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 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

不知大家是否看过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该片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这张图片所表现的正是片中的一个场景。近十几年来，中国风的家具设计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元素，如椅子、地板的造型等。

这是1972年，来自南美洲智利Cybersyn系统的一张照片，该系统的照片存世极少，有限的几张大都聚焦在控制室。显然，Cybersyn系统和《2001：太空奥德赛》在审美上有很多暗合之处，设计者们自称没有受到库布里克电影的影响，但他们与库布里克很可能通过其他路径受同一组设计思路的影响。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诞生于1972年IT系统，其中的很多元素，如太空舱的座椅、科幻电影中特有的按钮，以及墙上大量的数据显示屏，即使放在今天，也是超越时代的。多年后，类似元素才重新回到信息系统与人机交互设计中。因此，我最初看到这些照片时，十分震撼，急切地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1972年的智利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尝试，创造出这样的系统，后来这个系统又去了哪里？

“Cybersyn”是英语“Cyber Synergy”的缩写，西班牙语写作“Proyecto Synco”，意为协同项目。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生造词，所指代的项目也是一个独特的项目，所以在书中，我并没有对其进行翻译。讨论Cybersyn，就一定要回到1970年的智利大选。智利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 1970年之前，执政党也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他们的政策倾向于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70年，阿连德高票通过竞选，成为智利总统。比起前任，他是个更加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执政方针十分明确，把智利的一切控制经济命脉的企业收归国有，利用这些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企业此前大都被少数资本家及国外资本所垄断。当时，阿连德政府成立了国家开发公司(CORFO)，专门指导和管理国有化企业。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因为此前，智利并没有管理大规模国有化经济的经验，也缺少这样的基础设施及人才。为此，阿连德政府在全世界寻求学者建言献策，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英国的控制论学者斯塔福·比尔。

控制论这个学科最早由美国学者维纳提出，起初用于高射炮等武器控制，原理是控制反馈的循环调整，即根据高射炮的实际射出位置与敌机当前动作间的偏差，不断进行修正。后来，控制论应用于组织机构管理时，主流脉络也是在诸如兰德(Rand)公司这样的体系下进行学术演进的，所以美国的控制论学派一直具有很强的军队特色。而英国的控制论学派与美国截然不同，这与最初参与学者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英国的控制论学者大多来自神经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斯塔福·比尔就是其中之一。比尔出身于神经科学专业，因此他在面对复杂系统时所使用的隐喻首先是动物的神经系统，而非高射炮。在一个学科的基础上使用什么样的隐喻，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该学科根本的哲学。以比尔为代表的英国控制论学者认为，复杂系统无法像高射炮那样实现完全精确的控制，其自身具有生命力，因此，内部的各层级必须具有自主能动性。国家开发公司的领导认为，比尔的理论与智利的问题高度契合，随即邀请他帮助智利建立一套系统，以解决国有企业管理问题。比尔给出的方案是搭建一套实时信息交换网络，这令我十分震惊。难以想象，早在1971年，就有科学家开始尝试建立一个实时信息交换的网络， 而当时，Internet还未出现，因此，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Internet之外的全新思路。比尔去智利的那天也极具戏剧性。他原以为智利人民会致以他最热烈的欢迎，但是当天恰逢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智利，人们全跑去听菲德尔的演讲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后来，比尔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正好跟菲德尔同一天来到这里，所以我的魅力不如菲德尔。”

比尔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张照片，设置一个建在首都圣地亚哥的指挥室，管理全国的国有企业，重要决策者可以通过指挥室中的彩色屏看到计算机提炼处理过的实时数据信息。一块大屏幕本质上是一种信息辐射器，信息在决策中十分重要，好的决策源于信息，只有充分的信息才能帮助决策者做出均衡各方（well-informed）的决策。从IT发展史来看， 十五年前的我国，不论是公安、财税还是宣传系统，都将信息系统做成一个指挥室，并通过大屏呈现给决策者的这种概念也是比较罕见的。而近十年来，各种信息化的项目（如智慧城市、智慧交通，融媒体等）才开始强调信息辐射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1972年初步成型的Cybersyn系统是当之无愧的跨时代系统，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此外，指挥室中的很多细节也值得玩味，比如其中的七个座位。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一个最高级别的决策小组由七人组成比较合适，人数太多，扯皮可能性越大，人数太少则可能使得视角不完善，信息遗漏，导致决策偏差。而七个座位呈圆形摆放，不设置明确的主次区分，则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民主决策意味。即使在争执不下时，这一基数也确保能够通过投票来完成决策。座椅扶手上的按钮被刻意设计得很大，这是考虑到在激烈的讨论中，决策者可能会燃起革命热情，讨论到激动时，他们可以用拳头去捶打按钮，而非小心翼翼地逐步确认。

Cybersyn系统在建立之初，智利的计算机资源非常受限，主要原因是美国对智利实施的制裁中包括了全面禁运计算机。因为阿连德的国有化进程直接损害了美国财团的利益，导致尼克松对阿连德极为不满，甚至曾要求CIA不择手段去颠覆阿连德政权。该项目正式开展时，只有两台IBM的小型机在运作，其计算能力远逊于今天的手机，并且当时它们均被用于中央的数据处理。那么，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工厂的数据以何种形式来采集和传输呢？

当时的方法是使用电传打字机(Telex)，历史上，这种设备的应用范围较小，该法很快就被其他技术所取代，因此，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电传打字机在电报机的基础上增加了编解码和键盘等附件，一端通过键盘输入信息，机器自动将所输入的内容编译为莫尔斯码，并通过普通的电报网络将莫尔斯码发至另一端，接收端完成解码，并通过打印机将文字呈现出来。虽然计算机在智利被禁运，但电传机仍有很多存货，Cybersyn系统中，工厂的终端采用的就是这样的电传机。到1972年，智利便使用电传机联通了与国有经济管理相关的所有部门、8个行业委员会和49间工厂，计划后续还要增加几百个同样的电传机节点。这也给我们一种遐想：考虑到Cybersyn系统与在美国军队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计算机间互相连通的TCP协议差别巨大，如果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也许会成为和Internet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网络形态。

这个网络的实施在1971年仍在稳步进行，直到1972年“十月大罢工”时才停下扩展的步伐。“十月大罢工”是一个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事件。“罢工”的英文单词是“strike”，但译成汉语后，特指劳动者，即工人阶级的罢工行为。一般是指工人阶级由于工作条件差、待遇低等原因联合起来实施罢工，以争取更好的条件。而智利的“十月大罢工”与工人阶级的罢工完全不同，它的构成者主要是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工厂主和卡车所有者。这些人罢工是因为他们认为阿连德的国有化经济政策对他们不利，加之CIA的煽动。这似乎是人类历史上的孤例：工厂主停止生产并关闭工厂，工人由于支持阿连德的政策反过来要去撬锁恢复生产。卡车行业也是如此:势力较大的卡车主停下了卡车运输，而另一些卡车司机却主动恢复了一部分运输。笔者当时读到这个故事时，就特别感慨，有时我们会采用同一个词描述看起来相似的两个事件，但其实它们背后的含义却完全不同。比如智利今年的一次游行，其目的是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有一些朋友就把它和香港前两年的街头行动联系起来，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两者的诉求是完全不同的。

在“十月大罢工”的过程中，部署在工厂里面的电传网络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电传网络可以及时将工厂中的信息传报给中央，并将政府指令直达基层。这对于阿连德政府挺过罢工起到了重要作用，基层工人在了解了政府的决策后，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和运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尼克松希望通过煽动罢工来打垮智利的经济，达到推翻阿连德政权的效果。阿连德政府却借助一个信息技术的手段度过了这次危机，这逼迫美国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来推翻它，到1973年便演变为皮诺切特的武装政变。1973年9月11日，坦克开到了总统府门口，有一张照片表现了阿连德手持AK47战至最后一刻的场景。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民主不民主的问题，即便是深受民众爱戴的民选总统，只要他是一个美国不欢迎的政权，民选总统也会被叛军杀死在他的总统府中。

任何一个科技项目都有它的社会出发点。Cybersyn项目的初衷是管理好国有经济，让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为人民谋福利，但是政变后的皮诺切特政府并没有这个诉求，因此Cybersyn项目被毫无异议地抛弃，空留一些材料在故纸堆中，无人再去尝试理解、使用它。1975年，皮诺切特政府任用以米尔顿·弗里曼为首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开始实践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核心理念是停止一切的公共投入，进行大面积的私有化、市场化，并放开对外国资本的管制。从国际资本的角度来说，智利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试验非常成功，因此，这之后，同样的政策被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应用在英国和美国，而后又被应用到其他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引进了一部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1970-1973年间，阿连德政府的这段历史，是一段被刻意尘封的历史。不管是美国的新闻报纸还是学术研究，都鲜有人提及。

读过这段历史后，我有很多反思，特与大家分享。第一便是如何去管理一个复杂的系统。比尔当时所使用的模型叫 “可生存系统模型”，他用这个模型来表达对复杂系统的理解。这实际上就像是一个人的神经系统，而人的神经系统并不是一个中央化的控制系统。在冷战期间及之后，很多有关政治结构的讨论被简化为中央集权VS自由民主，但在现实世界中，复杂系统很少有完全集权或自由的，都是在中间的某一个位置取得平衡。以神经系统来说，当我们伸手去摸一个水壶，在被水壶烫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呢？手马上就弹回来，半秒钟后大脑才意识到烫。这里面包含两套决策机制，手上的基层神经系统瞬间就已经做出了反应——让手快速离开，同时信息被上报到中央的决策机构——大脑，大脑半秒钟后才意识到被烫，并做出更加宏观、高层次的决策。因此，比尔所采用的“可生存系统模型”强调，一个有效的复杂系统是中央领导和局部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结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理念在企业管理中才重新引导我们反思。二战后，美国把以“福特制”为代表的一长负责制的管理思想推广到全世界，大陆民企、台企、港企均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企业界才有了一种比较活跃、开放、鼓励人思考和讨论的一种氛围。这在中国的企业中是一个比较晚近才出现的东西，或者说重新出现。

我们国家在60年代，工业失调时期就出现了《鞍钢宪法》这样的管理思想，毛主席当时看到《鞍钢宪法》时就批示说，苏联的《马钢宪法》这种一长负责制过于死板，所以他鼓励《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职工、技术员三者相结合。这是一个非常强调基层主观能动性和民主的管理制度，而在历史材料中也确实可以看到，当时的企业管理呈现出一种民主的、开放的、百花齐放的态势，职工、技术人员都能很好地表达自身思想，一起去改革那些不合理的管理制度。《鞍钢宪法》很好地解决了《马钢宪法》中一长制的问题，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坚持了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五六十年代经济建设初期，具有高水平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十分稀缺，因此厂长必然会集权，而党的领导则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平衡作用，使得各种岗位、各种决策的民主能够发挥出来。

比尔在设计Cybersyn系统时，应该没有接触过中国的《鞍钢宪法》，但他对于领导和基层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却与《鞍钢宪法》不谋而合，这其中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智利的社会主义从未幻想过能够采用苏联般的绝对控制、完全计划的模式，这也跟南美人热情奔放的性格有关。智利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要求尊重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因此，管理复杂系统时应如何找到中心化、去中心化在中央决策与基层自主决策之间的平衡点。中国的一些企业（如海尔）在改革过程中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80年代左右，福特制的管理理念缺陷越发凸显，直到2000年之后，美国的管理学界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理论。如驱动力、管理3.0等，都旨在解决如何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早在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智利)中，便有过一些探索，我们应该重新学习。

第二是基于数据的决策到底能在国家和社会中起多大作用。去年大家使用的健康码实际上就是一个基于信息数据的自动化决策，在某种意义上和Cybersyn一脉相承，只不过它的决策机制不是人，而是更强的计算能力，信息来源也更多。所以我们今天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计划经济是否可行？

在1920至19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争论中，对于计划经济，以米塞斯和卡普兰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重点批判了国家尺度下经济计划的不可行性。若将经济计划这个概念扩大至社会计划，例如在疫情防控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采用米塞斯的观点，那么这个社会问题就更加不可行。但它其实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国家层面上，多大的计算能力才能使经济计划，甚至社会计划变成合理可行的？

当前算力的极大提升使我们完全有底气去提这个问题，而历史上，这个问题并不曾被讨论过，其原因不是技术，而是政治。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全世界对集中式的经济计划丧失兴趣，也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已经终结”，不需要去探索另外一条路径。反过头来看Cybersyn项目，它也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失败，而是一个政治性的失败。尼克松明确要求基辛格颠覆阿连德政权，在皮诺切特上台后，雇佣了“芝加哥男孩”来指导智利的经济实践，因为卓有成效，随后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休克疗法也已成为了一整套国际资本瘫痪、掠夺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成熟手段。而在此之前，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政治经济学观念从未在任何一个成规模的经济体上应用过，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如果阿连德政权没有被颠覆，如果当时有更强的算力，这个世界将会怎样？这套系统又将会怎样？也许Internet就不是当前的唯一选择，也许80年代就拥有足够算力完成国家层面的经济计划。

现在，中国也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有一张图叫“摸着鹰酱过河”，是一只兔子在河里面摸着白头鹰的屁股过河。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有很多事情都在“摸着鹰酱过河”，但是现在很多方面鹰酱自己也处理不好，或者说已经落后，那么兔子需要自己去探寻方向。比如下一步信息技术该如何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几样技术该如何被应用，发展技术时应如何看待“数据隐私”这个问题……众所周知，如果不告诉别人任何关于“我”的信息，那么“我”也就无法享受生活的便利，但是毫无疑问，告诉别人太多信息又会给“我”带来威胁，所以如何寻求一种和谐的方式，使得社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人人都能满意。这个问题鹰酱并没有找到最优解。真相是民众一方面没有享受到便利，另一方面，大家又非常强调隐私。但根据2013年斯诺登曝光的材料来看，美国一直在对电话、短信、上网记录等进行大规模监控，隐私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在数字化的深水区，我们路在何方？我认为，决定性因素是政府、执政党持怎样的立场来发展技术，一个旨在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和一个服务于大资本家的政府，他们想要发展的技术一定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也是个关键性因素，它将决定中国下一代的技术发展走向。从这个意义上回望Cybersyn，我们看到了一面镜子，提醒我们在发展技术时不能只看到技术本身，一定要回到社会的出发点，搞清楚执政党到底希望社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此基础上，才能看到技术发展的方向。

1、鞍钢宪法和福特制的管理思路的对比？

我们对《鞍钢宪法》的发掘是不够的。有同学也提到“日本的丰田模式，其实质是把一些类似于鞍钢宪法的东西引入到福特制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因素，即回归到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它会引出一个问题：金字塔式的一长制的结构是不可靠的，这种结构会推导出一元论的企业价值观，使得企业失去活力。所以，丰田当时引入的东西可以称为“匠人精神”或“完美主义”，也重视了工作者对工作本身的专业性，这是在一长制之外增加的新维度，十分值得注意。总体来说，我们对鞍钢宪法的发掘远远不够，而且有很多讨论过于政治化，过于强调当时的政治背景，实际上即使回到企业管理本身，也应该展开很多讨论。

2、计划经济浪费资源？

现在的互联网平台使计划变得高效。计划的形式可能是是工厂的领导告诉工人明天应该完成什么工作，也可能是APP上的自动提示。比如它提示我“今天想吃新疆炒面”，这也是计划，还是个非常精确的计划。APP每天推送给“我”想吃的食物，“我”无需再做思考，所以“我”就是一个被计划的人。这就极大地提高了效率，而且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来说，计划不仅具有可行性，还被大面积使用。

3、20世纪上半叶或是更早时期创作的科幻作品，更多地在表达一种对未来的良性期待。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例如涉及到赛博朋克或是AI的题材，我们则对技术表现出一种恐惧，感觉很像这个时期西方对共产主义的一种恐惧。您也提到，美国在IT方面的便利性已经不如中国，一方面原因可能是他们发展的浪潮已经过去，另一方面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对新技术的恐惧或者阻挠。您的讲座主要通过智利的例子分析了过去，并结合鞍钢宪法，谈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那您对于未来怎么看，您觉得未来的经济能结合技术，实现良性的发展吗？

这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管理性的问题，技术会走向何处，会把人类的未来引向何方，实际上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不管你喜欢哪个国家的政治，我们首先要承认，人类命运已经是一个共同体了。有人向海里倒污水，那么整个太平洋都会受到辐射。今天的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人类的命运就是这么休戚相关。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我觉得下一个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即什么是一个政治体，一个政治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让所有人能上学、消除绝对贫困、当流行病发生的时候，毫无遗漏地把所有病人管理起来，是这些呢？还是让最有钱的那些人赚更多的钱，没钱的人即使死亡50万也没关系？所以不同的目的会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我对未来是乐观的，至少从2020-2021年的状态来看，没有什么理由对这个世界的至少其中一部分不乐观，另一部分我可能不太乐观，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希望的。

4、今天为止，我们的数据信息算力对于实现一个相对完善可行的控制系统，以调节经济社会来说，仍是主要的制约要素吗？

我认为不是，我们当前的技术能力已经超过了那个阈值，已经有能力去调节和管理整个社会，并且我认为这不是猜想。前段时间有一个叫《The Great Hack》的纪录片，讲的是前几年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用Facebook的数据来操纵选举的问题，为什么操纵选举很重要？原因是选举除具有实质意义外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代表了自由人最根本的自我意志。自由人用自我意志决定选择川普还是希拉里，但是剑桥分析当时所做的是从根本上去掉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据。你在Facebook上看到的信息是剑桥分析计算后的针对性推送，如果你恰好是一个摇摆州的摇摆选民，你就会看到更多支持川普的信息，然后就会被诱导去投川普，实际上最后结果就是这么发生的，脱欧也是同样的形式。在纪录片中，剑桥分析成功推动了脱欧事件，推动了川普选举。所以，今天的算力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管理社会了，问题是我们想利用技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5、当前条件下，工人，特别是基层工人如何参与到控制系统的设计、运作和决策中？

现在中国的基层劳动者，处境相当艰难，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原因复杂。理想条件下，基层劳动者应该利用好《劳动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就客观条件而言，困难重重。

6、经过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自由经济上已经探索了很多，回头看计划（经济）的那条道路，也许并不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不好，只是在技术上不可行。因此，在谈论计划时是否可以再加入一项技术因素？

我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使命。一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邓小平走了弯路，甚至于开倒车。我不赞同这种观念。我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责任”，在那个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发展生产力，但是在取舍过程中舍弃的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十分可惜，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个理想的、直达终点的路径。计划应该是一个高效社会所必须的东西。古典经济学一直讲“看不见的手”，然而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靠“看不见的手”，而是罗斯福时期和二战后的大规模投资，而不是依赖消费或者小规模的企业拉动。“看不见的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它被广泛应用只是因为这个经济理论实用性强。美国的经济发展所以计划是一个良性运转的健康社会所必须的，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做“好的计划”。做“好的计划”。一是这个计划要有效，使得经济真正有效地发展；二是这个计划应该鼓励多样性，而非泯灭人性的全面发展。

7、怎么看待控制社会和个人选择权之间的潜在冲突？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西方文化强调每个人是一个个体，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强调个人，它强调每一个人是社会网络上的一个节点，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个人，如果没有了社会关系，也就没有了个人。所以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个新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社会的网络关系定义了“我”这个主体，所以“我”的选择就是社会关系的选择，故而不存在这个潜在冲突。这和对隐私的不同看法是有关系的。我认为，一是不应该过度简化地，以西方的隐私理念来看待我们的隐私。二是不应该过度实用主义，即私人数据被暴露到什么程度以上就会感到不安。这背后还有一个哲学的问题，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劝君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孟子》中也有一句话叫“君子慎独”。“慎独”的意思就是说，个人独处时的行为举止也应该和在社会中一样，不能因为独自一人，行为就发生改变，那么“慎独”这个不存在的观察者是谁呢？就是那个“神明”，放在现在的社会中，就是“劝君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摄像头”。所以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接受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我又不做坏事，那么有摄像头盯着我，我感到安全，挺好的啊，这个确实是一种比较普遍接受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我们回到这个控制社会与个人选择权的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忽视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存在，而应放到实际语境中重新审视。

文字整理：尹平之

校对：眠居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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