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于重大国际事件的分析中，经济因素是一个核心要素。2022 年的俄乌武装冲突，往往被解释为一场地缘政治冲突，但显然脱离经济因素去分析其起因和影响是难以具有充分说服力的。从 18 世纪开始，在各领域科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观察到将各种经济过程和现象与空间因素联系起来的尝试。被誉为“地缘经济学之父”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Daniel Friedrich List，1789—1846）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于 19 世纪初提出“大空间经济孤立”政策，地缘经济学开始理论化 ；为地缘经济学奠定概念基础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罗里希（FritzRörig，1882—1952）则指出经济因素是国家地缘政治策略的核心，他认为，那些汇集世界金融、信息和大工业生产中心的国家将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地缘经济学的概念直到 1980 年代后期才由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正式提出。地缘经济学被描述为研究国家行为的经济地缘政治学，旨在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 赢得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这一概念的正式出现，证明经济力量已经实现新的突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虚拟经济和资本最终打破了地理的界限。地缘经济学已经脱离地缘政治，有必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俄罗斯在历史上也曾出色地践行地缘经济学理论，试图将自身的庞大空间转化为有效经济资源，将自身打造为欧亚自由贸易的桥梁，只是这一过程被 20 世纪初的革命进程以及后来的冷战格局所中断。二战后，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被美国接手，美国将“生存空间”替换为“重要利益区”，并通过经济实力创造了通往世界强权的道路。此时，地缘政治学已几乎被等同于地缘经济学。在苏联，地缘政治继续主导地缘经济 ；而在美国，地缘经济主导地缘政治。两者较量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掣肘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因素其实并不仅在于地缘经济学领域。为了证明我们的论断，还有必要引入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俄罗斯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的特殊性，在俄罗斯民族科学刚刚萌发的阶段就引起了俄国科学家的注意。“经济地理学”这个概念最早也是由俄罗斯科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罗蒙诺索夫（М. В.Ломоносов）在其地理考察工作中于 1751 年提出的。罗蒙诺索夫指出研究国家经济必须结合地理条件来进行，但并没有对这门学科的特点和要领做具体说明。后来的俄国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直到 1882 年德国地理学家格茨发表《经济地理学的任务》—文，论述了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及构成，经济地理学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此纵观历史，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俄罗斯经济发展频频出现困境，到底与其地理特性有着何种隐秘关系？当今的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经济困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实际上主要并非由于西方的长期制裁。一些专家指出，我们在观察俄罗斯经济发展时，时常关注那些动态的、人为的或人力可以改变的因素，而忽视那些难以消除的固有的因素，这反而会令我们对一些事实形成“盲区”。比如对俄罗斯经济发展长期造成影响的地理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极端性气候条件等。“莫斯科经济论坛”专家帕尔舍夫（Паршев А. П.）在畅销书《为什么俄罗斯不是美国》（1999年）中犀利地质疑，为何俄罗斯敞开国门、变更经济体制后，几年过去了，“不仅没有外国资本（在俄罗斯境内）投入生产，而且国内投资者也更愿意以某种方式将资本带到国外，而不是投资生产”。
帕尔舍夫指出，对生产的投资与借贷等其他资本流入有着重要区别。“生产出口商品的资金并没有涌入俄罗斯。”而俄罗斯的外汇主要来源于原材料的销售和外国贷款，资本流入俄罗斯并不是为了部署或扩大生产，而是赚到利润后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帕尔舍夫抛出的疑问直指俄罗斯长期存在的资本外逃问题。他认为，正是俄罗斯地理位置造就的极端气候给大工业建设、生产带来的高附加成本，以及极端气候造成的人口低密度、低下的劳动效率和长距离运输成本，令俄罗斯的产品难以在自由市场中占据优势。他进而提出了所谓“痛苦定理”：“在全球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企业的生产成本水平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没有投资吸引力。”“在投资竞争中，如果按照世界自由贸易的规则进行博弈，几乎所有俄罗斯企业都注定要失败。”作者认为正是这些难以消除的、由气候和地理造成的高成本因素，使得“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吸引外国对俄罗斯工业生产的投资是不可能的”。俄罗斯为应对糟糕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而在建筑地基深度、厂房用料的强度和厚度、各种设备的高耐寒指标等方面不得不增加的投资成本，其实是商界众所周知的，这令俄国在国际市场中丧失了竞争力。只有生产成本高的国家才会发生资本流出，这就是“俄罗斯危机起源的秘密”。
6月16日，人们在位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市的第五届国际琥珀业经济论坛上购买琥珀（新华社）
俄罗斯政府更倾向于政治化地解读俄罗斯在世界市场竞争中遭遇的困境。而帕尔舍夫极力想证明，这里更多的是商业规则在起作用。事实上在帕尔舍夫的著作出版之前，东卡罗来纳大学经济学教授艾瑞克森（Richard E.Ericson）在评论有关俄罗斯市场经济转型的专著时就曾指出 ：“俄罗斯继承了一种固有的不可行的生产和配套结构……它们永远不可能生产出售价高于成本的商品。”虽然他与帕尔舍夫的结论是一致的，但艾瑞克森认为这一结果主要是苏联遗产——生产结构、心理和文化态度造成的，其所评论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的苏联遗产对俄罗斯制度转型所构成的“内在”障碍。
但是作者没有进一步深入挖掘这种体制形成的根源。而帕尔舍夫指出，即使是在苏联时期，俄国人也从西方那里获得了制造诸如汽车、洗衣机等商品的技术和设备。西方甚至有这样的笑话在流传：“我们帮你们建设共产主义，付钱就行。”但是没有人愿意在俄国投入用于生产的资本。帕尔舍夫认为，原因与政治风险无关。在足够利润的吸引下，资本并不惧怕政治风险。比如帕尔舍夫指出，美国大通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Suisse FirstBoston）、美林证券等西方金融机构都大额投资了俄罗斯财政部发行的短期零息政府债券（GKO），其金额至少 700 亿美元，这是他们在俄罗斯改革时期直接投资额的数倍。帕尔舍夫的这本著作一经出版立即热销，并引发了俄罗斯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得到了不少历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和政治学领域专家的支持。俄罗斯政府金融大学前任副校长巴尔德（В.С. Бард）教授曾在帕尔舍夫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俄罗斯经济地理的三个常量——极端恶劣气候、资源和消费者之间的遥远距离以及在此距离基础上的昂贵交通工具——通常意味着俄罗斯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对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高出数倍。”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秋明科学中心主席团主席、秋明地球冰冻圈研究所所长弗拉基米尔·梅尔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Мельников）在评论帕尔舍夫有关恶劣气候条件会抵消俄罗斯所有竞争优势的观点时曾说 ：“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个观点……帕尔舍夫是完全正确的 ：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没有竞争力……”美国著名的苏联研究专家、经济学家、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艾伦· 林奇（Allen C.Lynch）也指出 ：“如果没有政府结构和国家政策来补偿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地理给俄罗斯带来的固
有劣势，即使俄罗斯经济实现了高效、廉洁也无法在严格意义上的自由环境下蓬勃发展。”
当然，这种对于俄罗斯未来近乎“地理决定论”式的判定过于悲观，必然会遭到许多俄罗斯专家的全力批判。如圣彼得堡矿业学院首席研究员、高等经济学院圣彼得堡分校教授、技术科学博士齐列利（С. В. Цирель）在对不同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对各种参数的依赖性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与其他因素相比，气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常微不足道，GDP 对气候条件不存在显著的依赖性。但是，即使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即气候对俄罗斯之前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现在随着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也变得不那么“微不足道”了。俄罗斯作为高纬度地区，近年遭受全球变暖的影响更为显著。
截至 2020 年，俄罗斯的年平均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半。俄罗斯不同地区的霜冻天数将减少 10 至 30 天，其中俄罗斯西部降幅最大。而约占俄罗斯领土三分之二的永久冻土层覆盖地区的土层融化，给俄罗斯带来了巨额经济损失。俄政府称，永冻层覆盖区域 40% 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已经受损，每年损失高达 500 亿~1500 亿卢布，预计以后还会继续增长。气候的猛烈变化给俄罗斯带来的最危险后果还是各种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冰川融化、山体滑坡、泥石流、旱灾、寒潮、传染性疾病（蜱传脑炎、疟疾、莱姆热等）。有数据显示，2012 年俄罗斯遭受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已经达到破纪录的 469 次，而 2020 年更是达到了上千次。受气候变暖影响，俄罗斯面对的其他不可预估风险也在加大，比如有害气体和有毒物质的释放等。根据 2004 年数据，北部永久冻土区的甲烷净排放量有 64% 来自俄罗斯，11% 来自加拿大，7% 来自阿拉斯加。这个比例说明俄罗斯在承受更多气候变化的压力。
另一个例子是，由于气候变化，2010 年和 2012 年，干旱导致俄国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粮价上升，这些年歉收造成的总损失达到 3000 亿卢布。有学者估计，受气候影响，到 2050 年俄罗斯粮食作物的总产量将下降17%。可以说，气候比较极端（极冷或极热）的地区对气候变化的承受力更弱。俄罗斯处于极端气候地带的国土面积广阔（约 1070 万平方公里），未来气候因素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影响会不断增大。回到为什么俄罗斯在生产领域无法吸引外来投资这一问题，其需要更多地从历史角度来看待。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是，自沙俄时代开始，俄罗斯一直都不是擅长经商的国家，很多有利可图的贸易领域不是由国家专营就是被外来商人垄断。帕尔舍夫的观点为理解这一事实提供了思路，让我们观察到对俄罗斯不利的自然条件。在彼得一世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前，俄国唯一的海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是由寻找东方航线的英国探险家偶然发现并推动建立的，由此英国在俄国成立的莫斯科公司开始独享免税权，并长期占据贸易垄断地位。彼得一世进行西化改革时期，也曾尝试以国家专营形式参与海上贸易。如 1717 年秋，2 艘三桅巡洋舰满载着公家的油性软革从阿尔汉格尔斯克驶向意大利港口里窝那，另外从圣彼得堡也派出了满载公家货物的“阿尔蒙特”号军舰，船上的货品包括蜡、油性软革、树脂和铁。1725 年又有 3 艘俄国官船满载着商人和公家的货物驶往西班牙，货物包括亚麻布、乌拉尔铁、大麻纤维等。据说俄国人受到了十分亲切的接待，卖完货物后于当年装载着葡萄酒扬帆归来。
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政府直接出面进行跨国海上贸易在俄国历史上只是少数现象。这显然是因为政府的实际获利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高。同样在彼得一世时期，俄国成为工业原材料出口大国，从造船用途的木材、制造火炮的金属，到用于制造缆绳的亚麻、大麻，保养船只的沥青、焦油等，俄国在欧洲市场上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俄国一直没能成为成品船只的出口国。同时，彼得一世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波索什科夫（И.Т. Посошков）就在《贫富论》（Книга о скудости и богатстве, 1724）中提出加强俄国商品出口、缩减工业原料出口、实现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建议。然而直到今天，俄罗斯依然处在资源出口大国的位置上，没有实质性改变。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国在黑海获得的成就也没能让俄罗斯及时参与到如火如荼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去。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选址建造的敖德萨（1794 年下令修建），被其视作“通往黑海的窗口”，却直到 19 世纪末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才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仅次于圣彼得堡的全俄第二大港口，这显然还是成本因素在起作用。1797 年成立并积极开拓对华海上贸易的俄美公司，也在西方贸易强国的抵制下惨淡收场。当然，外商的有力竞争只是外因，真正的内因应当是俄国国内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俄罗斯的自然地理特征，却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俄国对外贸易商品的工业附加值，使得其难以获得理想的收益。总之，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商人阶层在各个时期都比较弱小，无法成为推动国家前进的中坚力量。尽管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长期不发达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客观上自然条件的恶劣确实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原因，帕尔舍夫等学者的观点能够得到历史的印证。
曾长期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人的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达尼洛夫－达尼利扬教授（В. И. Данилов-Данильян）在 2002 年接受专访时对帕尔舍夫的观点进行了诸多批评， 但他仍肯定了帕尔舍夫所提出问题的价值，他指出 ：“尝试思考帕尔舍夫提出的问题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是必要的”，该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提出了必须阻止俄罗斯的资本不受控制地外逃这一现象。但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与俄罗斯的经济潜力无关。这实际上承认了气候因素是构成一个国家“经济潜力”的重要因素。而事实上，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远不止是帕尔舍夫所提到的经济发展成本问题那么简单，它对历史上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特点，乃至形成的独特的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的格局都起到了深远影响。
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结构模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影响，同样也是历史中不断累积而成的。正如俄罗斯土地上生活的民众，其民族性格和劳动习惯，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俄罗斯劳动人民为了适应极端气候，养成了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高强度劳动、然后不得不在更多的农闲时间里“无所事事”的习惯，即使现在通过现代农业技术实现了突破，但是民族性格、生产效率和生活习惯仍旧遗留了下来。就如奇列利指出的：“我们的劳动传统在更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气候本身，而是取决于适应气候的历史。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也是如此，取决于适应俄罗斯国家生存的历史。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一个缺乏天然地理屏障的国家，其在脱离对蒙古的依附、最终建立国家的过程中（1478—1721 年），形成了一种动员型社会和国防型经济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权威性也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彼得一世以赢得大北方战争为动力而实施的西化改革的进程中，这种国防型经济架构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自上而下建立并成功运作起来，使俄罗斯赢得 20 余年的大型战争并实现了军事崛起。可以说俄罗斯帝国的经济架构一开始就是为了赢得战争而建设的，它保证了国家拥有最大限度调动国内所有资源的能力。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形成了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发展结构。俄罗斯现今的几大工业区如莫斯科、乌拉尔、圣彼得堡、西北工业区，在彼得一世时期就初具规模，特别是乌拉尔地区，在彼得一世政府的主持下，当时就已经成为俄国最大的冶金工业区。同时，由于维持长久战争的需求，俄罗斯很早就实现了军需轻重工业生产的全部自给，这一点其他欧洲国家基本难以做到，而俄罗斯广阔国土所带来的丰富自然资源为这一突破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令俄罗斯的军事崛起势不可挡。而广阔的领土和国防需求也进一步加强了俄国国家的权威性以及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早期发展模式。俄国本身的地理环境对贸易市场拓展有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内陆交通的成本过高，不得不依赖国家力量去建设。于是国家在运河疏通、道路修建等大型工程上就必然居于主导地位。而国家首先是出于生存和统治需求来主导这些工程的，商业和民生需求自然就成为次要考虑。在俄罗斯，这些工程的艰巨性大大超过水系纵横的其他欧洲国家。俄罗斯的海洋资源虽然丰富，却彼此隔绝，造成维护海洋利益的成本异常高昂。比如俄国波罗的海港口的船只要到达白海港口，需环绕整个北欧，而大型军舰到达其太平洋港口更是需要面临超长航程。因此俄国修建运河的计划从彼得一世一直延伸到苏联时期，才最终完成了贯通欧俄地区水系的任务。而由于地理条件的束缚，贯通俄国东西的水路，长期以来只能是一种奢望。只是近年来全球变暖的加速，才让常年冰封的北方航道迎来了契机，但显然在目前还来不及解救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因此，从这个方面看，俄罗斯的地理特征刺激了国家权力的集中，这虽然从长远来讲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由于建设周期过于漫长，政治权力压抑民生和商业需求形成了某种历史惯性，从而造成了俄罗斯经济需求对政治需求的服从性特征。自彼得一世时期形成的这种由国家自上而下设计、以国防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模式，必然造成重军工而轻民用的畸形结构，其对俄罗斯后世发展的影响深入肌理。彼得一世之后，几乎每代帝王都加强了这一经济结构模式的属性而不是改善它。尼古拉二世在沙俄帝国即将崩溃之际，仍于1911 年拨出巨款实施为期十年的“大海军计划”，其 1907—1914 年的军费总额仅次于英国和美国，超过了德国和法国。当然，这一计划尚未完成，帝国就灭亡了。另一方面，这种偏重军事发展的经济结构确实能够通过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让俄国在一段时期内暂时克服自然条件上固有的劣势。从历史上看，每次俄罗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取得重大提升，的确都是在克服自然地理环境中的某项不利因素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比如彼得一世时期，最重大的突破是获得波罗的海的暖水港，深刻改变了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为国内运河的修建、水系的连通提供了前提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获得了波兰的部分领土以及黑海的战略要地克里米亚，战利品除了更为富饶的土地和港口，还包括更擅长航海和经商的臣民。而在苏联时期，除了依旧保持了国家主导、偏重国防的经济发展结构特点之外，由于旧有的经济体制被颠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手段得以实施。这种新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俄罗斯自然经济和私有经济依赖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各地区彼此分割各自为政、缺乏长远布局和总体规划的经济乱象和顽疾 ；广大民众法律地位、受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和建设热情也提升了 ；国家不计成本地改善国内交通和物流条件、建设水利工程，扩大了生产规模并统一了国内市场，人民在准军事动员的状态下高强度工作，加之相对孤立的环境下外来竞争者减少，苏联经济一度取得较大程度的发展，在西方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危机的时代震惊了全世界。苏联由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新颖的“大科学”科研体系也都为西方国家走出经济困境提供了直接的改革灵感。二战之后，苏联获得了近 68.8 万平方公里的新领土，其中包括远东岛屿以及欧洲的加里宁格勒等地区，极大地优化了自身的地理环境，倘若不是冷战使得苏联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不断恶化，苏联的改革环境就不会如此糟糕。如果不只是考虑经济总量，而更多从历史的角度关注苏联时期民众贫富差距、受教育水平差距以及区域发展水平差距缩小，那么苏联时期打破区域发展不平衡、克服地理条件束缚方面的经济成就或许能够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这种突破地理因素限制的行动，在俄罗斯只能更多地依靠集体也就是国家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也导致了俄罗斯历史上对国家力量的依赖乃至崇拜。那么，上述论断反过来讲也是成立的。一旦俄罗斯在优化经济地理和地缘政治环境方面遭受重大挫折（如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战败、1905 年日俄战争战败），俄罗斯“先天不足”的经济也就会面临重创。从这个角度看，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似乎正是为对付苏联而专门设置的。因为苏联高度政治化、过于偏重国防的畸形经济结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更容易陷入困境。二战后“核平衡”的形成，使核大国之间直接的武力冲突因其代价的不可承受性反而消失了。“冷战”则可以最大限度实现恶化苏联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的目标，切断其与世界主要经济枢纽的联系。在此情形下苏联非但没能做出有效的调整，反而继续采取以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的战略思路， 在1970 年代走上了远洋进攻和对外侵略的道路，这仍旧是寄希望于通过地缘政治环境的突破来解决经济困境的俄式传统思维。但是这一战略的失败令苏联陷入了更大的地缘政治危机，最终走向了解体。苏联解体后，随着地理空间的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特别是更靠近欧洲金融和贸易节点、物产丰富、临海且拥有克里米亚的乌克兰的独立，使得俄罗斯的经济潜力骤然下降。虽然俄罗斯经历了各种革新以实现经济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化，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性和国防型工业结构特点依然存在，其国有经济份额甚至高于中国。2019 年塔斯社报道，国有经济占俄罗斯经济的一半以上。早在 2014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估计事业部门在俄罗斯经济中的份额为 7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是俄罗斯的一个特点。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РАНХиГС）副教授谢尔盖·赫斯塔诺夫（Сергей Хестанов）认为，国家在银行业中 70% 的占比，大致对应于整个经济中的国有经济的份额，即资本结构反映所有权结构。从 2006 年到 2016 年，俄罗斯国有经济在 GDP中的份额从 39.6% 增加到 46%，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数量增加。据俄罗斯反垄断局统计，从 2005 年到 2015 年，国有经济对 GDP 的贡献从 35% 增加到 70%。而最近在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国有经济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银行业和工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俄罗斯国内经济对国家主导的军需工业的依赖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约 70% 的国防工业企业、80% 的研制生产能力、85% 的军工生产设备和 90% 的科技潜力，大部分大型常规武器及核生化武器生产设备都在俄罗斯。虽然经历过一段私有化改制的低迷时期，但普京上台后再次加强了对国防工业的国家管控。经过整顿，俄罗斯国防工业得到一定恢复，2009 年大约有 250 万到 300 万名员工，占所有制造业工作岗位的 20%。2014 年开始，俄国防工业综合体的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其中造船业、常规武器制造业、火箭和航天工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增长率都超过了 40%。目前国防综合体已经成为俄罗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俄罗斯也保持着在世界军火贸易市场的重要角色，长期居于世界第二大军火出口国的地位。2018 年俄罗斯的军火出口额达到 190 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尽管近些年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但俄罗斯的军费开支稳居世界第四，2020 年和 2021年分别占到 GDP 的 4.3%、3.4%， 据俄罗斯国家杜马官方网站 2021 年 10 月 15 日挂出的俄罗斯国防预算草案，2022 年国防部门的预算拨款将达到 35104.196 亿卢布，2023 年将为 35572.233 亿卢布，2024 年将达 38117.775 亿卢布。2022—2024 年国防开支比例均实现增长，分别占俄联邦预算的 14.8%、14.5% 和 15.2%。这一增长立即引起了美方的警觉。应当说，俄罗斯由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防型经济结构不仅是历史惯性，更多是缘于地理因素影响下地缘政治危机的长期存在。因此，艾瑞克森所指责的苏联体制结构并非俄罗斯历史上的特例，而是在俄罗斯经济地理以及传统经济结构模式影响下形成的。国家主导和偏重国防的特征，加重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政治属性，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诉求。可以看到，俄国与周边的地缘政治斗争伴随其国家成长的历史。
然而，以地缘政治思维统驭地缘经济的发展思路是非常容易偏离经济规律的。这就令俄国的经济发展经常陷入困境。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地缘政治条件改善所带来的经济利好，如果难以推进结构性转变，效果往往都是有限的。由于现代国际秩序的建立以及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的影响，地缘政治斗争已经悄然“升级换代”，更多情况下以非热战的地缘经济竞争形式表现出来。即使是当前的俄乌冲突，本质也不例外。只不过在现今的条件下，这种竞争很大程度上被更显性的、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所掩盖了。从地缘经济学角度看，当代世界国家间冲突正在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竞争领域。特别是核大国之间，这种趋势愈发明显。核大国之间直接的军事对抗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竞争模式。而在经济竞争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明显优势地位。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早就指出，世界地缘政治霸权的衰落和崛起与世界经济的重组相关。北约、华约的建立以及苏联的解体，背后都发生了深刻的世界经济重组。而在苏联解体后的这场世界经济重组中，俄罗斯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当时的俄罗斯在西方专家的指导下，奉行“立即转向市场经济”的信条，致使它与后苏联国家的贸易和经济联系缩减、破裂，许多传统销售市场丧失，“休克疗法”更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的经济衰落。而原属于华约集团的东欧国家在选用休克疗法时则得到了欧美及时的经济援助，大量投资的涌入使得这些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成为欧美经济体系的一环。
欧美国家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急需外来资金投入稳定局面时选择“袖手旁观”，高投资成本造成的低吸引力问题应该只是部分原因，另一部分便是地缘经济竞争。为了笼络更具投资价值和地缘政治价值的东欧国家，令俄罗斯与他们彻底脱钩，就必须在经济上彻底击垮俄罗斯。于是便可以理解，为何美国普惠公司（P&W）在收购俄罗斯能够生产航空及潜艇发动机的彼尔姆发动机公司（Пермские моторы）后，并没有提升其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而是令该公司最终停产。2011 年该公司被俄罗斯收归国有后，才逐渐恢复产能，2013 年已经实现扭亏为盈。另一个典型例证就是俄罗斯一直存在的资本外逃现象，其一方面印证了帕尔舍夫的看法，这些资本只是投机来赚“快钱”，并非真正看好俄罗斯的市场或竞争力而做长期投资 ；另一方面，这些资本外逃在配合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上，也做到了节奏一致。特别是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时，当年资本净流出达到历史峰值，高达 1521 亿美元，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可以说苏联解体后这一轮世界范围的经济重组，最终结果就是俄罗斯日益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而自视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不会甘心未来只能处于这样的经济地位。有专家曾分析指出，普京计划建构彼此相互作用的三个“经济圈”，意图重新调整俄罗斯在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第一个经济圈是“后苏联空间”，即俄罗斯传统上发挥主导作用并形成其特殊影响以及责任范围的国家。在这里，俄罗斯的目标是阻止欧洲—大西洋结构的渗透，并组建自己的“欧亚联盟”组织，这将巩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和控制权。第二个经济圈是与俄罗斯有伙伴关总第三九五期系的中国、金砖四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这一日益壮大的国际集团将成为美国力量的制衡，俄罗斯将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以此增加其在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第三个经济圈则是1991 年之前苏联可以施加影响的地区，即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俄罗斯意图恢复在这些地区的权威。可以看到，这三个经济圈的范围层层扩大，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第一个经济圈，“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实现其战略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而乌克兰凭借地理位置的优越，被西方捧为“欧洲之门”，在整个“后苏联空间”中显得格外特殊，也成为俄罗斯重组其区域经济体系的最大变数。乌克兰整体上的地理气候条件要比俄罗斯优越得多，更适宜生物繁衍，物产和各类资源都很丰富，而且继承了苏联相当分量的“遗产”，工业基础雄厚，军工产业发达，历史上与俄罗斯形成的产业合作链非常密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军工领域，可谓触及俄罗斯工业的核心。同时，俄罗斯所出口的很多商品，特别是工业品，基本只在独联体国家内有市场，而乌克兰就占到其中的 30% 以上。可以说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欧亚体系联盟的构建至关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独联体都会造成影响。
更重要的是，乌克兰不仅有着漫长的黑海海岸线，坐拥著名港口敖德萨，还拥有苏联时期划入的克里米亚。而世界历史证明，克里米亚如落在区域相对弱势国家手中，则区域动荡不可避免，除非这个国家与该区域最强大的国家结成紧密的军事经济联盟。苏联解体后，虽然出现了独联体，但这种联盟关系已经大大弱化了，乌克兰却对面临的危险“毫不自知”。更何况克里米亚虽归属乌克兰，却驻扎着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俄罗斯不仅拥有 3 个舰队基地、4 个机场，还有权派遣不超过 2.5 万名人员， 而且整个半岛上的居民近 68% 都是俄罗斯族。克里米亚的战略意义无须多言，由于黑海的特殊封闭环境，可以说谁掌控了居于黑海中央的克里米亚半岛，谁就掌控了黑海。它不仅承载着俄罗斯民族的尊严和光荣历史，更扼守着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因此，克里米亚再次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可以说，正是克里米亚问题的存在使得俄乌紧张关系的地缘政治属性不可避免地被放大。早在 2003 年，俄乌就爆发了图兹拉岛争议，现今这已经被视为克里米亚危机乃至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预兆。图兹拉岛争议表面上是由俄方宣称的海岸线受到侵蚀的环境问题引发的，俄罗斯以此为由从 2003 年 9 月 29 日开始修建刻赤海峡至图兹拉岛的大坝。此举立即引发乌克兰方面强烈反应，在媒体渲染下，乌方激烈指责该大坝的修建侵犯乌克兰主权、破坏了乌方岛屿的生态环境。经库奇马总统与普京总统协商，大坝工程于 2003 年 10 月 23 日在距图兹拉102 米处停工。但我们通过图兹拉岛扼守亚速海通向黑海的出海口、俄领土与克里米亚最近相邻处的地理位置就可以了解，实质上该岛屿争议绝不是什么环境问题，也不单纯是经济问题， 而是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问题。2004 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的爆发，标志着西方正式加入围绕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这其实已经预示了乌克兰自身失去对整个局势的掌控，俄乌矛盾开始演化为俄罗斯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竞争。然而，2008 年的俄格战争以及乌克兰提出加入北约，令俄罗斯在现有“游戏规则”之内赢得竞争的希望越来越小。2010 年亚努科维奇上台后，俄乌关系似乎出现转机。亚努科维奇任命亲俄的马克西莫夫海军中将为海军司令，解散了主张加入北约的“国家欧洲一体化中心”。2010 年 4 月 21 日，俄乌还签署了新协议，将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驻地延期 25 年，以换取乌克兰采购俄罗斯天然气价格优惠 30% 的条件。然而，2011 年俄乌媒体曝光了乌克兰与北约就一些俄罗斯非常敏感的问题展开秘密谈判的文件，涉及黑海安全、俄罗斯黑海舰队驻克里米亚的未来地位问题、美国在欧洲部署针对俄罗斯的反导系统等。而这些会谈把莫斯科完全排除在外。乌克兰还邀请配备最新反导系统的美国巡洋舰进入黑海，参加联合演习，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的极大关注。这时俄罗斯已经意识到，即使是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也不会全心全意依赖俄罗斯，而是意图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搞平衡策略。因此，俄罗斯加紧推行独联体一体化，其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竞争加剧。亚努科维奇左右逢源的策略失败，不得不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地位协议的准备工作。此举最终引发亲西方的乌克兰民众示威，乌克兰危机爆发。在西方国家的积极干预下，2014 年 2 月亚努科维奇政府被赶下台，亲西方的势力再次掌握了乌克兰政权。俄罗斯政府确信，新政权一旦上台，克里米亚必将遭受北约的全面渗透。一旦失去对克里米亚的掌控，不仅意味着黑海失控，而且俄罗斯重构地缘政治经济版图的构想将再无转圜余地，俄罗斯必将遭受新一轮更大程度的地缘政治、经济挤压。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的结果，实际上证实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竞争乌克兰的最终失败，俄罗斯长期以来实施的区域经济重组战略遭受了重大挫折，这个结果影响了俄罗斯意图在世界经济体系外围处境中翻盘的整个未来发展布局，为俄罗斯回归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这一传统战略思维埋下了伏笔。地缘经济学之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指出，一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对于领土存在缺陷的国家，有几种方法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历史上是通过继承、购买或征服得到新土地，现在还有一种新办法，即通过签订贸易条约来建立同盟。事实上，俄罗斯长期以来并未被视作“领土存在缺陷的国家”，相反，弗里茨·罗里希在研究“经济世界”（Weltwirtschaft）的术语时，曾将俄罗斯列入为数不多的能够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的“经济世界”之一。当然，这里指的实际上是沙俄和苏联，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领土版图上已出现重大变化。因此沃勒斯坦在提出其著名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理论时，才会改变看法，认为俄罗斯注定要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或半外围位置“种植农作物”。而导致这一“领土缺陷”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失去乌克兰。由此，帕尔舍夫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正契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理论，通过“大空间经济孤立”、实施经济保护政策来挽救俄罗斯，在工业化初期的苏联曾被证明尚可以实现，但于现今的俄罗斯却不再适合。在苏联解体给俄罗斯地缘政治、经济结构造成的损伤日益清晰之后，俄罗斯只能靠筹建独联体、欧亚同盟这些紧密的经济政治联盟来试图修复和弥补“领土缺陷”，但是我们也看到，西方国家通过颜色革命、北约东扩不断地拆解俄罗斯修复自身缺陷的努力，目标就是将俄罗斯的身份永远锁定在“外围”的位置上。亚努科维奇的倒台可以说让俄罗斯意识到，在“游戏规则”范围内与西方竞争，俄罗斯恐将永远处于劣势。那么接下来只剩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到的传统方法 ：“继承”和“购买”均已不再可能，“征服”似乎成为唯一选项。而苏联留给俄罗斯最重要的遗产恰恰就是适宜战争的国家机器以及偏重于国防的经济体系，更何况普京时期还对这一体系进行了修缮。通过冲破地缘政治束缚实现经济发展本就是俄式传统思维。因而，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完全是可以预测的。从沃勒斯坦到俄罗斯的地缘经济专家，都曾暗示过类似事态的最终发生 ：“为了从‘世界体系’外围突破到体系的中心甚至是半外围，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把那些已经在那个位置的国家排挤出去。” 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 75%、GDP 的 60%、能源资的 75%，总体来说潜在力量超过了美国。欧亚大陆是地球上的一个超级大陆，扮演着一种世界轴心的角色。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将对地球上三个经济最发达地区中的两个——西欧和东亚——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且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几乎会自动控制中东和非洲的发展。英国长期奉行“大陆均衡政策”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国家出现，现在的美国也一样。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乃至全球领土最大的国家，且拥有不依赖于西方科技体系的、世界领先的军事实力，自然成为他们在欧洲利益的一大威胁，地缘经济学理论的“预言”更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俄的发展充满敌意。而以意识形态、宗教和国家领土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利益斗争，掩盖了扩张型国家以及金融、贸易跨国集团在地缘政治重新划分的框架内控制有前景的能源地区的地缘意图。这可以解释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所发生的绝大部分争端和冲突。而在这场抢夺“能源前景地区”的斗争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处境显然是存在差别的。俄罗斯自然地理条件的极端性和脆弱性加重了其对地缘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敏感性，历史惯性、经济本身的劣势加之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失败所产生的叠加效应，造成了俄罗斯自身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使得俄罗斯未来不得不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在此情况下其国际政治地位也将日益下降。而这是军事实力尚处于世界前列的俄罗斯所难以接受的。为了挽救颓势，俄罗斯试图凭借自身的军事优势以及欧洲对其的能源依赖寻求“突围”。因此，俄乌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俄罗斯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发生的、意图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斗争。基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俄罗斯这一行动的目标就是与西方国家抢夺经济空间，重构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弥补自身的经济劣势。乌克兰则很不幸地沦为双方的角力场。这也注定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然而，笔者并不认为武力对抗现有格局为俄罗斯的最优选项。东斯拉夫民族兄弟阋墙的局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对俄罗斯都是非常不利的。更何况这一行径恰恰是重复苏联时期以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的旧思路，无助于俄罗斯最终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经济体系归根结底还是要遵从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和规则才能顺利运转。俄罗斯庞大的国土纵有“缺陷”，却也一直是其自负的资本，凭借强大武力，俄罗斯对周边及其他体量较小的国家总是以“老大哥”自居，加之自身所固有的市场竞争劣势，使得其在经贸合作中总是异常强势，忽视其他国家的合理权益。若非如此，俄罗斯如今也不会落入愈加孤立的境地。如果俄罗斯能够心态平和地正视本国优势与劣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他国展开合作，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应该有机会跳出这一地缘经济“魔咒”。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毋庸置疑，经济实力也越来越为世界所认可。2012 年中国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 年发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得到了不少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真诚的合作态度，正在赢得世界的尊重。这正是以和平方式优化自身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典范。因此，中国引领的亚太地区也成为世界上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而俄罗斯紧邻亚太区域却没能分享这份活力，这一现象也早已引起俄罗斯学者的思，他们指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仅凭地理条件就扮演重要角色的地缘政治腔调已经过时，这种方式不能帮助俄罗斯融入亚太地区。俄罗斯应当切实展开行动，突破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模式，尊重市场规则，转换发展思路，充分利用亚太地区的人口、资金等方面优势，强化俄受气候影响较小的科技密集型企业的优势，把俄罗斯亚洲地区的经济潜力激发出来，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压力。在当今中俄睦邻友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中俄相互关切对方的经济、政治安全，对世界格局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俄乌武装冲突的形势下，俄罗斯只有放弃一切不合理的地缘经济和政治迷梦，与中国和其他国家构建平等合理、互惠互利的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合作框架，才能摆脱自身的地缘经济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