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不利于民主：同中俄竞争只会加剧美国衰落

俄乌冲突爆发后，世界被塑造成“民主-专制”二元对立的“新冷战”局面。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美国两党对华竞争态势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塑造“想象的敌人”，动员国内民众保持团结，以科技和创新竞争获胜，最终重见美苏争霸时期的“光辉岁月”。然而，大国竞争“让美国再次伟大”恐怕是一厢情愿。尽管美国最终赢得冷战，但也为如今的美国埋下伏笔。以此为切入点，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师、Brady-Johnson大战略项目副主任迈克尔·布雷内斯（Michael Brenes）以及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高级讲师范·杰克逊 (Van Jackson) 于2022年7月14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写《大国竞争不利于民主：同中俄竞争只会加剧美国衰落》（Great-Power Competition Is Bad for Democracy: Rivalry With China and Russia Reinforces the Real Causes of American Decline）一文，对美国在美苏争霸中的得失进行回顾和总结。作者认为，尽管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物质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未能有效地应对美国国内存在的民主问题。若美国政府继续贯彻冷战思维，美国的民主事业将雪上加霜，最终加速美国的衰落。作者指出，要想实现西方复兴，西方国家应同中俄推进地区和全球秩序的建设，大国竞争与“新冷战”绝非可取之道。

美国两党看好将中国视作挑战并进行长期竞争的前景：这样对美国最为有利。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军事上的唯一敌手以及能够动员国家意志和弥合美国民主裂痕的一大威胁。

俄乌冲突更是加深了这一普遍观念，尽管这与中国毫不相干。俄乌冲突的发生导致美国政府将中美两国视为同类威胁。如同“与中国竞争将推进美国的新生”一样, 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被视作是能够拯救冷战时代民主信念的“正义之战”。俄乌冲突使全世界思考何为民主的内核，同时激发美国两党在冷战后合作管理国际事务的可能性。正如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3月的《华盛顿邮报》撰文所言：“1989年的精神一度沉睡，如今已然苏醒。”

不过，西方的大国竞争外交政策对美国以及其他国重塑民主而言于事无补。没有证据能够说明大国竞争能够促进国民团结、平权以及经济安全。相反，大国竞争只能让民主渐行渐远。事实上，要想制定一个完善的政策来促进社会安定，美国最不应该追求的就是挑起大国竞争。在竞争的框架下，无法解决对民主而言最为紧迫的威胁：气候变化、白人至上主义、排外心理、新冠疫情以及贫富差距。若同中俄一道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西方才能迎来复兴。美国和它的盟友应推进地区和全球治理体制建设，从而减少大国竞争给民主带来不可避免的危害。

大国竞争不仅是战略，更是一个替代性口号——具体言之，这是为了实现战略目的的一种零和竞争的动力。全身心投入到大国竞争会引发大问题。大国竞争甚至会忽略更民主的大战略——一个提升全民、反映公众共识和表达全球民主理念的大战略。美国需要的是一个为全体美国民众而非仅仅是公司或者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

在回顾漫长的冷战史后，美国建制派认为，大国竞争对美国有益无害。从这方面看，苏联的对抗推进了民权法规的出台，太空竞赛带来了技术和电子计算革新，冷战经济为许多美国人创造了富足安居的生活。对冷战的历史解读催生了最近的法案，其中就包括《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以及《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二者旨在通过整合联邦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从而全力对华竞争。

不过，冷战带来的影响要比站在政客自己立场叙述的更为复杂和残酷。诚然，冷战创造了可观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也对言论自由、种族平等和贫富差距以及民主多元化造成了有害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苏争霸导致“红色恐慌”席卷全美，许多人仅仅因为被指控“不忠于美国政府”而被解雇以及被列入华盛顿和好莱坞的黑名单。冷战阻碍了美国民权议程最宏大目标的开展——政府牺牲了美国非裔的就业机会和基建投入，大把资金投到越南战场。为推迟必要的平权改革，美国政府强迫女性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太太，打压平权运动。越战期间，当要求公平的民意合流成鼎沸之势时，美国政府才不得不改弦更张。此外，美国政府大肆攻击要求充分就业、国民医疗以及工会主义的计划，称其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所建立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

美苏争霸加剧了各阶级贫富差距分化，导致紧缩政治主导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随后，包括弱福利国家、放宽企业管制、公共产品和服务私有化在内的管理经济手段的新自由主义登场。这些手段的实施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劳工和富人阶层在工资收入以及就业前景方面的不平等。在工程和技术领域，政治军事对军费的依赖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获利的主要是受高等教育者以及中产阶级的上层。20世纪70-80年代，后工业经济的崛起导致在技术、学术界、工程（这些都是冷战期间受到国防开支贴现的领域）之外行业的美国人没有优先权，他们不得不在永远没有保障、低工资、社会阶层流动机会有限的服务行业寻求就业。对劳工阶层而言，冷战并未带来好处。

此外，冷战期间，美国联邦在军费方面设定了必要的开支标准，从而牺牲了民众的福祉。美国国防的平均支出占GDP的7.6%，而1946-1960年期间的教育支出仅占GDP的3%。1982年，社会保障救济金达到历史新高,占GDP的5%。四十年前，救济金支出占比平均不超过GDP的3%（而只有在冷战期间，医疗支出所占GDP比例居然同国防支出不相上下）。自二战以来，美国在国防和社会优先事项的平衡完全错位。

更糟糕的是，冷战自由主义者决定国内投资服务于大国竞争。这意味着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已然背离了对服务社会的正向观念，从而转向言必称对付苏联的逻辑。一些人以极为扭曲的逻辑反对增加对内开支：增加对内开支不利于同苏联竞争。20世纪70年代，民主党采取福利国家政策，果断放弃了劳动阶层选票阵地，转向支持白领和技术阶层——他们能够为美国战胜其地缘政治敌人催生更多潜力。这种交易使民主党在21世纪20年代仍在探寻其政治精神。为了更好地应付一贯坚持将资金投入到脱贫事业的国内外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政治家，他们将资金投入到可携带核武器、导弹防御系统和肌肉外交政策的洲际弹道导弹上。这种趋势合理解释了在核恐慌阴影下的世界延续到了现在的原因。不过，它能够做的仅限于此，因为在促进美国民主以及帮助美国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它毫无作用——更不用说减轻美国社会的贫困状况。

同苏联的竞争激化了美国国内反对移民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1950年《国内安全法》要求共产党员在联邦政府登记注册，允许美国政府以“不忠”为由驱逐中立的移民。尽管在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冷战期间，为获得公民权，中国移民被迫 “接受”其非法移民地位——尽管移民美国后他们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这些政策是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麦卡锡主义式的反社会主义偏执的真实写照。尽管民主党最终担负起民主权利的任务，但如历史学家玛丽·杜齐亚克（Mary Dudziak）所言，进步运动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为争取经济和政治平等而进行的斗争。民主党现在的作为无非是在进步运动遭到破坏后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补救罢了。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内的反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者——他们对改变的看法由其敌友政治观而非民主理念所定义。平权运动只会以失败告终。

我们未能正确看待冷战。如今，它给美国带来的是尚未准备好进行管控的大国竞争对民主社会带来的风险。拜登政府认为大国竞争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和世界，但实际上早已毒化美国政治，本可避免的战略风险反而在不断加剧。

正如冷战期间一样，当前，同中俄的大国竞争让美国很明显而直观地尝到了种族歧视和种族暴力的代价。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间，美国社会发生的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移民的仇外攻击激增。2021年以来，针对美国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增加了339%，其中就包括2021年5月在亚特兰大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6名美国亚裔妇女死亡。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罗斯在美企业遭到抵制，迪士尼公司停止其新片在俄罗斯的放映，民主党众议院甚至建议“驱逐所有在美俄罗斯学生”。冷战的排外主义正在发出令人不安的回响。

美国总统乔·拜登对俄罗斯和中国移民公然遭受的和仇外行为进行了公开谴责。不过，对于反种族主义者而言，反仇外政策不应局限于对种族主义中伤或偏执的文明动机进行谴责。这一政策必须是一剂疏通种族主义情绪的猛药。在这一方面，拜登政府是失败的。在美国内外，每一次对“超越中国”的表态都会被无意视作对种族民族主义的站台。政策制定者需要明白的是，美国的极右翼势力、阴谋论者以及迎合上述势力的美国政客将从这种情绪中获益。

汤姆·科顿、特德·克鲁兹以及乔希·霍利在内的共和党众议员在华盛顿政治体系以及极右翼势力之间两头获利。一方面，大肆援引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阴谋者喜闻乐见的仇恨言辞，推动种族排外主义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为维护其合法的外表，对其针对的目标中国大书特书——模糊地建构一个具有威胁的“他者”，从而导致范围更大的美国亚裔群体陷入其中。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久，科鲁兹就对使用所谓的具有种族色彩的词汇“功夫病毒”“中国病毒”进行辩护。科顿则贩卖所谓的“黄祸论”，联合发起禁止中国学生在美国STEM领域学习获得签证的提案。在本来无可争议的《COVID-19仇恨犯罪法案》上，霍利是唯一一个投下反对票的。为此，《名利场》杂志上甚至是以“乔希·霍利骄傲地宣称他支持仇恨犯罪”的大标题来夺人噱头。在其连任议员的竞选广告上甚至描述着这样的字眼：中国商人正在占领美国农场。这一行为给“谁应该拥有美国经济最重要的实体资产”烙上了种族污名。

在大国竞争中拱火有利于保守派免受政治问责。将中国问题政治化有利于他们避免在议会接受选民的质询。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事件爆发后不久，BBC询问时任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这一事件就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他回应道：“说实话，我觉得这只是中国的宣传。”与之相似的是，为了2020年的公职竞选，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建议保守派告知选民“新冠疫情应该由中国负责、民主党对华软弱以及我们应该制裁中国”。这些进行编造的话术有助于特朗普避免因任职期间的保守政策以及处理新冠疫情不致使大选不利的局面。

作为权宜之计，煽动仇恨行为并不局限于政治正确。民主党人并未谴责共和党人的种族迫害和祸水东引的政治伎俩，他们是以同样的说辞挑动选民的情绪。民主党参议员蒂姆·瑞恩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将美国蓝领工人的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竞选广告上是这样写道：“中国大获全胜，工人失去所有”“我们要和中国竞争”。他从未对发表这样的言论而感到抱歉。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民主党同共和党如出一辙，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艰难的财政状况之中。不难理解，共和党同样会以“国家大计”责难中国，从而避免民众对其过失的谴责。

民主党同样在赌：以“增强对华长期竞争力”为名，在基建投资方面赢得支持。然而，共和党人以及保守的民主党人一反常态地反对：对华竞争并不意味着为美国的未来投资。例如，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曼钦在去年对《重建美好法案》投下了反对票。他解释道：美国更应该将资金投到军事应急方面，从而与中俄对抗。今年初，曼钦同科顿提出，美国从应对气候基金中分拨4亿美元给五角大楼的研发，其理由是“出于对中国的担忧”。

无论军费开支能够带来多大好处，这些都是直接以牺牲能给美国人民直接利益的项目为代价的——这种行径同冷战期间的行径并无差异。民主党将对外竞争作为国内复兴的关键，恐怕这又是误读自家政治现实的一手昏招。

大国竞争无助于各国促进其国内民主。相反，地缘政治竞争将以民主之名作出非民主的道义妥协。为说服所有国家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美国回来了”，拜登政府勾勒出“威权-民主”之分，将其作为大国竞争的意识形态底色。然而拜登政府弄巧成拙，自相矛盾——在外交政策上，谋求其他国家支持反华反俄，同时又要为支持土耳其、沙特以及菲律宾在内国家的领导人寻找一套合理的说辞。美国有限的政治影响力只能是白白浪费。

如果大国竞争是美国大战略的唯一支撑，这种竞争将周期化：中俄加强军事准备，而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机器将会为周期性的冲突加大运转马力。如此，根植于经济不稳定、政治腐败以及种族主义而导致民主退化的问题就无法得以解决。一旦独裁者上台，将会抨击美国的民主失败并将其归咎到无能的外交政策上。

鉴于美国公众乐见于对美国国内的投资，因此，现在是时候做出这样的投资转变了。美国正寻求制定符合民主期待以及公正意见的外交政策。一个真正的大国应该尽其所能解决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难题：种族歧视、贫富分化、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糟糕的道路环境。大国竞争绝对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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