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族主义的回归：俄乌战争促进两大思潮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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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族主义的回归：

俄乌战争促进两大思潮结盟

作者：苏赫拉布·阿赫马里（Sohrab Ahmari）

译者：钟嘉丽

图为本文作者苏赫拉布·阿赫马里（Sohrab Ahm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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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在许多方面与19世纪相似，尤其是因为我们正见证自由民族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强势回归。随着俄罗斯对其周边地区提出领土主张，一个所谓的后民族自由主义帝国越来越多地支持民族主义。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势力为寻求新的合法性，将自己表现为自由主义炽热疆界的顽固捍卫者。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通常认为自己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中——相互对抗。双方都把给西方带来的麻烦归咎于对方。如果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家放在一个房间里，其结果几乎不会比一集“斯布林格秀（Springer）”节目更具有启发性。然而，这一集最终将遵循和解脚本：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曾经被束缚在一起，而他们似乎准备好修补这段关系。

在理论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可调和的。自由主义将个人置于一个很高的地位，力图维护和扩大个人的自主权，反对家庭和传统、部落和国家的未被选择的主张。此外，国界阻碍了货物、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而这些对自由经济至关重要。民族主义会使自由主义理论想要扫除的界限更加坚固。

当自由主义上升到一个连贯的“理论”水平时，民族主义（充其量）会把自由主义视作一种不友好的力量。以色列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认为，自由主义远不仅仅是一套组织政府的程序。相反，他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教条体系”（“system of dogmas”）。无论自由主义教条传播到哪里，都会消解“传统”结构，尤其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国家。

图为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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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则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同时兴起的，从18世纪末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以权利为基础的公民身份使得有必要界定哪些人算公民和哪些人不算公民，而答案往往取决于种族和语言群体；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中筛选出权利持有人的狂热很快就会呈现出种族色彩，并带有虚假的“科学”分类。

这其中有一个经济方面的因素。为了将其日益增长的商业力量转化为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开始疯狂地划定边界，目的是为了推翻由跨国帝国（multinational empires）主导的、以普世教会的道德权威为基础的旧秩序。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19世纪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是旧秩序竭力遏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故事，当时的皇帝和宗教领袖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视为相联系的革命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 “传统”血统即到此为止。

旧世界难以为继。在20世纪上半叶，自由经济的危机和日益猖獗的民族主义共同引发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到1945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已成废墟。随后，自由主义者开始创建一种由一个自由主义超级大国主导的一体化秩序，削弱国家主权，以支持跨国机构和专家统治。

通常情况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演变，以适应物质现实。19世纪的自由主义将国家视为构成自由权利的 “神圣共同体”，但这种主张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理论界提出了一种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在这种自由主义中，权利帝国将横跨全球。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自由资本家可以任何地方自由经商，西方势力可以通过结构调整计划、无休止的非政府组织恐吓或无人机战争摧毁任何可能抵抗的地方结构。

然而，世界性的自由主义不得不竭力解决规模和政治依附的问题（the problem of size and political attachment）。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长期以来一直所主张的那样，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过于庞大，无法激发忠诚，而个别的自由主体又过于渺小和自私。

撇开理论不谈，自由主义对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疏离造成了更直接的困扰。战后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特定政治形式是自由民主。然而，就连雅沙·蒙克（Yascha Mounk）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也承认，这个等式中的自由主义的那一半经常与体现在国家示威游行（national demos）中的民主主义的那一半发生冲突。文化解放、性解放、和经济市场化往往会带来混乱，尤其是对于西方的本土工人阶级而言。战后的自由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推倒投票箱中的反对意见——无论是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是对南欧实施紧缩政策，或是惩罚东欧选错领导人的选民。在这样做的时候，自由主义者通常会说“捍卫民主”，但他们通常的意思是捍卫自由主义。

2015-2016年，这些矛盾在大西洋两岸的民粹主义反弹中爆发。特朗普主义、英国脱欧、中欧和东欧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更强硬的左翼运动使传统中左翼政党失势——所有这些都是同一现象的变体。此外，这种普遍的分裂也反映在精英阶层，一部分当权派学会了迎合不满情绪，这一方面是出于真诚的情感，另一方面是通常的物质动机：看看的共和党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分歧（Trump-Never Trump cleavage），或者哈佐尼（Hazony）的跨大西洋民族保守主义运动（trans-Atlantic nat-con movement）就知道了。对任何政权来说，分裂的精英阶层——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承诺之间摇摆不定——都比分裂的民众要危险得多。

随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动了军事行动。这场战争对乌克兰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它也为西方精英意识形态的和解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尽管坦克驶过欧洲边境的场景令人震惊，但在西方大国，以及在精英们相互交谈的推特上，发生了更令人惊讶的事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自1945年疏远以来首次相互接纳。

欧洲自由主义者高举实际的和数字化的乌克兰国旗，并高呼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中间派政党——他们在几年前打破了欧洲的边境执法机制，以欢迎100多万来自中东和北非的新移民——重新发现了“硬边界”的价值。布鲁塞尔的官员和中左翼专栏作家几十年来一直在诋毁民族主义是野蛮时代的遗迹，如今他们甚至逐渐接受了乌克兰民族主义中更丑陋的部分；亚速营从被描述为白人民族主义的恐怖组织，变成了仅仅是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分队”。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幅画，展示了高贵的乌克兰骑士抵御俄罗斯兽人（Russian orcs）的场面。

对华盛顿-布鲁塞尔的当权派来说，这种对新民族主义的鼓吹有可能将民众酝酿已久的不满情绪重新引向一个（真正的）外部敌人，并以民族主义为理由，为自由主义的紧缩措施（包括限制工人阶级的能源消费）开脱。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反当权派也乐于接受当权派的邀请。波兰保守的民族主义法律和正义党在支持欧盟扩张的问题上战胜了最狂热的自由主义批评者——换而言之，其支持自由主义批评者经常抱怨的欧盟指令。瑞典的极右翼民主党（far-right Sweden Democrats）通过将乌克兰人排除在他们原本强硬的庇护立场之外，赢得了一种奇怪的新尊重。在整个中欧和东欧，民粹主义政府威胁要对支持俄罗斯的言论进行刑事处罚。

在知识分子层面，哈佐尼最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中成为波兰人对战争采取极端鹰派立场（ultra-hawkish stance）的代言人，而他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德穆斯（Chris Demut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主张对俄罗斯采取升级行动（当然是基于民族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理由）。虽然一些美国民族主义者仍然对乌克兰问题的升级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有必要升级对抗中国。

需要明确的是，在华沙、斯德哥尔摩、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新民族主义者的沙文主义（jingoism）和鹰派主义（hawkism）是真诚的——毕竟这就是他们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原因。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战争在客观上也使他们的运动与他们所声称鄙视的跨国自由主义机构的目标和利益趋于一致。

新的结合可能只是暂时的便利，或者是一种政治分裂的结合，其中的爱或政治都不是真实的。即便如此，如果以历史为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仍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找到相互妥协的方法。在最危险的情况下，这种妥协可能会使两者最糟糕的方面倍增：西方沙文主义（chauvinism）和自由弥赛亚式的普遍主义（liberal messianic universalism），而此时正在崛起的东方反制集团已经对两者都有所感觉。

文章来源：

Sohrab Ahmari，The Return of Liberal Nationalism，Compact Mag，May 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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