭一样，杨阳的家庭也抱着种期待，那就是这一切都会是命运中的一个“坎”，治好了病，迈过这道关，一切会回到“正常”。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在博爱医院康复的三年没有任何起色，一年三十万的投入耗不起了，她转而回到老家，找到一位上过电视的“针灸神医”。在那间诊室里，杨阳的全身像针灸铜人那样被扎了个遍，她没法儿看，一个在门里嚎啕，一个在门外抽泣。那几年，她因为流泪患上眼疾。十六年过去了，在这十六年中，她只有“杨阳妈妈”这一种身份。杨阳的训练每周日休息一天，母子俩呆在家里，一个在客厅打《王者荣耀》，一个在卧室刷短视频，偶尔客厅传来一声“没电了”，她就把充电宝拿过去，捏住线头往手机底部一插。“磨麻木了呀。”她说。在那场事故后的十几年里，杨阳的每一天也都像是复制粘贴的：吃饭、睡觉、看电视、打游戏。和侯羿朵一样，杨阳把生命的更多部分投在网络里。他有自己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在个人简介里，他写：“90后小哥，八岁时出了一场车祸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不过还在努力锻炼。”妈妈还不知道儿子的这串简介，相比之下，杨阳似乎更能面对自己。杨阳是2020年10月第一次走上外骨骼的。那段时间，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一位使用大艾机器人康复的男孩，通过私信，联系上了公司工作人员，来到北京试用。这是他第一次不依靠人站起来，但最初的体验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神奇。紧张、害怕，怕掉下来。那次走了半小时，杨阳全程紧着腰板，不敢低头。不过他还是每次都会听话去锻炼：“锻炼是为我自己，不是为别人。”他花了几周时间才把自己交给机器。行进起来，他慢慢试着往下弯弯腰，动动胳膊，发现掉不下去，才一点点放松紧绷的肩膀。在外骨骼中的感觉是自己在走，和被人扶着的感觉不一样，那是种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感。所有人都能看到他的变化。他的额头不再被两道竖起的眉毛挤出一排山脉，褶皱转移到嘴角，他会笑了。杨阳在现实中的所有朋友都是在这里认识的。从走进健身房踏进外骨骼开始，他似乎开始进入真实的世界。康复师程壮是杨阳心中“等级最高”的朋友。他们初次见面是2021年春天，在程壮眼中，杨阳因为太久没有和家庭以外的人打交道，在和人交往中总是缺乏信心。“心里有想法，但不会说。”杨阳自己这样总结。有一次，杨阳在外骨骼中锻炼到一半就一直说着要下来，却不说是什么原因。等程壮帮他扶回到轮椅上，才知道他要上厕所。为什么不说呢？不好意思。“你看，一直都是你在和我说话，我都没和你说过话。”这是杨阳在采访中第一次主动开启话题，“以前我连话都不会说。脑子里空空的，想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杨阳还注册过一个交友软件，也是程壮推给他的，说这个软件能匹配聊天对象，鼓励杨阳拿它练习对话。最近的聊天记录停留在2021年11月。那天匹配成功后，两人打过招呼，杨阳发过去一段几秒钟的语音，对方回：“听不懂”“说的啥”。2019年，他写过小说，叫《无敌孙悟空系统》，那里或许装着更多他稚嫩的野心。他这样写：“看着那些小猴子们玩耍，孙悟空心里面暖暖的。孙悟空觉得这样才像家。孙悟空心底里发誓，我要保护你们，不受到一点伤害。仙要伤你们，我就杀仙，佛要伤你们，我就杀佛。妖要伤你们，我就杀妖。天要伤你们，我就灭天。”小说写了四章就搁置了。他在现实中的“重生”需要在吱呀的脚步中实现。杨阳要走出第一步，首先要生活自理，不让妈妈太过操心，让两个人都能过上自己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杨阳要走出的第一步，首先是要生活自理（摄影/李一鸣）
“理想社会”范滔是健身房里恢复得最好的人之一。18岁的暑假，因为在厂里做临时工时的一场事故，他脊髓损伤导致截瘫。用机器人康复半年多，他依次摆脱了轮椅、助行器、拐杖，已经能像十八岁之前那样走一会儿路了。在健身房里，每个人都有相似的背景——不能行走，无法融入外边的世界。人人平等，范滔把这里形容成一个“理想社会”。健身房为肢体残障者们提供了一个和那个“外边”略有不同的目的地。这里的人可以相互理解处在残障者这个身份当中的感受。外面不一样。范滔有时会开着电动助力车走到街上，他总感觉自己“吸引别人的目光”，那些直立行走的人是一个个移动的“1”，他是唯一把身体“收起来”的人。大多数残障者走不出那间黑箱。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为约8502万人，其中，肢体残疾2472万人。但为什么街上推着轮椅的人那么少？范滔的感受是，会走到阳光下的残障者，能有10%就不错了。在家的几年里，只要没摔伤，他每天都扶着管子练习行走，像“日拱一卒”。但要过多少日，才能走到棋盘的另一端呢？不知道。“你不是发烧，不是感冒，不是骨折”，未来是不确定的，范滔只知道，“不努力什么都没有”。邵海鹏在老家也有不少残障者朋友，他平时会打视频过去，一接通，经常要么看到人躺在床上，要么窗帘拉着，背景是黑的。他想把这些朋友拉出来，甚至在视频里活动着“炫耀”自己的双腿，作为一个“榜样”让他们不要就这么放弃康复。但邵海鹏也知道，这些人没有他这样幸运。作为大艾机器人公司的产品宣传者，他可以来到北京，免费使用机器人康复。但县城里的无障碍基础设施配套与大城市天差地别，对于需要依靠轮椅来活动的人们来说，一道几厘米的小坎都会成为把他们拦在屋里的墙。还有些墙是无形的。就拿还没用过外骨骼的那阵来说，有回邵海鹏尝试走到街上，遇到一个减速带，“其实努努力能过”。有一位路人过来伸手帮了他一把。邵海鹏嘴上反复说着“谢谢”，但心中更直接的感觉是一种愧疚，“感觉你给别人添了麻烦”。最难受的时候，他呆在家中，感觉自己“活着就是浪费空气”。另外的问题是钱。帅梅称，为了让康复机器人能用于更多的残障者，公司不断研发成本更低的产品，目前最便宜的机器人售价十几万。也可以选择在康复中心使用，价格是一小时300元。但这依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在范滔的社交平台账号的评论区里，不少人说，自己也是残障者，但买不起一台机器人。北航教授帅梅研发过比外骨骼机器人难得多的技术。读博时，她就帮助中国打破了发达国家对五轴五联动数控技术——一项对高质量工业加工至关重要的科技的垄断。和那项大工程相比，康复外骨骼就是“造个小机器人”——帅梅这样形容。但难的是把技术转化为与人更加贴近的“产品”。2003年，帅梅到清华大学担任博士后，转向仿人机器人研究，成功研制出了一款能在崎岖路面上行走的机器人。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后，她了解到康复机器人这一领域。当时，在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外骨骼技术已经从最早的军事应用转向医疗行业，但只是作为一项辅助行走机器，且价格高昂，单价高达数百万人民币。2009年，帅梅带领实验室里的六七位学生开始研发可以在中国普通百姓中落地的产品。2013年，第一例外骨骼机器人问世，经过一轮轮实验、改进，机器人的运行逐渐趋于稳定，拟人程度越来越高，让使用者能拥有“自主行走”的感觉。不是所有的残障者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人造神迹，帅梅和公司也要考虑钱的问题。2021年12月，在一个康复群里，一位新进群的群成员对帅梅说，既然她是公司的创始人和机器的发明者，那就把机器“让我用一下”，“我身边好几个患者，我们用好了就还给你，你也不损失啥”。帅梅说：“作为一个创始人，我的责任是发明一个好的机器让你们康复；另外我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我要让这个企业活下去，活得好。”帅梅称，目前公司刚刚实现“保本”。在康复这件事上，外骨骼能做到的也只有一部分。邵海鹏说，对于“我们这些残疾人来说”，即便像他这样，身体已经恢复到不错的程度，也无法抹平自己与社会的距离。范滔和邵海鹏一样，不仅对身体康复的要求越来越高，“坐起来想站，站起来想走，会走了就想跑”，还想要从健身房走“毕业”，走向那个真正的社会。“残疾人”这个身份还困着他们。“要么就是做个体户，要么就是靠网络”，邵海鹏这样总结残障者们在社会上自立的出路。侯羿朵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两百多万粉丝，在视频里她坐在轮椅上唱歌跳舞，也发布自己用外骨骼机器人的作品。从那间小屋走出后，她留在了长沙生活，现在已经完全具备生活自理能力。但在用真实身份走向网络时，她还是会偶尔面对质疑。有人说她跳舞时腿会动，肯定是装残疾；还有人觉得“要是我残疾，肯定没心思化妆”。现在，邵海鹏想“往前再多走一步”。他的计划是，做一台既能电动又能脚踏的三轮助力车，骑着它环绕中国大陆，在徒步中开直播。夏天走北边，冬天走南边。下坡自己走，上坡开电动。“我上坡就是走不上去，咱也不骗人不整那假徒步”。邵海鹏准备离开健身房，走向那个更大的社会了。反正无论上坡下坡，都是在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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