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里的最后一个周六，有一小群人聚集在曼哈顿东14街626号Sun’s Laundry的门外。街坊、家人还有记者，前来向纽约城最后的“华人手工洗衣店”之一告别。84岁的老板李洪森终于决定关闭他自1959年以来跟父母一起创办、经营的家族生意。李家不同的家庭成员开过五家洗衣店，这是最后一家。

Sun’s Laundry的闭店不仅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美国华裔艰难过往的回响：令人感伤又讽刺的是，在经营了61年后，新冠病毒大流行——许多移民在这段时间深受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反华情绪的困扰—— 最终令Sun’s Laundry关门。

但李洪森对形势的变化却非常淡定。

“几十年来，中国移民在美国社会中一直会有玻璃（或竹子）天花板。” 他说。“我们中国人总是能吃苦，埋头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 

在纽约，仍然有大量华人开的洗衣店。其实，这条街上就还有一家；不过，李洪森夸耀他店里的价格可比其他人的便宜不少。但他的店，是最后一家源自历史长河中一个特殊时期的店，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台山县，在美国人的意识中，华人是跟洗衣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这些店铺干脆打起了“中国人手工洗衣店”的旗号。在上世纪30年代，仅纽约都市区一地就有5000家华人经营的洗衣店。

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歧视性的移民法规加之偏见作祟，这些移民以及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很难在洗衣业及餐营行业之外找到工作。二战期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美国要联合中国对抗日本；在后来的民权运动期间，1965年通过的《移民和国籍法》终于向亚洲开放了移民。

当纽约州采取措施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时，与纽约的大多数其他店面一样，李洪森于3月中旬关店。夏天晚些时候，Sun’s Laundry重新开张，但由于很多人都是居家办公，加上许多人仍然不敢出门，店里的生意很不好。“现在的人也不穿西装或者正装衬衫了，”李洪森说。

“几个一直照顾舅舅生意的老顾客，过来取3月份就送洗的衣服，但也就是这些人了，”李洪森的外甥、57岁的朱超伟说道，他帮舅舅把台山话翻译成英语。

过来告别的一些人到中年的邻居，从小就认识李洪森。对他们来说，这件洗衣店是二战后的纽约留在他们童年印象里的最后印记。许多人说，他们以前衣服多是来这里送洗，家里若是有客人来，就把房门钥匙交给李洪森。当天，一些人带来了告别礼物，还有人拿起最后几捆衣服，用牛皮纸包好，拿绳子整齐地捆起，就像李洪森的父亲在半个多世纪前那样。有个邻居拿粉笔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画了一幅画，写着“我们会想念你的”几个字。

在整个3月和4月，纽约第一波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针对华人和其他亚洲人的仇恨事件激增。他们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遭遇如此严重的歧视和妖魔化了。李洪森在50年代初抵美国的时候，那也是美国华裔最为艰难的时期。1949年之后，中美断绝了往来，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紧张局势演变成直接的军事冲突。

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反共变得歇斯底里，红色恐慌在美国肆虐。华裔时常被人怀疑是间谍。美国各地的唐人街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有着华人面孔的人会被任意拦下，要求出示身份证件。总部位于纽约城的中国手洗衣联盟被怀疑是共产主义组织，遭到调查。李洪森的父亲李道新是这个工会组织的成员。 

李洪森不愿多提当年经历的种族主义歧视。“他的确遭到过辱骂，有时候发生在他去坐火车的路上，但他说自己完全不去理会，”他的外甥朱超伟说。“每次我们问他的时候，他都会说，‘我埋头工作，挣钱、回家。一天很长，就是这样。’”

李洪森在台山长大。他的祖父于1908年初抵美国，随后在二三十年代，他的几个叔叔也相继来美。他的父亲李道新在30年代末抵美，在波士顿开了一家洗衣店。当时的移民法禁止携带配偶，因此无法在美国扎根，所以这些中国移民通常会回中国生孩子，最终就像一代代台山男人那样，退休后回到中国。他们把赚的钱寄回中国，家人就用这些钱在台山盖房子，最后又把儿子送到美国跟父亲团聚。

日本占领台山地区后，1945年，8岁的李洪森被送到香港投奔亲戚。他的母亲李雪芳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服劳役，后来在1949年也设法跑到了香港。朱超伟的母亲那一边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的父亲在1937年，也就是15岁的时候来到美国，日后成为美国电信公司AT&T首批华裔电气工程师。“他们本来都打算回中国，但战争爆发，后来共产党掌权，”朱超伟说。近七十年过去了，李洪森始终未回过老家。

1956年，李洪森的母亲李雪芳来到波士顿跟丈夫团聚，一年后，他也来到美国。李洪森在波士顿上英语课，同时在洗衣行业谋得一份差事。 1959年，李道新和儿子以4300美元的价格从另一个中国移民手里盘下了纽约的这家洗衣店。99年的租约，租金开始为每月100美元。一家人就住在附近的公寓里，每月租金50美元。 “那套公寓现在每月的租金得2000多，”李洪森惊叹道。

李洪森和太太李薇涵（现年76岁）在香港结婚，后来她也来到了美国，在自家的店里工作。“我们都很拼，没有什么时间休息，”李洪森说。“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一切可能帮助父母取得成功。”

经过多年的打拼，这对夫妇终于攒下足够的钱，在皇后区的埃尔姆赫斯特购置了一栋独立式洋房。他和太太每天通勤到洗衣店——单程一个小时的地铁。他们养育了两个孩子——儿子爱德华原来在银行业工作，现在全职照顾父母；女儿简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他们都是在纽约的公立大学念的书。

Sun’s Laundry这一带曾经是曼哈顿的一个破落街区。一个名叫洛伊斯的老街坊说，上世纪80年代可卡因泛滥期间，这里吸毒过量的瘾君子死在家中的事情时有发生。李洪森的儿子爱德华说，谁要是有了困难，比如生活中的或者财务上的，总是逃不过父亲的眼睛，因为他们会不来取送洗的衣服。即便这家店有30天必须将衣服取走的规定，他还是会把熟人未取走的衣服保存在一边。在8月闭店的那天，一名白发男子向李家人做自我介绍时说，他就是今年早些时候“取走100件衬衣的那人”。在他离开后，爱德华说，那些衬衣自2015年就一直在店里，但他们一直给客人留着。

多年来，这里跟纽约城的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升级改造，房地产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李洪森的客户群已经从家庭变成了年轻的单身白领。但街坊们对Sun’s Laundry的支持没有变。大约5年前，新房东想把房租每个月涨800美元，当时的租金远远低于市场价。大楼的管委会为李洪森组织了一次网上募捐。他后来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不过街坊们还是成功地向房主施压，维持房租不变。

甚至在这次新冠大流行之前，店里的生意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其中一个原因是时尚的变化，加上免烫面料的出现。洗衣店的辉煌时期是上世纪60年代，当时西装是标准的工作着装，直到80年代，纽约的金融业蓬勃发展，在华尔街工作的客户每周都要穿很多正装衬衫。李洪森说，在那些年头，他一天要洗100多件商务衬衫，周末的时候还得让其他的家庭成员帮忙。进入2000年后，休闲时尚起来了，每天的衬衣洗涤数量已经下降到不足40件。

那个最后的礼拜六，在问候街坊和接受媒体采访的间歇，李洪森和一双儿女还在收拾店面。他们把店里的许多老物件当作纪念品送给来访者，比如一个木头的工作台，还有一本1950年出版的汉英字典。“以前的洗衣店都有一本这样的字典，”当天来参加闭店仪式、已到古稀之年的美籍华裔摄影师李扬国说。

其中一位来访者是陈雪媚(Amy Chin)，她是研究美国华裔史的业余历史学家，而且也是在纽约的一个华人洗衣店家庭长大的。她带来一本父亲留下的1967年版华人洗衣店及商铺名录给李洪森看。他们在名录中发现了李洪森父亲的名字。

李洪森的外甥朱超伟已经把自1959年以来一直悬挂在店外的手绘招牌要走了。他说，真是要感恩老一辈洗衣工的辛勤劳作。“它帮助许多华人家庭养家糊口，供子女接受教育，”曾任百事可乐公司市场营销主管、现为一名管理顾问的朱超伟说道。他和四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拥有硕士学位。

“在五六十年代，顾客都习惯称他们为查理，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中国名字，”朱超伟说。当年，美国人常用查理这个名字来指代中国人，它出自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小说中的华人侦探查理·陈(Charlie Chan)这个角色。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拍摄了多部围绕查理·陈这个角色的电影，往往由假装中国口音的白人演员扮演。

今天，人们已经渐渐淡忘华人被唤作查理的时代。同样逐渐淡去的，还有华人移民与洗衣工作的长久联系。 

退休后的李洪森，一直坐不下来。毕竟，他已经忙碌了60多年。朱超伟说，他跟舅舅说好了，待疫情结束，可以再次出门旅行的时候，他会陪着老先生一起回中国看看。到时候，他终于可以看到在台山的老宅了，那还是用在美国开洗衣店赚的钱修建的，老宅的墙上还挂着从前拍的全家福。

“他只坐过两次飞机，”朱超伟说。 “一次是1957年坐飞机第一次从香港来美国。然后是2008年，他去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度假。回来后，他一直念叨，居然只要3个小时就到了。”

李洪森还记得台山的农田，记得小学校服的黄短裤和红手帕。他渴望看看故乡的变化。“辛苦工作了61年，退休后可以享清福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