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衡水中学在一起的2557天

社会化

什么是社会化（英语：Socialization）？社会化是个体对社会的认识与适应。幼猫的社会化是指在猫咪出生后，尤其满两个月后在生活环境中所有学习到的经验，就像我们开始上幼稚园一样，到学校开始过团体生活，学习礼貌，如何与同学相处，遵守秩序等等。

—— 引自“幼猫社会化指南”

2017年，高考结束的黄昏，衡水中学南门堵得水泄不通。停滞的车流里，我父亲从驾驶位扭过头，把一部智能手机丢给我：你先用这个，过两天给你买一部新的。那是一部黑色的iPhone4，我初中用过的手机。不甚熟练地解锁之后，我发现了第一个问题：我忘记了如何打字。

这一项容易应付——可以使用手写输入。但忘记的不止于此。

我不大会用筷子——在衡中，为了节省时间，我通常只用一柄固定的铁饭勺。要学习新的吃饭礼仪，包括：重新使用筷子，碗不要端起来，不要发出声音，一口最少咀嚼五下。用筷子挑起的米粒太有限，我常常感到绝望，一碗饭无穷无尽，竟然要吃上半小时。但是也有新发现：原来米粒本身可以嚼碎，而非作为一大团饭囫囵吞下去。

我的语速太快，这一点也需要矫正。大概从高二中期，放假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得不多次提醒我：说慢一点，不然听不清楚。后来我发现的确如此，等候跑操的两分钟里，要争分夺秒多背两首诗，唯一的方法就是提高语速。有人的语调轻而急迫，仿佛某种呢喃。而音量大的人的朗读声音则像收到错误讯号的收音机一样，声音尖锐、不稳定、亢奋。

这在衡中不是问题，但之后就变为一种“缺陷”，常常被指出。我很惶恐，时时对着镜子练习，缓慢、清晰地吐出每一个字，而不是含含糊糊地吐出一大团。可是遇到讲话慢的人，我仍然会相当焦躁，希望能按下进度条的1.5倍速键。

除了无师自通的开关机，电脑当然是完全不会。大学我读新闻系，经常要写稿子和论文，我要比旁人慢得多，因为要先写到纸上，再通过触控板手写输入。一切都是在图书馆隐秘的角落里进行的。后来我才懂得，这种无知就像肥胖，欲盖弥彰。

我闹了不少笑话，时常面对别人略带惊讶的诘问：为什么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有时候是一种讥笑：你不会上网自己查？好吧。

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当时的我近乎于“原始”。我不知道什么是微博，什么是热搜，不知道除了百度还有什么其他的浏览器，甚至不知道如何去下载软件。我总是在常识上犯错误。有天我随口抱怨：新网页总是很难加载出来，手机太慢了，感觉该换一个。一名室友立即大惊小怪地说：加载不出来不是因为你手机慢，是网差。她随即问我使用的是哪家运营商，好吧，这个问题我答不出来，但我真希望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什么是“运营商”。我越来越寡言，自尊心总让我在开口问询之前却步。

需要适应的事情太多。流行明星和歌手早已经换了几波。我听不懂当下流行的笑话，连想到的比喻都带着“原始”色彩。我学着搭地铁。车厢摇摇晃晃，像站在溶洞里湍急的河流的船上。

搭地铁使我很痛苦。取快递也是。这两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世界上居然真的有完全毫无意义的、消耗性质的东西。我在衡中从不做这种事，能在那里坚持三年的重要原因就是：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

我每天下课后路过菜鸟驿站，在等待的队伍后面排上两分钟之后，我就对自己说：够了，不能再浪费再多时间了。快递堆放了一个月，无数短信之后，菜鸟驿站也丧失了耐心，我的快递从此石沉大海，不知道最终去了哪里。

大一的时候，有一阵子，我找出高中时的印刷读物——素材积累一类的，和衡中“常规”试卷一样的纸和字体，还有气味，读这种东西会让我心安。我把它们放在枕头下，偶尔摸到，或者翻到划线和笔记，就仿佛我还在衡中一样。

不过当然不大一样。我花了一段时间适应睡前需要脱衣服的流程。在衡中，“裸睡”是一种违纪，要扣除班级量化五分。高考结束当晚，是我三年来第一次仔细端详自己的身体：我长出了腿毛，中指和脚底结了非常厚的茧，膝盖上有蔓延的生长纹路。我长高了六公分，体重增加了四十斤，有两颗蛀牙。我还第一次了解到我有毛囊缺失的毛病，因此没有腋毛。

高一的时候，我耍过一点青春期少女的小聪明，把肥大的校裤改瘦了，显得腿纤细笔直——当然很快被发现喝止，买了新的裤子。那天我惊恐发现，我的腿已经像香肠衣里紧紧包裹的馅料一样，塞满了整条校裤。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如此丑陋，而我如此厌恶自己。

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是隐秘的。和我认识的大多数衡中毕业生一样，我有严重的胃病，半夜会被胃痉挛痛醒，浑身冒冷汗。虽然有意放慢，我吃饭仍然算得上“狼吞虎咽”，最多十分钟，就能把所有的食物吞下去。买了大袋食物回宿舍，总有一种焦虑逼迫我在路上就打开袋子开吃。走在路上，我会不自觉地跑起来。第一次去大学食堂，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出一本书，打算边吃边读。随后我发现，周围这样做的只有我一个人。

值得欣慰的是，我很快有了不小的进步。这一切得益于我善于观察，并且认真学习。我偷偷观摩其他女生如何吃一碗粉面：用筷子挑起几根面条，放到左手把持的勺子上，吹一吹，再吃下去，像某种精致的仪式。现在我的学习卓有成效，吃饭的姿态称得上体面。

还有一些预料以外的新认知。我上大一时，第一次知道并且注册微信。学会翻朋友圈之后，我发现不少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可以追溯到初中。后来注册微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感到很惊讶——他们这么早就可以用微博和微信了吗？

此前我唯一使用的社交平台是QQ。高中三年，我很少上网，QQ空间几乎不发。初中三年也不超过五条。每条都是近似的含义：我要上衡中，我一定要上衡中。

衡中与削皮的土豆

我初中就去衡水借读了，考上的学校是衡水市第六中学，衡水市最好的初中之一。第一次班会，年轻女班主任把双手撑在讲台上，环视一圈，说：大家既然考到这里来，目标一定都是考杭州，接下来三年可不能松劲。我一头雾水，为什么要考“杭州”？为什么不在河北读高中？等开学大概一个月，和同学渐渐熟络起来，我才知道不是“杭州”，而是“衡中”。

我对六中不大满意，早饭的米汤有84消毒水的气味，里面混着钢丝球涮下来的细细钢丝，烂糊的白菜梗。菜里最多的是白菜和土豆，土豆带着完整的皮，肉菜里只有骨头。有一种传言说我们交的伙食费被食堂克扣下来给内部人员开小灶，这并不是毫无根据，至少初二那一年晚自习下课的空气里面总飘着油浮浮的炒豆角味儿，像熬猪油的膻腻味。

我初中最好的朋友是晓宁，一个长发的美丽少女。我俩是同桌，成绩都不费劲地名列前茅。我们经常偷偷翘晚自习去天台上的水龙头洗头，或者在课桌下看小说。晓宁最喜欢的是郭敬明和村上春树。这两者的共同点是提供一种幻想。读书让我俩产生一种匮乏感：生活恐怕不应当是眼前这样，至少土豆应当是削皮的。

我们俩互相交换了理想：晓宁的理想是做甜点师，设计好吃而繁复的蛋糕；而我的理想则是开一家咖啡馆兼书店，一年有两个月歇业去旅游。不过鉴于读了村上春树和郭敬明，我们俩都把地点定在东京，或者上海。

东京和上海太远，而衡中近一些。我们这些成绩稍好的学生里，大部分人都明目张胆地向往衡中，在墙上挂的红条幅上签名：“我是xx，我要上衡中”。或许成绩差的人也有此希冀，只是不大讲罢了。

衡中也富有幻想色彩。读初中时，来自老师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对衡中的单向定义：“衡中是天堂”；另一种是纵向对比：“衡中是监狱，衡二（衡水二中）是地狱”，“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去（衡水市）十三、十四中”。

“衡中是天堂”，具体怎样好，没有太固定的说法。有的老师说是伙食好，菜里的肉给的很奢侈，甚至最普通的馒头（八毛钱一个），也做得非常好吃。衡中的食堂甚至都出过一本书（这是真的）。我谨慎地在下课之后去请教：衡中食堂的土豆削皮吗？对方非常坚定地给了肯定的答案。也有老师说是条件好，独立空调和卫浴，配备书目齐全的图书馆。最统一的说法是：去了衡中，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想。

衡水二中是“地狱”的说法却非常统一：在走廊里扇耳光（女生也不例外）；揪头发；拉上窗帘，把不听话的学生从前门一脚踹到后门。十三、十四中则没什么好说的：喜气洋洋的、升学率极烂的高中，“走读高中能有什么好的”。

老师们偶尔会在课上跑个题，讲衡中的生活有多么紧张，我和晓宁在下面屏住呼吸，听得胆战心惊。例如：宿舍成员轮流值班，饭点派一个人去食堂，买够十二人份的饭——每人一个馒头和一包榨菜，用超大型塑料袋打包，再迅速跑回教室，为的就是节省中午和晚上去食堂的几分钟来学习。当然，我们老师补充道：衡中食堂的榨菜也是非常好吃的。

上完那节课，我心情有点低落，感觉应该是没有机会在食堂吃削皮的土豆炖牛肉了。这种想法只出现了一秒，我立即暗暗痛骂自己：学习当然是第一位的。

2014年的夏天，我和晓宁都参加了中考。她考去了衡水二中，而我去了衡中。此后三年，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因此我也不知道她两次自杀未遂，最终从二中退学去了十四中。因此我也没有机会告诉她，轮流买馒头榨菜纯属谣言。但是，食堂的土豆真的是削皮的，而且真的有土豆炖牛肉。

游戏场

我离开衡中已经有四年的时间。这是个调整焦距的过程，合适的距离能让人看得更清楚。当我再度将镜头移向在衡中的三年生活时，曾经向几位朋友征求过看法。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形容：衡中就像一场游戏。

如果这样来看，衡中的建模无疑十分精美。建筑大多由红砖砌成，散落着小池塘，其中有金鱼尾摇曳的微光；树木繁多，果树偶尔会结细小的果子，青色的核桃、深紫色的桃子一类的。而到了秋天，银杏叶则会铺满道路，金黄而柔软。

我被分到的第一个班是实验班。班主任是个和气、帅气的年轻人，年纪看起来不会超过28岁。我们都管他叫大志，惯用的称呼其实是“老班”，但我们普遍觉得这样把他叫老了。与“老班”对应的是“小班”，一种类似于见习教师的职务，同时也是任教老师。

“小班”是个更年轻的男生，姓姚，刚刚大学毕业。“小班”个子不高，说话轻柔，皮肤比女孩子还白。闲聊的时候聊起家乡，他说他是南方人，家乡在“攀枝花”。他把这三个字写到一张试卷后面。“攀—枝—花”，哇，这三个字听起来就如此芬芳，和灰头土脸的河北简直天差地别。除了日常协助行政工作之外，“小班”还负责批改习字，我们班同学的字来自河北的天南海北，也因此形状各异，七扭八歪。

习字有一套很严格的评价标准，别的班要分出“A”“B”“C”“D”几档。“小班”笔下的批注却只有“A+”“A”和“A-”。这个秘密不久就被发现了，他比我们先红了脸。“小班”确实有点“软弱可欺”，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有时跟他开一些没有恶意的玩笑，追问他到底谈过几个女朋友；或者有时候忘了写习字或者作业，在他那里也能打个马虎眼过去。

开学一个星期，大志在会上说，一个学生因为适应不了，熄灯后偷偷溜出去，翻越铁栅栏，不顾一切地往城区跑。但他小看了南校区的偏远程度，跑了一个小时，远处仍然是看不到头的荒草。最后他哭着回来，敲开门卫室的门时，手上布满被锋利的铁栅栏划破的伤口。

大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且不说南校区是众所周知的郊区，再说有什么不能和“老班”、“小班”沟通呢？我也想不通：他到底为什么要跑？这里明明已经很好，很好，非常好了。

衡中的好处当然不止于土豆炖牛肉。最直观的——空气好，因为比邻衡水湖。一旦下霾，立即全体通知取消跑操。在衡中跑操时流的汗是一种正常的咸味，而在六中的雾霾中跑操，流的汗是烟味的咸水，像泡烟头的剩可乐。宿舍是八人间，每间两个独立厕所和一间浴室，每层也有公共的浴室。每人分配两个柜子。最好的一点是仍然不限制发型。高中三年，除了偶尔对刘海的修剪，我从没剪过一次头发。

我产生过一些疑虑。第一次集体大会，在辉煌的礼堂，全体起立喊口号。群情激昂之时，台上的老师问：你们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大声说出来！我没料到有这一环节，理想是多私密的东西啊。可是周围的人全都喊了起来：“清华！”“北大！”那一瞬间我感到疏离：为什么人生理想会是某一所大学呢？高考时才十八岁，人生不是有八十年吗？难道此后的人生都不作数吗？

我们每人分到一张“挑战卡片”，需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学号、挑战目标和梦想大学，再塞到教室外面柜子的凹槽处。目标倒是好糊弄，无非是成绩进步。可是“梦想大学”让我很犯难，人如何能对自己毫无了解的事物产生感情呢？和实验班半数同学一样，我最后写了“北大”（另一半是“清华”），再贴到柜子上。课间，走廊里人来人往，每次有人靠近我的柜子，我都会感到一阵轻微羞怯。高考之后我会知道，即便是奥赛班、实验班，考上清华北大的也是极少数。

最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们就把这场游戏的基础规则大概摸了清楚。每个教室有两个摄像头，茶灰色，圆形的。有人曾经在办公室看过监控画面，回来告诉我们，画面全彩色，放大甚至能看清笔记本（也许是伪装的日记本）上写的字。

要竖起耳朵听，轻微的嗡鸣声代表摄像头在运行，咔咔声代表摄像头在转脖子，调整视角或焦距，闪烁的红灯则代表摄像头在录像。由于“抬头看摄像头”也是违纪名目里的一种，所以很少有人采取这种“同归于尽”法来了解自己是否在监测范围内。一般的做法是在上课前，先用班级电脑将摄像头的方向对准黑板，这样咔咔声就是一种提醒的警报。当然，得竖起耳朵听。

即便这样，违纪仍然是层出不穷。每周通报违纪，在我脑海里印象比较深刻的名目有：“盯着瓷砖看超过一分钟，疑似在照镜子”。后来我找到了一份真实可靠的违纪名单。摘录几条如下：

607班5:53北1后2北2长时间抠右手大拇指

608班南后3北1喝水 7:01

611班北1后2北1扇风 7:03

596班数学课代表问缺卷子。有一个男生说缺德 7:12

这几条是教室违纪，宿舍违纪又是另一套。外界有一些广为传播的谣言，例如不允许起夜上厕所，有点荒诞得可笑。真实的规定其实是：夜里去厕所并不构成违纪，但不能在晚休后一个半小时之内或早起半小时前起床上厕所，原因是“有早起的嫌疑”。

最常见的违纪名目是“纸塑声”，顾名思义，就是“发出纸张或者塑料的声音”。早起是违纪，晚睡是违纪，在休息时段翻动书或者卷子是违纪。这些条目最终都是为了避免“不正当竞争”，当然，现在有更时髦的词汇来形容——“内卷”。

唯一“合法”接触外界的方法是打电话。在超市可以买到不同面额的电话卡，几十个电话亭分布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游戏，设定就是每天都会有穿着校服的不同NPC在电话亭下抽噎，或者大哭。大多数电话亭都长得一样，也有几个景观类的，在高三教学楼旁边，封闭式的，很有英伦风味，铁锈红的电话亭。

排行榜

进入衡中，需要带的东西很少。除了一些必备的衣物，还有一柄专门的饭勺。在衡中，第一件事就是领东西，一套新生规章，一个脸盆，四套校服，两套床品。

一切都规整统一，被子叠成“方块”，床单不能有皱褶，毛巾和牙杯在脸盆里有特定的摆放位置，一个宿舍的牙刷都要向着同一个方向。不过我们很快也发现了偷懒的办法：用别针把床单钉在床垫上，把硬纸壳塞到被子里，以保持硬挺。

教室里亦然。必须使用统一发放的本子，每科都有“积累本”和“错题本”，语文还有“札记本”。老师演示了几种本子的用法：“积累本”用于记笔记，“错题本”用于改错题——先用一把小刀和尺子把卷子上的错题裁下来，用胶棒黏到本子上，再在自习课时订正批注。“札记本”则是用于摘抄作文素材的。

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一个学号。学号是一串五位数字，前三位是班级，后两位是排名。衡中将不同市县的中考成绩进行了折算，再在各个班级进行排名，第一个学号就是由此诞生的。

我最开始不太清楚学号的真实含义。它一开始看起来只是“数字代号”之类的。第一堂班会课上，大志就宣布了衡中的分班规则：开学三个月后第一次文理分班，12个实验班将缩减成8个，此后高一学年结束、高二学年结束各分一次班。分班实行淘汰制度，按照前几次调研考试的成绩进行综合排名，将实验班末尾“筛掉”，再把普通班的尖子“捞上来”。每次分班都是打乱重分，即便一直待在实验班，同学和老师也会进行“大换血”，据说这样做的目的则是“尽量避免产生太深的感情，影响学习”。

实验班缩减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危机。大志估计只有班级前45名能再度落入实验班。第一次考试猝不及防地到来，所有人的班级名次、年级名次、各科分数、各科排名被打印成两张纸，贴到墙上。

随后大志宣布，每次考试后重新分配座位，依据是上次考试的排名。所有人抱着桌子在走廊上排队，第一名先进去挑选座位，随后是第二名，第三名……以此类推。这时我才察觉，每次考试是一场比赛，而学号就是一个实时更新的排行榜。学号同样是社交名片。要认识一个人，先偷偷打听他的学号，看前三位是否在实验班之列，再看后两位是否体面。

正如赛区的划分，不同成绩段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赛道。

整个年级大约4000人。约前1200名的考场在教学楼，之后的分到实验楼。实验楼平时很少使用，没有空调（也可能是不开）。到了冬天，在实验楼考完一场，总是五指僵直不能动。这个成绩段的人的理想则是回教学楼考试。

排行榜的最新动态可以实时查询，在读报机上。读报机是一台巨大的白色触控一体机。每个班分配一台，放在教室正对的走廊上。读报机上可以进入衡中的“内网”。在衡中的语境下，“内网”是指衡中内部系统，而“外网”则是指一般的网络环境。你可以在任何一台读报机上查到每个人的学号，每次考试的成绩，甚至可以看到每张扫描的试卷。

正因如此，学号规则相当清晰透明。衡中招生并非没有暗箱操作，传言中，有家长花费数十万才将孩子塞进来，但同样需要遵照这套“学号淘汰制度”，因此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沉淀”在普通班。

这些人里，最著名的一个学生被称作根哥。根哥姓甚名谁已无从考据，据传言，他患有某种认知障碍一类的疾病，而他的父母在衡水当地颇有财力，花了大价钱才把他送进来。我见过根哥几次。往往是在我吃完饭返回时，根哥才慢慢踱步到食堂。他脚外八得厉害，鞋大得像船，鞋带总是散着，一甩一甩，走起路来像得意的鸭子。根哥不胖，脸上的肉却像台阶一样挤在一起，有点像英国演员憨豆，露出牙龈，脸上永远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根哥会写自己的名字，少量的汉字，较为多量的数字和字母（但不是全部）。在读报机上看根哥的卷子是我们保留的娱乐项目。根哥会把选择题填满，填空题全填数字。大题写上一个“解”（也有可能不写），接下来就是断裂，连接不构成意义的句子，或者干脆画画。

虽然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每次都在“第一考场”，根哥却可以毫无疑问地每次出现在“倒数第一考场”。如果请假缺考，下一次考试就会掉到“倒数第一考场”。我曾经因病请过一次假，月考后，周围人都揶揄问我：见到根哥了吗？

的确。根哥坐在我斜前面，每场考试前二十分钟，都能听到他的笔用力戳在答题卡上的声音。此后他就会猛然扭过头来，一根手指往鼻孔里掏，不知道盯着什么。我不敢抬眼看他，担心与他对视。整场考试我都有点心猿意马，直到最后一场考完才鼓起勇气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像浑浊的黄玻璃珠。

三个月后文理分科。我分到了实验班，想过学文，可是一“没前途”，二来文科生总是遭到鄙视，因此填了理科。因为教的学科成绩不好，“小班”“掉”到了普通班。刚刚分班时我隐约听过他的消息，和普通班的同学聊天，也说“姚老师性格很好，但打分严厉”，只批注“A+”“A”和“A-”的事情，大约没有了。此后很久都没有听过他的消息。

后来高三我又见过他一次，偶然去办公室送卷子，看到他坐在角落里训一个低着头的学生。我们来自攀枝花的“小班”，本来头发柔顺得像郭富城，现在横竖炸起来，像鸡窝一样，脸上有暗色的痤疮的痕迹。我从办公室离开时，刚好瞥见他把卷子摔到一个学生脸上。我迅速低着头逃走了，当时胖了许多，他应该也认不出我。

模拟世界

高二是我在衡水中学最快乐的一年。快乐的前提是成绩和学号在实验班稳定在中上游，而高考的压力尚未袭来。

我偷偷带MP3和大容量充电宝进学校，把它们藏在枕套里。我同时拥有几款不同的MP3和耳机，也因此和电子数码店的老板形成了友好关系。他准许我免费使用他家的自用电脑，用酷狗音乐下载歌曲，再把它们拖进MP3里。如果有特别想听的歌，我会把歌单抄在纸上，趁放假再一一拖进去。大家爱听的无非是：周杰伦，许嵩，泰勒·斯威夫特，稍微潮一点的会听Shawn Mendes和Troye Sivan。

衡中的图书馆和书店也在这一年修缮完毕。每周一节的阅览课是泡图书馆的“合法时段”，而书店则全天候开放。阅览课只有四十分钟，勉力能读完一个中篇或者两三个短篇，因此大家尽量挑《小说月刊》、《收获》杂志一类读。图书馆当然不仅仅有杂志，其他时间也可以去图书馆借书，但涉及“少儿不宜”内容都在“仅教师可借阅”的架子上。我当时经常和班里的男生郭靖宇去借书。郭靖宇相当聪明，他先进去装模作样转一圈，把一本书从“仅教师可借阅”转移到“学生书架”，第二天再去“学生书架”把那本书借出来。

郭靖宇就是那种男生，可以用“喜欢王小波，留头发，长着红肿痤疮的高中男生”来打个标签。我们当时也有计算机课（打金山游戏或者偷偷看闲书），课前他神神秘秘地把一本书塞给我，我起初不明所以，打开折角的页，里面是非常露骨的性描写。我虽然没有任何经验，却仍然装作一副轻蔑的神气，迅速把书合上了。我至今还记得那本书是约翰·欧文的《盖普眼中的世界》。

书店则“鱼龙混杂”，既有最新的“作文素材”，各类教辅，有《萤火虫小巷》此类“纽约时报推荐好书”，也有张爱玲全集。但是依据规定，这些购买所得的“闲书”不论何时都是“非法”的，也就是说：这些书在离开书店前一瞬间是“商品”，后一瞬间就变成了“违禁品”。其中一定有宽容的成分，因为从没有人在书店门口等着“记违纪”。

我们全班大多数人都追《龙族》，一本书全班传看，后来按照章节撕下来，标上序号，夹在书里看。男生都喜欢绘梨衣，而女生则喜爱夏弥。我们一下课就争论她们俩究竟谁更漂亮，谁会先复活。后来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运营岗实习，办活动的时候在休息室见到了江南，我于是问他究竟谁更漂亮，谁会先复活，他也告诉了我，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我们早已天各一方。

蚊虫嗡嗡的夏夜像吸满水的沉重的拖把。值日项目虽然是轮流，但我主动请缨一直担任拖地板的值日生，原因是可以偷偷在涮拖把的地方刷牙洗脸。高三将至，逐渐有人丢掉了洗漱的习惯，我却一直保持着，并以此为傲。

周六有“自由活动”，是指从下午五点十五下课开始，一直到七点半，期间可以自由活动，周日早上也不用跑操和早读，上课之前到教室即可。

一次休息总共加起来不到两个小时，但是弥足珍贵。周六晚上，超市里的泡面柜子往往被“洗劫一空”，而食堂档口则无人问津。因为单单泡开就需要三分钟，泡面是衡中最“奢侈”的食物，只有周六的休息时段才容得下这样的“奢侈”。泡面很好，面汤热气腾腾，吃下去感觉身体里一节节走廊的灯光啪啪接连打开了。

另一件休息时段的大事是洗澡，这是唯一“合法”的洗澡日。公共浴室供应充足的热水，花洒的水流激烈而凶猛，美中不足是没有吹风机。

于是每周六晚上，我们像自由人一样，换上自己的衣服，湿漉漉的头发往下滴水，在电话亭打一个奢侈的漫长电话，再慢慢踱回教室。晚修的时候，平日负责做教研PPT的男生偷渡来一些“违纪片”，如《天使爱美丽》、《幸福来敲门》，也有Carly Rae Jepsen和Ariana Grande的情歌MV。

PPT男生是这两个欧美歌手的狂热粉丝。他做PPT讲究“精益求精”：设计一列载有名字的火车，敲一敲白板，敲碎一块“玻璃”，或者让一扇“门”从中间打开。这种小花招总让我们惊呼不已，也让我们班的PPT成为全年级的模范。高二的最后一堂班会课，PPT放到“谢谢观看”的一页，我低头准备做题，忽然听到周围响起一阵惊叹，抬头一看，一扇巨大的、蓝色荧光的蝴蝶翅膀从PPT男孩身后徐徐展开，轻轻弋动。他脸上满是骄傲，告诉我们是他精心钻研的成果。

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不论我，郭靖宇，还是PPT男孩，都是“小镇做题家”“应试机器”“头脑死板的书呆子”。即便如此，我每次都很想问一问，你们也见过PPT做的蝴蝶翅膀吗？

衡中的假期很短，三周放一次，从前一天下午到第二天中午，时长约为20小时。我常常选择不回家，换上牛仔裤和T恤，洗个澡，偷偷搭上去城里的公交车（四十分钟一趟），在公交车上打开窗户吹湿头发，正大光明掏出MP3来听。为了避免错过末班车，在城里大概可以停留一两个小时，保留曲目是点上一桌子必胜客，撑到溢上喉咙，再买上两大包零食和一箱牛奶，漫无目的地走上半个钟头。有时候下雨，水泊和橱窗里倒映出我们的身影，道路呈现出一种坚硬的深蓝色，路上钉着的伸缩路障发亮，它们像一连串的眼睛一样一颗一颗盯着我们看。我们感觉从未如此自由，仿佛知晓一切，拥有一切。

去南极建房子与《金锁记》

我们高二班级的友谊维系至今，每年都会组织一两场聚会。上次聚会时大家都大四，去向基本已定。可是有许多同学还要再读上一年，因为建筑学本科要读五年。

如果有人做调查，一定会发现，在2014级衡中学生中，有惊人的比例报了建筑学的志愿。即便是从没对建筑产生兴趣的我，也知道什么是建筑“老八校”和“新四军”。

高中三年，我们开了太多的会，每次大家都会揣上几张卷子，当作换一个地方自习。台上无非是同样的励志故事和鸡汤，中心思想就是：考大学。这个“大学”首先是清华北大，剩下的学校都是“极差”。讲到“非触”，年级主任说：去年就有两个非常好的孩子，因为非触，成绩一落千丈，最后考得也很差。随后他又说：一个去了人大，一个去了央财。

很少有人考虑专业，或者真正知道专业是什么。老师们说：不是你们该考虑的事，到时候自然会知道。如今我已经记不得任何一场大会。唯一一个例外发生在高三刚刚开学时，清华建筑学院的院长庄惟敏老师来做的一场讲座。

一切平常地进行着，直到当他讲到火星设计太空站的图纸，要考虑哪些要素，我才从卷子堆里抬起头听了起来。然后他讲和同事去南极建房子，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跋涉，沿途要小心掩埋在雪层下的冰窟窿。同行的有一个英国记者，不慎踩进了冰窟窿里，起初还能听见呼救声，几分钟后彻底无影无踪。他还讲了南极科考站是怎样的光景，如何吃鱼，又如何和企鹅打招呼。

这时我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礼堂里不再有写卷子的沙沙声，大部分人都抬起头听了起来。庄院长列举了建筑史上的名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屋顶测绘的图片。他讲到建筑系学生的日常，要学基础的素描，也学一点水彩；骑着自行车去胡同里，爬到屋顶上测绘老建筑。

到了提问环节，隔壁班的1号站起来问：庄老师，请问什么样的成绩可以去清华建筑系呢？庄老师说：我们一般要全省第一，但是第二也行。

南极和火星都是如此遥远，也因此梦幻。第一次有人对“专业”是什么进行了填充，并且是如此美好的内容物。下一次考试换挑战卡的时候，许多人都在目标卡上写“清华建筑系”。

在衡中试卷众多的分类中，有一种是“作文素材”，一周一印。之前的作文素材一看就是某个认真卖力的语文老师做的，摘录每次考试的高分作文。直到有一天，我在作文素材上瞥到了“曹七巧”字样。因为我是资深的张迷，马上翻开看看。但出人意表的是，这次不是某个学生或者老师的摘抄或解读，而真正是《金锁记》的内容，虽然只有前半章。

这看起来像某种失误，或者心血来潮，总之不大像真的。而下一周，我又看到完完整整的《金锁记》下半章。我翻过来看这张试卷的编辑：赵增普。

赵增普在衡中上下三级都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言很多，诸如高考语文拿了140分，是河北省最高分，但因为酷爱读书，其他科成绩拉胯，最后去了河北师范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又读了几百本书。

传言亦真亦假，但印刷出来的《金锁记》是真的，摸得到的。后来还有契诃夫和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练议论文时印最新的时事评论。有一天印了聂树斌案，是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说是新闻，和我之前读的简讯又不一样，是一种我此前未曾见过的文体，至今我还能完整复述其中一些细节：卧室的写字台上蒙着浮尘，放着冻柿子。我把这张偷偷带回宿舍，读了几遍，然后我就决定我要读新闻系。

如果问高二的我，什么是素质教育和人性化管理？我一定会回答：衡中。

有图书馆、书店，有这样的“作文素材”，有运动会，成人礼和八十华里远足；每年拍一部微电影；同时开设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大学先修课。当然是有条件的，只有学号靠前的学生可以选择大学先修课，其余同学只能选择社团；运动会是几个年级轮流看。

当我被高三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我曾经爬上五楼，去语文教研室找过赵增普。我希望得到一个“不这样也行”的答案，而我相信他就是那个“异类”。我大致跟他讲了我的想法，即便去个不那么“好”的大学，也可以读上几百本书，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获得一种自洽的生活，不是吗？他说：跟读书比，还是考一个好大学比较重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高中我一本书都不会读。

怒放的生命

如同从小到大成长的经历一样，我总会觉得前一阶段的痛苦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幼稚可笑。现在写下这些字，是想留给之后的自己。我想说，按照四维空间的理论，你和现在的我并非同一人，因此，请像体察旁人的痛苦一样体察现在的我吧，不要嘲笑，也不要轻而易举地认为是青春期问题的一种。我要说，此刻的痛苦是真实的。

—— 引自我的高三日记

每次谈起高中，我都想到高中的物理实验课，模拟光滑的小木板绑着一截弹簧，银色的弹簧崭新光洁，富有弹力，另一端紧紧挨着小车。

把弹簧压缩，或者拉长，到刻度的部位，也可以模拟无限压缩或者拉长。“但不要太用力”，物理老师会说，弹簧会失去弹性，成为一条普通的弯曲铁丝。

大学四年期间，我慢慢意识到，高中的经历就如同这一截弹簧，有人绷紧压缩，有人拉伸向前，起跑线就差了许多刻度。可这只是实验的预备阶段。弹簧永远不是主角，终将弹开，恢复原有的弹性和长度，有人退化，有人则立体而迅速地恢复。当然也有弹簧在用力过猛的同学手里，不幸永远失去了弹性。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意识到，弹簧弹开也仅仅只是实验的开始，实验的主角尚未登场——其实是被推开的那辆小车，光滑的木板上，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我的弹簧接近崩溃，就是在2016年深秋的一个周五，早上五点四十。

彼时我已经在衡水中学读到高三，距离高考还有约两百天。我当时蓄了很长的头发，比及腰更长一点，沉甸甸的，已经至少十天没洗，因为板结，所有的碎发被污垢黏在一起，因而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工整。因为头发长，我早起比别人多了一道工序——先把头发从身下抽出来，再坐起来整理内务。

说是整理内务，实际上只是把真正用来盖的被子塞进柜子里，再抚平床单上的褶皱。因为时间紧迫，晚上睡觉时几乎不脱衣服，也不会动用来摆样子的样板被（多数夹了硬纸板以保持形状），大部分的梳洗程序早就省了，多数时候只是接一捧冷水泼在脸上。

每天早上的起床铃响过之后，会循环播放一首调子振奋的励志歌曲，三年间这首歌换了不少次，现在还能想起来的歌名有《追梦赤子心》、《隐形的翅膀》等等。更换的频次也不固定，开始是固定的一周一换，后来一首歌据榜的时间越来越长。最“经久不衰”的是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

《怒放的生命》一共4分35秒，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从第一秒到三分钟左右我能完整地在脑海里精准放一遍，但后面就模糊起来，像有划痕的磁带一样刺啦断裂。这是因为当时的我从来没有听完过这首歌。

当汪峰卖力地唱出第一段副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当天跑操一定会迟到。

我现在对汪峰的声音过敏，或者说有点恐惧。不论何时，听到《怒放的生命》副歌前紧张短促的上扬：“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我都会不由自主紧张起来。

我其实没有仔细想过什么是“平凡的奢望”，但是那天，早起铃声响后我没有第一时间从床上弹坐起来。“不想把头发从身下抽出来”，这个念头持续了十几秒，我没有起床，我闭着眼把这一天预演了一遍，和过去的几百天一样的重复、枯燥、麻木。然后汪峰唱到了第一个“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此时宿舍里已经空无一人。于是我又平静地躺了下去，第一次把这首歌完整听完，最后的钢琴声短促而沉闷地落下，宿舍楼里已寂静无声。

我不想起床，确切地说，我不想面对起床后的一切。那天我一动不动躺到了天亮。应该没有人发现，或者老师们早就不想管我。

如果有什么更具体的原因，那就是：周六的“自由活动”被取消了。不能洗澡是最大的麻烦，但到了高三，也很少有人留难以清洗和晾干的长发了。

说“取消”并不准确，因为从没有过明文规定，但到了高三，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给自己放假，仍然以平时的速度回到教室里。

那天之后，我开始逃课，带着卷子和课本，去空着的竞赛教室或者医务室上自习。逃课的人不在少数，有时候一间空教室里静默坐着几个“逃”出来的人，大家互不认识，座位隔得很远，闻不到对方身上的臭味，也并不说话。

要逃离的，高三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第一想到的是气味。为了争分夺秒，多数人选择连续几周不洗澡。冬天的早上，跑完操，人群涌进教室，一种热气腾腾的臭味瞬间弥漫开来。到那个程度，已经无法区分是汗臭、腋臭、还是不洗衣服的臭，纯粹就是动物的臭。

讲究卫生是不被鼓励的。校服里面大家大多穿黑色的衣服，我有一个同班好朋友周琦，有一次她穿了一件银白色羽绒服，被班主任看见了，开班会的时候说：有的同学穿浅色衣服，早上跑早操进来了不立马读书，在那儿精雕细琢叠衣服。“精雕细琢叠衣服”指的是把羽绒服折了两次放进抽屉里，我们大多数人的做法是乱七八糟塞进去。

也不是完全不洗漱。学生把牙缸和肥皂放进教室外的柜子里，或者教学楼洗手间架子上，利用早饭或者课间时间洗漱。规律不难发现，楼层越高的洗手间内，洗漱用品的数量和种类就越多（注：低楼层为实验班，高楼层为普通班）。

爱讲究，就说明了这个人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有老师会说：跑操完按照味道就能辨认班级——最臭的是理科实验班，然后是文科实验班，理科普通班，文科普通班，最后是艺术生。

错题本和笔都消耗得非常快，高三下学期我至少用掉了三本数学错题本，而我早上换一根黑色笔芯，到晚饭时间差不多就用完了。我自幼握笔姿势不大规范，但弊病第一次显露出来，右手的大拇指关节非常痛，我不得不在手上缠上厚厚几圈卫生纸。

衡中是漫天的题海战术。一个课间发的卷子能淹没一整张桌子，没有人做得完，只能勉力地解题，永无止境地写下去。做到后面觉得千题一面，没有没见过的题。翻开市面上任何一本大众题库，或是某一年的高考题，都有熟悉的题目出现。做题做到这个程度，不再知道自己不会什么，可是考试一样丢掉分数。读大学时，有次闲聊，我无意间提到衡中老师出的题经常能押中高考原题，其他同学大为震惊，立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一致认为衡中成绩好背后的“黑幕”一定在这里：出题老师们悄悄在衡中试卷中混入高考原题。可是真的不是这样。

外在的约束都是其次的，关键是要“慎独”。在衡中，很多词语是“实打实的”。“全部心思”就是“全部心思”，字面意义上的。刚读高三我还保留着周末读书的习惯，每次都是狼吞虎咽。可是有一次不小心在回家路上读完了一本恰克·帕拉尼克的书。接下来开学的整整一周，所有的情节、句子、主人公的动作，千方百计地钻到我脑子里。我感到恐惧，不敢再读书。情况好转了一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认为自己是“全心全意学习了”。我跟同桌总结道：我发现，走神、喝水、多花时间吃饭，这些都不可怕，逃课也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读书，因为你会记住，还会回想。我同桌深以为然：最可怕的就是会一直想。

这就是最可怕的事，思想是最可怕的事情。可是思想又无法控制，例如无法停止脑海里自动播放的歌曲；即便是读语文阅读题目，或是一首出塞诗，甚至是胃药说明书，也可能会浮想联翩，思想无孔不入。

无法控制思想使我感到耻辱，只能在其他地方多下功夫，例如再把吃饭的时间压缩一分钟。有一次午饭的时候想吃泡面，开水倒进去，食堂的人几乎走光时，泡面还没有泡开。面汤是滚烫的，烫掉了一半舌苔；但面饼又是硬的，我几乎吞下去，方便面块在胃里翻滚时仍然保留着锋利棱角。我胃绞痛了整整一天。

高三的课堂上，如果犯困，可以自觉站起来听课以保持清醒，为了不遮挡同学的视线，也可以选择站在教室后面。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教室后面站不下，又挤到走廊里和讲台两边。最后小半个班都站了起来，教室后半部分几乎是空的。学校不得不明令禁止：任何情况不许站起来，罚站也不行。

老师们讲历届状元的故事。譬如“16年状元吃包子”：为了节省时间，他每次都等到同学们吃饭快回来的时候再去食堂，每次都吃包子，打到饭就往门口走，包子掰开先吃馅儿，能吃多少算多少，走到门口，无论还剩多少一并扔掉。”

有学长学姐回学校宣讲：因为吃饭快胃都坏掉了，到现在也没有好。可是他们喜悦地说：考上了清华/北大，也算值得。

最恐怖的一个故事出自《从衡中走向清华北大》。其中的故事里有一个和我同乡的女生，据我的初中老师说，她家距离我家只有一条街。她的自述里有这样的内容：升入高三，为了“明志”，也为了省时间，索性剃了光头；高三的寒假，她把一张桌搬进狭小潮湿的卫生间，整个寒假，大部分时间都在里面度过。即便是除夕当晚，家人叫她出来看看春晚，放鞭炮，也被她拒绝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后来她考上北大，在自述里由衷感谢当时的自己，配图里她的头顶刚刚长出一截发茬。

不论是哪一种故事，最后的结局都是“ta上了清华/北大”，仿佛一种审判，神的手指一指，从此就升入天堂。

我做不到，我太软弱，所以我也考不上北大。寒假里我6点起床，走到我初中老师开设的自习室里学习，路上花费13分钟，随后隔50分钟休息10分钟，休息时听一听随身带的MP3。这件事后来被我的老师知道了，她严肃地告诉我：曾经有学生就是如此，休息时还想着听音乐，就在假期被“弯道超车”，自此再也赶不上其他同学。知道自己成绩为什么上不去吗？老师会说，对自己不够狠！我十分羞愧，从此把MP3束之高阁，不再听音乐。

高三是某种分水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理科方面天赋的匮乏，尤其是数学极差，如同某种天堑一样，最后的山峰是如此不可逾越。我的成绩在年级100名到年级1000名之间飘忽不定。1000名的起伏在高三是正常现象。

我考进过“卓越班”几次。但我没有因此产生过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一直隐约知道我考不上清华北大——这事儿不是努力就行的。

我们的老师不这么说，他们会归因于你“不够努力”。数学老师算过一笔账：只要你听老师的话，老老实实刷题，就算“不灵”，也能拿到“基础分”。一道5分的选择题不会，最后一道大题只做第一问，最后“基础分”也有136分。

每科都有一个此类的“基础分”，加起来是660多。我后来才想起来问：在河北省，近年间，不管哪年，这个分数都远远够不着清华北大，甚至上不了复旦和上交，只能上“很差”的大学。

有时也可以放纵一下，让思想尽量往“有益”的方向游荡。例如幻想大学是被允许的，是好的。每天晚自习下课，大家往宿舍奔跑，一边喊着“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高三后期，有个女生起床极其快，绵延的起床铃还没有结束，就能听见她在楼下喊：“我要上北大”，一路喊到操场上。至今不知道她是哪个班级的，也不知道她最后上北大没有。

每年衡中考上清华北大的人只有一百多个，可是每天在操场上大喊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

我不太敢幻想大学，也不喊口号。思想是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寄予一星希望。如果我不了解北大，北大就只是北大，一个录取线很高的大学。但我一旦开始了解，并且幻想，当我知道北大有某个湖，或者一座塔，或者幻想我自身置于其间，并将其视为高三生活唯一的光亮时，当我最后考不上北大的时候，我就再也无法从其中抽身了。

将军此去必封侯

我对高考没什么实感，衡中一直说“平常高考化；高考平常化”。高考前多如牛毛的模拟考试里，我们经常给出题水平打分，有的过于简单，有的过难，有的只是计算麻烦而不考验水平，也有一些考试能通过我们的打分，成为“非常高考”的试卷。

高考那天我们仍然是照常时间起床，照常吃早饭。在薄蛋壳一样的天色下，每人领一个画着笑脸的蛋糕，和一枚鸡蛋，又最后喊了一次口号。

最后一场是英语考试，铃声落下来的时候，隔壁排最后一个男生过度兴奋，仰头摔了下去，我们全都笑了，监考老师也笑了。这时我又给考试打了次分，这次题出得不大行，只能算60%“高考”。

大家沉浸在终结的狂喜里，我跑到楼下占据了一个最喜欢的电话亭。这部电话亭是铁锈红的封闭式电话亭，高三之前我非常喜爱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其中一个重要情节就是洛丽塔在这样的电话亭里打电话。

我给我妈、我的初中老师打了两个漫长的电话。打完电话手指上有黏糊糊的汗，渗到指纹里，我一边搓手指，一边踱步回教室。旁边的女生在痛哭，哭到身子半坠到地上，电话线像生命线一样摇摇欲坠，我偷听了一耳朵，她说她没涂完答题卡，又说：如果涂完了，应该考得挺好的，能有570分。我听了觉得这个分数涂与不涂差别不大，就走了。

路上原本空无一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根哥。根哥穿着一套簇新的校服，脸上还是喜气洋洋，大摇大摆，鞋带一晃一晃。平时如果迎面遇见他，我是有一点害怕的，可是那天完全没有，我甚至兴奋地和根哥打了个招呼。根哥大摇大摆，我也大摇大摆，感觉自己在走向全世界，接下来就算有再多再难的题，我都不会害怕。

我最后考了671分，属于正常发挥的水平。我打算全报新闻系，第一志愿报了人大。我妈载我去石家庄见人大的招生老师。招生老师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我语文考得还不错（134分），他认真听了我想读新闻系的原因，然后告诉我：如果你真的一定想做新闻，你就不要报其他综合性大学，你就直接在人大之后报X大。他给出的理由是：其他综合性大学城市太偏，做新闻一定要在北京；而新闻系除了人大，最好的就是X大。

这位人大老师是出现在我16年生命中最权威的人士，于是我就把志愿改成了：第一志愿：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志愿：X大新闻学。

各大高校录取线的word文档首先在QQ群里传出来，我点开，发现人大录取线673，比我的成绩高了两分，我再往下拉，再往下拉，才看见X大的录取线：616分，比我的成绩低了50多分，基本上相当于高三一年的提分，甚至可能更多一些。

这时人大的招生咨询QQ群里弹出一条信息，有人问：“差两分还能去吗？”我定睛一看，发现是我妈发的。我立即把群退了，我妈神色慌张地从厨房跑出来，站在客厅里，说我给X大招生办打个电话，其实X大也不错，只是之前没了解。她拨了电话，问X大保研率怎么样？对面说：非常低。我听见了，也无法忍受了，我说：妈，别折腾了，我出门一趟。

我妈没再说什么，谢天谢地。出门前，她自青春期以后第一次想要抱抱我，我拒绝了，我走下楼，看见我妈从厨房的窗户看着我，我又走过两排楼，走到一个确保我妈从窗户看不见的树荫下，才蹲下开始放声大哭。

我第一次知道人可以这样哭，发出一种陌生而尖利的声音，像一种鸟的呼啸。眼泪甚至可以流干，我的眼睛在之后一个星期都肿成红色的晶晶亮的小包。整个高三我的痛苦都非常干涸，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悲伤，现在我终于可以哭出来了，可是一切都完了。

这种痛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只能忍受它，而无法描述它。它有点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所以这一切都是白费的吗？这一年来的所有煎熬和折磨，最后的结局就是如此吗？

数学老师说：你考得也不错呀，怎么去了那种学校？我心里想哪种学校。然后我返校，走廊里用红纸贴满了高考成绩和录取情况，去X大的基本都是普通班的。后来班里聚会，有个女生没来，我随口问了一句，才知道她因为高考发挥失常，删了许多同学的联系方式。于是我打听她去了哪里，是上海财经大学。这时候我忽然发现我读的学校比上海财经大学录取线还低。确切地说，那年X大的录取线比我们班最后一名的高考成绩还要低，可是我不是最后一名，从来没有当过最后一名，高考的时候也远远不是最后一名。

我有一种强烈的恨意，我能明确说“我恨”，但我遍寻不到一个宾语，最后只能强烈地恨我自己。

我在之后的半个暑假、一两年间，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我想到好几桩事，例如高考结束后在心里嘲笑没填完答题卡的女孩等，当然我最不应该，最不应该一定要读新闻系，不应该这样填志愿，这就是我的报应，盲目的报应，要和别人不一样的报应，于是我再也无法放过自己。

我们那一年，衡中公布的高考喜报里，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再次破纪录，达到175人。当我真正置身其中时，发现了一些怪现象。就是出现了许多成绩的倒置。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高考之后才开始了解具体的分数线和高校。例如我们班平时能考进年级前十的周琦，最后只考到了中央财经大学；可是学号在班级后十名的同学却考去了中国人民大学。

这在刚刚高考完的我们来看是不可思议的，简直荒谬，以至于大学时我从来不敢和周琦讲我的痛苦，我会觉得她比我痛苦多了。多年以后再正视，才能明白，在多次的车轮式复习中，即便是最后一名的同学，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很高，运气和心态占了很大比例。从清北掉到央财，并不是发挥失常，仍然是正常浮动的范围中。可是在衡中，老师们就会树立这样的观念：除了清华北大，考上其他学校就是“极差”。

衡中就像一个进击的巨人。巨人由无数的小人组成。小人们被告知，要努力向上爬，做头部，只有头部才算作出人头地。可是巨人实际上并不在乎最终谁是头部，谁从头部掉到了肩部，谁又被甩了出去。但头部是一定存在的，巨人一定会完成他的进击。

我跟周琦说了巨人的比喻。她问我认不认识贾佳，高二和她同班。我见过她一次，那是高三下学期，有一天我逃课，在教学楼门口遇见她。贾佳剃了光头，头顶反光，正双腿并拢、用一种奇怪的姿势非常板正地坐在道路中央。我走过去仔细一瞧，她正在写放在腿上的一份卷子。

周琦回忆说，高二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她一直在念一首出塞诗，大家那时觉得她精神状态不太好。可是毕业多年，想起这首诗才觉得精准，写的就是我们与衡中的关系。这首诗是《出关》。将军此去必封侯，意思是学校一定会一年比一年牛逼的。后面周琦忘记了，我查了一下：将军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肯逗留。马后桃花马前雪， 出关争得不回头？

失重

没有模拟练习，我就这样读大学去了。

父母把我送到大学宿舍楼的大门口，拖着行李穿过走廊，走廊里充斥着洗衣房的气味和吹风机的声音，墙上贴着大片的穿衣镜。后来的事实证明，女大学生在打理衣物、头发和仪容上都要花掉大量的时间。

这些我还不甚理解，唯一明确的是：我是“堕落至此”，在此地有一种强烈的寄居意味。同学我都不大瞧得起，不仅高考比我低近一百分，年龄还都比我大上一两岁。

大多数人脸上都有一种松弛的堕落气息，像开了节能模式的手机一样。他们穿衣服，换衣服，洗衣服，叠衣服，再穿衣服，花大量时间把一切恢复原样，并且乐此不疲。他们提早一个小时起床，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吃大量碳水的早餐，提前到教室后排坐定，再用一上午昏昏欲睡。

如果这里的生活模式和衡中一样就好了，可一切都失重了。像不经训练的地球人来到外星球一样，每一步都很难迈出，要么跌跤，要么go too far。

时间是金钱，老生常谈了。那么外部世界不仅通货膨胀，税率也高得离谱。

一切商品都那么贵。我几乎失去估算能力，早上提前十分钟出发去上课竟然会迟到，而我本以为自己留了“过于充足”的时间。可是提前半个小时去上课，到了还要等上好一会（其实只有不到十分钟），我又会因为浪费而坐立不安。在清华读书的同学告诉我，因为校园大，即便骑自行车，从宿舍到教室的路途也要花上二十分钟，我几乎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听到富豪购买了看似不起眼而花费巨大的奢侈品一样。

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了，浪费在重复的表格和路上的时间就难以计数，令人痛心。我患上严重的“电脑分离焦虑症”，电脑就像我外挂的器官一样，假牙一类的。即便是去和朋友聚会，我都一定要背着沉重的电脑和充电线，并且试图蹲在地铁的连接处做作业，并引以为傲。大二时我找到一份坐班的实习，早晚通勤要三个小时，可以模考一整套数学卷子了。通勤时段的地铁拥挤不堪，乘客距离比衡中跑操还挤，我还是会试图用手机背上二十个完全记不住的单词。

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像骤中彩票的穷人一样，我又完全不懂得如何支配时间。

我所能购买的商品页是如此贫瘠，上面列着：上课，做作业，读书，娱乐。学业这一项上，我唯一的优势是比大多数大学同学掌握更多高考知识，但这些在升入大学的一瞬间完全作废，一切从零开始。我没有什么特长，也没有爱好，也许胜过他人的就是能写一手印刷体的英文字母，但大学几乎不再需要手写。

后来我不得不在我的商品页上添加许多日常事物，包括：取快递，填表格，坐公交，清扫房间。古往今来，描写“真实生活”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场骗局。书本，或者电影只会描写主人公有意义的动作。会出现这样的句子：“过了一阵子”，或者镜头直接从早上切到晚上，这“一阵子”期间，主人公恐怕也在忍受漫长的无意义生活，取快递，坐公交，清扫房间。

时间转换的跨度可能会更长，主人公永远也不知道作者的下一句要跳到何时，或许是今晚，过了几天，几个月，甚至十年后，甚至可能已经是大结局，而主人公却毫不知情，生活渺无音信地过下去。

在我渺无音信的日子里，大多数时候，下午六点之后便不再需要上课，也没有强制的作业。时间出现大块大块的空白，而我只能任由它们流失。

我找不到对我而言真正的“娱乐”。综艺、连续剧都变得索然无味，我无法在上面保持超过两个小时的专注。有几次我下载了时下流行的王者荣耀，但连掌握游戏里的规则都需要漫长一段时间，每次都是中途放弃，连娱乐都要这么高的时间税率。有一阵子我险些丧失了阅读的能力，连续三个月没办法读完一本书。即便情节再引人入胜，我都会被潜意识提醒，有一件“重要”的事物还没有做成，不能沉迷于当下的娱乐。

我找了很久这件“重要”的事物。起初我觉得一定是升学。升学能弥补高考的遗憾。我可不要在国内考研，结果最好不过清华北大。相较于本科就在清华北大的人而言，我的终点就会是别人的起点，还是输。于是我一门心思出国，大一一年，几乎打过了市面上所有中介的电话，最后签了一家老牌机构。

我看了无数同专业申请的case，做了万无一失的详细规划。做规划让我第一次在大学感到了安心。此前我如海上浮萍，而一张详细的规划表则把我托了起来。

其实不该用“详细”这个词。这张规划表最细致不过精确到月。我不怀疑衡中的同学会比其他学校更懂得什么是“努力到极致”。我自己就是，懂得努力到极致，但是毫无规划能力。在衡中，老师事无巨细地为我规划一切，帮我为假期的每一天制定详细计划；发给我几种特制的本子，每一种本子有具体的用途和详细的使用方法；跑操和吃饭分别有不同的小册子和试卷，恰好是候操或者排队的三分钟能完成的量。

老师们教给我考试的几种做题思路，甚至如何使用草稿纸——我至今还记得，把草稿纸对折叠上三次，最后变成厚厚的小方块，每一个小方块解一道题，再标上题号，如此便不会弄混算式；如果一个小方块用完了，就再用一个；如果草稿纸用完了，就再用一张。

高考最后一张草稿纸用完，一霎间烟消云散。大学老师布置作业，只有题目和提交日期，随后一分钟都不会拖堂，径直夹着书本，拿着水杯出门去。最开始我会等，总应该发一些教案、指南，到底要去图书馆几层找些什么书看；考试总该告诉我每一个知识点应当复习到什么程度；总该有演习吧；至少截止日期前应该提醒几次吧。

这些当然都没有，而我自己只有一种很笨拙的学习方法，就是“地毯式学习”。我牢记高中老师的叮嘱：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考到，而哪怕错一个标点也是零分。我这样去复习，即便说了不大重要，我还是认为会恰恰埋伏着出卷老师的“诡计”，因此和同学用一样的功夫，只能完成五分之一，甚至更少。

最鲜明的一种痛苦是自我搏斗。对于这种痛苦，大学最开始我使用的字眼是：“自我教育”，然后是“自我说服”，再是“自我辩驳”，最后变成“自我搏斗”。我终于把自己泾渭分明地分成两个阵营，姑且称为A我和B我。

B我有强烈的病耻感，胃病也好，抑郁症也好，在B我眼里是不中用的表现，B我对自己接近严苛，不按时接受治疗，认为是一种浪费时间。B我痛恨软弱。

B我是一个斗志昂扬的不幸者，因为高考的一点失误坠落到了一个污糟之地，即便走在校园里也会有一种轻蔑与优越感。B我想要复读，却因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病痛而放弃了，B我因此更痛恨自己的身体。B我不允许父母在家里提到高考的过程和所在大学的名字，一次饭局上父亲偶然聊到，B我愤然离席而去。

B我大二时，和一位交好的老师吃饭时，说自己不理解，为什么不直接杀掉所有智力和体力在一定标准线下的人，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更快地发展。B我的老师非常惊讶，问道，如果你恰好是那个标准线下的人呢？B我想了一想，说那我甘愿就死。老师评价这种思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B我认为非常精准，并且不以为耻。

A我则截然不同，A我从不嫉妒，很少羡慕。长时间里比较羡慕的是青岛人，青岛有非常漂亮的海，鸽子被喂得很肥硕。据说青岛的中学奉行素质教育，同学下午三点下课，去附近的奶茶店买珍奶，然后再一起散步回家。A我的羡慕也比较有限，因为自己同样过着顺利的人生，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并且很有毅力地填了志愿，读了最想读的专业，并且在大学里如鱼得水。

B我是A我最讨厌的一类人，A我是衡水以前的我，原本的我，始终能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的我。我时常不慎落入B我强烈的情绪里。为了彻底斗争的胜利，A我在备忘录上记下一条条笔记，诸如：

1.为什么不该退学：因为你喜欢你的专业，而且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2.为什么不该歧视他人：因为并不了解他人的困境。

3.......

其中我查阅最多的一条是：

为什么不该厌恶/责怪过去的自己：当时的自己有当时的局限性，并且已经做了最尽力的选择。当时的局限性是现在的自己无法想象的，要把过去的自己当成他人来共情和理解。 

自我搏斗的日子里我孤立无援，只有不同时间轴上的前前后后的我自己，明白我自己，承诺向自己伸出援手，永不背叛，用一根根绳子把自己从悬崖边一点点拽回来。过程是惨烈的，我大三时在小腿上发现一条很长的白色伤疤，想了很久，才想起是大一时不小心撞到路边的铁栏杆上，伤口很深，翻出一点肉来，血流不止，和裤子黏在一起，而遵循B我的想法，完全没有做任何处理。

我在大学里很快发现的是人与人情感的不相通。我把大量的时间和情绪消耗在自我搏斗上（B我同样以此为耻），而许多发达地区出身的同学则毫无此类痛苦，也难以理解。我有段时间完全地否定衡水的一切，并且希冀于从此类快乐同学身上进行模仿。我有次向一位大学同学表述了这种痛苦，希望她能给我一些指导，她援引了三岛由纪夫评价太宰治的一段话：

“他性格上的缺陷，通过洗冷水澡、做机械体操和过有规律的生活，至少有一半可以治愈。不必劳驾去麻烦艺术。”

我一下子体无完肤，之后便不再向他人诉说此类痛苦。这痛苦实在是难以言说，也难以溯源。怪谁呢？有一种表达的捷径是归咎于衡中，我大可以说“衡中灭绝人性”，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然后得到同情和理解。可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想起我真挚的同学和老师，想起PPT上的蝴蝶，我不能否定那里的一切，那也太残忍了，我不能这样做。

也许可以怪外部的世界，这里的规则太混乱粗糙了。一路努力奋战，考上顶级学府的人，人生可能因为一次意外就坏起来，再也不会好；而没有上过大学，投机取巧的人却可能成为亿万富翁，这合理吗？公平何在呢？相对而言，衡中才是真正的乌托邦，这里规则明晰，赏罚分明，每个人都有单纯的盼头。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编辑———康路凯   版式———日月

创意———Vicson

插画———郭埙、曾杏、肖上上

出品人/监制———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