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针对论文《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效吗？董事长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Does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work? Influence of board chair on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的一篇解析，该文发表于《商业研究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BR）Vol 122, January 2021，作者分别为Jian Guan（中南大学）、Zhimin Gao（中南大学）、Justin Tan（约克大学、天津大学）、Weizheng Sun（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Fan Shi（中南大学）。
研究背景与问题：
现有关于高层管理者与组织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CEO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程度上，而对于企业高管团队中的另一重要角色即董事长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此外，董事长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管理者本身，还受制于宏观环境，包括CEO和董事长所处的社会和经济体系，而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也常常被忽视。与西方国家相比，经济体制的过渡性赋予了中国国有企业独有的特征，例如董事长是国有企业中最为重要的领导人，而且中国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多方所有制利益，试图缓解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以提高国企的效率和竞争力。那么国企董事长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财务绩效？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发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这种关系？这些效应在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国企间又是否存在差异？基于中国情境，文章主要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理论与假设：
董事长效应与中国国有企业绩效
一般来说，董事长作为董事会的领导者，代表股东对管理者的行为和决策进行监督和管理，并为企业经营提供相关资源。然而，中国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与大多数西方企业不同，超越了双边代理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和公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一系列中间管理层委托企业管理者，从而形成了国有企业特有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在我国，由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下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独特性，政府主要使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化机制任命国企董事长，使得国企董事长的权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法定权力、作为组织领导者的决策权和作为政府成员的官方权力。因此，国企董事长不仅是董事会的领导者，也是政府的代理人，既履行委托人的监督职能，又履行代理人的管理职能。上述特征的结合，赋予了国企董事长完全控制和管理整个企业的权力，并具有绝对影响力和高度权威性。因此，与CEO和其他高管人员相比，国企董事长拥有更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更容易干预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经营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绩效。此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企董事长由于具有相关机构的支持、容易获取关键信息和资源等优势，也可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重大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董事长对中国国有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不同类型国有企业中的董事长效应
国有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而且国有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外部竞争环境，每一种竞争环境都涉及到特定的目标和发展方向，这些都会影响企业高管的战略决策和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然而，以往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并未对其类型进行区分，这使得我们无法对国企行为的成因和结果有更深刻的认识。根据行业特点和竞争条件，我们可以将商业型国企划分为竞争性行业国企和垄断性行业国企，因为行业竞争环境的多样性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董事长在其中的作用也会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垄断情况下的国企更强调社会和公共目标，国企董事长更关注政治生涯，许多决策都是根据政府政策做出的，而竞争性行业中的国企董事长则更关注企业财务指标。此外，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易变性，处于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在面临更复杂环境时，会感知到更大的不确定性，对信息处理要求更高，而董事长提供的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在高度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战略决策，对企业的作用更大。相反，垄断性国有企业则面临一个简单的竞争环境，这也减少了企业对信息处理的需求，降低了董事长资源提供的重要性。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竞争性行业中国企董事长对绩效的影响要大于垄断性行业中国企董事长对绩效的影响。
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董事长效应与公司绩效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环境对组织印记、战略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导致组织间效率的差异，同样，董事长对组织的影响也取决于其所处的政策环境。由于国企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生产效率降低，此外，“一切由董事长说了算”的观念和制度建设缺失，使得国企内部权力过度集中，滋生权力不平衡、权力滥用、腐败等问题。而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改善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环境、理顺政府与国企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促使非国有股东持股和参与公司治理的关键一步。一方面，改革旨在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公司引入具有多元化特征的非国有股东，借助外部资本市场间接地对国企内部权力形成制衡，限制董事长的自由裁量权，最终影响公司的绩效水平。基于此，提出假设3：
H3：在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中，董事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被削弱。
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董事长效应与行业竞争
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而竞争性市场和垄断性市场的根本区别在于参与者是否有能力影响价格。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是价格接受者，为了长期获得利润，企业常常以最低的成本和最适当的规模组织生产，享受高效率带来的高回报，对于这些国有企业，即便继续引入市场机制，企业效率提升的空间也是很小了。相比之下，在垄断型国有企业中引入新的外部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更大程度促进内部权力的再平衡和公司行为的调整，从而约束董事长的权力。因此，从理论上讲，与竞争性国有企业相比，垄断性国有企业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更大，效果更为明显，尤其体现在约束董事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上。基于此，提出假设4：
H4：与竞争性国有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垄断性行业中董事长-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
数据和方法：
作者选取2008-2017年沪深交易所的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股东类别数据来自RESSET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考虑到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于2007年完成，故选取2008年作为研究起点，经过样本筛选和异常值剔除后，共获得5713个观测值（即68个行业、944家公司和2060名董事长）。由于文章还要探讨不同竞争环境下国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效应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应，因此进一步划分样本后，竞争性国企和垄断性国企的观测值分别为4033和750，而对于混合所有制竞争性和垄断性国有企业，则分别获得了3201个和628个观察值。
变量测量：
董事长效应：作者使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将企业绩效差异的度量分解为董事长、企业、行业和年份（宏观经济环境）等相关因素。其中董事长效应是指董事长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即董事长在统计意义上能够解释的绩效差异占总绩效差异的比例。
企业绩效：为了保持与以往研究的可比性，文章选择的企业绩效指标是资产回报率（ROA），即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者根据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定义筛选了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的样本，即企业的前十大股东既包含国有股东，也包含非国有股东。
以往研究通常采用ANOVA（方差分析）来检验CEO对企业战略行为或企业绩效的影响。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效应，作者采用了一种更为优化的估计方法，即多层线性模型（MLM），使用多层数据来说明不同层次变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和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假设1-4均得到支持（如下表所示），作者也通过因变量变换（使用ROE替代ROA）和滞后（滞后一期和两期），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保证了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研究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效应更大，约为20.85%。这一发现表明，董事长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可能因国家背景而异；(2) 对于不同类型国企来说，董事长效应大小也具有差异，即竞争性国企的董事长效应要大于垄断性国企的董事长效应，说明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类型不同，其战略决策和董事长的选择权也有所不同；(3) 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效应为17.99%，说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会降低国企董事长的影响，即董事长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度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制约，由此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缓解国有企业内部治理问题的作用；(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董事长效应的削弱作用在垄断型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尽相同。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研究并不认为高度的董事长效应（即董事长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不利的。而是提醒读者，由于国企董事长的特殊职能和身份，高度的董事长效应意味着政府对国企过度地干预，而这很容易导致企业内部治理出现问题。
理论贡献：
第一，作者通过考察董事长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关注到了高管团队中另一重要角色，为战略领导的相关文献做出贡献；第二，研究发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带来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确实降低了董事长效应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丰富了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董事长效应的研究脉络，也对公司治理研究有所贡献。
实践启示：
首先，国企董事长的双重角色和职能使得他们对企业绩效具有很大影响，但是，权力过大必然导致权力滥用、企业内部治理不稳定等问题的出现，从而降低国有企业效率。一种解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选拔机制来任命国有企业董事长，以增加其自主权和独立性，使董事长能够客观、公正地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评价和监督。
其次，在不同类型的竞争环境中，董事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于国企董事长的激励和控制应具有针对性。需要特别注意垄断性国企董事长个人政治目标和公司目标之间的协调，例如董事长的薪酬、个人发展要与企业业绩挂钩，而不仅仅将业绩视为支持董事长政治晋升的资本；而竞争性国企应更注重董事长的长期激励，提供更多的专业学习机会，从而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最后，对于决策者而言，政府部门要积极推进和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减少政府部门对企业决策的直接干预，尽快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为国有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合理限制董事长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缓解企业内部治理和控制缺陷；同时，国有企业管理必须坚持“分类改革”方针，建立针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属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治理标准，有效地深化、完善和加强国有企业改革，也是今后国企改革研究的重点。
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与以往研究类似，该研究只是估计了董事长效应的大小，但无法明确阐明董事长效应的因果关系。其次，一些其他权变因素也可能影响董事长效应，尽管作者采用MLM，但却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后续研究可以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以避免意外因素的影响，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度和应用价值。最后，该研究虽然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董事长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制度环境对公司内部治理的作用。然而，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内部权力制衡和治理机制的方式仍有待于进一步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Guan, J., Gao, Z., Tan, J., Sun, W., & Shi, F. 2021. Does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work? Influence of board chair on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22: 51-59. DOI: 10.1016/j.jbusres.2020.0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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