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不能说的秘密，明星律师全知道

赵炳辉的办公室在朝阳区一栋5A级写字楼里。从窗口向下看去，能看到国贸永不停歇的车流、修剪整齐的大片绿地，和楼宇深处模糊的天际线。

在这家律所的合伙人里，赵炳辉拥有独享一间办公室的特权，因为他的工作“更需要私密空间”。

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花上整整一下午观赏落地窗外的风景。但通常情况下，他无暇顾及于此。

工作时间，赵炳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侧墙的一面白板上——那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明星的名字，他们的微博粉丝数加起来或许有几个亿。有些名字后面画着树状图，分支上标注了不同的纠纷；还有些名字后面附着日期，是庭审、仲裁、谈判开始的日子。

很多人说娱乐圈是一个「名利场」。他们大多相信，在利益泡沫的急速膨胀之下，一定有许多见不得光的秘密藏匿在种种协议、合同与卷宗里。

娱乐法律师或许是离这些秘密最近的人。但世上大多数事情，“靠近了，都不壮观。”

娱乐法律师要做的，不止有发函

打开任意律师事务所的主页，你就会看出“娱乐法律师”这个称谓的特别——所里的其他业务，叫作“知识产权”“公司与并购”“破产重整”“婚姻家事”；而娱乐法律师所属的领域，叫作“影视文娱”。

如果你对我国的法律体系有基本了解，就会发现前者大多指向明确的部门法，而后者则是一个行业概念。小到艺人的私人事务，大到影视剧的投资融资，都在其代理范围之内。

“在这个行业里，很多事情多问一个人，就多一次隐私泄露的风险。”于是，明星团队会把所有问题拿给同一个律师，信任关系一旦建立，就意味着比其他领域更为长远和紧密的合作。

赵炳辉在做娱乐法律师之前做过地产、做过婚姻家事，甚至做过商事纠纷。“什么都处理过，大部分情况就都能应对，这是我的优势。”

赵炳辉甚至帮一名导演处理过房产纠纷。邻居装修把水管挖断了，淹了这位导演家里收藏的高级茶叶和字画。收藏品是最难估价的，于是赵炳辉出面，双方协商赔偿。

还有离婚、家暴案。一个女演员婚后发现丈夫长年酗酒，喝醉了就打她。她来办公室找赵炳辉，一摘墨镜，露出脸上大块的、连成片的淤青。

“好在她丈夫清醒时还明事理。”和对方谈妥财产分割，双方就协议离婚，没有拖太久。

当然还有许多娱乐圈才会发生的事情，比如片场意外。

除非没电，赵炳辉的电话24小时不关机。凌晨两三点接到电话是常事：有时是片场失火，或者爆炸戏出意外，有时还有人员伤亡……一旦事情涉及复杂的保险和赔偿，圈内人培养出近乎直觉的第一反应：“先问问律师怎么办。”

还有一次，一位一线明星被狗仔勒索，对方拍到了一些照片和视频，开价几百万。“不给就热搜见。”

报警可能会让情况更糟：一旦知道警察介入，狗仔可能立刻曝光所有料。“狗仔后面可能会受到惩罚，但这时，对艺人的伤害已经造成了，而且是不可逆的。”

经纪团队打来电话后，赵炳辉判断，如果给钱，对方大概率还会加码或者二次勒索。所谓的“黑料”只是很小的负面，权衡利弊，他建议明星主动发声明并道歉，以求自保。

“自曝”的后果通常比狗仔曝光要好。那一次，男明星短暂地冲上热搜，过了几天，事情很快平息。

不能报警的事情还有很多。一个顶流组合刚出道时，公司看他们工作太辛苦，特意安排了一趟出国游。策划、筹备和执行全部交给了一个顶级的旅游公司，要求是全保密。

出门当天，公司的人把他们送到登机口。艺人一进头等舱，发现前后左右全都是私生饭。

“可能是旅游公司泄密了。”但是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人员直接带着艺人下了飞机，行李甚至没有碰到过架子。

距离起飞还有一段时间。公司的人不敢直接报警，因为报警就会增加被曝光的几率，成为媒体炒作的话题。

他们在机场给赵炳辉打电话咨询，询问会不会有人身伤害——你不知道坐着的是粉丝还是黑粉。赵炳辉也不确定，但为保险起见，让送行的团队立刻调头回了机场接人。行程当场取消了。

和他们含混不清的称谓一样，娱乐法律师的工作如同海上冰山，频频登上热搜的隐私权、名誉权纠纷，只是露出海面的微小一角。

海平面之下的部分庞大而不可见，却构成娱乐法律师绝大多数的工作内容。“对明星来说，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不上庭。”把问题尽量放在庭下解决，是赵炳辉一直以来的工作逻辑。“调解也好，仲裁也罢，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诉讼以外的方式争取最好的结果。”

一次诉讼会带来比仲裁和谈判高昂许多的代理费，但赵炳辉却觉得，把诉讼尽量变成调解，才是长久维系客户的方式。“推动客户去打官司，有时候是赚快钱。打了几个官司下来，代理费高得吓人，对方也不会再跟你合作了。”

时间成本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解约官司的一审可以拖一整年。如果有二审，可能又是一年。”在这个过程中，明星通常完全无法工作——和原公司的合作已经破裂，却无法以个人或新公司的名义接任何商演。对有些人来说，那恰恰是他们上升的黄金期。

“对绝大多数明星来说，每一个庭审都是风险。”无论赢或者输，都可能对明星形象造成伤害。

赵炳辉接待过一位曾经很红的艺人，他当时深陷舆论漩涡，想靠打官司来扭转形象。赵炳辉分析了可能付出的代价，但艺人和团队一致觉得，官司能赢，舆论就可以翻盘。

后来他们找了另一个律师起诉。几年以后，官司赢了，但那位艺人再也没有接到戏。 

“我们的工作，

是把明星当作普通人”

明星们坐在赵炳辉办公室里的时候，通常都是素颜戴口罩。“他们来找我一定是因为遇到了困难，没人在那个状态下还有心情收拾自己。”赵炳辉如此总结。

确定接手业务后，赵炳辉会看看明星们的作品。舞台上化着浓妆唱跳的人，和谈业务时素颜的、逆着光的剪影重合，构成百分之百的他们。

“我没觉得明星和普通人的颜值有‘次元壁’，这世上好看的人太多了，只是其中一部分选择了艺人这种职业。”赵炳辉说。

他见证过明星在两种状态间转换的全过程。有一次和一个艺人团队一起出游，明星坐在隔壁座位，和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睡着了。飞机落地，明星被叫醒，和助理直奔洗手间——他要在见到接机粉丝前化好全妆。赵炳辉和团队其他人一起护送明星穿越粉丝的重重包围，一上车，明星又接着睡去。

和其他局内人不同，律师能够见证艺人们最私密和放松的一面，通常不是因为依附，而是因为平等。

2014年，赵炳辉开始着手做文娱业务。那时许多明星并不会与律所签订长期合约，而是找律师当自己的“私人法律顾问”，报酬是一年3000元人民币，以及默认对方用自己的名字宣传。明星咖位越大，“法律顾问”的工资越低。

赵炳辉从未做过那样的“法律顾问”，在他看来，律师职业的价值不应该和明星的身价绑定。也是这种心态，让他能更好地理解明星身为普通人的处境：“只有在律师这里，明星是不分咖位的，无论是一线还是所谓的糊咖，通通只是一个需要法律服务的人。”

有时候，走红会给艺人蒙上一层光晕，但那种光晕会在律师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自然消散。

律师罗熙刚刚毕业，正在另一家团队挂职实习。他在读书时也追星，给一个选秀女爱豆打投。后来进入律所，他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与那名爱豆有关。

在整理证据材料的过程中，他突然发现自己“有点脱粉了”。材料里甚至没有可以称作“黑料”的内容，他只是发现“我以为很厉害的代言可能也不是那么回事”，而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爱豆，“就是个很柔弱、很有生活情趣的小姑娘”。

他自始至终没有见到女爱豆本人，但是处理完手头的工作，“我突然就变得中立了”。

真实抑或不真实，顶流或糊咖，在演艺圈，所有的状态都可以无缝转换。有一次，一个还不太出名的男明星找赵炳辉合作。明星和他聊了半小时，赵炳辉隔着办公桌打量他：“当时也没觉得帅到不行，只觉得挺精神的，个儿挺高。”

那次合作因为种种因素没有谈成。再后来，一部剧播出，男明星瞬间红得如日中天。粉丝盛赞那位男明星是不可多见的“神颜”，但在赵炳辉的印象里，“那就是个挺有礼貌的好孩子。”

艺人与经纪公司，就像一场婚姻

2017年，一次大的解约官司，让赵炳辉在圈内真正成名。

17年之前，所有解约官司的判决结果都是解约，艺人可能会赔付违约金——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愿”，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双方合作的基础已经瓦解。

但这也造成一个后果，那就是艺人走红以后可以轻易“跳槽”。上百万的违约金，实际上低于艺人的身价，或由下家公司主动包揽，并无威慑力。

赵炳辉和他的团队打出了第一场判决结果为“不解约”的官司。在此之后，大量不解约的判决出现，改变了艺人经纪行业的乱象。也因此，赵炳辉接到更多案源，与许多团队达成长期稳定的合作。

就像是做数学题，“争取更高额的赔偿或者争取不解约都是方法，只是看二者谁更能取得最好的结果。”赵炳辉团队画出了更短的一条辅助线。

但律师不是最主要的解题人。另一位娱乐法律师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下：“经纪关系某种程度非常类似于婚姻关系。”双方都有过承诺，也有过背弃承诺的时刻。

最常见的矛盾来自于艺人的突然走红。“一部片子的收入从20万一下子变成2000万的时候，艺人心理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几乎成为一种自然规律。

“好的老板要懂得让利，最初签合同可能是三七开，红了以后就要四六或者五五，或者给艺人规划更多宣发的费用、更好的资源……就像夫妻过日子一样，和艺人的关系，要懂得去经营。”

但艺人也有吃亏的时候。在法律上最难界定的一种情况，是“消费艺人”。

在演艺圈，红与不红可能只是一部戏的事，但一个艺人的星途，签约时往往难以预料。“接什么样的资源、走什么样的路线，艺人未来五年、十年的发展，都是经纪公司要去考虑的问题。”

行业膨胀起来后，很多公司选择挣快钱。多烂的剧本、多low的商业代言，“钱到位什么都接”，于是艺人一年收入可以达到几百几千万，甚至上亿。

“但是三年后呢？人们会觉得你没有价值——香奈儿永远不会找一个代言地方小品牌的艺人做品牌大使，观众看到难看的片子，也不会骂投资方，只会骂演员。”每当接手这样的案子，赵炳辉发觉，证据收集比以往更难。“你必须要让裁判者意识到，公司说的一年赚了几个亿，其实是在透支艺人未来的价值。”

如同每一桩婚姻都有不同的细节，这些解约风波背后，往往没有彻底的辜负与被辜负。更常见的情况是，双方的苦衷都被日常相处的琐事遮蔽。

有时候，一部戏赚了2000万，但其中包含了运营和宣发、曝光的费用，“很多钱像水一样花出去”。双方的付出互不可见，结果就是，“公司觉得艺人眼高手低，艺人则会埋怨公司对自己不够重视。”

赵炳辉经常在半夜同时接到经纪公司和艺人的电话。“艺人说你赶紧帮我写文书，我要解约，公司说我要起诉艺人，让他赔钱。”这时候，赵炳辉充当的是家事调解员的角色：“我就互相劝一劝，怎么了呢？这么多年犯不着吧？”等双方情绪平复，就对解约绝口不提。

在解约官司里，律师见惯了为利益撕破脸的人，但那些长久维系的合作，“往往需要付出许多真心和情感”。胡歌就是一个例子——刚走红就遭遇了车祸，胡歌长时间接不了工作，大量谈好的合作被推掉。唐人的老板蔡艺侬亲自去照顾探望，康复之后，又投入大量资源重新捧他。接了《仙剑奇侠传》后，胡歌真正大红，转头入股了唐人，从未说过离开。

罗熙告诉我，“人在面对利益时大多很理性，正常人看到很amazing的事情，其实只是利益诉求。”

“但也会被情感牵扯。”赵炳辉的讲述补充了后半句。

另一个名利场

就像明星和经纪公司的关系一样，律师和客户之间也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如果你给出的建议不够专业，或者官司打输，或者不能保守秘密，也就会被换掉。”

保守秘密是娱乐法律师的第一要务。律师石圆在聊天时极其谨慎，不仅人名由于“涉密”而不能提及，就连具体的细节，“讲出来会有人觉得我在内涵谁”。她听说，之前有一个律师总是把明星的私事拿到酒桌上当成笑话讲，很快被一个大客户换掉。讲出去的事情不涉密、也并非惊天八卦，“但当你把别人的私事说出去的那一刻，你就失去了客户的信任。”

守住秘密只是克服诱惑的第一步。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诱惑，是这个行业的所有名和利都可以互换。很多律师与明星谈业务时，会要求先合影，还有人会拿着明星的官司出去宣传自己，买营销号上热搜。

在饭圈，这是安全的。这样做的造型师、摄影师常常会被粉丝指责为“蹭热度”，但明星律师的官微下，粉丝会刷满“相信法律，支持维权”，再无其他内容。

赵炳辉很不认同那种工作方式。“把对方摆得那么高，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但他和明星是可以坐在一张游艇上打牌的关系——并非所有的律师都能熬到这一步。

更多人是在17年娱乐圈的税务震荡后才涌入这一行。赵炳辉记得有一次去开会，“说是娱乐法律师的内部会议，到场一个人都不认识。”

但业务的确在变多，从艺人经纪，到知识产权，再到影视公司债券发行、MCN和直播，合规性要求更加细致和复杂。工作以后，罗熙开始喜欢在电影院里看片头动画：“从片头出品公司的署名顺序里，你能看出一个电影的票房分账。”

许多热搜上的新闻也变得不一样。“‘爱豆不许谈恋爱’这种话，从来都不会被写在合同里，写进去也是无效条款。”他们需要履行的义务只是及时向公司报备。经手几个项目后，罗熙也逐渐明白，那是对艺人的一种保护。“毕竟没人希望和朋友出去喝点酒都被偷拍。”

这只是进阶级律师的“自我修养”。成为合伙人后，赵炳辉需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业务。“律所也需要不断扩张新业务，做更好的宣传。”明星的名字是这一行最大的便车，但他并不想搭，“不想在自己的专业性上附着更多别的东西”。

但他也没想好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十年前想做律师，是因为觉得“这一行可以赚钱又很自由”，但现在，每天都有太多事情塞满他的行程。想起当年看过的《离婚律师》，“男主每天都穿得太帅、太洒脱了，和我真实的生活没有一点儿关系。”

大多数时候他都感觉匆忙。唯有在庭上，法槌敲响的那一刻，他感到自由。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