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远奇
Caitlin Flanaga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以一个私立学校家长和私立学校老师的双重身份，和辛辣戏谑的笔调揭示了私立学校根深蒂固的不公平，以及对穷人孩子未来的担忧。这些为“鸡娃”一掷万金的曼哈顿富豪为“鸡娃”无所不用其极，而仰仗他们捐款的私校也变相助长了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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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尔顿学院是曼哈顿最挑剔的私立学校之一，部分原因是它知道一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对冲基金投资者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要别人没有的东西。在道尔顿，这意味着一个“住校的考古学家”，一个教学厨房，一个屋顶温室，和一个“被之前的装修所破坏”后来又精心修复的剧院舞台。
当地土地使用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学校最近一次改造后说：“接下来，这里将成为一个直升机场。”这次改造为学校四栋建筑中的一栋增加了两层，面积达12000平方英尺（约1100平方米），以更好地让学生们“为他们将要继承的激动人心的世界做好准备”。今天拥有道尔顿，明天拥有全世界。
因此，当这所学校刚刚上任、拿着70万美元薪水的校长吉姆·贝斯特说，道尔顿学院不能如家长所愿在秋季开设面授课堂时，这是一个失策。如果曼哈顿其他的精英学校也这么做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三一学院准备开学了，还有那些可怕的女子学校：布里尔利、南丁格尔-班福德、查宾、斯宾塞，都开学了。
道尔顿的家长，为一个孩子支付5.4万美元的道尔顿家长，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同龄人多久呢？更重要的是，她会打开《纽约时报》，看到控诉在疫情期间野蛮的不平等的文章：公立学校关闭，而私立学校允许开放，他们能承受自己的孩子在电脑屏幕前萎靡不振，忍受各种忽视多久呢？
道尔顿的家长不应该站在无情的不平等的那一方。她应该关心这种不平等，在浏览新闻时，她也同情地低声抱怨不平等现象，她那温和的关切声被喷气式发动机的轰鸣所掩盖，但她不应该成为其中的受害者。
10月初，态度严厉的电子邮件开始进入贝斯特校长的收件箱。20名医生跟孩子们一起写道，他们“感到沮丧和困惑，希望更多地了解学校采用线上课程背后的考虑。”这不是一个对挫折容忍度很高的群体。他们写道：“请告诉我们，重新全面开放的标准是什么。”他们还扔下了狠话：“据我们所知，几所同行学校不仅维持开放，而且还非常活跃。”
在医生们介入后不久，70多名带着孩子的家长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学校开学。他们写道：“我们的孩子悲伤、困惑、孤独。”他们仿佛在描述维多利亚时代孤儿院受到的指控。他们质疑为什么“他们周围的人都能上学，而他们却不能。”
精英私立学校的家长们有时会抱怨，他们为什么都不在公立学校读书，还得用自己缴纳的税款来资助公立学校。但相反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为什么公立学校的家长，为什么任何人，都要来支持私立学校？Exeter学校有1100名学生和13亿美元的捐赠基金；Andover有1150名学生，在目前的资金筹集活动中有望获得4亿美元的资金。所有这些现金，光荣的现金，涌入会计室且100%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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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校将那些拥有一切可能优势的孩子环绕起来，让他们深陷财富的泥潭：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能拿到最好大学的名额。全国只有不到2%的学生就读于所谓的私立学校，但耶鲁2024届毕业生中有24%的人来自私立高中。在普林斯顿，这个数字是25%。在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这个数字更高：29%。
你要考虑到这些学生并不是平均分布在全国1600多所私立学校中，而是集中在最高档的学校时，这些数字就更加惊人了，这些学校也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在过去的5年里，道尔顿学院将大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送到了常春藤盟校，斯宾塞学院也是如此。洛杉矶的哈佛-韦斯特莱克高中（Harvard-Westlake，下文简称HW）把45个孩子送进了哈佛。马萨诸塞州的诺布尔和格里诺学校做得更好：有50名学生去了哈佛大学。
无论多么无心，这些学校传递给了我们清晰的统治阶级价值观——主要是，对生活采取某种残忍的方式是有好处的。的确，他们用慷慨的经济援助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就像电视剧中慷慨的富人，管理者们浏览非富人阶层孩子的申请，决定给谁一个机会，让他们的生活永远改变。
但真正让这些学校变得可笑的是，它们最近坚称自己是公平、甚至是“包容性”的。“一年5万元学费的学校，除了为富人提供非常昂贵的消费品外，不能有别的功能。如果这些学校真的关心公平，他们该做的就是买来链条锁，关门大吉。
我已经关注这些学校很多年了，部分原因是我曾经在其中一所学校教书。在我获得那份工作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教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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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数非常少的课堂里，我们阅读非常好的书籍，并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书上的文字。教案并不是老师要罗列的要点，而是一系列的问题。有时候更好：只有一个问题。我总是开玩笑说，完美的教学计划应该是等到学生们在教室集合后，扔给他们一本《伊利亚特》，然后去吃午饭。到了高中，这种做法奏效了，到那时，学生们已经知道我们在教他们什么了。我的系主任有一次告诉我：“七年级的学生会说麦克白很奇怪，12年级的学生会说麦克白很有野心。”一旦学生们能做出这样的判断时，就可以上大学了。
每个部门都有一部黑色的老式笨重电话，但它几乎没有响过。偶尔有那么几次，有妈妈打电话来表示担忧她的孩子，而你靠在文件柜上，一边说着鼓励的话，一边看着你的同事，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你能相信这玩意儿吗？”那个时候这里还是一所男校，孩子们不能谈恋爱，只有艰苦的学习和体育运动。我们的口号是：挣脱束缚！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
但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我成了一位母亲的攻击目标，她至今还在我的噩梦中闪现。她的孩子是一个坚强的学生，一个可靠、认真的学生，但他也很好斗，而且很刻薄。此外，我还觉得他的关注点不在缪斯女神和诗人身上。
有一天，我给他的一项创意写作作业打了个A -。没过多久，她妈妈打电话来，她很生气。我解释说，这个成绩不会降低他的平均成绩，但她不在乎。她想和她丈夫来学校见我。我以为我不会同意这样一个荒谬的要求，但事实证明我同意了。在可怕的45分钟里，我坐在一间借来的办公室里，跟显然受到羞辱的父亲和愤怒的母亲讨论这首10年级诗歌的优点，我们每个人都被锁在了同样棘手的立场上：他们想让我改成绩，我想要他们闭嘴，他们大举进攻，而我寸步不让。
家长和老师的权力对调
第二年，我回到学校，从邮箱里取出我的班级学生名单，发现那孩子又在我手里。我跑到部门主管那里，问能否把他调到另一个班级，他的父母肯定也在努力这么做，但是不行。他日复一日地坐在座位上，滔滔不绝地进行朗读和课堂写作。然而，有一天，他没有达标，又得了一个A -。我把论文交还给学生，就去英语系办公室休息了。不到10分钟，电话响了，又是他妈妈打来的！抱怨成绩！这怎么可能？我才刚把论文交给他！当她喋喋不休时，一个画面我脑中灵光一闪：教学楼侧面，很少有人用的公用电话，我急忙挂断了电话。
我对我的朋友说：“那个小混蛋用公用电话给他妈妈打电话了！”
她支持地说：“真是个怂货！”有一些年长的老师指导我们，他们从不叫他们的学生“混蛋”或“怂货”。但他们的宝贵经验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明白过来。
我又一次不得不和孩子的父母见面。回到借来的办公室，回到受挫的爸爸和气呼呼的妈妈面前，但我坚持我给出的成绩很公正，他们又一次不开心地离开了。
你现在一定已经听出来了，我说的这个故事是25年前的老故事了，那个时候的学校一直支持着我，当我与今天的私立学校教师交谈时，他们不再感受到这种支持了，虽然现在许多学校的行政人员负责安抚家长，但他们经常向老师建议如何更好地帮助完成这项任务。如果那个母亲打电话给了上级，我肯定她打了，不会有人告诉我，学校里也没人告诉我这些家长是主要捐赠者，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认为老师负责管好孩子，行政人员负责管好家长。
这次会议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家长们就成绩跟老师吵是很不寻常的。那时家长们仍然信任我们这样的学校。他们明白，除了少数上文所述的例外情况，我们对这些男孩有很深的感情，在他们需要休息时会给他们一些时间，并在每年年底设法推动他们的成绩上升，让他们的努力得到回报。没有什么比给一个孩子写大学推荐信，几个月后，他冲进你的办公室，说：“我被录取了！”更让人感到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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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这所学校，在任职的最后几个星期，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它发生在另一位老师身上。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法语成绩非常生气，他要求复核，老师从她的成绩单上读出儿子的分数，而父亲则愤怒地将数字输入儿子的成绩计算器中。这似乎不应该是家长做的事情，但私立学校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父母们正在获得一种新的丑陋的权力感。
在我成为私立学校的家长之前，嘲笑私立学校的家长要容易得多。当了7年教师后，我看到了私立中学教育的潜力，我决心不管花费多少让我自己的孩子接受这样的教育。但直到我变换了角色，从私立学校的老师变成了私立学校的家长，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一领域是多么地不堪重负。
迈克尔·汤普森与艾莉森·福克斯合著2005年出版的《理解私立学校家长》一书让我对私立学校的动态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心理学家汤普森访问或咨询过其中的800所学校。在他看来，位高权重的家长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会带着权威的力量涌入学校，像对待下级员工一样对待五年级的老师。
汤普森在前言中写道：“私立学校的家长和他们孩子的老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与过去相比，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们现在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关注家长的需求和担忧。”
15年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以至于汤普森正在写一本新书，这次是和另一位心理学家罗伯特·埃文斯一起写的。埃文斯告诉我：“过去几年里，父母们变得更无情，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是虐待，他们就是不肯放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无法放下他们的恐惧，放下自己的孩子会在不知不觉中落后的恐惧，所以他们需要不断向老师求证。”
当他们的孩子进入高年级时，家长们希望老师、教练和顾问能够完全专注于帮助他们创造一份哈佛无法抗拒的成绩单。埃文斯告诉我：“这种家长对他们想要的结果很执着，在他们的工作生活中，也是这样说一不二的，他们周围都是他们的员工，他们把事情交代给员工，在他们眼里，教师也是员工，但事实上老师并不为他们工作。”
为什么这些父母需要这么多安慰呢？他们“发现让他们的孩子进入那些好学校越来越难了”，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还不止这些，父母们有一种感觉，他们的孩子将会遭遇一个比他们以前更凄凉的境地。残酷的、赢者通吃的经济模式不会出现在父母身上——那是祖父辈的情况，但他们担心，这种情况会降临到他们的孩子身上，即使是良好的教育也可能无法确保他们能成为专业人士。
埃文斯告诉我：“一半的律师说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他们在学位上所花的学费。”进入一所顶尖的医学院变得异常困难；2018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发现，上榜的118所医学院的平均录取率为6.8%。至于那些特别优秀的医学院，这个比例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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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己孩子能上好大学，家长无所不用其极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创造了“精英陷阱”一词，这是一种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奖励给越来越少的赢家的制度。他在书中写道：“今天的精英人士仍然声称通过才能和努力才取得的领先地位，他们使用的手段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
然而，在实践中，现在所谓的择优录取制度将非精英阶层的所有人都排除在外。这是一个欺骗穷人的系统，掏空了中产阶级，把富家子弟变成了精疲力竭、焦虑不安、压力最大的青少年，他们以为他们的未来取决于能否进入一所通常会拒绝90%以上申请人的顶尖大学。
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的儿科医生告诉我，孩子们已经开始崩溃了，有些家长为了帮助他们的孩子振作，要求医生给他们开“聪明药（一种治疗注意力不集中的药物）”，甚至用安眠药来帮助孩子保持状态，当孩子的表现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时，父母就会想办法开出一些文件，使学生可以不限时地参加SAT和ACT考试，妈妈往往会给她的朋友打电话，寻找合适的教育心理学家，并让这个孩子参加一系列的测试，医生几乎总能找到一些办法。
家长们不会考虑的一件事是，也许这种高压的学校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学生必须维持最佳的学习状态，服药，告诉老师“诊断书中”有哪些残疾，同时把目光投向斯坦福。
父母们也快崩溃了，也许他们也应该接受药物治疗。两年前，他们的焦虑导致他们中的一群人发起了一场令人震惊的起义，他们袭击了华盛顿特区一坐代表着欲求受挫且被认定有欺诈行为的堡垒：西德维尔学院（Sidwell Friends）咨询办公室。
当一所私立学校脱颖而出时，往往是因为这所学校吸引了一位名人家长，一位足够受人尊敬的家长，所以学校的实力似乎得到了一种认可。在华盛顿特区的这所教友会学校西德维尔学院，有四位这样的家长：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巴拉克·奥巴马以及米歇尔·奥巴马。理查德·尼克松也把他的女儿送进了这所学校，但没掀起什么水花。但今天，他给家长团体带来一点多样性：他是一个真正的贵格会信徒（美国基督教一个分支教派）。
这所学校现在是如此繁华，以至于它的校园有点像贵格会式的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忘记在臭气熏天的老体育馆开会的日子吧，现在有一个低调奢华的会馆，用的材料是如此的优质、简单、昂贵，且环保，美德和仁慈一定会跟随它的捐助者一生。该建筑被美国建筑师协会引用，指出内部是“来自马里兰谷仓长期闲置的橡树”，外部“覆盖着新泽西的洋槐木”。
像所有贵格会学校一样，西德维尔的目标是帮助孩子们倾听并回应上帝温柔而微小的声音。但可以有把握地说，与贵格会的信仰相比，西德维尔的父母们更关心的是大学录取。如果她告诉你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她对大学招生或者贵格会教义一定有什么误会。
在“怎样才能让你的孩子进入西德维尔”这个问题上，没人知道答案。最好的策略可能是发起一场不太可能的美国总统竞选，如果成功的话，就申请这个学校，应该希望还蛮大的。
贵格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堤坝，保护它的信徒不受金钱和权力的侵蚀。但就像所有堤坝一样，它是可以被攻破的。两年前，西德维尔学院的家长们终于冲破了举止优雅的束缚，变得疯狂起来。一些2019届学生的家长感受到了大学招生周期的压力，发起了一场恐吓、监视、潜伏在校园里的破坏活动，并在媒体上曝光了西德维尔的真实面目，上帝平静而微弱的声音无法与贝塞斯达（一家游戏公司）里提供的“通灵尖叫”功能相抗衡（通灵尖叫是贝塞斯达开发的游戏《魔兽世界》中惩戒牧师和暗影牧师的12级能力，可以使牧师释放尖叫，使附近的敌人恐惧逃窜，持续8秒）。
大学咨询办公室主任帕特里克·加拉格尔令人震惊地在12月份一封给12年级家长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控制一下自己。” 从加拉格尔概述的新政策中，你可以看出这些家长在搞些什么鬼。这些政策包括：不从被隐藏的号码拨打电话，不发送匿名信，不跟辅导员传播其他学生的隐私，不秘密记录辅导员的谈话。
加拉格尔的忠告中最令人惊讶的一点是：“虽然我经常在早上8点之前到达办公室，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应该在门厅、停车场或我的办公室门外等着我。”这简直就是检察官在谋杀案中所说的“埋伏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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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格尔在邮件中明确表示，为了提高自己孩子上大学的几率，家长们一直在试图阻止别人家的孩子上大学。他是在寒假前不久发出这封信的，这封信在私立学校里就相当于周五的新闻。这是一种学校的交流方式，既能让干坏事的家长们受到敲打，又能让其他家长相信动坏主意的家长们并没有得逞。高年级的每位家长都不可避免地害怕自己的孩子成为攻击的目标。
寒假过后，学校校长布莱恩·加曼发了一封跟进邮件，重申了加拉格尔宣布的政策。他还提醒家长，大学辅导员不会对任何学生的“档案询问做出任何回应”。加曼说，这些父母的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和不恰当”，包括“对员工的言语攻击”。但这些过失为被置于接受和不评判的背景下。他写道，大学录取“可以提高父母的耐心和情感能力。”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富有，不妨试着表现得不好，看看当权者是否会因为延长了你的耐心和情感能力而向你道歉。到学年结束时，西德维尔的三位大学辅导员中有两位已经辞职。
大学招生是少数富人被迫争夺稀缺资源的情况之一。是什么逻辑使他们相信与大学辅导员作对会有帮助？眼看着就要收到威廉姆斯学院（美国顶尖文理学院）的拒信了，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私立学校经常做出家长们无法理解的决定。就像古代人一样，父母们试图弄明白其中的关窍。他们认为大学录取必须是私立学校的上帝，错了；或者上帝必须是体育、机构或大学先修课程成绩？错，错，还是错。
私立学校的上帝是钱。
在一所私立学校里，这里没有税收，没有市政债券，也没有为该地区申请的额外资金。所有看到的和看不到的一切都是由学校自己筹集资金支付的：每一片草地、智能板、教学楼、办公时间、足球、学校心理医生、新粉刷工作，还有历史悠久的教堂，彩色玻璃窗上的彩光洒在蜜糖色的长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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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通常支付学校的部分但不是全部运营费用，反正学校就是这么跟你说的，还会用一个饼状图来证明。不管是哪所学校，在哪里，也不管学生家长多有钱，学校管理人员总是在追查这条“亏空”之龙。就我个人而言，我开始怀疑整个前提。不过，这显然是促成被称为“年度捐赠”的“摇钱树”的最佳借口。
在这个一年一度的筹款活动中，还在被5万美元一年的学费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新父母们发现，学校对他们的期望还远不止此。这些学校的谋生之道是双职工夫妇，这样的父母非常关心孩子的教育，且有能力负担，虽然也不轻松。
真正的大钱是通过筹款活动而来。这些筹款活动是为了资助一项主要的学校项目：用金币铺就的更衣室、吞并其他学校、干掉对手校长。这些运动有一些可笑的名字：“想象未来”之类的，并且会持续了数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私立学校的家长在学校里进进出出不是为了这些活动。
2006年，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学院宣布其资本运动“领导的机会” 进入“公筹阶段”。目标是2亿美元，当该活动在当年11月隆重宣布时，在为期两年“无声”的初步筹款中，已经赚到了1亿多美元。这些捐款包括来自沃尔顿家族的1200万美元；科勒公司的小赫伯特·科勒的2000万美元；一位1927年毕业于乔特罗斯玛丽学院的女士捐了600万美元。
在该活动开始两年后，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但这并没有放慢活动的步伐，最终为其带来2.17亿美元的收入。但是，作为良好管理的一个标志，学校通知校友和社区的其他相关成员，它已经决定冻结教师的工资。这是一所共有850名学生的高中，在7年时间里，每个学生筹集了近26万美元。但学校还想要更多。目前，乔特罗斯玛丽学院正处于下一个资本运动的“无声”阶段，2019年，该校宣称这次活动的目标是3亿美元。
这些学校会接受什么形式的付款方式？你能想到的都可以。不管你拿来什么样的资产，他们都会帮你把它们兑现的。纽约市斯宾塞学院指出，你可以通过信用卡、支票或证券（股票或共同基金）作为礼物进行捐赠。你可以在遗嘱中为学校指定资金，或从你的退休计划中捐赠资金，或让学校成为你的人寿保险计划的受益人，或建立一个慈善信托。
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在这些学校，金钱引导着各种各样的决定。《理解私立学校家长》一书的作者迈克尔·汤普森注意到，学校在“家长与学校关系”上的投资越来越多，从筹款的角度来看，这很好，但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看，那可就不一定了。
这些年来，我与许多私立学校的孩子交谈过，他们觉得对于巨额捐赠者的孩子有一套单独的规则。在我看来，他们的看法绝对是正确的。私立学校的捐赠是学校高层和个人捐赠者之间花费时间精力建立私人关系的结果。一个大额捐赠者希望他的孩子得到优待，这并非不合理，这种情况对他来说也很正常。
去年夏天，我采访了普林斯顿大学2020届毕业生利亚姆·奥康纳，他从特拉华州怀俄明州的一所公立学校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他选择这所著名的大学是因为“在我申请的所有学校中，它是最便宜的。”甚至比特拉华州立大学还要便宜，他本来要支付特拉华大学的州内学费。
高中时，奥康纳花了两个暑假完成州规定的体育课要求，以便在学年里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科学课。即便如此，当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时，他发现自己的准备不及私立学校的孩子充分，也不及那些来自经过精挑细选的公立高中的孩子。他告诉我：“就像有人给了我一副望远镜，让我看到在领先我前面一大段的地方还有很多人。”
奥康纳在《普林斯顿人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这些私立高中的学生在普林斯顿的优势。他写道，大多数美国高中的数学课程是微积分I，“但多变量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这些通常是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科目，在有钱的高中也很普遍。”安多弗和其他几所顶级私立学校还提供有机化学课程。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不仅能帮助私立学校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而且他们一旦到达那里，就可以占据主导地位。奥康纳称，在过去10年里，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不包括国际学生）有三分之二来自私立学校。享有盛名的萨克斯奖学金为两名毕业生提供了出国工作、学习或旅行的机会，其中三分之二的获奖者也是如此。“班级遗产奖”（颁给每个班级学生的学术奖项）的获奖者中，有47%曾就读于私立学校。这就是为什么富有的父母认为把孩子送进正确的预科学校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赢者通吃。
家长们痴迷于找出哪些学校是最好大学的附属学校。大学辅导员告诉家长们，时代变了，不再有哪所高中可以直接通向某所精英大学。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说实话。
当杨西图（Sai To Yeung ，音译）还是一名高三学生时，他并不知道有多少学生进入了竞争激烈的大学，但他决定“怀揣远大的梦想”，当他进入哈佛大学时，他感到很激动。他觉得招生过程神秘的面纱应该被揭开。他告诉我，他决定“从混乱中恢复秩序”，并追踪哪些学校把学生送到了哈佛、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这三所大学。我问他怎么弄到的，他说他不能透露他的方法。利亚姆·奥康纳为普林斯顿复查了杨西图的大部分数据，发现除了“个别错误”外，信息基本都是正确的。
杨西图的研究成果在一个名为“PolarisList”的网站。普林斯顿大学2015年至2018年的毕业生数据真是令人振奋，送去的学校名单上主要是设有特别课程的公里学校、富裕地区的公立学校和著名的预科学校：劳伦斯维尔学校（Lawrenceville School）、埃克塞特（Exeter）、德尔巴顿（Delbarton）、安多弗（Andover）和迪尔菲尔德学院（Deerfield Academy）。在普林斯顿排名前25名的学校中，只有三所是公立学校，有15%以上的学生有资格享受免费或减价午餐。
如果你在离普林斯顿不远的一所寄宿学校劳伦斯维尔学校上学，它是普林斯顿录取率最高的学校之一，那你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机会几乎是别人的七倍，如果你去了史岱文森高中，这是一个选拔性极强的公立学校，它也是普林斯顿录取率极高的学校，那里有45%的孩子都因为家庭收入过低而享受免费或优惠午餐。但与普通的美国公立学校相比呢？你不会想知道的。
这是另一个真正需要调查的庞大数字，《穷人的特权：精英大学如何辜负弱势学生》一书的作者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称，精英大学中超过50%的低收入黑人学生就读于顶级私立学校。这就意味着，这些只教育了极小比例的黑人青少年的学校，对这些孩子中哪些人能上最好的大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对于教育界人士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在通往社会和职业成功的旧道路上，有一些专门为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孩子开辟的道路。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这些孩子想要进入精英大学，他们目前最好的选择是去读一所对许多黑人来说是痛苦经历的学校。
作为去年夏天抗议活动的一部分，一些私立学校的黑人学生和校友开始了一场强大的Instagram活动，他们匿名描述了种族主义遭遇。大多数帖子都详细描述了最近的经历，但最令人难忘的往往是那些更早的经历。一个1984年毕业于埃克塞特的人写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个黑人男孩在周六下午漫步穿过体育馆，心里想着自己的事，一个体操运动员正在表演，我可以看到她优雅地在空中跳跃，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我觉得很好奇。”之后一位白人妇女走到他跟前，让他管好自己的心思。“她暗示我并不是在欣赏一项体育运动，而是在觊觎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孩。”
他写道：“直到今天，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体操运动员表演时，哪怕那个体操运动员是西蒙·拜尔斯，我都会想起她那尖利、刻薄的声音。”
在最近一些学生的帖子中，令人惊讶的是有好几种经历是反复联系在一起的：期望黑人孩子成为优秀的运动员（也可能是较弱的学生）；侮辱黑人学生的家庭背景；教师反复混淆黑人学生的名字；其他学生不断地伸出手去触摸黑人女孩的头发；非黑人学生使用N 开头的词语。这些帖子合起来看，就是对学校的谴责。
去年夏天，我采访了斯宾塞2014届毕业生赛达·贝洛-奥萨吉，她是一名黑人。这所学校让她走上了一条通往人生中最想要的东西的道路：她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在那里她意识到自己对电视和电影有着热情。这是她的领域。2018年，她参与了《有色眼镜》的拍摄，并目睹了艾娃·杜威内导演的一幕：一个人在以最高的水准讲述她想要讲述的故事。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奥萨吉满怀深情地谈到了她在斯宾塞学院结识的朋友和激励过她的老师。但在面试快结束时，我问她这段经历是否有什么负面影响。她说，在所有预科学校的多元化和包容性项目中，“总是有这样的开场白：‘好吧，现在我们欢迎你加入多数派，这是你应该加入的行列’，可以这么说，就是和白人站在一起。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是在牺牲自己作为人的身份，这种情况反过来是不可能发生的。”她现在意识到，去斯宾塞学院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之一就是“牺牲我的黑人身份”。
道尔顿一直认为自己在任何方面都是进步的，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私立学校中解决黑人学生问题的领导者。但在道尔顿的Instagram账户上，黑人表达的不满并不令人意外。
今年夏天，学校校长吉姆·贝斯特宣布，他已经“承诺道尔顿将成为一个鲜明的、高调的、根本的的反种族主义机构。”他发布了实现这一转变的计划，但老师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去年12月，一份由120名教职员工在夏季签署的文件公开了。它列出了一系列建议：如果到2025年道尔顿的学生结构不能与纽约的人口结构相匹配，那么将有一半的捐款流向纽约的公立学校；学校将必须雇用12名多元化官员（大约每100名学生就有1名）；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上有关黑人解放的课程；学校里的所有成年人，包括家长志愿者，将被要求完成每年的反种族主义培训。如果到2023年黑人学生不能达到完全平等，相关分组课程就必须被取消（注：分组课程是根据学生的学术能力将他们按照学校的所有科目或特定课程进行分组，学生和学习成绩与自己相同水平的同学一起上学术课。）。
家长们要求立即停止课程改革
私立学校的家长们非常害怕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对于他们的学校突然接受新做法的感受，他们不会公开发表任何意见。相反，他们选择了匿名信件和向媒体泄密。去年12月，道尔顿社群的某个人把教师名单泄露给了斯科特·约翰斯顿，他经常写关于精英教育的文章。他在自己的网站“Naked Dollar”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华尔街日报》请他写一篇评论文章，他写了——文章的标题引人注目：“革命吞噬了纽约的精英道尔顿学院”。
贝斯特给家长们写信说，这份清单不是要求，而是“协商的开始”。然而，几周后，一群匿名的家长，不清楚有多少人，写了一封很长的抱怨信，这封信也被泄露，抱怨已经发生的变化。
这封信中写道：“很明显，整个夏天，当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在深入思考如何重新开学和教育学生时，道尔顿管理层正在进行一场彻底改革学校课程和教学方法的运动。”
根据这封信，科学课上有“种族主义警察”的重演，艺术课关注的是“去中心化的白人”，而健康课则研究了白人至上主义。这些家长写道：“对学习和教学的热爱现在正在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门‘反种族主义课程’，今年的每一节课都对种族和身份问题过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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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尔顿学院的紧张局势令人好奇：是否有足够多富有的白人家长愿意每年支付5.4万美元，让他们的孩子在科学课上扮演种族主义警察的角色，或者更大的侮辱——扮演种族主义警察男二号？
家长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要求，包括立即停止课程改革。据斯科特·约翰斯顿称，一些董事会成员认为这封信本身就是种族歧视，学校已经采取了措施，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董事会成员的名字。
家长的信遭到了嘲笑。但他们不是公立学校系统的家长，他们是奢侈品消费者，如果他们不开心，他们不会只写匿名信。他们会用传统的方式让学校知道——减少他们的捐款。钱是富人表达内心深处情感的方式。
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教育不应该是奢侈品
在夏季，曼哈顿的私立学校家庭逃离了这座城市，前往他们汉普顿的房子，他们打电话给 Citarella美食市场要求送货，告诉园丁打开游泳池，告诉清洁女工给卧室通风，之后，她们安心坐下来开始读《白人的脆弱》（一本讲述白人在种族立场中的难处的书籍）或者至少是跟《白人的脆弱》相关的书。但在汉普顿感到懊恼是一回事，让你的孩子随便问你是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很久以前，我就在WH中学教书，我的一个儿子也是从那里毕业的。在那里，一些教师采取了一种在大学里已经很普遍的做法：承认校园坐落在土著人的土地上。一位中学英语教师在她的教学大纲中写道：“我们承认克日族、通瓦族、丘马什族、塔塔维安族、瑟拉诺族、卡惠拉族、路易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是这片土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守护者和管理者。”我们也通过与地球母亲建立关系来纪念他们。”
为了响应WH学校新的反种族主义举措，人们在Instagram上创建了一个名为“WH觉醒”的账户。它的一篇文章评论了这些真诚承认的欺骗性，因为学校再一次对欺骗了地球母亲。他们甚至还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更多被该属于土著人的土地，现在学校正在向父母们施压，要求他们帮助翻新这处被收购的房产，这处房产是一家私人网球俱乐部，位于离学校一英里的地方。
该帐户的管理员写道：
“一方面，我们可以嘲笑WH最近对激进时尚的滑稽拥抱。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孩子被灌输了可怕的价值观：伪善和不诚实没有问题，只要你的美德闪耀着时髦的政治正确信号。而那些时髦的政治正确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只是在作秀，一种让特权和财富没有罪恶感的方式。”
这些学校的问题是由它们的商业模式决定的。他们的存在依赖于最富有的父母和最有权力的管理者之间秘而不宣的亲密关系。当前的体系致力于用力过度——更大、更好、更多。学校为了项目和校园而相互竞争；很多学校的设施豪华到让人反感。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限制家长个人的捐款额度，还要承认学校不需要成为作秀的地方。为了变得更加公平，他们将不得不变得不那么富裕，并冒着失去一些富有父母的风险。但从本质来说，他们就是想要网球俱乐部和被视为社会变革的中心。
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不需要这些昂贵的学校，也不需要用私人财富来资助像教育这样的基础性的东西。我们不能让富人家的孩子和少数彩票中奖者获得优秀的教育，而让那么多穷孩子上不合格的学校。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教育不应该是奢侈品。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没有脱贫的机会，甚至没有脱离工人阶级机会的国家了。我们允许大多数公立学校倒闭，而昂贵的私立学校在决定谁能在赢家圈子里占有一席之地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许多为美国最富有的孩子开设的学校都有大门和保安，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你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许多为贫困儿童开设的学校都配备了金属探测器和警察，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你对我们来说是个威胁。
公立学校教育，帮助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超越出生环境的特殊力量，已经被深深地，也许是不可挽回地破坏了。在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只有一半的公立学校学生在阅读方面达到了年级水平，在数学方面甚至更少。当一场危机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它就不再像一场危机，而更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为贫困儿童服务的学校不应该是我们最好的学校吗？
当我开始在WH学院教书时，它还没有成为征服世界的WH，在贝尔艾尔的中心地带有第二个校园。1988年，26岁的我来到这里。钱是有的，但还不那么明显，校园仍有一点破旧，附属建筑藏在山坡上，有些还任其腐烂。一座教学楼在大雨中漏水严重，以至于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们都得踩着走廊里湿透了的工业地毯，在教室的油布地板上留下湿漉漉的脚印。
但我并不在意这些。
在那些天真烂漫的日子里，我认为学校是真正实现转变的地方。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时候又是另一个人。秋天的时候，山谷里非常热，麦克白还很奇怪，到了春天，蓝花楹开花了，麦克白变得野心勃勃了。在那之后，我们已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教给他们了，该是孩子们离开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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