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明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导读】近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非洲之角”特使迈克·哈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先后开启非洲之行。俄、美、法三方齐聚非洲，对非展开外交攻势，意味着非洲大陆正成为大国角逐的新舞台。在俄乌冲突所引发的新一轮全球变局下，如何看待非洲在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
本文基于国别视角，从美国对非战略出发，分析拜登和特朗普两任政府时期，美国对非国别政策的战略意图及目标指向。作者认为，大国竞争时代，中国在非洲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中美关系恶化后，华盛顿更加注重美非关系的双边机制或国别战略，在资源与援助上向具有战略价值的非洲国家倾斜，这些“关键国家”分为四类：战略地位重要的非洲国家、非洲地缘政治大国或强国、能源或矿产资源富集的非洲国家，以及具有特定价值的非洲国家。四类国别案例揭示，美国对非战略倾向，不是互利互惠的双向发展，而是大国竞争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政治导向；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对非国别政策最终瞄准的仍是中国。即通过干扰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布局，挤压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空间，削弱中国的外交根基，进而消解非洲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功能。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是全球性的，而非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8月刊32-42页，原题为《瞄准中国：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对非战略》。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瞄准中国：
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对非战略
▍大国竞争时代的中非、美非关系
在国际关系步入大国竞争时代后，中非关系的发展状况依然可以用“成效卓著”加以概述。就洲域范围而言，中非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进展是最为顺畅的；在世界主要国家与非洲关系中，唯有中非关系持续高位运行，并业已成为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双重主角。但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阻力也在明显增大。在大国竞争、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非洲经济下行、政局动荡、安全形势恶化等因素叠加的背景下，中非关系发展面临着日趋严峻而复杂的国际环境。
在上述因素中，对中非关系影响最大的当属大国竞争因素，特别是美国在非洲的活动。从趋势上判断，未来5～10年，或许是冷战结束后中非关系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以往中国在非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法国、英国等世界中等强国，竞争原因也多系大国与非洲关系变化诱发；然而，目前中国在非洲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并且是由大国战略关系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恶化所致。作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逻辑延伸，在政策层面完成美国对非关系方向性调整或战略转型的，是特朗普政府，其标志性事件就是2018年底出台的美国“新非洲战略”。该战略旨在遏制中国在非洲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理由是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和做法抑制了美国在非洲利益的拓展，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首次明确提出，将对抗其他域外大国作为其对非政策的核心目标。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对非政策的战略目标并未发生变化，只是达成目标的方式更加讲求策略。大国竞争时代，拜登政府与其前任一样，都是从战略高度运筹、制定美国对非政策。目前，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两党和朝野共识，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是全球性的，而非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021年5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大国在非洲博弈》报告提出，大国对非洲的争夺已成为不容置疑的地缘政治现实。
美国对非工作沿着重点合作领域和重点合作国家两条路径展开。布林肯国务卿2021年访问非洲时，将促进卫生合作、应对气候危机、密切经贸联系、维护和平与安全、振兴民主机制列为美国对非工作的优先事项。上述五大合作领域，是美国面向非洲的政策宣示，是平衡美非各自利益需求的折中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洲国家的利益关切；但在政策落地过程中，还是侧重于满足美国自身的利益需求。这些利益需求是通过美非双边机制实施的，因此，国别政策更能体现美国对非关系的本质内涵和战略意图。中美关系恶化后，华盛顿愈加注重美非关系的双边机制或国别战略，并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向所有非洲国家相对均衡地分配援助资金，而是向那些对美国有战略价值的非洲国家倾斜。非洲有54个国家，但符合美国条件的国家并不多，能进入华盛顿战略视野的国家被称之为“关键国家”或“关键性双边关系”。虽然美国从未明确开列出非洲“关键国家”名单，但是从近年来美国对非工作的外交实践，特别是美非双边政治、经济、安全交往和高层互动的国别分布中，还是可以寻觅到美国对非关系国别政策所依据的原则。
▍美国在非洲的“关键国家”战略布局
概言之，美国在非洲关注的“关键国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战略地位重要的非洲国家
这类国家的地理位置优越，多地处交通要冲，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诸如北非的埃及、“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地处“非洲心脏”地带的刚果（金），以及位于非洲最南端的南非和西南非洲的安哥拉，等等。其中一些国家，在冷战时期就是美苏在非洲争夺的主战场，而今，随着大国竞争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其战略地位重新凸显。这些进入华盛顿战略视野的非洲国家，往往也是中国在非洲长期重点经营的国家。时下，美国与中国在“非洲之角”诸国的角力已浮出水面，两国频繁与地区国家互动，并且都设立了专司地区事务的特使。
位于非洲东北部、扼红海通往印度洋入海口的“非洲之角”，是东部非洲伸向阿拉伯海的一个半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地处非洲东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带的吉布提和肯尼亚等国，是连接中国与非洲海上航运的重要节点，亦因此成为“一带一路”在非洲落地的战略支点国家。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还是中国推进与非洲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欲打造的先行先试示范国家。由中国建设并投入运营的“亚吉铁路”和“蒙内铁路”，一条连接东北非最现代化的港口吉布提，一条连接东非最大港口蒙巴萨，是中非“三网一化”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早期落地项目，在东部非洲区域经济发展乃至中非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吉布提因战略地位重要，成为大国在非洲军事基地的云集之地，2017年在这里启用的中国首个海外军事保障基地，对维护中国海上贸易通道顺畅、维护中国海外利益安全，以及推进“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些都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在华盛顿看来，中国与地区国家密切的经贸合作，有助于中国向非洲施加政治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国对该地区“关键国家”青睐有加，或调整策略以应对地区国家时局变化的缘由所在。
中美关系恶化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对“非洲之角”关键国家的工作。特朗普政府的两任国务卿——蒂勒森和蓬佩奥相继访问地区国家，一方面是因为，吉布提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永久性军事基地的所在地，埃塞俄比亚则是美国在非洲所倚重的安全合作伙伴，两国在美国在非洲战略布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与中国关系非同一般。中国是吉布提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和债权国，中国在此地的军事保障基地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只有一箭之遥，被视为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中国与埃塞俄比亚不仅经贸合作密切，而且两国高层互动特别是党际交流频繁，埃塞俄比亚亦因此被视为非洲“向东看”的重要国家，进而成为美国与中国在非洲展开“模式之争”的重点国家。地处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区位优势明显，系东部非洲强国，在地区政治、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美国在非洲的传统合作伙伴、在非洲重点维系的战略支点国家，美国在肯尼亚设有海军基地，两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方面互动频繁。但同时，中国与肯尼亚经贸关系热络，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承包工程等领域持续扩大投资，2020年肯尼亚成为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非洲国家，数额达6.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非投资流量的14.9%。
拜登入主白宫后，基本承袭了其前任的地区和国别政策。布林肯国务卿之所以在半年之内两度访问肯尼亚（其中一次是虚拟访问），主要看中的是美国在“非洲之角”的战略利益。随着埃塞俄比亚格雷地区冲突、苏丹政局和索马里安全局势的恶化，以及复兴大坝引发的地区国家争端的升级，肯尼亚在地区局势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事实上，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已成为美国“非洲之角”问题特使穿梭外交、斡旋地区事务的落脚点和中转站。美国为拉拢肯尼亚，亦对之格外关照：在国际关系步入大国竞争时代后，肯尼亚总统成为唯一得到美国两任总统（特朗普和拜登）在白宫接待的非洲国家元首；在美国向非洲提供的与抗疫相关的各种援助中，肯尼亚所占的份额位列前茅；拜登政府还绕开非洲联盟继续推进美肯双边自贸区谈判进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活动无疑有抵消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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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洲地缘政治大国或强国
殖民化使得非洲政治版图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破碎状态，加之非洲国家多系小国、弱国，因此作为“力量中心”的地区大国或强国，往往在非洲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这些国家多为次区域甚或大陆层级的大国或强国，如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南非系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埃及为非洲第一军事强国，刚果（金）是中部非洲的大国，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则系东非强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非洲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国家塑造的，因此，只要维系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美国便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上述国家的地域分布中可以看到，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布局充分考虑到了地域的平衡性，在非洲“东南西北中”的不同方位，都有相应的国家作为影响非洲事务的战略支点。
维系或强化与非洲地区大国的关系是美国对非政策的传统，在中美关系恶化后，这一传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总统与非洲领导人互动的国别选择和优先次序中略见一斑。鉴于非洲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边缘地位，美国总统与非洲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和精心安排的。特朗普本人虽然蔑视非洲，但基于战略考量，还是有选择地与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沟通，而时间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非关系的优先次序。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首先电话联系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是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和南非总统祖马，继而又与肯尼亚总统肯雅塔通话；率先应邀访问美国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则是埃及总统塞西，之后是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和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拜登沿袭了其前任的行事逻辑，率先会晤的也是非洲大国或强国的领导人。两任总统与非洲领导人互动在国别取向上的重叠性，一方面凸显了美国对非关系国别政策的连续性，同时也揭示了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非政策的战略意图。美国积极改善或强化与埃及、尼日利亚关系便是突出的例证。
“阿拉伯之春”后，特别是军人出身的塞西掌权后，美国与埃及的关系貌合神离，奥巴马政府甚至一度中断对埃及的军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开始主动修复与埃及的关系，塞西总统遂成为特朗普接待的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美国重启遇冷的美埃双边关系，主要是基于战略层面的考量。埃及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并控制着海上交通要道苏伊士运河，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美国在西亚北非长期经营的国家，美埃军事合作关系尤为密切；加之中国、俄罗斯也在积极强化与埃及关系，美国不想在该地区失去这个重要的盟友。2019年4月，也即美国“新非洲战略”明确将中国列为其在非洲的竞争对手之后不久，为了稳固美国在西亚北非的战略布局，特朗普总统又向赛西总统伸出橄榄枝，表示美国在复兴大坝争端中支持埃及的主张。正是鉴于稳定的美埃关系有助于维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利益的战略考量，崇尚“价值观外交”的拜登政府也没有过分拘泥于埃及的民主、人权问题，而更看重埃及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以及在大国战略博弈中的向背。这也是布林肯国务卿在任职后第一时间与埃及外长萨梅·舒克里通话时，重申两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重要性的原因。2021年5月和9月，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相继访问埃及的意图之一，就是安抚埃及、稳定地区形势，以便美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来应对大国竞争。
尼日利亚是另外一个美国需要在非洲维系的为数不多的“关键性双边关系”。尼日利亚在非洲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使它成为特朗普政府实施“新非洲战略”难以绕开的国家。拜登入住白宫后，尼日利亚因在民主、人权方面的瑕疵，受到一些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的批评，国际观察家一度对美尼关系的走向持观望态度。但这种疑虑很快便被美尼两国高层互动的行动所驱散，这表明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不同党派的政治主张或政策偏好最终还是让位于国家利益。布林肯亦不讳言尼日利亚在非洲的人口规模、经济体量、政治影响和发展潜力，不仅成为美国在处理非洲事务特别是维护西非地区安全方面需依赖的合作伙伴，而且也在美国处理相关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美国与尼日利亚“需要维系一种反映这一点的关系。”这也是继蒂勒森之后，布林肯又在半年内两次访问尼日利亚，选择在尼日利亚发布美国对非政策，以及拜登政府在一些事项上对之迁就和关照的原因所在。
（三）能源和矿产资源富集的非洲国家
大国竞争比拼的是综合实力，经济实力的增长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但这一切都需要能源和矿产资源作保障。非洲大陆能源和矿产资源富集，且种类齐全，部分矿种的储量和产量位列世界前茅，其中有些稀有金属更是高科技产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而高科技则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唯其如此，在中美关系恶化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对刚果（金）、安哥拉、赞比亚等资源富集国的工作力度，其目标指向和战略意图都十分明确。因为这些资源富集国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经贸合作伙伴，也特别是中国稀缺战略资源的重要来源地，比如刚果（金）是中国新能源产业所需的钴等稀有金属的重要来源地；安哥拉在中国石油进口中仅次于沙特和俄罗斯，位列第三；赞比亚是中国在非洲铜的最大输入地。中国对上述国家的投入非常大，截至2020年，这三个国家在中国对非投资存量中均位列前茅，其中刚果（金）排行第二、赞比亚占据第三位，安哥拉位列第五。
刚果（金）是矿产资源特别是稀有金属的富集地，而美国和中国是世界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消费大国。在小卡比拉当政时期，中国与刚果（金）签署了“资源换项目”一揽子合作协议，两国均从这种创新的务实合作模式中获取了比较利益。但2019年1月齐塞克迪当选总统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2021年5月，刚果（金）政府明确提出审查小卡比拉与中国签订的矿业合同。齐塞克迪此举虽然有争取经济利益、打压政治竞争对手、巩固自身权位以及蝉联2023年总统选举的考量，但背后也有美国的怂恿。据《非洲情报》披露，一些美国高官与齐塞克迪已就此事酝酿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刚果（金）总统易人之后，美国便挑唆齐塞克迪政府审查小卡比拉与中国签订的矿业合同。为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刚果（金）新政府示好，齐塞克迪总统本人也成了美国的座上宾，在上任后的两年时间里已三次访问美国，这在美非关系史上是罕见的。拜登入主白宫后，为了继续推动这一事项，还留任了与齐塞克迪总统私交甚笃的驻刚果（金）大使。此后，美国与中国在刚果（金）你来我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2021年1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前脚刚结束对刚果（金）的访问，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便于2月与齐塞克迪电话联系，探索两国的“经济机会”；继习近平主席2021年5月同齐塞克迪总统通电话之后，拜登总统也于10月利用出席20国集团会议之际，会见了齐塞克迪总统，并邀请刚果（金）出席美国倡导的全球民主峰会。美中双方的用意不言而喻。美国拉拢刚果（金）有多重考量，一方面，刚果（金）本身非常重要，系非洲第二大领土大国，也是中部非洲的地缘政治大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干扰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布局，迟滞中国的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安哥拉是另一个近年来美国在非洲与中国争夺的资源富集国。安哥拉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120亿桶，此外，其铁、锰、铜、锌、钴等资源的储量亦相当可观，其中有些稀有金属是高科技产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也是美国觊觎安哥拉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冷战时期，安哥拉一度成为美苏在非洲激烈争夺的重点国家，双方甚至大打“代理人战争”，而今，美国又试图将大国竞争引入这个资源富集国。中国与安哥拉关系在多斯桑托斯时期非常热络，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经贸合作迅猛发展，并凭借“安哥拉模式”在中非经贸合作中独树一帜。安哥拉是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在全非位列第三，借助与中国富有成效的经贸合作，安哥拉成为非洲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其经济总量攀升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石油来源国，对华原油出口占其原油产量的一半以上，在中国石油进口中位列第三，这无疑是华盛顿所不愿意看到的。2019年3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访问安哥拉时正式启动了两国战略对话，并在会见安哥拉工商领导人时阐述了“美国新非洲战略”所欲达到的目标。2020年，蓬佩奥在访问安哥拉期间宣布，美国公司将出资20多亿美元用以开发安哥拉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此举意在干扰中安经贸合作。2021年6月，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赴美出席联大会议的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举行会谈，以强化与安哥拉的关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对能源需求陡增，使得美安关系迅速升温。2022年5月，美国常务助理国务卿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访问安哥拉时，一方面蓄意挑拨安哥拉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同时又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把安哥拉作为战略伙伴和友好国家。
（四）拥有特定价值的非洲国家
这类非洲国家往往与美国关切的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相关，具有一定的随机性，美国强化与这类国家的关系，旨在达成某种特定的政策目标或战略意图。中美关系恶化后，美国试图通过有针对性地做相关非洲国家的工作，来干扰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布局或重大举措的实施。
过去两年，美国与塞内加尔之间高层互动的陡增便是一个典型例证。美国在塞内加尔并无战略利益，两国的传统联系也并不密切，然而，继2020年蓬佩奥之后，布林肯又于2021年接踵而至，并且赶在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召开9天前到访，在时间上应该不是简单的巧合。拜登政府加大对塞内加尔的工作力度有多重考虑。其一，美国在非洲推行“价值观外交”需要树立具有示范作用的样板国家，而塞内加尔是非洲屈指可数的自主实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布林肯对塞内加尔的民主政治状况充满溢美之词，认为在非洲许多地区出现民主倒退之际，塞内加尔作为非洲大陆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展示出了民主政治与公民利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其二，塞内加尔系西非法语国家的领头羊，在法语非洲乃至全非具有重要政治和文化影响，加之塞内加尔将于2022年成为非洲联盟的轮值主席国，布林肯此访也有强化基于“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美非伙伴关系的考虑。其三，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塞内加尔是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的主办国，美国在会议前夕频繁与塞内加尔互动，旨在搅局中非合作论坛会议，进而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毋庸讳言，中国基于共同筹办论坛会议、进而推动中非合作转型升级的考量，近年来也明显加大了对塞内加尔的关注和投入力度。2018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塞，并同萨勒总统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2020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总统共同倡议召开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继2019年1月访塞之后，又多次就两国关系及论坛会议筹办事宜与塞内加尔外长电话联系。在中塞高层频繁互动的同时，两国经贸关系也明显升温。2020年，塞内加尔吸收中国投资约2亿美元，占中国对非投资流量的5%，远高于以往的一般年份。中国强化在塞内加尔的政治经济活动，意在为第八届论坛会议的成功举行做铺垫，而美国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达到预期目的，拜登政府颇费心机，做足了功课。就在布林肯抵达塞内加尔10天前，美国负责政策制定和外交工作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Daleep Singh）已率团先行访塞。辛格此行的目的，是与塞方共同商讨拜登总统倡导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资助项目在塞内加尔落地的问题；布林肯则见证了美国对塞内加尔价值达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协议的签字仪式。布林肯还不失时机地挑拨中非关系，声称美国在塞内加尔的项目是建立在透明度、问责制、法治、竞争和创新等“我们作为民主国家所共有的价值观之上的”。
▍美国对非关系国别政策的战略意图
在国际政治步入大国竞争时代后，美国在非洲所关注的“关键国家”，往往也是中国在非洲重点经营和投入巨大的国家。这表明，美国对非关系国别政策的目标指向越来越明确，针对性也越来越强。另则，以往美国与中国在相关非洲国家的利益冲突，尚可区分为商业利益层面的竞争、价值观念层面的博弈或地缘政治层面的冲突，但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当下，已经很难将它们清晰地分列开来，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三者是相互重叠的，有时互为因果。此外，美国对非关系的国别政策往往是通过“拉”“打”相结合的两种方式实施的，但无论是有针对性地“拉拢”一些非洲国家，还是有选择地对特定的非洲国家进行“打压”，都是为了更有效地贯彻美国在非洲的战略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非洲国家的制裁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惩罚，还寄望于在杀鸡儆猴的同时，推进达成美国自身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拜登政府对非政策的运筹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洲战略特别顾问贾德·德弗蒙特所谓的“必须采取真正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之要旨所在。
美国对非关系的国别政策所欲达到的目标看似散乱，但其目标指向最终都聚焦于中国。现阶段，美国对非关系国别政策所欲达到的目标有二：一是通过强化与“关键国家”的关系，完善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布局；二是通过有针对性地做“关键国家”的工作，达成美国在非洲的战略意图。中美在非洲关系表明，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在非洲的矛盾与竞争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毋庸讳言，随着中国在非洲竞争的对手和原因的变化，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正日益复杂而严峻。原因在于，美国对非工作的施策重点并没有放在提升美非关系及促进非洲发展上，而更多是基于大国竞争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政治导向。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人的“竞争心态”发生了变化：即便美国在非洲做不成事，也决不能让中国轻易成事。
从趋势上看，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阻力，以及中非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大。原因在于，拜登政府不仅考虑如何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还试图消解非洲在中国国际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政策目标是通过离间中国与相关非洲国家的关系，干扰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布局，挤压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空间，阻扰“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落地，遏制或迟滞中国和平崛起。另则，由于拜登政府重拾多边主义旗帜，同非洲国家方在抗疫、气候变化、和平安全等方面“共识”增多，加之拜登政府巧妙地将美国需求嵌入非洲利益之中，融汇成美非共同利益，因此也更容易被非洲人所接受，这或许将加大中国在非洲活动的阻力和成本。
不过，中美在非洲关系的演化并非是孤立的。大国竞争时代，随着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与大国在非洲关系之间的互动性和联动性愈益紧密，非洲国家也必将被裹挟进大国竞争的漩涡，进而引发非洲国际关系在各个层面的连锁反应。因此，美国能否如愿以偿地达到预期的目标，将取决于诸多变量因素：首先，要看美国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力度是否足够大；其二，要看非洲国家对大国在非洲竞争特别是中美在非洲博弈的反应；其三，要看中国的应对策略或反制措施是否得当。鉴于中美在非洲竞争是中美在全球范围战略博弈的一部分，因此，既要立足于非洲观察、分析中美在非洲关系的现实状况，也要跳出非洲观察、研判中美在非洲关系的演化趋势。在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在非洲的竞争及其结果，除了受到中美各自与非洲关系变化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将受到两国战略关系、综合国力的动态变化以及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后者更具决定性。
总之，应辩证地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一方面，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阻力及中非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加大；但另一方面，中国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资源、手段和能力也在增强。而中美在非洲博弈的过程，也是验证中非关系成色的最佳时机。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8月刊32-42页，原题为《瞄准中国：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对非战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