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文献来源：Double Contradiction of Schooling: Class Reproduction and Working-Class Agency at Vocational Schools in China
编者按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官方的说法是，职业教育会给年轻人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同时由于政府也一直在补贴职校的学费，很多没办法考大学或者考不上大学的人对“后义务教育”的需要也越来越多。
2012年，全国高职学生达到了2113万，其中超过600万的年轻人毕业后在工厂工作。在国家的支持下，职业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工人阶级劳动者，成为中国阶级再生产的重要场所。
这篇文章基于威利斯《学做工》一书对工人阶级学生能动性（agency）与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的讨论。作者对成都两所职校展开了田野调查，指出了当今中国职校教育的“双重矛盾”：一重是“家庭”与“职校教育”的矛盾，即家庭渴望学生脱离父母辈的体力劳动，实现阶层上流，然而学校却很难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持，学生认为在学校学不到东西；第二重是“职校教育”与“实习培训”的矛盾，即学校要求的实习中，企业更多的将学生视为廉价劳动力，学生无法有效地对接他们所期待的工作，只能自谋出路。在这双重矛盾中，工人阶级学生在共同的境遇下开始形成了阶级认同，并逐渐发展出一定的阶级能动性。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于1977年出版了经典民族志《学做工》。他在这本书里考察了教育对再生产阶级不平等的作用。他关注了米德兰兹学校工人阶级小伙子们的“阶层上升”问题。威利斯指出，在学校，工人阶级的孩子耦合并生产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比如打瞌睡、喋喋不休、摇摇晃晃、大摇大摆，来制造处于学校权威对立面的“反对文化”。通过运用淫秽、种族主义和带有暴力倾向的语言，男生基于先前对父母和邻居的观察模仿，再生产出了一种带有“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工人阶级文化。
学界认为，威利斯主要的贡献是他打碎了对“阶级文化再生产”的机械认知，破除了现有文献中“工人阶级被动、从属、融合和无知的持续神话”。威利斯认识到，那些阶级主体其实本身就拥有丰富而矛盾的生活经历；当他们在面对主流文化和权威的时候，他们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是可能被激活的——他生动地描绘了工人阶级孩子“渗透、倒转和组合”的文化形态，它们常常被拿来对抗学校的主流文化。
然而，当考察当今中国工人阶级孩子在职校的经历时，我们发现威利斯的结论与之有一些呼应，但工人阶级文化却与之有着显著的差异。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不但不认同学校里的工人阶级文化和身份，而且以各种方式谴责他们的阶级身份和文化。威利斯强调了工人阶级文化从家庭（社会再生产）到学校（文化再生产）再到工作场所（生产）的平稳转变，而我们的研究却显示，正是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最终为学生打开了缝隙，工人阶级的团结（working-class solidarity）和抵制文化（culture of resistance）得以形成。
研究背景
我们在2013年5月至2015年4月开展田野调查，和成都两所职校的老师、学生、实习生和毕业生开展了深度访谈。成都是中国西部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在这里进行职校的调查，我们尤其关注学生的移民背景、背后家庭的期望、儒家教育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和对工作场所的需求。
我们主要选取了两所有代表性的职校，一所是“服务学校”，另一所是“工业学校”。我们可以很好地观察在这两所学校里，学生对以后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准备情况如何。前者坐落于成都市中心，提供服务业导向的学习项目，包括酒店管理、旅游业、公司金融和媒体；后者位于成都郊外的经济开发区，提供制造业导向的学习项目，包括机械、后勤、汽修、城建、数控车床、铁路系统。
这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农村户口，有些在农村完成义务教育之后搬到了成都。还有一些是因为父母到成都打工，他们就在成都学习一段时间。这些学生父母的职业大多是出租车司机、工厂工人、超市售货员或者加油站加油工。最近来成都的学生家长，则从事社会地位更低的工作，比如捡垃圾、建筑工人、清洁工等。
“我不要做‘不人道’的工作！”职校中社会再生产的角色
与国家宣传这些职校学生去“牺牲自己，服务国家工业的建设”相反，很多学生都提到了他们父母勤俭节约送他们去上职校，是寄希望于孩子不会步自己的后尘——千万别像自己一样，从事一些劳累的、无休止的、没啥技术含量的工作。
莹（音）是一个按传统方式长大的农村小孩，就像其他家乡的留守儿童一样，她小时候和田地里干农活的祖父母一起生活，与此同时她的父母在附近的城镇打工。为了摆脱自己未来从事这些工作的命运，在她父母的支持下，她在农村初中毕业之后一个人搬到了成都，上了高职的电子商务专业。尽管她对这个项目要学些什么没有概念，但她明白，这很可能大大增加她今后找到一份还算体面工作的可能性。
兰（音）和她处境相似，她出身于一个当地的工薪阶层家庭，专业是网页设计。她解释道：
“你不可能凭着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找到工作，除非你愿意去干那些‘不人道’的活。工厂流水线、扫地清洁、端茶送水，这些工作太累而且报酬少得可怜。我打死也不会去干这些的！我想要一份有更好工作环境和更高收入的工作，我想要凭我的文凭去找一份办公室工作。”
在“工业学校”，大多数工作都直接对口制造业，那里的学生在择校和选择专业上有着比“服务学校”更大的困惑。孙是一个高二学生，他从小就对汽车感兴趣。在学校宣传册上面找到了“汽车修理”这个专业之后，孙非常兴奋。然而，他的父亲在成都的一家汽车工厂工作，听到了他专业的选择之后，显得非常失望。
“我至今还记得，当我告诉了他我的专业之后，他那张拉长的脸。他真的很失望，整整一个月都没跟我讲话。是，我知道他不想让我像他一样干这行，一辈子都在车间里工作。我非常努力地去劝说他，也是在说服我自己，汽修市场现在发展的很快，毕竟现在成都每家每户都有车了，难道不是吗？”
与威利斯的研究所呈现的不同的是，没人想去体力劳动，中产阶级和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不停引诱着他们。他们的父母也有着相似的心愿，他们非常渴望让他们的孩子摆脱贫穷。家长很厌恶这些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虽然他们自己确实就出身于此；他们把孩子送进高职，就是为了摆脱这样的工作。
阶级文化再生产的场所
学校口中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让学生习得技能，为国家和社区服务。作为一种很霸道的话语逻辑，在国家支持下被教育系统不断宣传，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也接受了这种说法。大家都知道，高中培养社会精英，而职业教育则培养有技能的人，并将他们对接劳动力市场。然而，促使“从学生到劳动力”的转变来满足“世界工厂”的需要并不是他们的追求；相反，在职教系统里，让这些孩子向上攀爬到白领阶层或者技能工人，是更为主流的观念。
根据我们在这两所学校的观察，不论性别，没有多少学生在课堂上专心听讲。不论年级和专业，每间教室大概都有一半的学生在睡觉，或者正在刷手机。当学生被问到为什么他们不专心听课时，他们通常的回答是课堂上教的东西毫无意义。学校外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快，教师所掌握的技能也如此陈旧，在课堂上无法学到任何与工作相关的有用技能。红和蓝是两名11年级的学生，一名是服务学校会计专业的女生，另一名是工业学校电子专业的男生，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上课时睡觉。
红：“老师教的这些东西都至少过时10年了，教室里的电脑也都是老古董，网速慢的要死，每隔五分钟就卡住一次。新的软件也装不了，旧的也更新不了！你能想象吗？”
蓝：“我们都是自己学。我们学新的软件咋用，通过网络学新东西。唉！老师们也很明白，他们不会逼我们干什么。他们随我们睡觉或者上课玩，我们玩手机，老师放ppt念念，我感觉就是一种‘互相尊重’吧。”
中国孩子从小到大被教导要“尊师”，但不是每个课堂都能保持这种“相互尊重”。我们注意到一些课堂上，有一些捣蛋的学生总是在课堂上制造麻烦，比如对着老师大吼，敲自己的书桌或者甚至和同学打架。老师们说，这些坏学生根本不想学，破坏班级里和谐的氛围。唯一防止他们在课堂上捣蛋的方法是，把他们送到运动场上去。天（音）是工业学校的一个高一学生。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课时间，当时他正在操场上跑步。
“他们不让我参与课堂，其实我也不想参与，根本就是浪费时间。老师讲的东西我在初中都学过了，我那个时候就听不懂，现在也不懂，我估计以后肯定也懂不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很烦人，因此我想让她别讲了。”
一开始学生还对课程抱有一些希望，后来当他们学不到技能和与工作有关的知识的时候，“不合作运动”就在一些“麻烦学生”中兴起。与大多数人在课堂上的“漠不关心”态度一样，他们发现学校所教内容与市场技能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因此而感到失望——作者认为这是主导意识形态承诺破灭的第一层。
矛盾的经历：在生产现场实习的角色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教育对个人职业成就和收入回报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一直以来，传统学历比职业教育学历更受重视。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给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结构性压力，这反过来又为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创造了第二层矛盾。
按照学校的安排，职校生必须在最后一年参加整年的校外实习，这被视为拿到毕业证书的必要条件。除此以外，学生还被要求在“伙伴企业”进行三天到两个月时长不等的额外培训和志愿实习。学生被告知，要对这些实习机会抱有感激之心，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来了解与他们专业有关的知识和技能，一个“愿意为了微薄的收入甘愿奉献自我”的道德理想人格被反复强调。
事实上，在前两年的在校时间里，学生大约要花1/3的时间在校外实习。有些人第一年进来，觉得实习经历还挺有用。比如，火焰和石头是“服务学校”的两个高一学生，2014年6月，他们在宿舍向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经历。虽然学生们没办法告诉我们，到底这些实习是什么样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但他们都对这样的经历很感激。他们觉得这样的“开眼界、跟国际接轨的经历”会有助于在相关领域的就业。
火焰：所有酒店和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成都全球财富论坛”期间都被送到校外酒店基地去接受培训了。我们能参加这样一场在成都举行的盛世，真的觉得很幸运。
石头：我被派到了五星级酒店帮忙打杂，打扫房间卫生，帮帮正式员工的忙，因为那段时间酒店业务量太大了。我们就跟着酒店员工干，一整天都是在打扫厕所什么的，真的好累，都不带休息的。
火焰：我是在会议中心工作，确实非常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但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我认识了很多外国人，虽然我并没有多少机会和他们交谈。我的工作职责就是去端剩盘子、把他们从大礼堂弄到厨房，然后再从厨房拿新盘子。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一次很国际化的体验，哈哈哈。
（这一周的实习你有工资吗？）
火焰：没有
石头：目前还没有，嗯……我不是很确定，因为这是“培训”。
然而，在几次实习经历之后，很多高年级学生，包括后来的火焰和石头，对这样的安排感到很失望。事实上，大多数实习生都按照公司的需要，被随机派往不同的岗位。比如，铁道部门的学生会在高峰时期被派去担任列车上的乘务员，然后又被派到餐车、售票处或者保安岗位上去。后勤部门的学生会被派去库房里装货卸货，清运货物。不少学生抱怨说，其实实习期间公司就是把他们当作了廉价劳动力。
遭遇少工资等不公正待遇之后，有的学生向老师申诉，但得到的回应却是“实习生别这么计较”或“认了吧”，令他们倍感失望。相比较而言，他们在实习点的“兄弟姐妹”能告诉很多信息。很多人都慢慢学会了装病请假，或者干脆直接翘班。这些"给小气鬼老板找茬"和"故意让‘弱智’老师感到尴尬"的小故事，在宿舍里广为流传。
在企业，通过每天的工作，我们发现实习生群体已经慢慢产生了一种基于阶级的群体文化，这让他们与身边的工友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团结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学生的日常经验中被实践的，是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中被组织起来的。虽然实习期间学生们的专业和工作场所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即使以后找到一份活干并不难，但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命运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有一些人开始组织起各种“抵抗运动”，去挑战学校和企业的管理，拒绝参与学校要求的实习，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去找更能赚到钱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在生产领域的实习塑造了学生的阶级体验，这些观念在实习结束后被带回了他们所在的职校。因此，职校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场所。
本期译者：熊猫
责编：白山、Kvanti
排版：江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