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远导读】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开始实施“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以及所谓“印太战略”，一路走来，中国南海一直是中美战略博弈的重点区域。201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首次挑起所谓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问题之后，这里的安全局势就波谲云诡，不仅域内存在争端的国家之间纷争频出，中美军事“对峙”的事件也不时出现。这里成为了美军在西太洋地区军事行动最频繁，对抗性特征日渐上升的所谓“前沿海域”。
总体来说，2016年是一个分水岭。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闹剧将区域紧张局势一度推到了高点，但当年6月30日，杜特尔特正式担任菲律宾总统之后，中菲关系顺利转圜，南海形势逐步降温、趋缓。伴随着区域内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美国逐步成为了“维持”南海局势热度的主角。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推动以“大国竞争”为主轴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美军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在战略博弈中具有了更高的地位。本文将从军事态势分析的角度出发，对2017年以来美军位中国南海海域活动的情况进行梳理，并对未来美军在中国南海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出展望。
美军在中国南海地区的行动，主要分为自由航行与海警行动、抵近侦察、兵力展示与战略威慑、联合演习与军事外交等四大类。
自由航行与海警行动
美国海军称，所谓“自由航行”行动，是在世界其它国家“过度声索”海洋权益的情况下，“彰显权利”的一种措施，开始于1979年。该行动并不专门针对中国，而是要应对所有类似行为。在美国并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背景下，这是一种彰显海洋霸权的行为。
据美国国会研究处2021年2月18日更新发布的《中美在东海和南海的战略竞争》报告的数据，2017年以来，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进行的“航行自由”行动大幅增加，2014-2016年总共5次，而2017年至今已经达到了30次，特别是2020年有10次之多，将近每月1次的水平。从地点选择上看，绝大部分是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相应岛礁。唯一的例外，是2020年12月24日针对越南昆仑岛采取的行动。从兵力选择上看，大部分是1艘综合作战能力强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或巡洋舰，偶尔由1艘濒海战斗舰实施。从调派方式上看，一是航母编队到南海部署时，派出编队所属“宙斯盾”导弹巡洋舰或者驱逐舰实施；二是专门从日本横须贺基地派出“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南下，航经台湾海峡后进入中国南海；三是由前沿部署于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的濒海战斗舰实施。尽管美国海军的两栖舰船大型编队也进入南海活动，但并未调用此类舰船实施过“航行自由”行动。
为加大军事介入南海力度，美国海岸警卫队从2019年1月起，先后派出“博索夫号”、“斯特拉顿号（Stratton）”和“梅隆号”大吨位巡逻舰轮流部署在西太平洋，接受第7舰队指挥，多次进入中国南海活动。例如2019年4-5月间，美国海岸警卫队“博索夫”号巡逻舰进入中国南海海域，先后停靠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并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展开搜救演练。2019年9月16日，“斯特拉顿”号也曾出现在南海海域。
抵近侦察
长期以来，美军综合运用空中和海上侦察力量持续密切对中国南海地区实施侦察，最突出的体现就是2001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和“航行自由”相比，抵近侦察的军事意义远远高于法律和政治意义，因此美军很少做“外宣式”的报道。不过自2019年以来，“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持续对美军侦察机和侦察船赴中国南海地区抵近侦察进行报道，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端倪。
空中侦察方面，美军主要依托驻日本本土、冲绳地区以及关岛的航空基地的侦察机对南海地区实施侦察。美国空军主要有U-2高空侦察机、RQ-4B“全球鹰”无人机、RC-135侦察机等，美国海军方面主要有P-8A反潜巡逻机、EP-3E电子侦察机和MQ-4C无人侦察机等执行抵达侦察任务。从数量规模上看，美军派侦察机赴南海地区抵近侦察每年均达到约一千架次，日均出动量在2-4架次。从任务类型上看，美军派侦察机赴南海地区侦察通过包括例行性侦察、专项任务侦察及情报支援侦察三种。所谓例行性侦察，主要是指相对侦察航线和目标都相对固定的飞行，例如对中国沿海地区和南海岛礁的侦察。所谓专项任务侦察，是指对南海事态（如域内国家军事行动）的侦察。所谓情报支援侦察，是指对美海军大型编队在南海地区行动时提供情报保障的侦察行动。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的跟踪报道，2018年、2019年、2020年3年的数量规模并无颠覆性的变化，但2020年侦察手段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特别是出现了美海军的MQ-4C无人侦察机投入使用；美空军侦察机冒用他国民航代码进行抵近侦察；私人公司派出侦察机成为南海侦察新手段等问题。
海上侦察方面，美海军军事海运司令部下属有8艘海洋调查/监视船，包括“胜利”号（T-AGOS-19）、“能干”号（T-AGOS-20）、“有效”号（T-AGOS-21） 、“忠诚”号（T-AGOS-22） 、“无瑕”号（T-AGOS-23） 、“鲍迪奇”号（T-AGS-62） 、“汉森”号（T-AGS-63）和“西尔斯”号（T-AGS-65）。评估认为，这些调查/监视船常态化有2艘以上在南海地区行动，主要测量海底地形、水文、水声、深水洋流等情报，用于分析研究潜艇等水下力量在相关海域的可能活动范围、进出路线等。这些侦察船也会对解放军的兵力行动，特别是军事演习进行专门的监视和侦察。不过，这些侦察活动的曝光度不高。美军官方媒体很少就海上侦察进行宣传报道，除非此类活动引发了外交事件或者纠纷时，例如2009年在中国南海地区发生的“无暇”号事件。
美国海军和空军常态化派出力量赴南海地区进行兵力展示与战略威胁活动，主要包括海军的航母编队和两栖编队部署、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威慑飞行以及攻击型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的“露面”行动等三大类。
海军大型编队方面，2017年至今，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保持了航母编队和两栖编队的“前沿部署+任务部署+过航部署”的三重部署体制。所谓“前沿部署”，是指1支航母编队和1支两栖编队的母港分别设于日本横须贺基地和佐世保基地，就近在西太洋地区行动；所谓“任务部署”，是指专门从美国本土西海岸的圣迭戈基地调派1支航母编队，加强西太平洋地区兵力态势；所谓“过航部署”，是指出从美国本土西海岸出发，前往中东地区，过航西太平洋的航母编队和两栖编队。这种体制，使得每年在南海地区“露面”的大型编队都比较多，2018年有4支航母编队和3支两栖编队；2019年有3支航母编队和3支两栖编队；2020年有3支航母编队和2支两栖编队。这些编队中，一般有2支航母编队和2支两栖编队的任务区域为西太平洋，在南海地区也会停留较长时间，展开作战训练和军事外交活动，其它的都是“匆匆而过”。不过无论在南海地区活动的时间长短，美国海军都会利用机会进行“摆拍”式的力量展示，以达到战略宣传和威慑效果。
战略轰炸机方面，美国空军依托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轮换部署”的B-52H战略轰炸机，针对南海地区持续进行实战意味很强的“战略威慑飞行”。2018年为16批次（其中2批次为经过）；2019年为13批次；2020年则达到了17批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2020年4月，美空军调整了西太平洋地区部署模式，从B-52轰炸机的“轮换部署”，改为由B-1B战略轰炸机的“动态兵力部署”，针对南海地区的战略威慑态势进一步提升。
核潜艇是高度隐蔽性的作战利器，公开报道很少。我们只能通过关岛和夏威夷地区有关潜艇进驻的资料来做一些揣测。近年来美国海军通过所谓“港口访问”活动，以及战术演练报道来突显战略威慑。例如2018年3月就有媒体报道2艘“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先后到访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又如2021年2月，美海军官网报道1艘巡航导弹核潜艇与陆战队侦察兵进行战术演练。该型潜艇可装载多达154枚的远程对陆攻击巡航导弹，战略威慑意图明显。同样的行动发生在2017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时，当时“密歇根”号巡航导弹核潜艇“访问”了韩国釜山港。
作战训练与联合军演
美军位中国南海地区行动的第四种模式是作战训练与联合演习。这种模式是与前三种模式同步推动的。所谓作战训练，即美军自身为适应南海潜在战场环境而进行的训练活动；所谓联合军演，是指美军为挑动南海域内域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展开的以军事外交为目标的军事行动。2017年以后，美国已经从幕后走上前台介入南海局势，美军已经成为了南海地区军事局势的主要搅动者，独立行动的频度大幅提升，但与域内域外国家各种类型的联合军演，仍然要远超过美军在南海实施的作战训练。
从作战训练来看，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均在南海地区开展多科目的训练活动。其中空军方面主要是战略轰炸机以战略威慑为目标的模拟轰炸机演练。海军大型编队则是以编队航行、在航补给、通信、防空、反潜协同等科目为主，尽管在南海地区有战斗机起降，但根据公开来源信息判断，美海军并未将南海作为航母编队作战的预设战场。一是美海军官方称航母编队或两栖编队在南海部署时，采取“演习或行动”的叫法，但却从无明确的“代号”。二是美海军大型编队在南海活动的时间，均大大低于在第一岛链以外菲律宾海海域的时间。海军陆战队搭载于两栖编队行动时，大都进行指挥控制、轻武器射击、访问登检搜索抓捕等训练科目。因此可以判断，美军在南海行动的防御性和管制风险的性质高于攻击性质。这迥异于其在中东地区的部署。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10月，“里根”号航母打击大队在南海地区活动时，强调“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实施飞行（fly）、航行（sail）和作战（operate）”的同时，特意进行“大规模伤亡（火灾）应对”演练。这突显了美军对南海地区军事局势的思考。
一直以来，联合军演都是美军在南海地区存在的重要任务。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的统计，2018年美军在南海与域内国家（南海周边的东盟成员国）以及日本、英国等域外国家实施大小演习近百次；2019年此类联合军演同样达到了百次规模，而且域外国家联合军演的对象扩展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加拿大等国。美军与这些国家的联合军演内容覆盖了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多个层面。2020年，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影响，美军在南海地区实施的联合军演大大缩减。域内国家方面，除了年初的美泰“金色眼镜蛇”演习和年尾的美新“卡拉特”演习（小规模）外，其它往年系列化的联合军演大都取消。域外国家，也仅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海军进行了海上编队“碰面”式的联合演习，以避免人员接触。
综上所述，2017年以来，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确定的军事部署态势下，美军以抵近侦察、军事威慑、自由航行、作战训练及联合军演等多种模式实现了在南海地区的高强度军事存在。但近4年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域内国家致力于友好合作，南海局势保持了相对稳定局面。与此同时，美国“潜在敌手”在南海地区的作战体系建设也日渐完善，美军的“行动自由”实际在逐步收缩。面对这种形势，美军一方面拉高行动的频度和烈度，特别是在抵近侦察、自由航行和联合军演三个领域，另一方面已不再将南海作为航母编队作战的安全空间。
展望未来，本文认为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一）由于南海地区当前及未来的军事态势，以及冲突所隐含的巨大战略风险，未来几年美军主观上在南海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可能性较低。2010年10月有报道称，美军可能将MQ-9无人机用来攻击南海岛礁。这或许是一种无端猜想。但鉴于美军在南海的高频度军事存在，这里存在着发生“非传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此外，南海本来就是美海军陆战队推进“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预设战场，未来这方面的作战训练活动可能会突显，这无疑将大大考验涉事各方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响应能力，特别是域内各国军事力量在情报、监视与侦察及指挥控制基础上的反应能力。
（二）美军无疑将继续保持和推进现有的军事行动模式，但就美军部队的总体规模和战备水平来说，存在一定的困难。这集中体现在美海军舰船执行任务方面。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舰船维修延迟，造成了舰船延长部署的循环效应，无论是航空母舰、两栖战舰船，还是水面作战舰，都面临着“不够用”的局面。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或担负起“航行自由”任务；搭载着美军陆战队飞机的盟国航母，也会担负起“军事威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