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冯祎 编辑丨漆菲
随着变异病毒的侵袭，澳大利亚再度面临难题——维多利亚州宣布进入第六次封城，已经封城6周的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部分地区仍未开放，就连被称作“最纯净之地”的塔斯马尼亚州在疫情清零一年后再度出现新病例。尤其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不断创下新纪录。
截至8月11日，澳大利亚共计发现3.66万多例新冠确诊病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数字不算“难看”，但澳大利亚的接种疫苗率却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尤其是变异病毒德尔塔的到来，更是扯下该国“佛系”防疫的遮羞布。
封城成了政府防疫“杀手锏”
“看来又要封城了，大家的粮食都储备好了吗？”8月5日一早，家住墨尔本的华人Cindy在微信群发了一条消息。
这一天，维多利亚州共有8例新增新冠病例，当天下午，该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告诉媒体：“社区里接种过一剂疫苗的人很少，更不用说打完两针的了，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封城的建议，以保证维州人的安全。”这一刻距离上次封城，仅仅过去两周。
这是维多利亚州自疫情以来的第六次封城，已经封城6周的新南威尔士州依然没有解封迹象，据悉尼当地媒体报道，州政府暗示，在9月完成大规模疫苗接种前，很难全面解封。
反对封城的澳大利亚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尽管主要城市均被封城，确诊病例数依然在增加：仅8月9日这天，新南威尔士州新增确诊病例357例、维多利亚州新增20例、昆士兰州新增3例。
如今，澳大利亚约一半人口（1300万人）均在封城状态中。对市民而言，封城之下离开家的理由只能有5个：购买必需品，锻炼（时间不超过2小时），看病或照顾病人，必要工作及接受教育，以及就近接种新冠疫苗。
其中，活动范围不得超过居所5公里。除自己家以外，前往其他任何地方均要求强制佩戴口罩。私人聚会和公众集会更是想都别想，除非是伴侣或指定人士（如护理人员）来探访。外出运动也仅限两人同行。学校也会关闭，中小学学生只能进行远程学习。
一听到封城，哀号的不只是普通百姓。澳大利亚原计划在今年10月重启的国际航班计划再次被搁置，澳航和旗下捷星航空7月国内航班运营率从5月的接近100%降至不到40%；大悉尼区的封锁每周造成约10亿澳元的经济损失，该地区失业率创下十年来最低。
对零售业的打击更为致命，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卫生部门公布的密切接触地点清单中，近2/3是零售商店。虽然政府出台了“给予不裁员的中小企业最高1万澳元的补贴，对每周失去工作时间达20小时以上者补助750澳元，对房东给予税费减免以支持其减免租金”等政策，对中小企业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今年有近9000家澳大利亚小企业进入破产清算。
为了确保封城效果，澳大利亚国防军士兵开始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边境地区进行巡逻。民权组织“澳大利亚律师联盟”对此吐槽称，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部署军队“令人担忧”。
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新南威尔士州警察部队在班克斯敦郊区的一条街道上巡逻
由于军队主要在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和西南部那些种族多元化且收入偏低的地区巡逻，坎伯兰市市长史蒂夫·克里斯托（Steve Christou）对此抱怨说：“我们的市民是全国最贫穷的群体之一，这么做会让他们感觉被边缘化了。他们本来就付不起房贷、房租，买不起食物，没有工作，实施封锁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要能外出就不能避免感染，这样的封城是掩耳盗铃”“封城成了政府的遮羞布”“政府防疫有漏洞，凭什么让民众通过牺牲自由来买单”……澳大利亚的社交平台和媒体上，随处可见这些抱怨。
根据英国解释性新闻网站“The Conversation”观察，新南威尔士州的媒体在报道新冠时主要关注的是“病例的增长和如何传播”，至于“政府失职，封锁应该更早、更严厉”等涉及政治因素的内容是排在第二位的。而维多利亚州的媒体报道次序恰好相反，政治因素排在第一，信息排在第二位。
其实不难理解维多利亚州人的愤怒，从去年开始，他们就总在接受封城，甚至一度成为全球封城天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当地民众对维多利亚州政府应对新冠方式早就形成刻板印象，那便是——极不称职。
7月15日，安德鲁斯宣布维多利亚州进入为期5天的封锁时毫不客气地说，“我不准备为了避免5天的封锁，结果发现自己进入5周或5个月的封锁”。
对于哪些门店可以开放，他表示，政府给出的附录是“详细和绝对清晰的”，这与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格拉迪斯·贝雷吉克利安的表态形成对比——后者将决定权留给每个零售商。安德鲁斯还说了一句经典口号：“虽然这波疫情始于新南威尔士州，但我决定在这里（维州）结束。”
这些话充满火药味儿，因为联邦政府的部长们经常暗示，维多利亚州一遇疫情就封锁，是因为政府太无能了，而悉尼不一样，政府懂得如何有效消灭疫情，而并非限制民众的自由。不过，这一说法在本轮悉尼疫情失控后就成了打脸。
经济学家预测，悉尼大都会区每封城一周，会导致10亿澳元的经济损失。
如工党领袖安东尼·艾博尼（Anthony Albanese）所言，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在防疫上的反应速度都慢得“令人震惊”。
从去年至今，隔离酒店的漏洞一直未被重视，四次封城的源头均可追溯至此；而在整个澳大利亚，专门的隔离设施只有北领地的一处（可容纳2000人），直到墨尔本第四次封城，联邦政府才松口资助维州建立单独的隔离设施。
饱受诟病的还有，维多利亚州的密接追踪系统至今仍在使用笔、纸和传真机，密接者要等将近两周才会收到潜在接触的通知，新南威尔士的接触追踪系统也曾失灵，无法查明数千例感染病例的源头；维多利亚此前也缺乏统一的二维码签到系统，而是外包给了16个第三方应用程序，直到最近这个二维码系统才被建立起来……
这种情况下，封城本是最不得已的方式，却成为澳大利亚各地防疫的“杀手锏”。
接种疫苗像玩“饥饿游戏”
最近，墨尔本一个叫Oakley的青年在浏览推特时发现一条消息——当地一家诊所允许任何年龄的成年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只要他们签署一份同意书。
这显然违反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维多利亚州的规定。由于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被证实和一种罕见血栓有关，今年4月，澳大利亚免疫技术顾问小组建议，对60岁以下的人优先使用辉瑞疫苗，而非阿斯利康。但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对这一建议不太满意，他公开宣称，40岁以下人群可以在与医生沟通、检查后接种阿斯利康。这导致各接种中心在“理解政策”上的不统一。
悉尼的一处疫苗接种站
看到消息的第二天，24岁的Oakley来到这家诊所，完成了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但他的职业、年龄和病史显示，他其实不符合接种该品牌疫苗。
澳大利亚有一大群想要接种新冠疫苗的年轻人，Oakley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年轻人对分配给老年人群的一部分疫苗没得到使用感到沮丧。不少报道称，无论是墨尔本全科医生诊所还是疫苗接种中心，冰箱里都存满了阿斯利康疫苗，却很少有人预约或前往接种。Oakley坦言，“不觉得自己是在插队。”
这主要归咎于政府对50岁-59岁人群疫苗接种建议的改变（此前允许该年龄段人群有限接种阿里斯康疫苗）、部分民众接种疫苗时的犹豫心态以及辉瑞疫苗的短缺。一些医护人员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却忽视了接种人群的自身状况。澳大利亚医学协会副主席Chris Moy认为，这种做法势必会催生出更大隐患。
Oakley在预约了间隔12周的第二剂疫苗后，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并得到许多网友的附和。一位叫Dan Athol的悉尼人留言说，他5月去墨尔本时在位于卡尔顿区（Carlton）的一个接种中心打了一剂阿斯利康疫苗。与Oakley一样，医生在明知道Dan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依旧给他注射了疫苗。
笔者居住的塔斯马尼亚州不属于疫情高发地，本身职业也不符合优先注射条件（检疫与边境工作人员、一线医护工作者等）。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定，第一阶段给80岁以上、70-79岁的人群优先注射，第二阶段为60-69岁、50-59岁的人群，第三阶段为40-49岁的人群，最后才轮到40岁以下人群。
目前塔斯马尼亚州的接种预约官网上显示“还未排到40岁以下人群”，但人们发现，若从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门官网点入链接，是能成功预约接种的，但不能确保可以预约到辉瑞疫苗。
这就是澳大利亚目前疫苗接种的怪现象——有资格接种的中老年人，接种率远低于预期；没资格接种的年轻人，反而各显神通“冒险”接种。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部长布拉德·哈泽德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电台（ABC）采访时，将该州民众争夺疫苗的场景形容成“饥饿游戏”。
截至8月10日，澳大利亚接种疫苗共约1370万剂次，461万余人完成了两剂接种，仅仅占到总人口的18.2%。这还是在德尔塔变异病毒入侵，市民接种热情高涨的背景之下。目前的数据远远低于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接种目标所需的每天20万剂的接种量。
截至今年7月，澳洲完成两剂疫苗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7.7%
上述疫苗接种率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不仅被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甩在后面，连新西兰、韩国、加拿大和日本的接种速度也达到澳大利亚的两倍。
据澳大利亚政治新闻平台New Politics透露，2020年7月，新冠病毒刚刚暴发3个月时，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了美国辉瑞公司提供的4000万剂商业化疫苗的提议。
当时他们把“宝”压在了昆士兰大学的新冠疫苗研发中心。联邦政府曾投入10亿澳元，提前订购了5000多万剂由昆士兰大学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然而去年12月，几名试验参与者在接种后检测出了假阳性艾滋病毒（HIV），昆士兰大学不得不放弃这一临床试验。
当澳大利亚转头与辉瑞达成疫苗协议时，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早已下了大量订单，留给澳大利亚的仅剩1000万剂辉瑞疫苗。
疫苗接种
面对社会各界对于疫苗供应不足的指责，澳大利亚政府一如既往依赖欧盟，希望可以通过从欧盟进口辉瑞疫苗以解燃眉之急。但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政府本来有信心在7月收到来自欧盟的280万剂辉瑞疫苗，但实际抵达澳大利亚的只有30万剂。
澳大利亚政府此时还在自我安慰，财政部长乔什·弗莱登伯格表示，疫苗生产商在决定一个国家的供货数量时，会考虑该国当前新冠疫情的规模。“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对病毒的遏制很成功，所以我们接收的疫苗就没那么多。”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购买的所有的辉瑞疫苗都来自欧盟，而非“好兄弟”美国。直到今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才从美国一家疫苗生产商购得2500万剂莫德纳疫苗，作为继阿斯利康和辉瑞之后，第三种在该国获批使用的新冠疫苗，首批100万剂莫德纳疫苗预计将于9月抵澳。
澳大利亚的辉瑞疫苗全部来自欧盟
防疫不力，各方却忙着甩锅
自6月以来，德尔塔变异病毒已造成澳大利亚3000余人感染，约9人死亡。
而在那些新增确诊病例中，很多人其实都在传染期外出活动过，因为总有人认为“封城的规则不适用于自己”。
因多次经历封城，墨尔本人常常被其他澳大利亚人讽刺为“新冠白痴”。去年维多利亚州封城期间，卫生部门探访应隔离的3000多位确诊患者时发现，居然有800多人不在家。几乎每天都能从新闻上看到各种挑战防疫规定的迷惑行为：违反5公里规定、驱车100公里买咖啡、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违规多人外出聚会、躲在运货火车里“逃”出封锁区……
甚至还有一批“反口罩人士”，他们不满罚款动手打了警察，还有人将如何逃避封城的视频发在网上。从联邦政府公布疫苗接种计划开始，各地反疫苗游行就从未断过。
由于不遵守防疫要求的人越来越多，澳大利亚警察不得不全副武装上街执法
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制止一名不遵守防疫规定的人
当然，政府公布的数据似乎也有水分。按照新南威尔士州目前的追踪数据，当地政府公布了1.5万名密接者。而在此前一个月，德尔塔变异病毒已经登陆维多利亚州，当时维州每个新冠确诊病例都被追踪到超过100个主要密接者。作为体量比墨尔本更大的悉尼，密接人数只是其1/3，确实很难解释得通。
通过媒体的追踪报道可以看到，新南威尔士州的计算方法也有些“糊弄”：他们只追踪了去过高风险场所的所谓密接者。相比之下维多利亚州显然更有经验，他们不但追踪去过疫情高风险场所的密接者，还追踪到了与这些密接者接触的人。后者同样要求采取隔离措施，直到卫生部门确认他们没有感染为止。
100多年前，澳大利亚本土暴发过西班牙大流感，此后政府逐渐建立起现在的卫生部和首席医疗官制度。然而时至今日，澳大利亚依然缺少一个专门部门来探讨和传递医疗防疫知识与信息。只依靠全国内阁会议或首席卫生官会举行定期电话会议，显然是不够的。
防疫不力的局面下，各方开始忙着甩锅：人们指责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封锁过于严格或不够严格，维多利亚州将墨尔本最近暴发的疫情归咎于新南威尔士州，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指责联邦政府缓慢的疫苗计划，联邦政府指责健康专家“不顾现实”的建议，社交平台一如既往指责所有人。
澳大利亚媒体经常将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封城政策进行对比
总理莫里森要么拿高死亡率的英国当垫背，要么将责任甩锅给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组。在《澳大利亚人报》最近的一次民调中，民众对莫里森政府应对疫情的满意度下降至52%，要知道，去年疫情刚暴发时，他的支持率曾高达85%。
澳大利亚著名学者、作家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在1964年出版的《幸运之国》一书中曾将澳大利亚政府的领导力和管理称为“二流”，并称“多数领导人对周围发生的事常常感到措手不及”。新冠疫情的到来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一个二流政府为澳大利亚社区提供了二流的疫苗接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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