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需要怎样的北约：有关跨大西洋联盟未来的四个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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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需要怎样的北约：

有关跨大西洋联盟未来的四个构想

作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

译者：陈凯

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跨大西洋联盟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受到广泛关注。我已年近7旬，然北约所存在的时间更为久远。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统治大不列颠之前，北约就已存在。成立北约的初衷——““挡住俄国人、压住德国人、留住美国人””和现在已然是大相径庭（尽管俄乌战争是个例外）。不过，北约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作用仍备受推崇。如果你是一位胸怀抱负、希望在美德法英等国享誉盛名的政策专家，掌握推崇北约持久性作用的“流量密码”将是你职业生涯的明智之举。

自北约成立、“跨大西洋共同体”理念逐步成型以来，在思考世界变化之时，有关北约的持久性问题格外引人关注。华约已成往事，苏联业已倒塌。在大中东地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已长达20余年之久，代价惨重且毫无成就。中国，这个一度饱受贫困、在国际舞台鲜有影响的国度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国。中国期待在未来的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欧洲也不例外，它也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持续的人口结构变化、轮番上演的经济危机 、南斯拉夫内战以及在2022年发生、看起来无休止的俄乌战争。

诚然，“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纵观历史，北约不断扩员：1952年，希腊和土耳其成为北约盟国；1982年，西班牙加入北约，随后，前苏联加盟国纷至沓来；近期，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冷战终结后，欧洲国家大幅削减国防开支，北约内部的负担分配发生变动。在理念方面，北约同样经历了多重转变，其中，一些转变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未来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如何走向加以讨论。北约应如何定义它的使命以及成员如何分配责任？同共同基金一样，往昔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获取优越成绩。这也是为何，精明的投资组合经理往往在情况发生变化之时，调整基金资产，从而获得最优回报。鉴于过去的变化、现在的状况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形，下面，我提出四种有关北约如何在未来运行的模式。

模式1：一切照常

出于对官僚主义的僵化和政治谨慎的考量，显然，最可能倾向采取的手段是尽可能遵从现有安排，尽量不做出变动。这一模式意味着北约仍将专注欧洲安全（正如“北大西洋”所指的含义一样）。美国仍将扮演欧洲“第一响应者”以及无可置疑的北约领导者角色：俄乌战争中的美国正是如此。在责任分担方面，仍将呈现不对称的趋势：在军事实力上，美国一如以往地强于欧洲。美国的核保护伞将继续为北约其他成员国提供保护。鉴于过去在阿富汗、利比亚以及巴尔干半岛令人失望的表现，为专注于欧洲自身，北约将进一步弱化“欧洲以外”任务的重要程度。

平心而论，这种模式的优点显而易见。这一模式为人熟知，且能够发挥北约作为欧洲“美国调解员”的作用。只要美国在欧洲继续充当“吹哨的裁判”以化解矛盾，欧洲国家就不会担心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并不希望削弱“福利国家”的欧洲各国政府乐见于美国承担更多不对称的联盟义务，同俄罗斯毗邻的周边国家更加渴望获得美国的安全保证。通常，进行决策容易导致联盟成员陷入扯皮之中。如果联盟中的领导者拥有其他成员无法与之匹配的实力，联盟决策将变得异常高效。因此，当一些人试图改变这一模式时，大西洋联盟的“死忠粉”将拉响警报。

不过，“一切照常”的模式同样存在一些严重缺点。最明显的莫过于机会成本：让美国成为欧洲的第一个响应者意味着美国无法向亚洲投入足够的时间、关注力度和资源。在亚洲，均势遭受的威胁远比欧洲更为严重，这里的外交环境也更为复杂。承担更多欧洲义务或许意味着欧洲发生冲突的潜在原因将受到抑制。但美国并未能阻止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的发生。美国主导将乌克兰纳入西方安全势力的行动最终引发了俄乌战争。尽管，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入场”俄乌战争，但它们却“深受其害”。近来，乌克兰在战场上高歌猛进。我希望他们能够延续胜利。但是，于所有人而言，皆大欢喜的局面莫过于这场战争从未发生。

此外，一切照常的模式鼓励欧洲建立一个依靠自己的保护体系，这样将导致欧洲上下充斥着普遍的自满情绪，其对外政策行为将罔顾现实主义。如果相信，在麻烦开始之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够站在你的这一边，那么我们很容易忽视极度依赖国外能源供应和忍受“威权主义”蔓延的风险。尽管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一模式有可能将美国拖入边缘冲突之中。诚然，这些冲突对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很难产生致命影响。至少，我们不再对一切照常的模式不假思索地支持。

模式2：民主国际

对于跨大西洋安全合作而言，民主国际这一模式强调北约（绝大多数）成员共有的民主特质以及“民主和威权之间泾渭分明”。拜登政府不断强调共有民主价值观并公开表示，全球层面，民主的表现仍优于威权。这种表达背后就是有关民主国际的愿景。北约前秘书长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创立的“民主基金联盟”反应了类似理念。“一切照常”的模式主要专注于欧洲安全，而民主国际模式下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更加强调全球议程。

该模式认为，当代世界政治是“民主与威权”的意识形态之争，必须要在全球层面展开这种竞争。如果美国“重返亚洲”，欧洲盟友也应紧随其后，但后者是为了捍卫和促进民主体系这一远大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最新出台的“印太战略”呼吁强化同亚洲地区民主力量的合作。近期，德国国防部长宣布，2024年，德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其定义简洁明了——民主好、独裁恶。但其缺陷远远超过优点。对于该模式的参与者而言，这种模式的框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欧美同沙特、海湾国家以及越南等国关系的复杂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因其泛滥的伪善而招致批评。第二，把全世界分化成“友善的民主政体”与“怀有敌意的威权政体”将导致后者更为紧密团结，前者无法对后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

我们应当庆幸，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亨利·基辛格并没有采取这种模式。在同新中国恢复双边关系的同时，美国给苏联制造了十分棘手的麻烦。

最后，将民主价值观置于该模式的首位与核心位置，很可能导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成为一个“种植民主”的十字军式组织。这个抽象的目标十分诱人，但在过去的30年间，没有一个北约成员国清楚如何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输出民主十分困难，尤其是当局外人试图以武力强迫它国时，失败是家常便饭。鉴于一些北约成员国的民主处于危险的境况，将民主国际作为联盟存在的首要理由实属不切实际。

模式3：走向全球同中国竞争

模式3同模式2十分接近，不过，后者强调围绕民主和其他自由价值观构建大西洋关系，前者则是寻求欧洲加入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阵营之中。为实现这一目的，该模式寻求联合美国在欧洲的多边伙伴关系和亚洲的辐轴体系，同时，发挥欧洲国家的潜力，针对性地对付美国多年以来唯一能与之抗衡的竞争者。

乍看之下，模式3给人眼前一亮。有人认为，美英澳组成的“奥库斯”就是这一模式的前期成果。最近，兰德公司的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Mazarr）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欧洲不再简单地将中国视作一个广阔的市场和有价值的投资伙伴。欧洲正在以“软制衡”的方式反对中国。仅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它当希望能够利用欧洲的经济和军事潜能来抗衡自己的首要挑战者。

不过，这一模式存在两个十分明显的缺陷。首先，国家间制衡并非只是反对强权，威胁也是制衡对象。在这些评估之中，地理因素起到关键作用。或许，中国不断强大，但中国陆军不会横跨亚洲，向欧洲发起进攻；中国海军也不会在全球航行，封锁欧洲港口。目前，俄罗斯的实力远不及中国，但前者在地理上更靠近欧洲。近来，俄罗斯的举动让欧洲心惊胆战，即使前者颓势渐显。人们应该期待欧洲采取软制衡中最为软性的手段，而非以强硬姿态应对中国。

无论以何种方式，北约中的欧洲成员国尚未拥有军事力量影响印太地区的均势局面。在不久的未来，它们也很难获得足以改变这一地区均势的力量。俄乌战争或将刺激欧洲国家认真考虑重建军备。最终，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将增强其陆空力量以及情报监听能力，用以防御和威慑俄罗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合乎情理。但它们的军队与有关中国的任何冲突都毫无瓜葛。德国将护卫舰派往印太地区或许是释放其在该地区安全环境方面拥有利益的信号，但这并非意味着德国将改变该地区的均势局面或者对中国的战略产生较大的影响。

欧洲能够以其他的方式制衡中国，如训练外军、出售武器、参与地区安全论坛等。美国也欢迎欧洲国家参与其中。但没有人指望欧洲在印太地区采取更多硬制衡的手段。采纳这种模式的作用仅仅是在于抚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欧洲的失望和愤懑。

模式4：新型分工

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是正确的。正如我之前（绝大多数文章发表于《外交政策》）所论述的那样，对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而言，新型分工的前景最为明朗。在这种模式之下，欧洲为自己的安全承担主要责任，美国将更多专注于亚太地区。美国仍是北约的正式成员，但它不应该是欧洲的第一响应者，而应是其盟友最后的“护身符”。今后，只有当欧洲地区的均势遭受严重破坏之时，美国才会计划返回欧洲大陆。

这一模式无法在一夜之间实施。本着合作协商的精神，美国应帮助欧洲伙伴设计和获取他们所需的军事能力。然而，许多欧洲国家将不遗余力地说服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因此，美国政府必须要说明清楚，这是北约能够继续运营下去的唯一模式。除非北约中的欧洲成员相信，未来它们必须依靠自己，否则，在采取必要手段的时候，它们仍将犹豫不决。很难保证，这些国家会履行所做出的承诺。

在任职美国总统期间，唐纳德·特朗普常因其大肆咆哮和夸夸其谈而毫无意义地惹怒欧洲盟友。反观其继任者，处于理想位置的乔·拜登正在开始为这一模式的运行而做铺垫。“尽职尽责的大西洋主义者”这一标签为拜登赢得盛赞。因此，推动新型分工模式的运行并未招致憎恨和不快。拜登和团队处于独一无二的优势位置，他们可以告诉我们的欧洲伙伴，采取这种运行模式将符合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有必要说明一点，事实上，我并不是很希望拜登和他的“公司”采取这种措施——我曾在它处解释过这一点——但他们应该如此行事。

文章来源：

Stephen M. Walt，Which NATO Do We Need,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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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