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生存的关键在于北京与华盛顿的决策层手中。面对着当前的乌克兰之战，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认为台湾与乌克兰是两个不同的情况。
首先，从国际法来看看。乌克兰在被俄罗斯侵入后，有141个联合国大会成员同声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但是，如果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攻击，受1979年联合国决议牵制，很难有如此多的国家会明确支持台湾。
其次，台湾的芯片产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作用以及暂时不可替代性，这一因素却又将大大增加该岛的在全球的分量。
普京的"榜样"作用
在去年中共建党百年活动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而从他个人角度来看，在他就任期间，拿下台湾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尽管行动时间似乎还是个未知数，但一般估计2027年是几率相当大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那一年正好遇上中共建军一百周年。而一般估计，那年的经济下滑幅度将比现在更大。习近平完全有理由试图用"解决台湾问题"来显示其成绩。当然，可以预料，台湾2024年选举后，依然无法出现一个亲共的政府，这也使习近平失去耐心。而军事技术方面，到2027年，中国的军力和军事技术达到相当的水准，以致于多少能跟西方各国抗衡。
当然，中共也意识到，台湾"回归"阻力很大。而关键阻力则来自美国。所以，"解放台湾"成为中共的威权制度跟民主制度博弈的象征。而普京在乌克兰的冒险主义行为，实际上比习近平抢先一步演示了这场博弈。尽管输赢未决，但在军事和战略、策略上的拼比，确实对中共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现在看来，习近平肯定要努力克服普京在发动这场闪电战前的鲁莽。估计一旦北京对台开展，考虑的层面肯定要比普京更周到些。而考虑到中国大陆跟台湾隔着海峡，这比普京从陆地边境攻入乌克兰更难。可以想象，习近平会努力地克服普京的情报错误或不准确。
台湾抵抗力量估测
乌克兰这次在抵抗俄罗斯侵略战的前二周，体现了顽强的抵抗力量。 那么台湾在受到中共攻击后是否也会如此反应呢？
抵抗力量由三方面组成。一是领导精英层面的杰出表现以及领导魅力 （Charisma）。二是民众的团结和牺牲精神。三是正规军以及非正规军的士气、实力、战略与策略。
这次乌克兰战争，总统泽连斯基表现引人注目， 而他的榜样，使得民众从震惊到气愤再转为到仇恨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假设台湾也会出现那种局面，那么只要该岛坚持一周或10天，那就会使台湾为得到外界支持赢得宝贵的时间。
台湾的军力
台湾在2010年开始逐步废除征兵制，目前则以志愿兵为主，男性青少年只需服四个月的义务军事训练。专业的军人则服役五年。乌克兰战争后，台湾实施新制下的第一批后备军人动员，今年估计将召集训练1万5千人。
台湾国防部承认，一旦两岸开展，中方具瘫痪台湾防空能力 ，但不至于"全面摧毁"。 中方不仅"全盘掌握台湾军事动态"，更已"初具瘫痪台湾防空、制海及反制作战体系的能力"。可以想象，中共在高技术应用方面，很可能会超出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俄罗斯。 同时，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太空国家，拥有395颗卫星，其中多数用于军事用途。估计北京会结合中国"北斗卫星"全时域定位，并用全面的电子战来配合实战。而这些，似乎跟普京的混乱后勤和各部不协调会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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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蛙人”部队的艰苦训练
睡在水泥地上
要成为台湾海军陆战队的精英战士，需要完成十周的训练。这次有31人参加。这是台湾南部的海军左营基地。在这里，参与者的身心都要经历考验。例如，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就是其中的一个练习。最后，只有15人成功完成了这期训练，成为两栖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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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蛙人”部队的艰苦训练
海中演习后的冷水浴
他们已经整整一天都在海里，如今还要再次接受冷水冲洗。他们精疲力尽、打着寒战站在码头上。这是新兵训练营的目的：把他们打造成铁血战士。无论多么艰辛，都不能动摇对战友和部队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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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蛙人”部队的艰苦训练
可不是沙滩漫步
这是海滩上的训练。虽然乍看之下就像是在锻炼身体，但参与者们必须进行长时间行军，并且在水中进行数小时的训练。教官们很严厉，士兵们的休息时间很短，往往只够上厕所和喝一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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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蛙人”部队的艰苦训练
感受战争
这名士兵犯困的时候，他脸上被涂上迷彩作为伪装。在这里，所有人都是自愿来的，其中很多是为了挑战自我。训练的目的是模拟战争的残酷。在紧急情况下，这些士兵必须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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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蛙人”部队的艰苦训练
坚强的意志很重要
在训练中，士兵们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海里或者游泳池中度过的。他们必须学会长时间憋气，学会穿着全套战斗装备游泳，学会从海里悄无声息地潜入海滩。他们的手和脚常常被绑住。各位读者请不要私下尝试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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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蛙人”部队的艰苦训练
痛苦的拉伸训练
不仅仅力量和耐力练习是训练的一部分，同时还有艰苦的拉伸练习。对于图中这位25岁的士兵而言，这些练习让他痛得泪流满面。如果有人因为疼痛或者疲惫而顶撞教官，他会被要求立即结束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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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蛙人”部队的艰苦训练
被呵斥被辱骂
他们有时也会穿着战斗服训练。对于这些年轻的士兵而言，蛙人部队的教练官们的辱骂与呵斥是家常便饭。士兵们每隔六小时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要吃蒜头等食物，以加强免疫力，此外也要寻求医疗帮助、上厕所和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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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蛙人”部队的艰苦训练
“天堂路”
这个艰苦训练的最后一项任务被称作“天堂路”。学员们要光着膀子，以翻、滚、爬等动作在咕咾石路上挺进。过去几周的劳累和睡眠不足让他们疲惫不堪。这位30岁的士兵说：“我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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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蛙人”部队的艰苦训练
完成了！
训练营最后的敲钟，意味着训练的结束。图中这位士兵成功结业，成为了一名两栖蛙人。26岁的教练官陳守禮总结说：“我们当然不会强迫任何人，大家都是自愿来的。这也是我们对他们如此严格的原因。”他对士兵们说：“我们不会因为你们想来，就挥手让你们通过。”
作者: Claudia Dehn
类似于乌军，台湾将选择不对称的对应方式（asymmetrical approach），用导弹、防空导弹或反舰导弹，和更灵巧的战术，去减少中国解放军在数量上的优势。
美国的作用
50年来，美国对于是否出兵防卫台湾的问题遵循"战略模糊"政策。这在《对台关系法》中已设计好了，因为该文件在国防问题上含糊其辞，只谈提供"国防资源和服务"，没有明确干预红线。战略上的模糊性迫使北京假设，华盛顿会在中国试图使用武力收复台湾时参与其中或进行干预。
乌克兰战争即将发生前，欧洲对俄罗斯有绥靖主义倾向，这种做法也很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然而，乌克兰总统在战争前后期的积极表现，使得西方各国积极提供给乌克兰能制敌的武器和情报，而这些已成为乌克兰迄今为止抵挡俄军的秘诀。
而美国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设计上作了多重布置 , 譬如"五眼联盟"， "四边机制" （Quad） 等。这将从制度上对中国造成比对俄罗斯更严重的限制。现在当然很难说，美国参与台湾保卫战的程度到底如何。但肯定不比对乌克兰的支持要弱。 俄乌战争进入第二周，美国总统拜登指派一个由前美国军事及国安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传达美国的再保证。 从代表团的组成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有意凸显跨党派的一致性，成员不仅包括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前国防及国安官员，由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率团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对台湾发出了军事和安全的强烈信号。
但即便如此，美国尤其是拜登政府，将不会完全实现从战略模糊向战略清晰的转折。
海峡之战扩大化？
这次乌克兰之战，普京给习近平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即用使用原子武器来威吓对手。那么，现在问题是，习近平是否也会j加以效仿？ 一般估计，这个可能性也许存在，但北京在叫喊时的底气肯定远不如莫斯科。
外界对中国核武数目的估算，低的有100多枚，高的达上千枚，普遍预计在500-800枚之间。而美俄拥有的核弹分别达5千和7千枚相比。也就是说，在数量上中国确实构不成一个等级。
台湾战争扩大化，倒是可能体现在俄罗斯站在中国一方的积极参与，譬如派遣它在远东的舰队，阻挠美日海军对台湾的协助。而这就取决于，乌克兰战争后，中俄是否依然会保持像冬奥峰会时那样信誓旦旦的结盟。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假设美国介入，那么可以想象，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争将产生大量伤亡，并可能摧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 跟乌克兰战争类似，台湾之战也将破坏全球经济稳定，尤其是当西方各国对中国实行各种制裁手段后。 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估计有一半以上的作用不大，但在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制裁依然有一定的效用，就像自特朗普政府至今对中国的技术方面制裁一样。
而更能影响世界经济的，是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 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台湾落陷，西方国家将无法保证芯片供应链的运转。为此，美国已决定要在其本土复制出一个"新台积电"。 而欧洲数十国也斥资300亿欧元维护"技术主权"，要使欧洲在全球芯片市场占比由原先的9％左右，提高至20％。去年， 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加强与台湾关系的全面蓝图，呼吁建立 "全面加强的伙伴关系"，并引入新欧盟芯片法 （EU Chips Act）。这样，就形成一场跟时间的竞赛。就看西方国家能否在台湾之战之前实现自己的计划。
两岸之战能回避吗？
如果对台湾开展，那有相当一部分动力来自于习近平的个人的"雄心壮志"以及他的一把手领导方式。但是，一旦习因为某些错误从而使中共重新回到集体领导，也许能使中国回到一条跟西方国家的温和路线，从而推迟攻台计划。
回避战争的另一个方式，是台湾的地位在国际上的今后几年产生一个突变。使其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更多的认可。这样，就会增加中共武力夺取台湾的难度。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西方国家利用某种技术手段，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从而改变中国大陆的狂热民族主义思维方式，产生一种自下而上的演变，促进和平理念的在民众间生根发芽，从而对中共产生一种抵制战争的压力。
但遗憾的是，这三种情景的发生几率均不大，至少不会在2027年之前发生。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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