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羁押的半年里，李勇梅在努力面对两件事：一是面对舆论审判的恐惧；二是请求撤销法律援助律师，使用自己委托的辩护律师，为丈夫争取一个她心目中公平辩护的机会。
记者 |李晓洁
编辑 | 陈晓
李勇梅的一天从早上7点多开始。起床，做自己和12岁女儿的早饭。8点出头儿，骑上电动车去家附近的工厂上班，她要在8点半前打卡。正是暑假，女儿一个人在家，留一个旧手机上网课，一个电话手表和监控摄像头与女儿远程对话。女儿不会做饭，中午和傍晚，李勇梅从食堂打点饭，送回家给女儿吃，她再回工厂。直到晚上9点下班，到家还有一堆杂事——问女儿的学习情况、打扫房间、洗衣服，然后打开微博，上网看看自己反映的事情在网上的回应。做完这一切，差不多就到晚上11点多了。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半年。李勇梅还有个儿子，如今在乡下老家由父母照顾，今年6月底刚过3岁生日。“我已经没精力照顾两个孩子了。6月30号是儿子生日，如果我老公在家，我们至少可以给儿子过个生日。以前这些我都不让孩子缺失，但是今年没做到。”她带着长沙口音的普通话，说到这里有点低落，声音小了下去。
插图 | 老牛李勇梅的老公叫周立春，原本是名货拉拉司机，现在羁押在湖南长沙市第一看守所。6个多月前，也就是2021年2月6日，周立春拉货途中，坐在他副驾位置上的跟车搬家乘客——一名23岁的女孩跳车，不幸身亡。事发时是晚上9点多，货车正行驶在一条路灯隔一亮一、“光线昏暗，人车流稀少”的马路上。女孩为什么跳车？跳车前的货拉拉车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网上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无数网友参与了猜测、判断，甚至定罪。“司机意图猥亵，是谋杀”“女孩跳车前肯定发生了忍无可忍的事”“女孩落地时后脑勺着地，肯定是被司机推下车的”……恐惧、愤怒和简单的正义感充满了网络，与“货拉拉司机”相关的话题连续几天占据微博热搜，有6条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过亿，话题“23岁女生在货拉拉车上跳窗身亡”的阅读量达到14.8亿。2月23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周立春刑事拘留。3月3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因为车内无录音录像设备，货拉拉平台也不具备录音录像功能，女孩跳车与周立春的关联是什么？目前仍没有证据证实。针对网上“司机意图侵害”的猜测，法医检验尸体后发现，女孩衣裤未发现撕扯痕迹，体表未发现搏斗抵抗伤，衣裤、指甲均未检验出周立春基因型，符合头部与地面碰撞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去世女孩与涉事车辆但有争议的一点是，周立春行车过程中出现过三次偏航，与货拉拉App推荐路线不一致。汹涌的舆论中，有人认为司机深夜偏航，是“意图不轨”的明证，也有人认为，司机不过是想根据自己的经验选择一条更近更便捷的路线，这是人和App软件之间因为认知方式不同产生的误会。3月3日，长沙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发布了详细的警情通报。通报中称，货拉拉APP导航路线总里程11公里，红绿灯15个，驾车需用时约21分钟；而周立春偏航路线的总里程11.5公里，红绿灯11个，可节省4分钟左右。警方通报中，事发现场“位于曲苑路的林语路口至桐梓坡路口的中间位置，东侧为厂区，西侧为物流园。”那也是李勇梅上下班的必经之路，距离她家小区大约700米。李勇梅向本刊记者细数，丈夫选择的那段路附近聚集了物流园、科技园和几家公司厂房，南侧就是正在施工的地铁6号线，路上会经过“岳麓分局巡逻警察大队”“高新区治安巡防站”。“那段路还有公交车通过，”她音调不自觉加大，“并不像网上传的那么‘邪乎’‘偏僻’！”周立春被拘留的第二天，李勇梅就委托了律师为丈夫辩护。但律师没能和丈夫见面，警方为周立春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自法律援助律师介入后，李勇梅几乎没有再得到丈夫的信息。今年7月，她在微博上认证了“货拉拉长沙用户跳车事件涉事司机家属”，开始在微博、知乎等平台发文，讲述自己过去几个月的经历，希望为丈夫争取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图片来源@可怜的橄榄树
2021年8月12日这一天，李勇梅加班回家后，像往常一样，和女儿说了几句这一天的情况，简单收拾房间，做家务。晚上10点47分，她打开了微博，敲下这些天一直萦绕在她心里的一长段话：“实际上，对于必然到来的舆论，我的内心是惧怕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即使再度面对舆论，我也必须要站出来。”“周某春被羁押后，……我自己请的律师也见不到（他），能得知的一切都是由地方转述。”“我只是想请个好一点的律师，在法庭上讨论车某某跳车的后果，与我老公的行为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只想有个专业的、值得信任的人，实事求是按照法律来办这件事，而不是强行指派一个法律援助律师给我。”“我只求能在符合规定、符合程序的情况下，我能行使我自己的权利。”
李勇梅今年41岁，身高不到一米六，体重一百零几斤，比半年前瘦了十多斤。她住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8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是2017年她和丈夫周立春买的商品房。小区很大，建筑分为低层和高层。低层的住户大多数从橘子洲等地拆迁而来，高层则是商品房，20多层，有深色玻璃和浅棕色油漆。因为离城中心较远，房价不高，很多来长沙打拼的外地人在这里落脚。李勇梅和丈夫都是外地人。和很多出身农村的年轻人一样，很早就外出打工，辗转于不同的大城市。“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挺巧的。2008年我在深圳打工，我舅妈带我去一家饭店吃饭，他是饭店的厨师，也是长沙人，大家是老乡，就认识了。”这是整个采访中，李勇梅言语间少有露出笑声的瞬间，她的大女儿也在旁边，发出“哇”的惊呼后，咯咯地笑。那是李勇梅到深圳打工的第五年，周立春比她小3岁，主动追求她。“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就是每天接我下班，很实在，一发工资就想着交给我。”2009年初，李勇梅意外怀孕，二人辞职回长沙老家。李勇梅的母亲第一次见到周立春，一米六的个头，140多斤，肤色偏黑，初中学历。母亲不接受李勇梅未婚先孕，也不接受没有事业和学历的周立春。二人回到长沙，借住在周立春一个亲戚的房子里。“我们那时候根本租不起房子。”李勇梅对本刊记者回忆，“积蓄都给了自己父母，当时长沙2000块一平方米的房子都买不起。我在家待产，他就去做厨师挣钱，拿两三千块的工资。直到我生了女儿后，我父母才接受我们。”图源 | 视觉中国大女儿出生6个月后，李勇梅找到了现在这家工厂的工作，孩子送回老家请父母带，二人住进了周立春工作饭馆提供的免费员工宿舍。一间卧室、一张床、一个柜子，外加一个阳台，住了快3年。宿舍离工厂比较远，下了公交车还有一段路，总共要40多分钟。周立春几乎每天都骑电动车去公交站接她。如果要从丈夫“内向”的性格中找出“主动进取”的部分，“很着急赚钱”是李勇梅努力回想出的一点。“他想让我和孩子过上好日子，总想着怎样把家里条件搞好一点，不让我妈看扁。”2013年，在做了多年厨师后，周立春租了个门面，在一个小区底层开了家湘菜馆。那是个安置小区，每栋楼5层高，灰白色的墙体，凸出一个个整齐排列的铁制防盗窗。饭馆不大，80平方米左右，3张圆桌，3张长桌，门外紧挨着马路。夫妻俩租住在饭馆楼上，整租两室一厅，为了省钱，还把次卧转租给别人，每月挣几百块。李勇梅继续自己在工厂的工作，周立春是主厨兼老板，雇了一个员工做前台，有时候周立春父亲也从乡下过来，帮忙洗菜。起初，饭馆生意不错。“小区里有人过生日，就可以摆个两三桌。有时候我的同事叫外卖，也直接从我家订餐。我们定价便宜，一份加了豆腐的酸菜鱼只要38块。”李勇梅说，生意好的时候，每个月利润有一万多块，除去饭馆和住处将近3000元的租金，收入也比之前高。但后来生意变淡，饭馆还需要装修、整改，“又是一大笔钱，干脆不做了”。2016年下半年，二人将饭馆转手。如今，饭馆改成了一家超市，本刊记者走访这里时，没人能回想起当年在这里开饭馆的“小老板”。丈夫做回了老本行，继续去餐馆做主厨。收入低了一些，每月五六千块，劳累程度却没有减轻。“他要做一日三餐，早上7点多到饭店炒码子（湖南米粉的浇头），晚餐做完回家也要8点多，周末基本没休息过，除非家里有事。”靠着几乎不休息的勤勉，二人在2017年，投入十几万元，在岳麓区远离城中心的地段交了首付买房。李勇梅说，十几万元首付是他们所有的积蓄，“早年租房子，房租一直涨价。他（周立春）发誓要自己买个房子住，无论大小。”2018年，李勇梅生下小儿子，家里需要的开销更大。2019年，周立春的一个同学建议他去做货拉拉司机，“他的同学说工资还可以，一个月一万多块”。当时，货拉拉已经度过了最初的竞争期，成为同城货运行业的佼佼者，占据了线上同城货运约五成的份额，正需要更多司机加入它用重金铺设的民营货运网络。成为一名货拉拉司机很容易，只要有身份证、驾驶证，无犯罪记录，通过手机APP注册并交会员费后，就可以像外卖骑手一样抢单。买不起货车的，还可以在平台租车。这是当时流行的零工经济的一种方式，看起来简单、自由，而且收入不错。
李勇梅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丈夫成为货拉拉司机的头一年，是家庭交了好运的一年。2019年9月，周立春注册成为一名货拉拉司机。一开始，他跟平台签了一年租车合同，月供2800元左右。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幸运的是，周立春找到了一份拉货的副业——给一家大超市送货。“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去超市拉货，然后送到各个点。”类似于现在的电商团购买菜业务。李勇梅说，超市的业务比搬家收入要稳定，2020年上半年，疫情越是反复，丈夫接到的超市送货业务越多，加上搬家的散单，还有周立春以前认识的朋友，需要送货时也会找他，每月收入在万元左右。虽然属于“零工经济”，但平台对货拉拉司机的管理条款却并不少。最让司机头痛的是“准点率”。在货拉拉平台，准点率满分为100%，如果司机迟到，会根据迟到时间扣除相应的比例。对司机的其他考核标准还有行为分、拒单率。司机的基础行为分是100分，每完成一个订单，客户就可以给予司机好评或差评，4个好评可获得1分行为分，但1个差评就有可能会被扣去5分甚至更多。而拒单率则是司机接单后又取消的订单比例。所有数据都可能和平台的派单挂钩，“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要想维持高分，常常得付出损失订单的代价。白色厢式面包车上贴着巨大的“货拉拉”车贴，这是最常见的货拉拉标志 （图源 | 视觉中国）
和周立春居住在同一小区的张驰也是货拉拉司机。他今年47岁，2020年因为疫情，公司效益不好，他被一次性买断工龄后失业，去货拉拉平台注册上岗。以张驰的经历，2020年，成为一名货拉拉司机已经不是吸引人的职业了。他有时一天一个单子也接不到。小单子不划算，大一点的同城单子抢不到。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货拉拉司机的投诉甚至多于客户的投诉，占到整体投诉的70%左右。投诉理由包括平台乱扣行为分、客户恶意（随意）取消订单、顾客过失责任经常直接推给司机、派单倾斜等。多位货拉拉司机告诉本刊记者，投诉似乎没什么效果。和顾客相似的冲突总是反复出现，没有规则来平衡司机与乘客各自的需求。或许也感受到了平台的约束，一年租车期满后，李勇梅夫妻俩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贷款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首付一万块，月供3000块出头，要供3年。虽然经济压力大一点，但我们可以自己掌控车子，更自由。”2020年9月，周立春买了一辆白色的新能源面包车，驾驶室两个座位，后面是货厢。他的主业是给一家电商平台送货，每天早上六七点到11点，把货送到小区的各个网点。这项固定业务每天收入两三百元，下午他就登录货拉拉平台接单，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甚至更晚才回家。虽然辛苦，但在李勇梅眼中，这是目前为止夫妻俩最满意的工作。收入更高，也更自由，“有时候他晚上不接单，就开车带我和孩子去吃夜宵。周末也偶尔出去吃一顿，还能开车送我们回老家”。不好的地方也有，李勇梅在丈夫的车上看见过旺旺雪饼，这是活儿紧急时用来充饥的。她担心丈夫没法规律吃饭，成天坐着开车，身体会不舒服，还担心丈夫出交通事故。但相比刚来长沙时的“一无所有”，一家人的生活还是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直到这场“说不清的事件”发生。
2021年2月6日是周六，那天天气有点热，最高有17℃。早上6点多，周立春没吃早饭，只穿了件厚夹克就出门送货。下午大概2点，李勇梅像平时一样，打电话问丈夫有没有按时吃饭，“当时他在家吃过午饭休息，还没接到单子”。晚上9点多，李勇梅下班到小区楼下，又给丈夫打了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取快递，是为过年准备的一箱梨子。丈夫告诉她没有，自己接了个搬家单，正在等对方搬东西。李勇梅记得，那通电话打了20多秒，很快就挂了。再次见到丈夫，是2月8日晚上。女孩跳车的当晚，周立春被警方带走。两天后传唤结束，但手机和货车被扣留，他一个人走了一段路回家。“他看起来比较平静，告诉我没事了，警察说那个女孩恢复得很好。”李勇梅不放心，她让丈夫录了一段6分多钟的音频，回忆那单的过程。“下午3点半左右，接了一个单，39块钱，从天一美庭到梅溪湖步步高。接单的时候约好晚上8点半给她搬家。8点二十几分，我跟她打了个电话，她说可以过去了，我就到了她家楼底下，等她把家搬下来。等她搬家的过程大概是35分钟左右，这期间我和她商量了两个搬运的费用，一个是要不要搬运，如果要搬运就要另外收费。还有一个就是等候的时间，超过了40分钟也会要另外收费。因为已经30多分钟了，我就提前和她说了一声，怕她等下不同意，她也没做声。“把所有东西搬完以后，最后还有一条狗，我跟她抬上车的。一些大件、被子，一些沉的东西我也帮她搬上去了。她让我放置好，我就和她说，我们正常搬运是要收费的，所以我只能给你搭把手。搬完以后，大概是9点17分出发。我看了时间，因为等候的时间是最多40分钟，刚好只差几分钟，我就没收费，开始上车走。这期间我和她交流了几句，因为她说搬得有点累，东西比较多。她说早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她就会喊人一起搬，自己一个妹子年纪比较小，人又不是很大，不是很有劲，东西搬得蛮辛苦。“狗在车厢里比较吵，比较不安静，她就对狗吼了几句，要它安静要它乖，莫叫。我就跟她说，这个狗未必听得懂人话，她说听得懂。刚开始是很愉快的。然后到了前面，我就问她为什么不喊男朋友一起搬家，你一个人搬，她就说男朋友回家了，她自力更生，这是普通正常的回答，我也没说其他的。“上车就是走岳麓大道，然后到旺龙路这里下的辅道，再从桥底下转到麓松路，再往佳园路右转，到林语路上面。其间她说了一句，师傅你偏航了，意思是我走错路了。我没解释没搭理她。后面她又说偏航了，这期间我们发生了争吵，因为我口气比较重。我说正常走的话，走这里一样可以，我不会多收你的钱，也不会乱收你的费，这个钱（货运费）已经收了，我也不会再要你交钱了。可能口气不是很好，她可能心情有点担心，没有作声。她讲话的声音比较细，又看了一下手机，可能手机显示这个导航是正确的。因为显示偏航后，再往前又恢复正常了。到中途她就说不好意思，我就说莫名其妙。我以为她是故意找那个（找茬），因为也收不到搬运费，我就以为，这个人比较小气，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想快点把单送完，快点回去。因为我电车还要充电，要充个把钟头。第二天早上还要5点多钟起来送货。快过年了，货比较多，跟别人约了6点钟。我就想早点把这单搞完，走这个林语路，上曲苑路。这个期间她又说了一次偏航了，我没搭理她，继续开我的车，到了路中间她又说师傅你偏航了，然后她就往车右边一转，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跳下去了。”（此处与警方通报的情况有些出入。警方通报中称：发现车某某起身离开座椅并将身体探出车窗外后，周某春未采取语言和行动制止，也没有紧急停车，仅轻点刹车减速并打开车辆双闪灯。车某某从车窗坠车后，周某春停车查看，发现车某某躺在地上，头部出血。）为什么要丈夫录这段音频？李勇梅也说不清楚。或许是直觉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就能结束，尤其2天后，女孩死亡的消息传来，她更小心地保存着这段录音。虽然单方面的说法在法庭上的证明力有限，但她感觉这就像是某个能挽救自己家庭的珍贵凭证。
2021年2月中旬，李勇梅过了一个不太踏实的春节。往年一家人都回乡下过年，今年丈夫因为要随时等待警方传唤，一个人留在长沙。2月18日假期结束，她带着忐忑的心情回长沙，发现被卷入了一个舆论旋涡。以前，她从来没用过微博，和丈夫看得最多的就是抖音。2月22日注册了微博账号后，她看到了很多评论，完全超出她的想象。“强奸未遂谋杀？”“推出去的？”“要是我女儿，我才不管那么多，先把司机一家做掉！”……她看到女孩的家属接受了采访，提出对平台和司机的质疑。家门口也来了几拨记者，等待她说点什么。但她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甚至叫来保安赶走记者。“我不敢接受采访。那时候网暴太厉害，我担心自己再说话，不知道被骂成什么样子。”她想避开网上的风暴，先努力解决好现实的问题。2月24日，丈夫被拘留的第二天，她委托长沙当地一家律所的律师为丈夫辩护。2月25日，律师接受委托，向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办案机关申请会见周立春，对方先后以周立春体温不正常、正在隔离、正在被侦查机关提审等多个理由，没有安排会见。当天下午，看守所副所长电话通知律师，称周立春拒绝律师会见，要请法律援助律师。之后，办案机关转交给律师一张手写纸条，纸条上是周立春的笔迹，主要内容是自己不想请辩护律师，而想请法律援助律师。“这样的程序是不合理的。”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郭伟雄对本刊记者说。他是李勇梅委托的第二任律师，他告诉本刊记者：“即使当事人申请使用法律援助律师，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也有权会见当事人，当面确定这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图片来源@可怜的橄榄树
半年来，李勇梅和法律援助律师的联系很少。她告诉本刊记者，“指派的两个法律援助律师，其中一个在8月1日之前从未联系过我，另一个在警情通报发出后，偶尔联系”。她曾多次申请撤销法律援助律师，没有得到回复。8月19日，李勇梅作为原告，起诉长沙市法律援助中心、司法局和岳麓区人民法院，损害丈夫周立春获得依法辩护的权益。“结发夫妻是一辈子的事。我就是想为他争取一个公平的辩护程序，用自己委托的律师，合理合法，不管最终宣判结果是什么。”半年前，李勇梅完全不懂法律知识。她大专学历，计算机专业，在一家工厂做了近12年文书工作，从没接触过案件。丈夫出事后，她慢慢摸索，在网上搜索律师的视频，咨询律师，希望为丈夫争取一个她心目中公平辩护的机会。除了做这些事之外，她每个月要还1500多元房贷。之前还有3000元出头的货车车贷要还，但两个月前李勇梅停了车贷，因为“实在没钱还了”。她现在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如果每天加班到晚上9点，能拿到3000多元。最近半年，她几乎每天都加晚班，每两周休息一天。她把家庭困顿的情况也发布在微博上，关注量最多的一条微博有4万点赞和1万多转发，也上了热搜。但有一条评论她记得非常清楚，“那个人骂我，没钱为什么还生两个孩子？”（文中李勇梅、周立春为化名。记者李秀莉、实习记者彭丽对本文亦有帮助，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36期）数字刊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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