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报社年终策划“我在2020”中的一篇，首发于2021年2月11日《南方周末》，略有修改。
记者做久了，难免要考虑一下这份工作的意义。
17年前，当我成为一个深度报道记者时，某种程度上是受南方都市报孙志刚案报道的感召——通过一篇报道申张正义，进而推动国家制度改变、实现社会进步，所谓新闻理想，再没有比这更为具体而贴切的了。
可惜，一晃从业20年（含非深度报道记者经历），这一理想不仅从未实现，感觉还越来越远了。
于我而言，17年的深度报道记者生涯，有两种感觉最为刻骨铭心：一种是成就感，一种是无力感，两种感觉相互交织，前者少，后者多。
去年我收获的一大成就感，是北大女生包丽自杀事件的报道有了回响，包丽男友牟某某因为涉嫌犯罪被逮捕，目前正面临起诉，希望他能受到公正审判。此外，围绕此事的公共讨论，也让更多人——特别是女性——意识到亲密关系中精神控制的危害。同事汪小叨说，她曾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一位大眼晴女生，说我那篇报道深深地影响了她，她说这话时非常激动，甚至有些颤抖。
但这种成就感稍纵即逝。
去年带给我无力感的，主要是上海世外小学杀童案主角黄一川的报道。黄一川杀人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其做了精神鉴定，证实他患有精粹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期，同时评定他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一般而言，在司法实践中，但凡认定“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通常都判不了死刑立即执行，但黄一川案还是这样判了，我在那篇报道中，对此委婉提出了质疑。
那篇报道发出时，黄一川二审已经维持了一审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案件进入最高法死刑复核阶段。一般而言，刑事案件到了这个时候，是很难有什么变数的。但我仍奢望，因为我这篇报道，黄一川的死刑不会被核准，从而保住他的命。哪怕是保不住他的命，也希望能掀起一场关于精神病人肇祸现象的全民大讨论，就像我在14年前写邱兴华案时那样。
2006年，我因为报道陕西邱兴华杀人案，走入司法精神鉴定这个全新领域。当时，因为我写的相关报道，有精神病学专家与犯罪心理学家就此案产生极大分歧，前者几乎都认为邱兴华是个精神病人，理应做通过精神鉴定程序得到豁免，后者则认为邱兴华是个心思缜密的犯罪份子，不可能是精神病人，没有做精神鉴定的必要。随着报道和相关讨论的深入，舆情也在发生变化，到了后期，据新浪网发起的一项调查，支持对邱兴华做精神鉴定的网民竟然占到了多数。
但最终，邱兴华还是未经鉴定就被执行了死刑，我为此深感沮丧，时任报社编辑郭光东曾为邱兴华案写下多篇评论，呼吁为其做精神鉴定，此案尘埃落定后，他安慰我说：这个事情，表面上看我们输了，实际上我们赢了。
到了去年年底，黄一川案的死刑判决被最高院核准，消息传出，网民对此一边倒地叫好，我所期待的大讨论，并没有发生。
其实不仅仅是黄一川案，近年来，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精神辩护在司法实践中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这背后的诸多原因中，有一条我认为至关重要：大众传媒体对精神病和精神病人肇祸现象的报道数量不足、专业性不够，导致公众对精神病人肇祸现象普遍缺乏正确认知。
继邱兴华案之后，我又陆续报道了多起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肇祸案例，结果大同小异：司法机关耽于“民意”，有的不做鉴定就判死刑，有的鉴定为“完全责任能力”，还是判了死刑。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10年前的广东潮州刘宝和杀人案。
2010年，编辑傅剑锋找到我，说潮州中院顶着压力判了一起精神病人杀人案，肇祸者依法被判无罪，广东省高院希望本报能予以报道。
当时，我因为屡屡做精神病人肇祸的报道，且倾向于保护精神病人权利，已经不知不觉被插上了标签，有同事认为我的观念过于超前，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在这个国家，正常人的权利还保护不来呢，哪还顾得上精神病人？我虽然嘴上不服，内心其实已经气馁：我写的那些精神病人的报道，一篇篇如石沉大海，对现实似乎起不到半点作用。
我和傅剑锋去了广东高院，见到了宣传处张处长，才发现原来张处长看过我写的那些报道，而且赞同我的观点，正因为如此，他们发现潮州中院这个判例后，认为很有意义，于是主动联系报社报道。
这番话让我意识到，我写的那些报道还是有作用的，只是有些作用自己并不知道。同时，我也明白，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任何进步，都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媒体在其中的作用，既不可高估，也不可代替。
次日，我在张处长陪同下去潮州采访，同行的还有广东电视台和人民法院报的同行。
第一天很顺利，潮州中院的院领导和法官都接受了采访，还让我们看了全部案卷材料。
结果第二天风云突变。原来，该案是到了法院审理阶段才提起精神鉴定的，“功劳”主要在法院，但法院领导认为，媒体做报道得取得检察院和公安局的支持才行，万万不可只宣传法院，否则可能对以后工作不利。
但是，当法院就报道事项与公检两家沟通时，却遭到两家的一致反对。
对于反对的缘由，我后来也慢慢明白：根据司法程序，公检法三家都有责任对疑似精神病人提起精神鉴定，在刘宝和案中，公检两家都没有提起精神鉴定，到了法院才提起，宣传此案，等于在表扬法院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是打公检两家的脸。
张处长汇报后，高院领导权衡再三，决定放弃报道。那天晚上，张处长召集各路记者唱歌，在大家唱得正嗨时，宣布了这一噩耗。
返回广州后，我向已经升任新闻部主任的郭光东说了此事，并建议继续做报道，郭光东同意后，我杀了一个回马枪，返回潮州悄悄完成了采访。
稿子写完后，郭光东问我，要不要给高院送审？我说不要了，送过去后让人家怎么办呢？
稿子最终发出来了，题目叫《“疯汉”杀人的艰难免刑》（详见左下角“阅读原文”），我注意到“编者按”里写了这么一句：潮州法院有关人士强调，能作出这一坚守法律理性的判决，是公检法三家共同促成的结果。
稿子见报后，广东电视台的同行看到，发了条消息给我，说你这条正面稿让高院不好消受啊。这是一位很敬业的同行，当时采访时，因为供职于不同媒体，实际上存在竞争关系，大家都在暗中较劲，以至于后来得知报道计划取消后，大家都悄悄松了口气。
我忘了当时怎么回复的了，要是现在，我可能回四个字：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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