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三大群体之
作者：王慧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
［摘要］德国社会内部的三个群体即政治家、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对爱国主义的态度存在差别。政治家基于政治利益支持复兴爱国主义，同时把爱国主义用作政党竞争的工具。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的讨论较为理性，不仅注重批判和反思德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问题，还积极从不同角度重构当代德国爱国主义新模式。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态度日渐开放，能够比较轻松地处理爱国主义情感，而不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那样回避爱国主义。总体来看，德国社会逐渐克服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大屠杀所带来的爱国主义阴影，德国人的爱国情感表达随之回归公众视野。同时，德国右翼势力和移民群体的爱国主义态度表明，德国社会要从整体上培养一种低调、开放的爱国主义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关键词］爱国主义 德国 右翼极端主义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为自己是德国人而自豪”或者“我爱我的国家”等爱国主义的话语表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并不多见，但这不代表德国人不讲爱国主义。实际上，关于爱国主义的辩论在德国政治界和学术界一直定期举行。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涌入更是把爱国主义问题推向了公众视野。在德国国内，不同群体对爱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具有明显差异，各群体内部对待爱国主义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德国社会的三个群体，政治家、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对待爱国主义的态度，能够初步展现爱国主义在德国的基本面貌。
在德国，“爱国主义”一直是政治家们热衷的话题。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各政治党派成员，都经常在政治演讲和辩论中提及“爱国主义”。政治家们基于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公开推崇爱国主义，并利用爱国主义宣传本党宗旨，展开政党竞争，由此造成爱国主义的“政治工具化”。（一）国家领导人提醒德国社会牢记纳粹历史教训，同时呼吁发展低调的新型爱国主义德国国家领导人每年都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战争和种族大屠杀反思，以此提醒和告诫民众不要忘记纳粹德国的历史教训。其中，比较典型的当属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cker）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以及2005年德国总统霍斯特·科勒（Horst Khler）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他们旗帜鲜明地谴责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呼吁德国人勇于面对过去的错误，并认为德国人有责任牢记这些痛苦及其原因，需要作出努力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样的反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政治界并不少见，形成了一种所谓“反思政治”的氛围。在反思纳粹历史教训的同时，德国领导人并没有忘记呼吁德国社会民众增强国家自豪感。2010年，德国前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Christian Wulff）在德国统一日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社会民众为德国的文化、科学、经济成就以及宽容的社会氛围感到自豪。在此之前，时任德国中央犹太人委员会主席的夏洛特·克诺布洛赫（Charlotte Knobloch）更是直接表达了“希望德国人更加爱国”的愿望。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为人们在战后‘用手建造这个国家’而感到自豪”，年轻一代更应避免对过去的纳粹历史感到内疚。2021年年初，这位年迈的犹太裔政治家在德国联邦议院举办的缅怀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讲，再度呼唤德国的爱国主义，“骄傲的德国人”“自豪”“家乡”“国家”“欧洲”等词汇高频出现在这位年迈的犹太裔政治家的演讲中。过去，在统治阶级的宣传下，爱国主义曾一度成为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因此，今天的德国主流政治界希望德国能够发展一种新型爱国主义。202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纪念活动中，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发表讲话，为新型爱国主义的建设提供了某些思路。他呼吁德国人培养一种有自我批评精神和历史责任感的爱国主义，一种低调的、开放的爱国主义。（二）社会民主党总体上支持爱国主义的复归，同时希望德国社会能够形成一种符合其政党指导思想的爱国主义形式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有着光辉的历史，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第一个世界性无产阶级政党。如今，德国社会民主党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指导思想，作为一个改良主义政党，它是德国国会六大政党之一。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就是社会民主党成员。他对“低调的爱国主义”的呼吁和倡导，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这一政党对待爱国主义的主流观点。前德国联邦议院议会成员、社会民主党发言人之一约翰尼斯·卡尔斯（Johannes Kahrs），对德国爱国主义问题提出过具体看法。2019年1月31日，他在社会民主党的党内报纸《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开明的爱国主义如何保护民主》。在文章中，卡尔斯首先指出纳粹历史对国家凝聚力的破坏，紧接着提出开明的爱国主义能够确保类似事件不会再次出现。他清晰地看到目前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社会内部所存在的“分裂倾向”，并意识到这不利于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卡尔斯指出，一个运转良好和稳定的社会的基础是积极的民族意识，并且这种意识当中始终包含对纳粹政权和大屠杀负责的因素。爱国主义不仅意味着对语言、艺术、文学、音乐等绚烂而丰富的国家文化感到自豪，而且还允许每个人对民主人士在德国创造的开放、包容和多元的社会感到自豪。卡尔斯在文末总结道，开明和具有价值约束力的爱国主义不排斥具有外国血统的人，这是德国社会及其民主必不可少的基础。爱国者必须而且只能是民主人士，这是对抗民族主义和社会分裂的最佳办法。在更早之前，社会民主党前党首、德国联邦副总理西格马·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提出了一种“社会爱国主义”，他把爱国主义作为实现公民社会的条件，认为这有利于年轻人承担起责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从而促进社会团结发展。社会民主党前主席、现任勃兰登堡州州长的马蒂亚斯·普拉策克（Matthias Platzeck）则呼唤“普鲁士的美德”，这是德国爱国主义的另一种表达。不过，“普鲁士的美德”这类爱国主义表达，在德国媒体上引起了广泛讨论。虽然有不少人支持，但也有很多人基于“普鲁士美德”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而对其加以批判。总体来说，社会民主党对爱国主义持支持态度，同时他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体现了自由、民主和社会团结的政党价值观，他们所要构建的是一种基于本党指导思想的爱国主义形式。（三）极端右翼政党借“爱国主义”之名，大肆散播右翼极端主义思想近年来，在德国政界和媒体上引发热议的德国选择党（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是极端右翼政党的代表。它是2013年由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Bernd Lucke）在欧洲债务危机的背景下发起创建的。该党创始之初的成员多是来自德国精英阶层的经济学家。他们因怀疑欧洲一体化的可行性、反对欧盟单一货币政策和要求减少接收难民的共同主张而聚集到一起。德国选择党在创立后的三年时间里，就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发展成为一个进入多个联邦州议会的政党，此后成功进入联邦议院。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德克尔（Frank Decker）从政党研究的角度科学分析了德国选择党的政党政策和结构，并将其划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体系。德国选择党通常自诩为“爱国者”，号召社会民众对国家保持绝对忠诚，对祖国保持高度热爱，同时宣称在本党政策中“德国高于一切”，以此拉拢选民。在《开明的爱国主义如何保护民主》一文中，卡尔斯严厉斥责了德国选择党的极端右翼立场，同时呼吁民众对德国选择党所散播的种族仇恨和民族主义思想保持警惕。2020年11月，德国图林根州内政官员乔治·迈耶（Georg Maier）发起了有关“是否要禁止德国选择党”的辩论，德国《时代》杂志就这一问题采访了极端右翼主义研究专家迪尔克·博斯特尔（Dierk Borstel）。在访谈中，博斯特尔不无担忧地指出，“今天的德国选择党完全不同，它开辟了更广泛的选民群体”，其思想被学者描述为与群体有关的民族仇恨或民族主义，与过去的极右翼政党国家民主党相比，“德国选择党要危险得多”。德国选择党借爱国之名，行煽动民族仇恨之实。尽管德国选择党的立场和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批评，但它仍然获得了十分迅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最初，他们无法产生对战后新德国的认同，并且对爱国主义没有好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开始重新认识爱国主义的重要性，并不断在理论上探索适合德国国情的爱国主义发展方案。（一）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对新生国家和爱国主义都缺乏好感20世纪上半叶，德国连续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在每一次战争爆发之前，德国人民都表现出欢欣鼓舞的心理状态。在统治阶级的诓骗下，德国人民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和保卫祖国的信念，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德国的侵略战争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屠杀600多万犹太人的罪行成为德国人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记忆。因此，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对德国的民族问题和爱国主义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悲观论调。比如，战后德国著名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写给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信中说道，“德意志是第一个，作为一个国家，走向毁灭的民族”。他还说，“现在德国被毁灭了，我第一次感到如释重负”。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视经济和军备重建为早期联邦德国的“复辟倾向”，不遗余力加以批判。他们认为，联邦德国到处充满着与纳粹德国的连续性，没有建立起反法西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经历了战火和种族大屠杀后的德国知识分子，对保守主义显得特别敏感，他们难以对新生的联邦德国产生美好的感情。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1949年的《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写道：“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论断表明德意志人对自己的国家和历史文化再难形成积极的情感。德国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更多地是持批判态度，认为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充斥着战争和侵略。从战后初期德国社会的总体状况来看，“爱国主义”曾长期是德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禁区”。（二）直面反思过度的现象，对爱国主义的重要性进行重新探讨在长期的反思清算氛围中，德国知识分子日益感到整个社会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当代德国著名诗人、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率先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当人们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德国”时，在弹出的数十万个标题中很少有讲述德国优势的内容。这是因为在德国，承认德国优势总会引起人们对右翼激进主义的普遍怀疑。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仪式化的怀疑是单调的。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威尔海姆·汉尼斯（Wilhelm Hennis）对德国的政治文化状况提出了更为根本性的批评。他指出，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退出这个国家及其政治。如果联邦共和国还想要存在，它必须成为被年轻人保护的对象，仅仅获得年轻人对自身公民身份的认同是不够的，还要使其形成精神上的认同。他还认为，爱国主义对于构建公民社会必不可少。当代德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沃克尔·克罗伦贝格（Volker Kronenberg）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民族国家的生存带来了挑战，这要求德国强化社会凝聚力的塑造。他以欧盟为例，指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增强了超国家行为体的政治能力，而传统的民族国家在一个无边界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的功能和未来发展都受到了消极影响。他还指出，爱国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德国爱国主义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健康的爱国主义使人们能够尊重他人的身份认同，从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德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敏锐地观察到爱国主义在战后德国的长期缺失，并对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重新探讨。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爱国主义是使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国家意识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一共识。在这一共识基础上，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以德国国情为基础，试图建构适合当代德国政治和文化发展状况的爱国主义理论模型，如由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多尔夫·斯登贝格（Dolf Sternberger）提出、经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学者进一步发展的“宪政爱国主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斯登贝格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战后德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爱国主义的问题。斯登贝格在一篇演讲中把“祖国”和“宪法”并列起来进行讨论，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宪政爱国主义的第一次出场。到1979年，斯登贝格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宪政爱国主义》一文，正式公开提出“宪政爱国主义”这一概念。此后，哈贝马斯在“历史之争”的背景下发展并系统建构了宪政爱国主义理论。直到今天，“宪政爱国主义”仍然是德国学术界最热衷讨论的爱国主义理论模型。不过，也有很多学者对它提出了质疑，并提出其他形式的爱国主义。比如，当代德国著名作家和电视主持人特亚·多恩（Thea Dorn）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三重德国爱国主义，她积极肯定了宪政爱国主义的价值，但同时认为“没有人可以从中得到内心的温暖”，与宪政爱国主义相比，她更支持以德国历史文化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她主张复归“文化国家”，以便使德国人与国家建立情感联系。除了宪政爱国主义以外，欧洲爱国主义、音乐爱国主义、足球爱国主义等也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建构一种既适合德国国情，又适应欧洲和世界发展局势的爱国主义，是当今德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德国著名评论家、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解读希特勒》一书中指出：“自希特勒以后，许多德国人不再敢当德国爱国者。因为，德国的历史没有随希特勒而终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人常常羞于表达爱国情感，甚至以爱国为耻。民众在公共生活中总是刻意回避爱国主义这个敏感问题。然而，随着纳粹历史的远去和德国社会的繁荣发展，民众的国家自豪感强势回归。（一）近年来德国民众对待爱国主义的态度日渐开放，民族自豪感普遍上升过去，如果有人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会显得非常另类，要他们说一句“我爱德国”并不容易。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重新为国际社会所接纳、德国统一的顺利完成以及战后“新一代”的出生和成长，“以爱国为耻”的社会心理逐渐得到扭转。21世纪初，著名民调“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对德国人的国家认同和爱国情感进行的调查显示，有高达90%的德国人觉得自己与国家有着非常大或相当大的联系。2006年夏天，德国世界杯足球赛让世界人民都感受到德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世界杯期间，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他们的脸上涂抹着象征德国国旗的“黑-红-金”三色，穿梭在大街小巷，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国家标识。有学者认为，“身为德国人”的口号又重新出现在德国的领土上，“爱国主义”这个曾经几乎被德国抛弃的词汇再次具有了积极的意义。在此之前，德国民众不喜欢展示自己的国旗，在柏林、法兰克福、汉堡等德国大城市的街头，悬挂着的大多数是欧盟旗帜或别的什么旗帜。德国民众在世界杯期间通过挥舞国旗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情绪，表明他们对爱国主义的态度日渐开放。除了德国民众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展现出来的国家热情以外，有学者在研究德国人对《基本法》的态度基础上指出，尽管纳粹历史给德国人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但是在今天的德国，民族自豪感仍然普遍存在。在受访者中，有78%的人表示为自己身为德国人而感到自豪。这一数据结果证实了著名的德国综合社会调查（ALLBUS）1996年～2006年期间相关调查数据显示的趋势，即在当今德国以自己祖国为荣的德国公民人数在不断增加。（二）年轻人更热衷于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热爱，但容易陷入右翼极端主义的泥潭德国阿伦斯巴赫研究所（Allensbash）依据2006年世界杯期间展示德国国旗的人存在的代际差距，指出年轻一代更乐于展现民族自豪感。调查显示，世界杯期间，展示德国国旗的人中30岁以下的占58%，而60岁以上的人只占18%。出生和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青年，认为自己没有参与和战争有关的行动，所以没有理由为祖辈的错误买单。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出生和成长于德国崛起的时代，享受着德国提供的优渥生活，因此自然而然地在生活中流露出对国家的热爱情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德国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容易为右翼极端主义所利用。右翼摇滚音乐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流行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右翼摇滚音乐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新纳粹音乐的统称。这类音乐在德国联邦检查局管制之下仍然屡禁不止。相关资料显示，联邦德国检查局汇总的那些对年轻人有害的音乐媒介多达1000多个，并据此下达了此类音乐产品的销售禁令，但这没能阻止其在年轻人中的传播。德国著名右翼摇滚歌手克里斯·阿里斯（Chris Ares），因通过音乐和社交网络传播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巴伐利亚宪法办公室的审查，但他的音乐在年轻人中仍然非常受欢迎。右翼摇滚音乐研究专家蒂莫·布赫纳（Tim Büchner）认为，阿里斯巧妙地传播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通过音乐吸引了相当多的听众，巩固其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音乐成为他散播种族主义、右翼恐怖主义故事的原声带。还有来自嘻哈界的一些说唱歌手，受到了年轻人的热烈追捧。他们的音乐有时看起来像是爱国歌曲，但实际上表达了纳粹主义的思想。其中有些歌曲能够登上德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年轻群体的支持。有研究者通过对德国相关右翼组织成员、政党选举数据的分析，指出右翼极端主义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对青年群体的青睐。特别是右翼极端主义势力中的行动主义者、右翼极端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仇外犯罪和暴力行为实施者等绝大多数为青年人。年轻人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如何避免年轻人的爱国情感为右翼极端主义所利用，成为德国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三）移民不吝啬表达对德国的喜爱，但他们的爱国主义态度具有复杂性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背景各不相同的移民的国家情感和爱国主义态度具有复杂性。相关报道和研究显示，德国社会至少存在三种典型的移民爱国心态。第一种是德国移民融合的理想状态，即移民对德国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爱的不是自己的祖籍之国，而是出生、生活或工作的德国。德国无线电台曾经做过一档以“人必须爱自己的国家吗？”为主题的访谈。其中一位受访的移民这样回答：“您不必爱自己的国家，但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是德国。”“您不必做任何事情，但是我想爱这个国家，我也很高兴捍卫和讨论这个国家。”第二种是移民群体中的“右翼极端主义”，即有移民背景的人表现出的种族主义思想和行为。这些人或是为了防止自身遭遇种族袭击而结成原国籍共同体，或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而对自身以外的移民产生歧视。第三种是即使脱离了祖籍之国，却仍然对原籍国家葆有深厚的“热爱之情”的心态。这类移民以移居德国的华人为代表。一些华人虽然加入了德国国籍，并长期在德国生活和工作，但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才是真正的祖国。这些华人即使在德国，也更愿意吃中国菜，更愿意和中国人交往。这三种移民爱国心态表明，德国移民群体的爱国主义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移民融合对于德国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代课题。爱国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关涉每个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问题。在德国，无论是政治家们的公开宣传，还是知识分子的研究讨论，或是普通民众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表达，都表明德国的爱国主义已经复归，并且逐渐达到一个新高度。不可否认的是，在经历了战争和种族屠杀的阴翳之后，德国人民仍然拥有爱国的权利，他们在日常行为中展现出一定的爱国情感是正常的。但是，德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使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沦为政客的工具，各主要党派围绕“爱国主义”大玩政治游戏，右翼极端主义不断煽动种族仇恨和仇外主义，右翼社会文化氛围日渐浓烈。青年群体表现出的右翼极端主义倾向，表明德国要克服民族主义危险，发展民主、理性的爱国主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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