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选题的仲裁者，TA用老练的眼光，在众说纷纭的事件中判断最值得记录的点滴；作为新闻的创意人，TA用精准的视角，将纷繁复杂的信息编组成精彩客观的报道。
如何判断选题？如何构建报道？帮助新记者成稿的秘诀是什么？稿件的优劣该如何判断……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试着与深耕一线的编辑们展开对话，了解、记录他们的经验与技巧。
宋建华认为，“思考的深度”是评判深度报道的重要标准。问题在于，是什么支撑起思考的深度？
选题的科学流程、信源的规范使用、扎实丰富的采访……宋建华的回答似乎和新闻课堂上老师反复强调的别无二致。
从业多年，一个新闻“老生”仍在谈论它们。这一点也不稀奇。在他看来，优秀深度报道的诞生很少仰赖记者的天才与文采，却与媒体的规范操作密不可分，他用经历和感悟作证。
这世上没有建在空中的楼阁，我们所做“多一分”，思考才能“深一度”。
以下是与《北青深一度》主编宋建华的对话：
Q：北青深一度选题的流程是怎样？编辑对于选题价值存在意见分歧时，一般如何处理？
A：首先是报选题。填选题单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选题的基本事实。第二，选题大概的采写方向和角度。有的选题可能需要在采写过程中确定角度，但不妨碍我们提前思考这个问题。第三，采访的可实现性。你怎么去获得这个受访者的联系方式，你怎么说服对方接受采访？一篇深度报道通常需要10个以上的这种信源，其他的信源构成是怎么样的，我还需要采访哪些部门、哪些人等。
然后是选题会，主持人会带领大家去讨论和判断。显然不能构成选题的，就直接淘汰掉。如果说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我们就会先讨论，看看大家各自的看法是什么，在综合大家意见的基础上，主持人最终来敲定这个选题做还是不做。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经过了讨论，依据能够了解到的事实，依然打问号，不能最终确定。这样的话我们会先进行预先的采访，了解更多材料，在预采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判断。有些选题，编辑层面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结论，多数情况下还是基本准确的。
例如，前段时间，以上海为代表，各地透露消息：建筑业要清退超龄农民工。我们有实习生说这选题特别好，这样一项规定出来之后，让超过60岁的建筑工人怎么找工作，简直就让他们没有生路了。当时我就否掉了这个选题，因为我觉得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
首先上海这个规定，它并没有一刀切，而是细分了岗位。建筑工地上有些二线的岗位，比如保安、仓库管理员，也是允许超过60岁的人就业的。其次，我也看到上海出台这个规定是基于一个调查，显示在过去若干年，上海发生在建筑工地上的死亡事件，其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60岁以上的从业人员身上。换句话说，政府部门出台这样的规定，其实是一种进步，是细分劳动力市场的科学政府指引。后面《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报道也证明了我的看法。
我们在选题的探讨上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我们的处理就像我刚才说的，依据一个固定的流程去做。
Q：您曾说，北青深一度的选题追求“一冷一热”，“冷”是指常态的存在下，反映出社会的新的问题矛盾。您是如何发现和判断这类“冷”选题的？
A：从发现的途径来说，接触到的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可以成为你的选题。看到的一条消息、和朋友的聊天、在街头的观察……这背后能够总结出一个比较一致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新闻人，你要始终保持对新闻的敏感，把捕捉新闻选题的雷达打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这样的新闻敏感，背后其实是一种思维定势。你观察到一个新的事实，一个新的现象，然后顺理成章地去思考，它的表象之下是否隐藏着还没有被更多人发现的社会变化或者社会问题？经过大量的训练，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思维定势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新闻敏感就有了，能够保持得住。
前段时间我们写了一篇叫做《放化疗前，她们决定先冻卵巢》的文章，选题的来源是我们总编参加了一个会议，开完会之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你不妨去看一看？它是说现在已经有条件把卵巢从人体中取出冷冻，当这个女性的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再重新植入体内。这项技术开发时间并不长，主要是应用于女性放化疗时，防止生育能力因治疗而遭到破坏。
我马上就判断这是一个好选题。通过报道这件事，其实可以反映出社会中女性意识的普遍觉醒。通过生育权——这个女性意识的子话题，我们可以透视出高科技的现代社会，女性自我意识的的某种变化。
我想说的是，选题可以来源于方方面面的信息，就像这个选题的来源只是一个日常的电话，而关键是你要保持一种新闻敏感——在事物的表象下，判断出这个社会是不是存在着与此相联系的动态、问题和矛盾。如果存在的话，大概率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操作的选题。
Q：对各种法治案件的关注是北青深一度的特点之一，您如何理解与判断个案报道的新闻价值？
A：以《警务值班室内的重伤案：护母冲动下的正当防卫之辩 | 深度报道》为例，报道透露出来的是公检法在执法过程当中暴露的问题，它的新闻价值在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做批评性报道时，我们之所以特别注重公权力，是因为公权力所存在的缺陷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现在伤害的是当事人，未来伤害的可能就是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
又比如劳荣枝案。其实它就是一个恶性的案件，公检法办案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反映出公权力存在什么缺陷，而且不仅是我们、全国媒体都在报道。所以就有记者或者实习生有疑问，我们这样的报道价值是什么？难道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恶性案件，它能够吸引眼球？当然不是，我们期望报道这样的恶性案件，能够让每一个读者感受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每一个触犯法律的人，最终都会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我们在报道恶性案件时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报道的意义就有了。
Q：北青深一度善用团队化的选题操作方式，能否简要介绍这一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您作为后方编辑如何指导帮助前方记者？
A：大约六七年前，那时候做深度报道的节奏还是我把记者派出去，记者只要在一周之内发回自己的报道，时效上我就一点不担心。但是现在肯定不行了，新媒体环境下资讯更新的节奏非常快，如果一周才发回报道，别的媒体可能已经有海量的报道了，或是这个热点已经转移了。
传统的深度报道操作模式，记者的采访是线性的。他可能先到现场，然后再找遇难者家属，再去医院、殡仪馆，最后去采访有关部门等等，这样下来时间应该是在一周以上。现在我们团队化的操作方式是先成立一个小组，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个。一方面对目击者、现场援救人员、医院等各方展开电话采访，另一方面派出一路前方记者，他不必面面俱到，只需要负责对这个突发事件的最关键部分展开采访。这个团队的领导人，我们通常叫主笔，由这个人最终汇集团队所采访到的信息，形成报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把报道的时效提高到36到48小时左右。
这四五年里，操作也不断规范化，分工从粗线条到细线条，如今已经是我们编辑部一个成熟的模板和流程。早期的主笔是我，现在我们的几位编辑、主力采访的记者，都可以在这个模式下进行操作。实际上，团队化也是近年来机构媒体的趋势。
在具体操作上，如果我们后方有联系方式的话，就会第一时间提供给前方记者。如果编辑对某位采访对象有了解的话，就会提示记者用怎样的方法去采访。比如像李文亮这样对媒体很熟悉的有表达诉求的采访对象，我们就可以提示记者把问题问得直接一点。
但我要说的是，有些采访对象是我们了解的，有些是记者了解的，这中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谁指导谁的关系。虽然现在的编辑部仍然是编辑中心制，编辑来决定报道刊发与否，但编辑和记者只是新闻生产的两个环节，彼此配合，而并非上级和下级、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大家都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各自在发挥作用。
Q：假如实习生去做一个人物采访，您可能会提前叮嘱些什么？
A：会先和他们一块讨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人物。我们的稿件基点放在哪？这个人的心灵价值在哪？这个问题不探讨清楚，记者的采访就是盲目的、没有指向的。
我们做人物报道是有强制性要求的。一是必须要面采，而且要两次以上，每次至少两小时；这是最基本的，必须要达到的。二是有很多人物采访，我们是建议记者进行跟随式采访，从早到晚和采访对象待在一起，时间应该是三四天到一个星期；第三，周边的采访必须要5个人以上，包括这个人的同学朋友、父母爱人，甚至是死对头。因为单方面的叙述风险很大，采访对象完全可能在你面前表演。同时，这也有利于把人物写得更立体；第四，我们会提示记者采访中不仅要用嘴，还要用眼睛。人物报道中用眼睛去观察的部分应该不少于50%。最后，我们会嘱咐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特别好的故事和特别动人的细节，如果一篇人物稿没有两三个很好的细节，整体就会比较平淡，在人物的呈现上也是一种缺憾。细节很多时候是靠记者的眼力去观察、发现的。
像面采时长和周边采访的数量，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并不是说达到这个要求就是一篇好的人物报道，但是你如果连这个标准都完成不了的话，这个稿子可以连看都不看，我就认为你不可能做出一篇很好的稿子。
Q：深度报道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视和质疑，您会如何处理稿件中可能产生争议的细节？
A：这也是我们最近反思的一个问题。以往，有公信力的媒体，为了追求文本的可读性，有时是直接隐去信源的。因为虽然没有透露信源，但其实记者和编辑都已经证实过了，它的编辑部对叙述的事实负责。但现在，这样的作法确实受到一些读者的质疑。我们最新的做法是，宁肯丧失文本一定的可读性，也要在关键的事实细节上呈现出信源，这是我们应对的一个办法。
Q：从编辑的角度，怎样才算一个好的文本？
A：很多没有进入到职业领域的同学经常有一个误解，认为好的文本就是文字好，用了某个漂亮的句式、某些漂亮的词汇。但我觉得好的文本一定是源于海量的采访，而不是对文字的雕琢。
新闻本身最打动人的就是事实，而这些事实就来源于你的采访。我们特别推崇的，所谓“密恐式”的写作文本，就是一句话里经常有两三个、三四个新闻点。可能就为了一句话的呈现，记者就花10分钟、20分钟去采访。
比如举个例子，“丁满在腿上添了两个新的文身，“12C”、“174”，这是他在看守所的监仓号和编号。”这是我们几年前一篇报道《被控寻衅滋事的肇庆涂鸦少年》里的一句话。一句话中，腿上、新文身、12C、174、监仓号、编号，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背后需要记者大量和细致的采访。
设想，如果这句话简化为“刚刚从看守所出来的丁满，身上多了两个新文身”，可以吗？似乎也没有硬伤，但却忽略了12C、174、监仓号、编号这些给丁满留下深深烙印的丰富的事实细节。密恐式的写法，特别强调用大量的事实去堆砌出你要表达的东西。
好的文本，每一句话都不是白写的，都需要基于对事实的确认。从这些事实去反推采访，记者一定是跟采访对象在反反复复确认这些细节。
Q：您曾说新闻的柔软的力量能带给读者更加长久的震撼，能否举例说明如何展现这种“柔软的力量”？
A：新闻有刀锋，那些震撼人心的事实，如战争、灾难、犯罪；也有另一种柔软的、静态的、直抵人心的力量。
2020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会被地域歧视。后来国际疫情暴发，中国人也被歧视。再往前，我经历过的2003年非典疫情，当时北京人也受到歧视。不难发现，当一场大的疫情发生，歧视就在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并且造成了人群与人群的割裂。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无从判断这种现象究竟变好了还是更糟。
2020年2月初，我们做了一篇口述叫《鄂A牌车30小时归乡记》，写的是武汉的三个家庭组团到东北旅游，赶上了疫情暴发，他们不得不回到武汉。辗转回家的路上，他们遭受了酒店退房、汽修工人拒绝服务、服务区工作人员半夜劝离、加油站隔着玻璃付款等不公待遇。他们中有三个小孩，都是学龄前的儿童，过程中有个细节，孩子问父母：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武汉人？
这就是我们想要更多呈现的所谓“柔软的力量”。为什么不能说我们是武汉人？这个童真的质问，出自一个懵懂的小朋友之口，问的不仅是父母，也是我们的社会。让我们去反思这样的歧视是否应该存在？疫情下的社会又增添了哪些伤害？那篇报道的核心就一句话，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武汉人。
我觉得，像这样的小细节，如果能够在我们的报道中更多的体现，是能让报道真正打动人心的。有个成语叫“成风化人”，新闻报道同样讲究这种艺术，用事实去感染、影响、教育人。“我们反对歧视”的口号喊得再多，也不会有人发自内心的认同，那么这篇报道的社会意义也就不会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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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胡世鑫 杜锐峰 姚语暄
编辑 | 冯平 张馨尹
值班编辑 | 王熙媛
统筹总监 | 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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