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卢梭和伏尔泰以降，位于巴黎拉丁区的先贤祠（Panthéon）便成了法兰西民族表达敬意的标杆性场所。在不同政治社会情境中，提名何人移灵入祠，以此传递何种讯息，也成了值得历任总统反复斟酌的议题。
2月21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主持下，来自亚美尼亚的二战抵抗运动战士米萨克·马努尚（Missak Manouchian）及夫人梅丽内（Mélinée）的遗骨正式入祀先贤祠，成为第81和82位长眠者；与此同时，马努尚生前所在抵抗小组的23名成员，也以“象征性方式”入祀——先贤祠内安置镌刻各人名字的纪念牌，予以集体纪念。
当地时间2024年2月21日晚，法国二战时期抵抗德国纳粹侵略的战士米萨克·马努尚与他的夫人梅丽内一同入葬先贤祠。图为马努尚夫妇和抵抗纳粹小组成员的照片被投射到先贤祠的正门上。
不要说域外看客，即便对于法国民众来说，这些人的名字也实属陌生，和此前被马克龙邀请入祀的抵抗人士——如前卫生部长暨前欧洲议会议长薇伊（Simone Veil）、法美双籍歌星贝克（Joséphine Baker）相比，马努尚及其革命同志们的声望显然不在同一个量级。然而，这并非后者的错，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是法国人，但在80年前的2月21日，他们的生命戛然而止，以外国人身份，奉献给法国的民族解放事业。
事实上，这是自二战期间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Jean Moulin）于1964年入祀先贤祠之后，外国人和共产党人抵抗运动的代表首次获得同样殊荣。法国政府以这种方式，同时向这两个群体明确表达了敬意。以戴高乐主义传人面目出现的马克龙，如今以中间派姿态向左迈出一步，承认法共在抵抗运动中的功绩，展现出某种跨越80年的和解姿态。
然而，宽容从来是强者的特权。如果今日的法共不是如此式微，已经失去了对当下政治的实质性影响，而马克龙又需要某种象征性方式对左派示好，这一天恐怕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到来。
马努尚是谁？
马努尚1906年生于阿德亚曼（Madiyaman，今土耳其境内），年仅9岁时遭遇1915年奥斯曼帝国针对亚美尼亚族群的大屠杀。在1915-1917年间的劫难中，作为基督徒的亚美尼亚人蒙受了驱逐、劫掠、屠杀、强奸等种种暴行，死亡人数据估计在60万到180万人之间（根据不同统计口径），成年男女大批遭到屠戮，同时儿童还被当局强迫改变宗教信仰，因此被视为一场“种族灭绝”。
在这场劫难中，马努尚全家被流放，他的父亲在反抗中牺牲，母亲随后也去世，马努尚和他的兄弟们成了“大屠杀的孤儿”，他自己被一个库尔德族家庭收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美尼亚教会发起运动，寻找在大屠杀中被绑架或被穆斯林家庭收留的本族孤儿。马努尚因此被寻获。与此同时，土耳其独立战争导致了新生的土耳其与法国发生直接冲突。在奇里乞亚战役之后，法军和并肩作战的亚美尼亚志愿军被迫撤退，马努尚也因此被带到黎巴嫩（当时是法国的保护国），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学习了木匠手艺。
1924年，18岁的马努尚从黎巴嫩来到法国马赛，次年又来到巴黎，靠各种零工艰难度日。与此同时，他在索邦大学注册了旁听生身份，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对文学的强烈兴趣，有机会得到大量阅读的充分滋养。在流亡法国的亚美尼亚社群的支持下，他开始和同道创办杂志，发表诗作，并将波德莱尔等法国诗人的作品翻译成亚美尼亚语。
米萨克·马努尚（Missak Manouchian）
作为流亡法国的外国底层劳工，马努尚天然地亲近左翼思想。并在1930年代投身到法共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1934年，马努尚正式加入法共。同一年，他也遇到了党内同志、后来的人生伴侣梅丽内。二人一道积极参与了法共领导下的“支援亚美尼亚委员会法国分部”（HOG）的各种活动，并于1936年喜结连理。
在1930年代中后期，马努尚的活动主要围绕组织在法国的亚美尼亚社群进行，支援同胞返回国内争取民族解放。二战爆发后，由于法共支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在法国被查禁，马努尚本人也一度被法国当局逮捕。出狱后，他继续投身于法共领导的工人运动。1941年初，马努尚潜回已经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巴黎，组织地下抵抗活动。同年6月，他再次被捕，所幸身份没有暴露，几周后被释放。
此后，马努尚成为巴黎地区反抗组织“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外国劳工分支”（FTP-MOI）的军事行动负责人。这个团体约有五六十名成员，他们在巴黎地区针对纳粹占领军和法国傀儡当局的统治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在1943年2月到11月间，该组织发动了100多次行动，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9月28日成功刺杀了德国驻巴黎负责强制劳役的党卫军军官里特（Julius Ritter）。
FTP-MOI的积极活动引起了纳粹占领当局的注意。情报部门在长期跟踪之后（尤其是一名FTP-MOI骨干成员被捕后招供，导致马努尚等人的身份暴露），于1943年11月发起了大规模搜捕行动，彻底摧毁了这个抵抗组织，马努尚和该组织的领导人约瑟夫·爱普斯坦（Joseph Epstein）碰头时双双被捕。包括马努尚在内，此次抓捕行动中共有24人不幸被捕。
占领军当局不仅对这个“马努尚小组”成员进行严刑拷打，而且试图把他们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一方面组织了一场装模做样的审判，并由当局控制的媒体大肆报道；另一方面从中挑出十人（其中七人是犹太人），用其头像制作了一张“红色海报”（Affiche Rouge），张贴了一万五千份，同时辅之以其他媒体的配合，极尽污蔑丑化，旨在渲染“犹太犯罪分子”的危害。这份血红色海报的主题是“（所谓）解放者？（不过是）犯罪大军的解放！”其中马努尚的头像处于下方最正中位置，一个硕大的箭头标注着：“亚美尼亚人，匪帮头目，56起袭击，150人死亡，600人受伤”。
在把“马努尚小组”作为宣传工具加以利用之后，占领军当局于1944年2月21日，在巴黎郊外的瓦勒雷山堡垒（Forteresse du Mont-Valérien）将其中22人予以集体枪决。在行刑之前，士兵曾试图给这22名抵抗战士戴上蒙眼布，但他们坚决拒绝，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直面行刑队的枪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时年马努尚37岁，他的同志当中最大的44岁，最小的仅有18岁。
从“匪帮头目”到抵抗领袖
实事求是地说，马努尚成为这场抵抗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并最终入祀先贤祠，其中不乏历史的偶然因素。这样说并不是抹杀他作为抵抗运动重要领导人的地位，也无意执着于某种“翻案癖”，而仅试图在一个已经被遮蔽许久的历史事件中，发掘出更多的历史面向。
在很大程度上，马努尚在抵抗运动战后叙事中的地位，要拜上述“红色海报”所赐，因为海报以10人代表24人，并在显著位置上将马努尚称之为“匪帮头目”，而在战后，这份海报反过来成为抵抗运动成员可歌可泣牺牲的标志性见证，而“匪帮头目”定性自然也有了180°的转变，成为“英雄领袖”。同样，在经过众多诗歌、小说、音乐、漫画的歌颂——尤其是著名诗人阿拉贡（Louis Aragon）、歌手费雷（Léo Ferré）和布律埃尔（Patrick Bruel）等人的演绎，马努尚作为抵抗运动领袖的形象愈发深入人心。
然而，从抵抗组织运作时的内部结构来说，马努尚当时并不是FTP-MOI的最高领导人，这个角色属于约瑟夫·爱普斯坦，但后者既没有出现在“红色海报”上（据说是因为他金发碧眼，不符合纳粹丑化“低劣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宣传需要），也没有和马努尚及其他同志一道就义（死于稍晚的同年4月11日）。结果，真正的一把手不为公众所知，其下属却成了这个英雄团体的代言人。
此外，在他们被捕后和战后历史学中出现的所谓“马努尚团体”的称呼，在抵抗运动真正进行的过程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如上所述，马努尚负责这个团体的战斗行动，但并不是真正的一把手。即便在纳粹最初的宣传中，这个抵抗组织也同时被冠以三名主要成员的姓名，被称为“马努尚-博佐夫-雷曼团体”（这三人都出现在“红色海报”上），在战后叙事中逐渐被简化为“马努尚-博佐夫团体”，最后索性变成了“马努尚团体”，这也在无形中进一步强化了马努尚的个人领导作用。
然而，马努尚成为抵抗运动的一面旗帜，除了有阴差阳错的置换，同时也有更为广泛的其他因素：其中颇为重要的，就是他的诗人身份——身为底层外国劳工、头脑中却焕发着文学热情，曾主编刊物并发表多首诗作。这种“一手持枪、一手执笔”的英雄形象，完美地契合了既追求外在解放、也追求内在解放的启蒙精神。尤其对于法国这样一个歌颂军功、但更加崇尚文教的民族来说，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马努尚，作为抵抗运动的化身，显然具有更加强烈的感染力。
此外，马努尚的亚美尼亚身份，也成为法国语境中的一个能够拨动历史心弦的独特因素。如前所述，在奥斯曼帝国治下，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曾求助于法英俄等列强来寻求自治，并因此遭受到1915-1917年间的残酷迫害。而法国军队曾和亚美尼亚游击队并肩作战，因此有大批亚美尼亚侨民来到法国，将法国作为自己的第二祖国，并由此衍生出紧密团结、人才辈出的旅法亚美尼亚社群，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2018年去世的法国国宝级歌手、演员阿兹纳武尔（Charles Aznavour）——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马努尚被捕后，阿兹纳武尔的父母还曾协助其妻子梅里内脱险。而在法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认知中，亚美尼亚大屠杀都是和纳粹大屠杀一样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法国为此还曾多次同土耳其交恶——后者作为奥斯曼帝国继承人，同样否认这段种族灭绝历史。同样作为有功于法国的外国人，要享有入祀先贤祠的殊荣，亚美尼亚身份客观上要比其他族裔更容易赢得社会公众的同情和认可。
成为法国人是“心灵和意志的选择”
自法国革命以来，几乎在每一次历史变局关头，“外国人”都扮演了难以忽视的角色。以1789年革命为例，作为“导师”的卢梭一直以“日内瓦公民”为骄傲；革命爆发之际的财政总监内克尔（Necker）是日内瓦银行家；无套裤汉领袖之一马拉（Jean-Paul Marat）生于瑞士西部的布德里（Boudry）；来自德国的克洛茨（Anacharsis Cloots）更是彻底抛开传统的国界分别，以“人类代言人”自居；来自意大利的邦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则将“为平等而密谋”的巴贝夫主义记录下来，影响了后世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1848年革命之后，导致革命政府镇压民众、使得局势急转直下的导火索，并不是本国内部议题，而是巴黎街头声援波兰的示威游行。在第二帝国时期，来自意大利的革命者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因为行刺拿破仑三世而导致了外交政策改弦更张，并间接影响到法国的国运。
无套裤汉领袖之一马拉（Jean-Paul Marat）
同样，在1930年代席卷欧洲大陆的法西斯和纳粹狂潮中，不同国家革命者的命运彼此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法共等左翼力量曾大力支援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政府，战后“国际纵队”的许多外国战士也撤入法国境内。而当法国遭受纳粹德国入侵后，在包括约瑟夫·爱普斯坦在内的“马努尚团体”中，有9名波兰人、5名意大利人、3名匈牙利人、2名亚美尼亚人、1名西班牙人、1名罗马尼亚人和3名法国人。
围绕马努尚入祀先贤祠，不难看出两条相反相成的线索：一方面，马努尚被迫背井离乡之后，既没有奥斯曼-土耳其国籍，也没有亚美尼亚国籍，他生前曾两次向法国当局申请加入法籍，但都被拒绝，最终以无国籍人身份参与到保卫法国的斗争当中，并为之献身；另一方面，正如先贤祠门楣上所镌刻的铭言——“致伟人们，感恩的祖国”（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就其严格意义来说，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入祀先贤祠的伟人们，都拥有法国国籍（除卢梭外，为数不多的的例外是拿破仑大肆封荫时，赐予几位意大利主教、荷兰将领和瑞士银行家以这种殊荣）。“伟人”固然多有，“祖国”却仅此一家。
然而，何谓“祖国”？正如马努尚被捕后面对法籍检警人员时所反驳的：“你们只不过继承了法国国籍，而我们的所作所为配得上它”。对他而言，国籍、公民、祖国并不具有严格的实证法意义，而是近乎一种自然法意义：它是意志和行动的产物，而不是官僚文牍的产物。80年后，法国政府的致敬声明也呼应了这一表态：成为法国人不是“因为出身、因为宗教信仰、因为姓氏”，而是一个“心灵和意志的选择”。
事实上，在法国的政治文化中，有绵长悠久的国际主义和普世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在基督教中孕育，经过启蒙思想改造，并因革命而得以强化。在法国革命初期，议会曾在热情驱动下，以决议方式授予那些对法国或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人以法国国籍。此后，这种普世主义的天真幼稚成份逐渐消退，权力政治和官僚主义也从来都有一席之地，但其内核却一直保留下来。因此，法国语境中并不大认可“内政不容干涉”理念，因为尤其当内政涉及到人之权利时，是人类整体的尊严均受到侵犯，不能躲在主权外壳之下免于批判。这种“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性理念，是促使跨越国界藩篱的根本动力。
从1930-1940年代的法西斯和纳粹甚嚣尘上，到二战之后左翼力量的勃兴，再到今天在移民危机冲击下、不同形态的极右思潮重新盛行，欧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仿佛走过了一个巨大的环形，回到了似曾相识的原点，构成了时代主题的变奏。许多国家重新拾起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防护盾牌，而对外国人的提防和敌视，强调“本族优先”，正是从古至今、不分西东，所有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无论它口头上尊崇哪种主义），也是可以用作衡量政治光谱偏移程度的重要指标。
在移民危机背景下，法国通过让马努尚入祀先贤祠，给予外国人以承认和尊荣，正是一种反抗性的纠偏姿态。几乎所有法国主流政党均对此表示支持，但极右翼的国民联盟（RN）对此不置可否，拒绝表态，立场更加极端的极右小党“光复党”（Reconquête!）的党魁泽穆尔（Éric Zemmour）则抱怨，给这些外国人如此之高的荣誉，好像抵抗运动中没有法国人参与一样。
平复激情，承认不同派别战士的同样价值
除了外国人身份之外，此次马努尚入祀先贤祠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首次有法共领导的抵抗战士得到官方如此高规格的承认。
对于近年来面对形格势禁、不由自主地向右漂移的马克龙主义来说，以马努尚入祀先贤祠为象征性举措，算是向左迈出了一小步，构成了努力“左右逢源”、回归中间派立场的校准举动。甚至可以说，这一步迈得比前任社会党总统奥朗德还要更远，后者在任时曾决定让四名抵抗运动人士进入先贤祠：民族学家蒂利昂（Germaine Tillion）、 戴高乐将军的侄女安东尼奥兹（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记者布罗索莱特（Pierre Brossolette）、前教育部长让·扎伊（Jean Zay）——其中没有一人是法共成员。
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国战后政治生活中两大传统——戴高乐主义和法共代表的激进左翼——的恩怨与分歧，在80年之后仍然清晰可见。
二战初期法国遭受失败之后，戴高乐流亡伦敦，并在贝当政府停火投降翌日，于1940年6月18日通过广播演说，发出著名的“6.18号召”，宣称战争尚未结束，呼吁法国人继续奋起反抗。这一号召也被视为法国抵抗运动的发端。此后，法国本土逐渐出现众多自发且分散的抵抗组织，其中法共领导的“自由射手和游击队”是组织最严密、战斗力最强、牺牲也最大的一支。但总体来说，抵抗组织不同派别各持立场（戴高乐派、天主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很大程度上各自为战，缺乏彼此协调，因此戴高乐派遣特使让·穆兰回到法国，将本土的抵抗运动统一起来。在让·穆兰的协调努力下，抵抗运动的各团体、工会、政党派出代表，于1943年5月27日召开了“全国抵抗委员会”（CNR）的第一次会议。戴高乐派和法共这对政治光谱上相去甚远的力量，第一次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为民族解放而共同战斗。法国的抵抗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让·穆兰（Jean Moulin）
然而，“全国抵抗委员会”刚刚成立，让·穆兰就落入纳粹党卫队之手，并在备受酷刑折磨后牺牲。这种居功至伟、壮志未酬的英雄形象牢牢地奠定了他在抵抗运动中的地位。1964年12月，让·穆兰的骨灰被送入先贤祠，他也成为首位入祀先贤祠的抵抗运动战士。
在二战胜利之后，戴高乐派和法共的合作关系很快破裂，二者沿着不同政治理念断层线分道扬镳。由于在二战抵抗运动中的巨大贡献和威望，法共一跃成为战后政治生活的举足轻重力量。在1945年成立的制宪议会中，法共占据159席，成为第一大党，脱胎于天主教抵抗势力的人民共和运动（MRP）位居次席，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即社会党的前身）排名第三。尽管戴高乐出任总理，但议会中缺乏依靠力量（只得到MRP有限的支持）。面对左翼力量的掣肘，议会和政府之间龃龉不断，导致戴高乐很快挂冠而去。
摆脱了戴高乐这个障碍后，法共也没能笑到最后，它在制宪进程中同样遭受失败，其主导的激进左翼色彩明显的第一版宪法草案被全民公投否决，由此导致了制宪议会重新选举，而法共也从巅峰跌落下来，失去了第一大党的位置。最终，1946年宪法在此前激进左倾的草案基础上大幅回调，建立了第四共和。
第四共和建立后，法共在联合执政中遭遇挫败，被逐出政府，同时由于政治生活趋于碎片化，政府无力解决阿尔及利亚等诸多重大问题，戴高乐再次成为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不二选择。后者为出山掌权开出的条件，是抛弃左派主导的1946年宪法，按照他的蓝图重铸宪政体制，强化总统权威。而此时的法共锚定左派的议会斗争立场，站在了戴高乐主义的对立面上。因此毫不意外，在随后建立的第五共和中，法共彻底沦为在野党，成为戴高乐主义的最强硬批评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被近似地看作法国王权传统和雅各宾主义传统的当代变体。
这种对立态势反映在历史记忆中，便是法共虽然在二战抵抗运动中出力甚巨、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在战后尤其第五共和的戴高乐体制中，由于政治上的敌对，它在抵抗运动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被漠视和搁置。在让·穆兰入祀先贤祠之后，虽然始终有声音要求以同样方式承认法共在抵抗运动中的贡献，但从未真正实现。
随着第五共和的巩固和演进，法共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日益降级。以总统大选得票率作为参照系来看，法共高开低走，从1969年的21%下滑到1981年的15%、1988年的6.76%、1995年的8.64%，进入21世纪之后，法共要么放弃独立参选，要么仅获得2-3%的选票。可以说，如今的法共和战后声威相比，早已天差地远，变成一个边缘化的式微小党。相反，戴高乐主义却日益浸润到法国当代政治传统中，从中左派的社会党（奥朗德2016年曾到戴高乐家乡谒陵），到以戴高乐派正宗传人自居的中右派共和党、再到极为强调“主权”“独立”“爱国”的极右派，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在争抢戴高乐的遗产，为自己增加正当性因素；或许唯一的例外，就是法共和它的激进左翼同道，至今仍然拒绝加入这个“戴高乐大家族”。
然而吊诡的是，正是在这种一端极度式微、一端蔚然大观的格局之下，法共领导的二战抵抗运动，反而得到了更加公允的体认。2023年6月18日（戴高乐发出抗战号召的纪念日），马克龙宣布马努尚的遗骸将入祀先贤祠，而入祀当日，正是马努尚及其法共同志遇难纪念日。显而易见，马克龙试图用这种象征性的姿态，弥合两大传统之间的分歧，也消弭来自左翼阵营的某些怨气。
无论如何，80年的恩怨情仇随风而逝，正如约瑟夫·爱普斯坦之子乔治·杜弗-爱普斯坦（Georges Duffau-Epstein）所说：“现在也许应该平复激情、开始承认所有抵抗战士具有同样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