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瑞垚（发自印度加尔各答）编辑｜漆菲
印度东部港口城市加尔各答郊外的唐格拉村（Tangra），曾是大片的沼泽和荒地。六七十年前，一群客家人来此定居，给它起名“塔壩”，慢慢发展成了目前印度最大的华人定居点。
除夕夜的塔壩唐人街
2月11日除夕夜，华人小伙儿陈彼得（Peter Chen）站在塔壩村培梅中学的院子里，等待新年庆祝活动的开始。他用手机给朋友直播起眼前的灯饰，嘴里说着流利的泰米尔语。
陈彼得是在加尔各答长大的第四代华人，出生后，父母搬到南部港口城市金奈，在那里开了一家中餐馆。他在金奈长大，学会了当地的泰米尔语，家里平日也说客家话，但普通话只会说自己的中文名陈永源。
因为工作关系，陈彼得每个月都要往加尔各答跑，这次刚好赶上春节。“每年过年我都会回来，只有这里才有过年的氛围。”他说。
陈彼得是少数的幸运儿。由于疫情造成的旅行限制，大多数移居海外和其他印度城市的华人都没能回来，往年的春节活动会持续三四天，今年也格外低调。
“今年是最冷清的一个春节”
除夕夜当晚十点半左右，培梅中学门外终于传来了锣鼓声，第一支舞狮队伍来了。
按照往年传统，舞狮队伍要先到学校顶楼的关公庙祭拜，再一路游行到100米开外的迦梨女神庙外进行表演，最后去塔壩的华人社区挨家挨户拜年。
培梅中学拥有超过90年的历史，10年前因学生太少停止办学，从此变成华人的节日活动场所。如今，一些房间和楼梯正在进行改造。“学校看起来还很新，但在这里上过学的人都老了。”陈彼得告诉《凤凰周刊》，他父母都是这里的学生。
位于三楼顶层的关公庙保存完好，供奉着关公和财帛星君两尊神像，供品除了橘子、苹果等水果外，还有在印度极受欢迎的Maggie方便面。除夕夜，陆续有人前来祭拜，点上三两炷香，在功德簿上写下自己的中文名。
除夕夜，来塔壩村培梅中学关公庙祭拜的华人
不远处的迦梨女神庙也由一位华人打理，里面供奉的是孟加拉人喜欢的印度女神和湿婆神，供品却颇为中式。负责打理寺庙的陈一胜（音）用不太熟练的中文介绍说，寺庙已经有60多年历史，过去19年都是他在负责，周围的居民都会来祭拜。
接近午夜时分，舞狮队成员慢慢在寺庙门口聚集，他们穿着各色T恤、举着印有“传奇战士”“火凤凰”等名字的旗帜。
舞狮的人大多是华人面孔的年轻男孩，穿着时尚、染有各色头发的华人女孩们负责敲锣打钹，也有不少深色面孔的本地人参与其中。虽然四支舞狮队的表演明显称不上专业，道具也显得老旧，但并不妨碍观众们兴奋喝彩。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大概有六七百人，把路口挤得水泄不通。
塔壩唐人街的舞狮队
像陈彼得一样，很多围观的华人拿起手机拨打视频电话，给远方的亲友传递喜气。表演结束后，人们逐渐散去，也有人留在原地，像在等待着什么。陈彼得说，往年住在二楼的华人会用竹竿吊着青菜和红包，从窗口伸出来，舞狮队会表演摘青菜，“但今年不会有了吧”。
69岁的陈一胜也觉得，今年是人最少、最冷清的一个春节。“因为疫情，很多老人都在家里不出来了，大家也不去拜年了。”
中印战争前大批移民来印
今年42岁的弗朗西斯（Francis Yee Lepcha）是加尔各答的第三代华人。他的祖父原籍广东，外公来自上海，他们都在移居印度大吉岭后娶了当地的绒巴族女人，之后搬到加尔各答。他的父母也是在加尔各答的老唐人街（Territy Bazaar）相识的。
弗朗西斯（右）在介绍老唐人街
绒巴族（Lapcha）是印度东北部的土著民族，外貌与华人相似。1962年中印战争发生后，弗朗西斯的父亲害怕被驱逐，隐去了原有的中文姓氏余（Yee），扮作绒巴人。到了他这一代，才把“Yee”作为中间名予以保留，绒巴姓也继承了下来。“到了我这一代，已经不知道还剩多少中国血统了。”弗朗西斯笑着说。
弗朗西斯的祖父是在中日战争期间移居印度的。据史料记载，最早定居印度的华人是一个叫杨大钊（音）的水手，他从中国带来了一些契约劳工。后来，因为中英印海上贸易的便利，很多华人从东南沿海乘船来到印度，定居在港口城市加尔各答。20世纪初，有记载的中国移民为1640人。
中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加尔各答的定居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这一数字在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前达到顶峰。
“当时有20多个会馆，最多的时候有8万多名华人（注：民间公认约5万人）。”老唐人街会宁会馆的主席陈耀华告诉《凤凰周刊》。他掰着指头数，附近曾有两三所小学，还有一家中国银行，他的祖父在那儿做过会计，另外还有两家华文报纸。
这些上百年的会馆散布在老唐人街四周，聚集了祖籍同源的华人——比如四邑会馆的馆员是广东江门人，东安会馆是东莞和宝安人，南顺会馆是南海和顺德人。这些会馆的英文名都是“教堂”，但其实与基督教无关，供奉的大多是观音和关公像。
会宁会馆起源于1908年，会员都来自广东四会。会馆里除了寺庙和社交空间之外，此前还为刚到加尔各答的单身汉提供落脚地，也为即将临终的老人提供住处。
老唐人街的会宁会馆
陈耀华曾从父母口中听过会馆早前的历史。比如，虽然一般会馆都算是同乡会，但志兴会馆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它本是个武馆，当初为了孙中山而建，用来在海外募集资金支持他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老唐人街的华人也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大陆，一派支持台湾。”陈耀华说，“春节的时候，只要两派龙虎队相遇，就会打群架。”
打架斗殴在当时的老唐人街屡见不鲜。各会馆自成帮派，无论是生意竞争，还是恋爱纠纷，甚至溜进其他会馆参加舞会，都可能引发斗殴。
“那会儿连警察都不敢来这里。”在老唐人街开餐馆的詹姆斯·李（James Lee）说，当时老唐人街还卖鸦片，直到后来政府在中间修了一条路，治安才慢慢好了起来。
当时华人的生计也按祖籍划分——广东人多做家具内饰，湖北人做牙医，上海人开干洗店，客家人从事制革业。
因为种姓原因，一般只有穆斯林和低种姓的印度人才从事皮革业，客家人来到加尔各答后，迅速占领这个行业，鼎盛时期开了350多家制革厂。2001年皮革厂因为污染原因被封，客家人又迅速进驻餐饮业，把中餐厅开遍全印度。
老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
“老唐人街和我小时候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华人都离开了。”弗朗西斯告诉《凤凰周刊》，先是从事皮革业的客家人都搬去了塔壩，接着年轻一代
弗朗西斯的家庭相册
时代变迁影响了华人的求学选择。在弗朗西斯父母那一代，老唐人街还有两三所学校，用中文教学。到了他这一代，中文学校已经停办，他去了英语教学的基督教教会学校。读完高中后，他组了自己的乐队，现在是一名歌手。
“我父母可能以为我会开餐馆、做木匠，或者去当海员。”弗朗西斯说，出国是很多年轻人当时的第一选择。中印战争爆发后，当地华人有很大一批去了海外，数千人被驱逐回国，还有数千人被关进集中营。“战争之后，他们被孤立、攻击，且无法与当地政府沟通。”
弗朗西斯的母亲就被关进过集中营，那时她才10岁。一年后，外公托关系把她救了出来，母亲的妹妹却被遣返中国。几十年后，姐妹俩终于得以在香港相见。
华人社区昔日繁华不再
弗朗西斯在唐人街长大，舞狮是他少年时最喜欢的仪式。倒不是为了狮子，而是挨家挨户拜年拿的红包，足够他去歌舞厅跳上三四晚。
塔壩唐人街的舞狮队
“当时我想，我一定要在唐人街春节派对的舞台唱上一曲。”弗朗西斯告诉《凤凰周刊》。
但没等他在音乐界混出名堂，春节歌舞厅就随着华人的凋零而迅速衰落，原本连续四天彻夜蹦迪活动缩减为两天，参加的人也减少了。1999年，他终于有机会受邀表演，那晚却没有多少人来，又过了两三年，整个活动也被取消了。
每逢春节，一些定居海外的印度华人会回到加尔各答，只为了这里的年味儿。“在其他国家，他们既不属于中国人，也不属于印度人，只有在加尔各答才有归属感。”弗朗西斯说，今年很多朋友都没回来，为了安全起见，他也决定不去舞狮拜年，只和朋友简单聚聚。
除夕这天，母亲在家里贴上对联、点了熏香和蜡烛。“除了这个节日，她也没有其他可以遵循的、属于自己的传统了。”弗朗西斯补充说，“我们甚至不知道现在中国人是怎么过年的。”
塔壩华人家庭除夕夜的摆设
因为疫情，每年在塔壩唐人街举行的春节联欢活动改成了美食节，在培梅中学举办，买票入场。弗朗西斯也受邀在大年初三这天表演，但他在老唐人街的朋友们兴趣寥寥。
大年初一下午，弗朗西斯前往好友特雷弗家参加聚会。特雷弗家是做家具的，家中装修现代简约，没有丝毫本地元素。音响里放的是美国流行歌曲，年轻人们用英语和印地语聊着天。
因为工人罢工，詹姆斯的餐馆只能关门歇业，往年海外华人都回来过年，春节生意会格外红火，也是他和海外的老朋友们难得的相聚机会。“今年是我们第一次不聚会了。”他说。
詹姆斯的父母在1935年来到印度。他还记得小时候，春节之后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周日，华人都会去附近公墓祭拜，节日期间的每天上午还去会馆的寺庙上香。这个习惯他保留至今。
“我们还困在过去，遵循的是老一辈中国人的传统。”詹姆斯说，像他这样的印度华裔自出生后就没去过中国，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孙中山时代，对于现代中国知之甚少，“就和ABC（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一样”。
在弗朗西斯父母的时代，会馆是很红火的场所，清早拜神、傍晚搓麻，华人们都聚集在会馆，他小时候也经常和小伙伴们在里面打牌。
时过境迁，这些上百岁的会馆外观和内饰几无变化——几乎都在最显眼处挂着孙中山像，但早就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两位上了年纪的理事照看，春节期间也门可罗雀。
陈耀华感叹，年轻一代华人对会馆越来越不感兴趣，平时聚会也不来，“连（会馆的）历史也不知道了”。他想从主席位上退休，却一直找不到人接手。
老唐人街的东安会馆
会馆逐渐变成了一种象征，从前有上千名会员，春节、中秋节、端午节都会组织活动，十张桌子坐得满满当当；现在只剩下二十多户会员，寺庙也只在上午开放。
陈耀华估计，加尔各答的华人如今也就剩下2500人到3000人，还有一些华人在孟买、班加罗尔等城市。
除了人数越来越少，华人社区也越来越分散。除了搬去其他城市外，加尔各答老唐人街和塔壩的华人也没有太多交集。
在弗朗西斯看来，经济水平是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客家人普遍更富裕，一些华人在为女儿挑选夫婿时，要么选客家人，要么就是加拿大华人。”他说，相比来说，老唐人街的华人一般倾向于找印度东北邦的人或尼泊尔人。
相比老唐人街的沉寂，塔壩村的客家人数量较多，很多人也保留了过春节的传统。
塔壩村的华人廖圣宗介绍说，除夕这天，家里会贴上对联和其他装饰，制作麻花等传统小吃。在早晨和午夜时分，全家人都在父亲的带领下，手持熏香向先人祭拜。年夜饭也是重头戏，鱼丸、白切鸡、鱼翅汤等广东传统菜色统统都摆上桌。“到了午夜十二点，我们会点燃鞭炮，大家鼓掌、互道新年快乐。”
印度华人正面临新一轮歧视
种族歧视，是几乎所有印度华人都会面临的问题。自中印战争开始，很多华人就一直受到歧视。半个多世纪后，新冠疫情的暴发和中印新一轮边境冲突，让这种现象变得更为严重。
廖圣宗在中文学校读完小学，被父母送到用英语教学的寄宿学校，在这里，他遭受了歧视和霸凌。
“他们嘲笑我小眼睛、塌鼻子，当我说客家话时也会模仿我。还问我，为什么不睁开眼睛？”廖圣宗说，父母每次给他寄零食，他都得“贡献”给霸凌者，不然就会挨打。从那时起，他开始练习武术防身，后来又学习了舞狮，目前开了一家舞狮俱乐部，免费教本地小孩武术和舞狮。
廖圣宗和他的学生们
中印边境对峙发生后，他经常会被问道：“你是支持印度还是中国？”“我会说，如果你的父母吵架，你支持谁？当然是希望他们和好啊。”他笑言。
疫情暴发后，弗朗西斯也遭遇了歧视。去年3月，他和父母外出旅行时，酒店的一名客人强烈要求他们离开，海滩上也有人称他们为“新冠病毒”，他用孟加拉语和对方讲话，对方才停止攻击。在回加尔各答的火车上，同车厢的旅客也以为他们来自中国，不愿和他们同座，并用孟加拉语嘲笑他们。
回到加尔各答后，他想了个主意，在T恤上用孟加拉语印上“我不是新冠病毒。我在加尔各答出生，从未去过中国”，为自己和其他受歧视的华人发声。
弗朗西斯穿着“反歧视”T恤
这一年来，加尔各答的华人格外谨慎，直到最近才出现新冠死亡病例。即便如此，在社交媒体上，依然有人称“吃中餐会传染新冠病毒”。
“很多印度人根本不知道，还有我们这样出生在此的华人。每当看到华人面孔，就觉得是中国人。”弗朗西斯说。除了华人之外，有着蒙古人长相的印度东北邦人也面临被歧视和边缘化的问题。
与大多数选择沉默的华人不同，弗朗西斯认为，现在到了自己应该发声的时候了。
“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印度人啊。三四千华人与印度总人口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是威胁呢？”他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愿意在学校多花些时间介绍不同的种族，二十年后就能消除这种无知，歧视也许就不存在了。”
廖圣宗的女儿在班加罗尔读书，也在学校遭遇了种族歧视。“有同学叫我‘冠状病毒’，后来我和家人、朋友们提起，他们说这很常见，但这不应该是常态啊，不是吗？”她说。
大年初二晚上，她和妹妹来到培梅中学看父亲的舞狮队演出，周围的年轻人都用英语打招呼，只有老人们在用客家话聊天。
虽然是在唐人街举办的美食节，但十几个窗口里，大多是西式和印式餐点，只有两个窗口在卖印式饺子和广东烧卖。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抱怨说，今年是第一次收门票，小吃价格也贵了。
培梅中学的美食节现场
当晚七点半，伴随着一阵铿锵的鼓声，舞狮表演开始了。廖圣宗在中间敲鼓，打钹敲锣和舞狮的都是他的学生。人群迅速在舞台前聚集，大概有四五百人，都拿出手机拍起视频。二十分钟的表演，人群中不时爆出掌声和欢呼声。
廖圣宗和学生的舞狮表演
在排练时，廖圣宗曾兴奋解释说，因“菜”与“财”同音，狮子会将小白菜撒向观众，观众则争相捡拾，寓意新的一年财源广进。但到了表演尾声，当狮子叼起小白菜撒向观众时，却没有人愿意放下手机去捡。最后，它们散落在了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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