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论衡】潘维：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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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类似的事件塑造不同的历史路径

近⽇读到潘岳同志的奇⽂，⽐较五胡⼊华的三百年和⽇⽿曼各部⼊主西罗⻢的三百年。⽂章说明，这两个类似的重⼤历史事件塑造了中西后来不同的历史路径和不同的政治结果：⼀个是族群的分散封建，迄今再未有罗⻢⼤⼀统；另⼀个是胡汉融为⼀家、⼀扫汉末⾄三国两晋到南朝的颓废，恢复了郡县⼤⼀统的勃勃⽣机。

这⽂章带着股“仙⽓”。其⼀，那段三百年极为⾎腥的中国史在他笔下变成了⼀部激动⼈⼼的浪漫史，“乱华”变成了胡汉⽂化⼤交融的“⼊华”。其⼆，华欧那各⾃三百年的历史纵横交错、⾮常混乱，但被他以诗词式的凝练⽂笔婉婉道来，居然变成了线索清晰的简史，只⽤了两万七千字。其三，他⽤⼀个个精⼼挑选的动⼈故事串联那些惊⼼动魄的混战，更串联对中西史家重要学术观点的评议，建构了⼀个能与西⽅史观⽐肩的、⾮常中国的“⺠族”史观。

在潘岳看来，就形成政治共同体⽽⾔，基督教的“普世教会”不起作⽤，不敌⽇⽿曼族属分散的⽂化基因。强调分散族属的⽇⽿曼制度基因塑造了欧洲乃⾄西⽅漫⻓的历史路径，从此再⽆罗⻢⼤⼀统。

然⽽，潘岳想说的显然不⽌于“罗⻢抛弃罗⻢”、“中华选择中华”的历史“路径依赖”。潘岳的⽂章旨在弘扬⼀种史观：中华政权的“正当性”来⾃族群⼤融合，来⾃继承秦汉以降的⼤⼀统制度。与此对照，西⽅到⽂艺复兴时才想到要“复兴”罗⻢式政治共同体，⽽且⾄今还以“分的⾃由”为“合法”，不承认政治共同体本⾝有“合法性”。

二、⼤型政治共同体

有个疑问⻓期萦绕在我脑海⾥：中华为什么在三千年前就形成了庞⼤的政治共同体，⽽在中华以外直到三百多年前才刚开始形成这种政治共同体？

潘岳此⽂探讨两地异族⼊侵形成的不同历史路径，并⾮为回答上述问题⽽作，但也不⽆关联。他的答案似乎是：特殊的历史⽂化塑造了特殊制度；⽇⽿曼的⽂化基因与凝聚⼤型政治共同体有明显张⼒。

武王伐纣成功两年后就去世了。其幼⼦周成王在周公旦的辅佐下创⽴了中华封建⼤⼀统。成王于公元前1021年去世，迄今3042年。说中华⼤⼀统有三千年历史并⾮传说，⽽是信史。2240年前，秦皇开创了延续⾄今的中华郡县⼤⼀统，更是举世皆知的事。

“政治共同体”指的是“国⼟、国⺠、国⺠政权”的有机共同体，或⽤基督教的概念是“三位⼀体”。因为有垄断暴⼒和税收的统⼀政府管理国土上的国⺠，所以称为“政治”共同体。⼤⼀统是庞⼤的政治共同体。“⼤”指的是⼴⼟众⺠；“⼀统”指的是有统⼀管理国⼟与国⺠的政府。

“政治共同体”与“⽂化共同体”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中⽂把西⽂的“nation”既译为“国家”⼜译为“⺠族”，更有画蛇添⾜的“⺠族国家”，再加上“少数⺠族”⽽⾮“少数族裔”，导致了概念混乱和中⽂学术圈的⻓年乱战。西⽂“国家”内部的“⽂化共同体”指的是“ethnicity”或“ethnic group”，不与政治共同体“nation”并列。我们讲“多元⼀体”还是混乱。“元”指的是“⽂化共同体”，但“⼀体”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所有“国家”内，即所有政治共同体内，都存在多元⽂化。⼩到新加坡、⼤到美国，世界上从未有过单⼀⽂化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哪怕⽇本和韩国也包含多个⽂化共同体。

什么是中国？从苦寒北地到酷热南疆，从海岸平原到地球屋脊，五湖四海的居⺠在统⼀政权下⽣产、⽣活和交流、交融，以⾄九州共贯、六和同⻛，形成“家国⼀体”的世界最⼤政治共同体，就是中国，即西⼈说的“Chinese Nation”。⽽今，中华政治共同体拥有14亿⼈⼝，占地近千万平⽅公⾥。

南亚⾯积不及中国之半(430万平⽅公⾥)，拥有近19亿⼈⼝。约与秦始皇同时的“阿育王”时期或许有过南亚⼤⼀统，但仅延续了⼏⼗年就消失⽆踪，直到英国殖⺠统治才催⽣了政治共同体意识，并在20世纪中期分别建构了⼏个独⽴的政治共同体。13.5亿⼈⼝的印度是当代世界的⼤型政治共同体，但只有300万平⽅公⾥国⼟。

罗⻢帝国延续400年以上，与汉朝⼏乎同期同寿，极盛时辖500万平⽅公⾥国⼟。但罗⻢帝国与其说是牢固的政治共同体，不如说是军事强权⽀撑的⾃治⾏省邦联。⼀度辉煌的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只有名义上的持久，⾥⼦是混乱的封建和族群相互蹂躏的脆弱。

俄罗斯政治共同体意识由蒙古⾦帐汗国的240年统治缔造。莫斯科公国在15世纪末(1480年)靠击败蒙古统治⽽⽴，⼜⽤了240年从内陆⼩国变成了北冰洋、⼤西洋、太平洋的三洋⼤国。但俄国有⼴⼟却⽆众⺠。⽽今的俄罗斯占地1700万平⽅公⾥有余，却只有1.4亿多⼈⼝。⽇本在17世纪初的德川幕府时代实现了⼀统，但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国⼟⾯积不到40万平⽅公⾥，⽽今⼈⼝不及1.3亿。

西⽅⼈⾃⼰认为，欧洲的政治共同体“nation”(基本含义是“国⺠”，并⾮国⺠/国⼟/政权的三位⼀体，西⽂迄今尚⽆这三者的统称)，最早只能上溯到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此前只有王公“领地”(kingdom)，彼此经常把领地当嫁妆相互赠送，⼀并赠送的是附庸于领地的⺠众。

作为德意志政治共同体前⾝的“神圣罗⻢帝国”延续了约九百年，却不是政治共同体，⽽是数百块王公领地的含糊统称。⽽今欧洲最⼤的政治共同体是德国，是⻢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余年后才建⽴的。⻢克思认为“⼯⼈阶级⽆祖国”、号召“全世界⽆产者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先进欧洲的⼯⼈阶级居然紧密团结在各⾃的政治共同体⾥，彼此⼤打出⼿。⻢克思去世仅三⼗来年，欧洲各国围绕这新⽣国家连打了两次“世界⼤战”，打得⾎⾁横⻜。⾃德国建⽴，“德国问题”成为世界问题，延续了百年。

欧洲与中国⾯积⼤致相同，有7亿多⼈⼝，但“欧罗巴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或者 “欧罗巴斯坦”，还是梦想。

⽽今西⽅最⼤的政治共同体是美国。美国与俄罗斯⼀样是三洋⼤国，但国⼟⾯积与中国相同。美国有以欧洲移⺠为主体的3.3亿⼈⼝，不及中国四分之⼀。这个西⽅最⼤政治共同体出现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内战后(1864年)才稳定下来。

⾃西周以来，“⼤⼀统”本⾝就是中华政权“正当性”的来源。康熙年间选两千余年来传颂的佳⽂两百余篇，编成《古⽂观⽌》。其中包括先秦政论⽂《春王正⽉》。那是最早叙述政权正当性源于“⼤⼀统”的出⾊⽂章，千古传颂⾄今。

在西⽅，政治共同体本⾝⾄今不是政权“合法性”来源。神圣的是“个⼈”⾃由权利，即“⼈权”。那⾥以个⼈⾃由权利为基础构建了结社⾃由的社会权利，并以结党⾃由为基础构建了争夺政权的政治权利。政权(state)不过是统治集团的⼯具，或“必要之恶”。

潘岳⽂章写的是中华和欧洲⾮常⾎腥的那段历史，但究其实质却是⾸“⼤⼀统”赞美诗。

三、⼤型政治共同体的⽣命

⼤⼀统就是中国，中国就是⼤⼀统。何以中华政治共同体形成得那么早，⽽且韧性强⼤到延续三千年⾄今？潘岳的⽂章刺激笔者归纳出⼀种粗略答案，由下述四种原因构成。

第⼀是社会平等。社会⾼下分层越含混、越不稳定，⼤型政治共同体就越容易形成和稳固。社会分层越清晰、越稳定，⼤型政治共同体就越难形成和稳固。

五千年前，各雅利安游牧部落⽤了千年时间陆续离开欧亚⼤陆的核⼼地带，⼤部分在欧亚⼤陆边缘的农耕区定居。肤⾊较浅和有强烈神祇信仰的牧⺠征服了肤⾊较深和讲求实际的农⺠，形成了种姓制及奴⾪制。奴⾪制与征服战争的俘获有密切关联；⽽定居在⾮农耕区的雅利安⼈就基本没有奴⾪可⽤，并⽆使⽤奴⾪的习俗。南美洲印第安农耕社会从未以奴⾪为耕作为主体；建造最早埃及⾦字塔的也不是奴⾪。⽇⽿曼征服罗⻢后，奴⾪制变成了农奴制和等级制，在商业及其后的制造业时代变成了阶级制。但雅利安⼈在东亚农耕区遭遇到地理上的辽阔战略纵深和夏商时代⼈⼝众多的农耕部落及⼤型部落联盟。没有雅利安征服，也就没有种姓、奴⾪、等级、阶级。中华有“四⺠分业”，但“百姓”平等，构成了“编⼾⻬⺠”的基本条件，也是“⼤⼀统”的基本条件。既然“百姓”平等，编⼾⻬⺠，就没有欧式的“阶级⽂化”。⽆论中华的建筑、还是⽂学、还是艺术，都⽆“贵族”专属之类。早年的“五胡”被这社会平等吸引，最后满清贵族⼊主中原，也被这社会平等吸引。纳兰性德随⽗亲纳兰明珠⼊关，是皇族贵胄，早逝于⻘年时代，居然就能以“纳兰词”闻名传世。⾃耕⾃⻝和牧童短笛的⾃由当然强于等级森严的军旅⽂化。满清贵族⼊关不久就与京城百姓⼀起撅着屁股在胡同⾥⽃蛐蛐了；熬鹰狩猎的技艺也变成京城满汉百姓⼀道提笼架⻦的习惯。平等的社会⽣活⾮常有魅⼒，是 “华夏⽆外”甚⾄“天下⽆外”的原因，是凝聚⼤型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第⼆是官⺠相互依存。“⺠”不再分，甚⾄可以“编⼾⻬⺠”，政治共同体⾥就只剩下了“官、⺠”两分。官⺠相互依存，则政治共同体稳固、兴旺，可以稳固⽀撑较⼤规模。官只“代表”某个部分的⺠，⼤型政治共同体就难以形成和稳固。⼩规模的“封建”排斥“⼤⼀统”，因为有压抑“⾃由”的强⼒才可能应对清晰划分和彼此⽭盾的“⺠”。

围绕“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何以兴衰”的重⼤疑问，政治学形成“元理论”。西⽅近代以来的答案是“契约”，⺠与⺠的“授权契约”衍⽣出⺠与官的“授权契约”。契约概念来⾃《圣经》记述，其重点之⼀是上帝在埃及的西奈⼭上与犹太部落领袖摩西订⽴“⼗诫”之约的记述。个⼈权利神圣，是从上帝给⼈“授权”概念来的。所谓政权的“合法性”即来⾃契约概念。中华没有“神圣契约”概念，所以⽤政权的“正当性”⽽⾮“合法性”。“契约论”充满了世俗农耕⼈难以理解的神秘：谁给谁、在何时何地，怎样“授权”，授了什么“权”？契约论显然不是⼤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不是国⼟、国⺠、政权三位⼀体的逻辑。与近代西⽅创造的“契约论”形成鲜明对照，中华三千年亘古不变的因果答案是“⺠本”：政权因⺠之整体福祉需要⽽来；得⺠⼼者得天下，失⺠⼼者失天下。“⺠⼼”不是就⼀时⼀事⺠调⽽来的“⺠意”，⽽是百姓对政权的普遍“信任”。⺠⼼就是政权的“正当性”，所以“⺠为邦本，本固邦宁”。科举考试是选官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开宗明义、四书五经的第⼀本、第⼀⻚、第⼀句是“⼤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在⽌于⾄善”。做官就要⼊⼼⼊脑地修习中华的家庭伦理道德，以百姓为⾃家⾄亲，直⾄全⼼全意为⼈⺠服务。因此，⺠营私，官奉公；⺠传⼦，官传贤。于是，中华⼤⼀统是个同⼼圆状的政治共同体，只要官以⺠为中⼼，⺠就以官为圆⼼。⼀旦官营私，“⺠本”变成“官本”，就“失⺠⼼者失天下”了。同⼼圆治乱兴衰循环往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取决于圆⼼的质量，取决于“官”的质量⽽⾮“⺠”的质量，就是中华史观。

第三是纽带的天然性。政治共同体越依赖⼈造意识形态凝聚，就越脆弱；⽽越依赖天然的⺠之所需凝聚，就越稳固、耐久。

⼈可以造意识形态，当然也会造与之⽭盾的意识形态，导致宗教和主义派别林⽴。强调宗教和主义，统⼀是暂时和脆弱的，政治共同体就倾向分裂甚⾄彼此⼑兵相向。“天然纽带”指的是育⼩养⽼的⼈类繁衍。家庭是为了育⼩养⽼，政治共同体的天然本质是育⼩养⽼的互助。⽆论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在育⼩养⽼上组织互助，即扶⽼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然⽽，世界上⼤多数政治共同体特别强调某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也就普遍有脆弱和难以耐久的问题。与之对照，中华历朝历代都声称“本朝以孝治天下”。家庭伦理“孝悌”衍⽣出社会伦理“忠信”，社会伦理“忠信”⼜衍⽣出政治伦理“礼义廉耻”。中华农耕⼈向往遥远未来的“⼤同”，现实中却既患寡亦患不均，脚踏实地追求全体国⺠的“⼩康”。继承中华道统，中国共产党⽽今如此表达⾃⼰的史观：党的百年奋⽃史就是领导中华⺠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党的奋⽃⽬标是中国⼈⺠的美好⽣活和中华⺠族的伟⼤复兴。这显然在强调政治共同体组织育⼩养⽼互助的天然责任，⽽且继承和延续了中华的治乱兴衰史观。

第四是⽣产⽅式的先进性。近代以来还出现了影响政治共同体⼤⼩强弱的第四⼤要素，即⽣产⽅式进步引发的财富形式变迁。

⼈类⼤约在七千年前开始有了“产业”，完成了驯化野⽣的⽜⽺猪和培育野⽣植物为⼩⻨⼤⻨和⼩⽶⼤⽶，还有中南美洲的⽟⽶和薯类。种植和养殖财富就是“第⼀产业”。但仅在三百年前崛起了“第⼆产业”，制造的财富成为财富的主体。紧接着⼜在最近数⼗年崛起了“第三产业”，创造的⽆形财富变成财富的主体。财富主体是⽆形财富很可能⻓久不变，因为再⽆“第四产业”。这三百年的技术进步，从种植养殖财富到制造财富到创造⽆形财富，给了我们⼀个近代的新史观——在治乱兴衰的循环史观⾥加⼊进步史观成分。因为⽣产⽅式落后，中华⼤⼀统被挤压成“挨打、挨饿、挨骂”的落后中国。

⽽今，财富主要是⼤脑“创造”出来的。⼀般⽽⾔，⼤⼀统受制于“官”，鲜能出现遍地创新局⾯。官倾向给创新者和创新机构“戴帽⼦”，以⽰官的政绩。但少量帽⼦压抑“⾃古英雄出少年”的规律，就没有“⼈才辈出”。热衷官定项⽬，热衷评选“帽⼦⼈才”和教育科研机构的“评级”，创新⼈才和机构就越来越少，就不会有“遍地英雄下夕烟”，不会有创新型的中华⺠族。封建不如⼤⼀统，但稳固的⼤⼀统，建成“创新型国家”，最优逻辑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四、关于史观的遐想

潘岳的⽂章赞美汉胡⼤融合，表达了他对中式⼤⼀统与西式封建的鲜明史观⽴场。为澄清⾝在何处，我在此概括世上的五类史观。

第⼀，历史是单⼀神的杰作。占世界⼈⼝绝⼤多数的是基督徒和穆斯林。除了中国的主体族裔，宗教命定论是世界上其他各⼈类群体的深厚⽂化背景。⼀神论还是“历史终结”论的源泉。

第⼆，历史是循环的。“循环”的主体是⼈类政治共同体的兴衰。西⽅⾃古希腊城邦开始有这种史观，因为城邦寿命很短。中国也⾃古就有⼤⼀统治乱兴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史观。

第三，历史是进化的。七千年来只有第⼀产业，技术推动历史进步的观念是制造业时代的事，进步史观是近代才诞⽣的。

第四，历史是群体内部种姓、等级、阶级、上中下利益集团彼此⽃争和重组的结果。这种进步史观也是近代才有的，是随⽣产⽅式进步⽽来的，却是⽽今西⽅的主流史观。

第五，历史是政治共同体从⼩到⼤凝聚的结果。从众多部落到城邦，从众多城邦到国家，从众多中⼩国到超级⼤国，或许还有从超级⼤国到未来的世界⼤同，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之间优胜劣汰的⽣存竞争和交流交融。这种史观⾮常中国，秦汉时代就诞⽣了。

可以把上述五种史观合并简化为当今的两⼤类史观。

第⼀，⼈类历史主要由技术进步和群体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推动。如此史观催⽣了如下的“⾃由”价值观：从群体中独⽴解放的“个⼈⾃由”，到集团之间进⾏利益⽃争的“社会⾃由”，到集团争夺控制政府权⼒的“政治⾃由”。这史观强调“分”的社会价值，强调社会集团的强弱胜负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

第⼆，⼈类历史主要由技术进步和政治共同体的治乱兴衰竞争推动，⽐拼的是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和适合先进技术创新发展的环境。如此史观催⽣了“⼤家庭”价值观：扶⽼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天下⼀家。这史观强调“合”的社会价值，强调能团结内部社会的政治共同体本⾝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

正是在第⼆种史观基础上，笔者对潘岳的⽂章产⽣了强烈共鸣。

小编：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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