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启航的孩子

东莞市大朗镇，距离珠三角高速、莞佛高速交汇处约1公里，从一处未标名称的大门进去，再走一两百米，四米多高的高墙和一幢五层建筑跃入眼帘。

东莞市第三看守所就在百米开外，这里却并非监牢，而是一所对严重不良行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斗殴、盗窃、卖淫、吸毒等八种行为）少年进行矫治教育的学校。

东莞，总人口约1300万，超过千万人口是外地户籍，其中的孩子部分是在粤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或和父母分开、随亲眷老乡来东莞的孩子。“东莞这个地方在地理位置上是‘交汇处’，在文化上是‘交融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是‘交锋处’。这些孩子辍学后流落到社会上，容易接触到暴力、色情、毒品等信息，这些不良信息都极易给他们带来短暂的兴奋感、紧张感与满足感。即使知道有些行为不合规合法，也会抱着侥幸。另一种情景，则是出于对法律的无知或无意识，没有想到会违法。”东莞启智学校启航分校（以下简称“启航”）校长魏佳煜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广东东莞启航学校，新来了三个学生 图/本刊记者 大食

三年来，启航接收的1200多名学生里，绝大多数都已辍学，还在上学的不到5%。其中有八成是因为盗窃，此外打架斗殴、电信诈骗等也比较常见。“撬车门是最常见的。一次得手，偷个两三千。对这些不到18岁、涉案金额也不大的孩子，派出所只有24小时的讯问期，过时必须放人（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14到18岁违反相关法规的孩子不执行行政拘留）。”

魏佳煜说，“这样的循环，导致他不怕你，‘你拿我没办法。我今天干一两千，明天再来干其他的。’有的孩子被成人利用，人家教你怎么偷，得手后从赃款里分给你几百块，花完了又干。我们的学生里最多的有偷了13次的。”

小冰、小武和小真都来自离广东不远的中南和西南省份。小冰生长在某三线城市的农村，父亲长年在东莞打工。在老家上到初中后，他认识了一些“不读书的朋友”，没心思再上学，用他自己的话说，“鬼混，抽烟，顺别人家种的菜。”高一下学期，小冰来了东莞。

没待几天，他的朋友跟他说，“有人挑我们的事”，他没多想，从南城赶到东城，和一群“酒吧气氛组的”干起架来，造成对方三人轻伤。

在酒吧工作的小武，因酒后猥亵女性，对方报警后被扭送公安。小真则因“参与电信诈骗”被抓。一个朋友问他借手机和电话卡，他也不清楚对方有什么操作，十多天里收到朋友转给他的六千多元。

“就这么懵里懵懂地‘触法’了，觉得自己无辜吗？”我问小真。

他摇摇头，“我也不算无辜。我没干什么，他都能给我这么多钱，我心里也晓得大概是算不义之财的。”

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采取刑事措施，通常只能通过家庭、学校和社区对这些少年进行教育矫治。但这些矫治方式往往缺乏强制力，“不按时打卡、敷衍应付”乃至重复作案的现象在基层屡见不鲜。如不能用专业力量开展全天候的教育矫治，重回正途并不容易。

▲广东东莞启航学校，监控覆盖了学校各个角落 图/本刊记者 大食

2019年8月初，东莞正式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2020年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经过评估，应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教育。也正是在这一年，东莞市公安局和教育局两部门牵头筹办了该市第一所、也是法律修订后广东省的第一所专门学校。学校的办学目的明确，就是针对12到18岁之间、犯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进行专门的矫治教育。

小冰、小武和小真们暂时“搁浅”的人生，要在此重新启航。

AB门里的探索与成长

进得校门，简短讯问后，再核实体检表的结果，登记。然后带去洗澡、换衣服。剃比板寸还短的平头——不愿意？由不得你。

“这6个月可怎么熬得下去？”2023年春，小冰刚来启航时，心里“瓦凉瓦凉”的。

一个周长约200米的操场，一个兼具学习与食宿功能的长条形楼房，便是目前启航学校的全部格局。楼房除了一层，往上的四层走廊一侧被密密的金属栏杆封住。学校大门采取AB门（双门互锁）的形式，确保同一时间只开一道门，而每层楼的出入口皆有门禁，进出都只能由老师和警员刷开。学生平时去其他楼层、上下楼和体育活动都有老师或警员陪同。教室、洗手间、走廊、操场，全都装有摄像头。宿舍以三间为一个单元，每两间学生宿舍之间有一间陪护室，装有单向透视玻璃，方便值班的老师、警员随时察看左右两边学生宿舍的情况。老师和警员夜间住在其中，轮流值守。

不同于普通学校按年龄划分年级，启航的学生根据入校时间和表现，从低到高分为明理、修身和启航三个年级。表现好、累积到足够的分数，不仅能按时升班，还有望提前离校；反之则会降级，延长在校时间。

“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刚来的时候对这里不太适应。”受访的孩子说。

不独孩子，有家长第一次来也会有抵触——这是把我的小孩送到监狱去？“其实启航除了围墙高一点，其他和普通学校一样。我们没有禁闭室。”魏佳煜讲述。

启航学校配备的警员由市局统一调配，一共四十余名警员，分两班倒。上课时警员就坐在走道上，眼神并不像想象的凝重严厉。“最开始还配警棍，后来也取消了。这些孩子破坏力没那么大。”校方表示。

三十多年前的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曾经风靡一时。剧中的工读学校，便是专门学校的前身。

2012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工读学校”改为“专门学校”。

受访的专门学校表示，相比起工读学校偏向于把学生“管起来”，专门学校更偏向于“教出来”。“以前工读是早上上课，下午生产。现在我们的专门学校更像一个学校。”对启航而言，限制学生部分自由只是第一步，怎么样让他们反思到错误，并让学生拥有学习和生活的能力与动力，才是更费思量的过程。

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待在启航学校的时间不等，学业水平参差，“各地使用的教材不统一，在广东是粤教版，很多地方是人教版。‘情况最差’的孩子不识字，几乎是文盲。”没办法统一教学，学校只有聘请顾问，联合本校老师自主研发教材。

学校除了开设有兼顾义务教育、法治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等公共基础课，针对学生大部分已经辍学多时的现实情况，还开设了美食、美发、3D 打印和醒狮等“赋能培技”课，教学生了解社会发展，也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

▲广东东莞启航学校，学生上美发课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广东东莞启航学校，美食课堂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语文数学都侧重应用，“如何做自我介绍”、“写好给父母的一封信”是必修的；阅读材料里，有《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人格是最高的学位》，更多的都是如何好好做人的方式方法。《沟通礼仪》课上，老师以动画片《哆啦A梦》里的片段为例，教学生具体、明确地夸赞对方，从内心里肯定他人。“哇你运球好准，投篮准确丝滑，让我对你竖大拇指。”一个学生吸收得很快。

而学会化解矛盾首先从肢体的比方开始。“把两个拳头握紧，相互碰撞是什么感觉？让一个拳头松开，变成手掌，再让手掌和拳头相碰；接着再让另一个拳头松开，也变成手掌，两个手掌相握，又是什么感觉？”

小武说，相比他听不懂的数学和历史，这门“沟通”课和心灵瑜伽，他都喜欢。他还期待着每周几个下午都有的社团课。

从小，小武就在村子里摸爬滚打。逢年过节，那些办红白喜事、赛龙舟的男人们一起床，洗漱完就出门打鼓，舞龙舞狮。2022年他跟着村里的长辈开始学，铿锵有力的鼓声让他心里一震一震的，“有劲。”想不到启航正好也开了“醒狮（打鼓）”这门赋能培技课。那两天见小武，他总是闷声不响，直到同学随着鼓点声捶着他的背，他的眉头才稍微舒展开来。“因为我有经验，在社团我是领头的。”小武腼腆的脸上浮现出一点自豪。

小冰更喜欢体育课，能打球，哪怕就是跑圈、练军姿，“好歹也是活动。”碰上下雨，学校会放电影，周末还有一些拓展的游戏活动。“学校不是光教死板的知识，是想改变我们。”他们的脸上若有所思。

刚来启航头一个月，小冰整晚睡不着。“经常想，如果不认识那个叫我去打架的朋友，一切就都不同了……”

他原来以为，打架嘛，对方只要没重伤、没死人，就没多大事。现在知道，还有专门学校这一层。“这回好在对方是轻伤，要是再重点，我也满了15岁，就糟了。聚众斗殴，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最高会判死刑。”

“是，14到16周岁，犯八大罪，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小武接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两人一条一条数给我听。这是他们这个年龄段不能触及的“刑法红线”，而当年，他们无从了解。更没法像在启航的模拟法庭那样，用亲身扮演的方式，经历一个案件从立案、原告和被告申诉与辩护，到公诉人陈述、庭下调解、法官判决，再到集体讨论感受的全过程。

“以后不打架了，跟他们（曾经的朋友）翻脸就翻脸。这样的朋友，交不交无所谓。”小冰说得斩钉截铁。

“我再也不会喝酒了。”小武对我说着，也像对自己发誓。“犯事”那天，他喝了一小瓶白酒和半瓶红酒，之后自己都走不了道儿。“悔死了。”

“总要学到点东西。”小武的口气里有了些老成。

▲广东东莞启航学校，学生使用的是特制的圆珠笔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学习”的代价，是6个月左右的“与外界隔绝”。那，这帮孩子聚到一起，会不会互相学习，变得更“坏”？在某些语境里，这被称为特定环境内的“交叉感染”。

学生们告诉我，宿舍里的确有人聊起偷盗之术，“比较哪样更不容易被抓住。”小冰摇摇头，“有人会跟风，但我是不参与的。”夜里10点熄灯，他常常会翻腾到一两点。“虽然身边有人，实际也是独处。这个时候是锻炼辨别和分析能力的。”

他记得班主任跟他讲的一句话：“这里不渴望每个人都改变，但对于老师，挽救一个是一个。”

在启航，每个班都会配备心理教师（心理辅导员），6个月中会做三次心理测评，来看学生的心理偏差有没有得到纠正。

学习期满后，老师和有的学生会继续保持联系，但也没办法维系太长时间。“教育是滴水穿石。我们先做量的积累，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帮助每个学生。”启航学校德育主任文旭说。“国家暂时还没有给出专门学校的管理细则，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比如专门学校如果只做行为和思想的转化，可以做的更细致，但就没办法照顾到文化知识。如果只重视矫治而没有文化教育，那又和少管所没有太大区别。还是要保障他们继续接受义务教育，这是对未成年人人权的基本尊重。”

最新的消息是，教育部正在加紧制定《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何挺相信，通过理顺相关工作机制，细化细节，能使专门学校的建设有章可循，加快建设步伐。

▲东莞启智学校启航分校校长魏佳煜 图/受访者提供

“不把他们当成难题”

专门学校的学生人数，始终是个变量，“有时上午和下午的人数都不同”。有随时转进、转出的，还有出现一些问题要求回家的。

但整所学校只有5名学生的现状，还是让我们吃了一惊。

“你们确实‘赶上了’我们学生人数最少的时候。9-10月，很多学生的‘问题’还没暴露出来，要通过几个月的显现，普校容不了了，上报、办手续，再送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一般三四月份会到达高峰值。”2023年10月，位于北京昌平的育华中学校外教育办主任陈建忠向我们介绍。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的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5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110余所，贵州一省的专门学校便达三十多所，有部分省份连一所专门学校都没有。这既与当地原有工读学校的数量有关，也取决于当地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以及主管部门的投入力度。

2021年，各地检察机关通过与专门学校建立的工作衔接机制，一共将2159名罪错未成年人（实施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开展矫治教育。不过截至目前，类似东莞启航学校那样以接收严重不良行为孩子为主的专门学校并不在多数。

邻近北京西北五环的海淀寄读学校（以下简称“海淀寄读”）创办于1955年，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第一所专门教育学校。这里背靠青山，地下有温泉资源，校内建筑雕梁画栋，课间欢声笑语，每个学生都会对来访者微微点头，道声“老师好”。在教学日的白天步入其中，若不是男女学生分开教学和活动，几乎看不出这是一所与普通学校有多大差别的学校。

▲2023年10月12日，北京西城区育华中学，女生宿舍的楼道 图/本刊记者 梁辰

“（海淀寄读学校的）学生是转自各中学的心理行为偏常、学习困难、无法适应普通学校学习生活的青少年。”这样的招生信息展示在海淀寄读的官网上，德育副校长石蕴茹也向南方人物周刊表明，学校的生源都来自普校，“就是那些出现行为、心理偏差、扰乱原来学校教学秩序、和老师学生发生冲突，学校、家长都管不了的孩子。当中也有不良（或严重不良）行为的。原学校或者学生家长向我们学校提出申请，来校参观后就办理入学手续。我们的职责是服务普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服务家庭和社区的和谐，服务特殊孩子的持续健康成长。”

北京的另外几所专门学校，招生情形和海淀寄读相仿。不过，其中也会接收不存在“学习困难”和行为偏差、只是无法解决北京学籍的学生。为何这些学校里所收的“严重不良行为”孩子那么少？

我们了解到，一来这些年京城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没有那么突出；更重要的是，遇到“犯事”孩子需要矫治教育时，通常由教育部门（即学校和区教委）牵头，延续传统的“三自愿”入学程序，由监护人和学校申请，遵循自愿入学原则。一旦普校、孩子和家庭有一方不同意，专门学校便无法招收。目前，北京各区也在推进专门教育委员会的建立完善。

“入学是否有‘强制性’这点，不同省份差别很大。可以说各地公安机关强势程度不一，对于专门学校的定位、（专门）矫治教育的认知，也都不统一。”受访者表示，这便是当下国内专门矫治教育的现实：因为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刑法实施刚两三年，细则未出，有的地方在探路、作风更“激进”大胆，有的地方偏保守，甚至停滞。

“办案的专门机构和人员也很重要。”何挺强调。“基层公安，他们全能知道《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怎么规定的吗？派出所处理的事千头万绪，警员也不全知道送专门学校的通道。除了掌握法规，还得要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现在像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要有更高的办案水平。如果公安有一个少年警务部门，比如每个城市的基层分局/县公安局都有，特别是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严重不良行为的案件也归他们管，能够跟专门学校对接，（这个问题）就能得到很大的解决。”

对于专门学校的生源和教管方式，法学界内部，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之间也有不同观点。上海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姚建龙认为，保护处分措施可分为教育处分、观护处分、禁闭处分和教养处分四种，专门学校也可按照学生罪错程度分为三级，分别招收不同的学生。何挺则认为，专门学校应该重点（只）收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一般不良行为的孩子，本来应该是普通学校教育的责任。”

不论分歧，已经接收的孩子，每个都得认真对待。

在海淀寄读、育华这类专门学校里，学生学习时间一般在两年到三年，部分（含职高的学校）学生为五年到六年。2023年10月，在育华就读的5个孩子分别是1个初二男生、3个初三男生、1个初三女生，就读于三个班级。

即便一个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在育华该上的主科、副科课程和参加的课外活动也都不会少。全校的近30位老师、食堂师傅和后勤人员，都会为这5个孩子服务。在专门学校，上学、医疗费用全免。育华还会为每个孩子发放伙食补助。

▲2023年10月9日，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初二女生班心理课，学生通过六面体回答问题，从不同角度认识自己 图/本刊记者 梁辰

“这对他们会有点激励作用。”崔茂松在育华干了26年，属于“元老”级别。他坦言，过去西城混社会的孩子多，杀人、盗窃、吸毒的，他都碰到过。那时孩子家长多半是无业人员。“现在孩子的父母好多学历都上来了。但孩子心理健康、人际交往上的问题很多。现在在校的这几个孩子，有的对外界抗拒、和任何人接触都保持一米距离，有的则用不在乎或者重复的挑衅行为来表现自我。”

“但我们不把他们当成难题。”崔茂松说，“像医生，即使病人带有传染性，也不会躲着。这些孩子可能在普校遭受排挤，发泄不出来，如果到新的环境再遇到冷眼和漠视，他们的封闭和扭曲会变本加厉。”

学生少，师生配比高。真切的、不带功利和教条的关注与暖意，总会融化坚冰。

▲2023年10月9日，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师生一起绘制秋游的班旗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大学专业学美术的张欣在育华当了好几年的班主任，她说第一年带班时，全班14个孩子，都很有“能量”。“一个孩子能掀翻整个学校那种。晚自习好像教室里有几百只苍蝇嗡嗡叫，头都大了。”在走廊里走着，她忽然觉得晃眼。原来有男生拿镜子照她裙底，她吓了一跳，本能地躲开。四周一片嬉笑起哄。她好几年都没再穿裙子上课。

“七八年前，偷摩托车、打架的多。还有上课手淫的，初中男女生同居的。往往被片警儿关几天又放了，或者就训几句。”

有个“大哥”级的孩子任树，让宿舍里的同学跪地上，洗澡时朝人泼热水，也用一些出格行为试探过张欣的底线。张欣并非软柿子，一次大声喝斥，把任树给镇住了。

“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什么叫江湖？不是文身金链子、天天欺负人才叫大哥。你觉得打架牛是吗，你们这才是没种，没底气！”任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那之后，他不光自己变了，还会问张欣，“张老师，你班上还有调皮捣蛋搞不定的吗？我来教训他们。”让她哭笑不得。

相比那时孩子的“粗”和“霸道”，她说现在帮教要花的心思更多。“看着和你好，转脸关系不好，他拿你的好出卖你。或者时间长了以后，会存在依赖和独占心理，看不得你和其他学生靠近。”

她最近带过的学生小超，新冠疫情期间因为学习困难，和原校的老师、同学都无法相处，母亲也没办法，在原校老师推荐下，来了育华。

初来育华，小超并不中意。深秋天在室外做操穿着短裤；课堂里不管哪位老师讲课，都爱回怼。日常的口头禅：“有病。放屁。我要去死。”熟了以后，老师们都了解，小超这些话并不见得走心，只是她披在身上行走世界的盔甲。

“不管是在家还是原来学校，小超都没太习得正常的处事模式，也没有得到过别人的认可。看着她很横，其实内心很脆弱。”张欣能感觉到小超的防范和不满。当她跟小超提学校对学生电子产品的管理规章，小超扔过来一句：“能换人（教我）吗？”她不喜欢某位数学老师，直接说，“为什么是你呀，我不想看见你。”这位老师了解到小超喜欢漫画，和她聊起动漫，她才放弃了换人的念头。

张欣会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更平更低，她常拿自己孩子打比方，问小超一些问题：“我家娃最近跟我吵架了，最近又怎么样了，你看有什么办法？”

几个月下来，盔甲软了。虽然小超还爱怼人，但已收敛了不少。她爱画画，想考美术生。张欣就为她设计了给学校每位老师画一幅速写的任务。“小超很用心，把家里几十小桶的颜料画笔全给搬来。”老师们都很宽慰：只要有一个能吸引孩子的兴趣点，他们便有机会走出混沌和茫然。

▲2023年10月9日，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学生参加冰壶社团活动 图/本刊记者 梁辰

缺失与畸变的爱

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来自家庭的直接影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的几所学校都反映，许多学生家庭都不完整，或者父母缺乏与孩子平等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要么“管得过多、过死”，要么“放任不管”。 

启航的一个学生，因为偷盗被抓了三次。亲生父母离异后，母亲改嫁，老爸再娶。“他说不偷我会饿死。你看到这种学生，很可怜。我们尝试和父母沟通，家长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样吧。”

魏佳煜还提到，有个学生比较好动，爸爸却老拿儿子跟考上大学、公务员的姐姐和弟弟做比较，妈妈也不断否定他。“家访时他妈妈说，这种人改不了，我拿他没办法。”

但启航老师却看到，这孩子很喜欢研究历史，自己按时间顺序绘制了一个“中国历史长河图”，父母却觉得他不务正业。“其实是父母和他认知不同频，常把握不住他，有时就让他闭嘴。后来他更加抵触。再后来就道德越轨（猥亵）了。”

张欣曾带过一个叫小岩的男生。母亲两次结婚，男人都抛家别妻，第二任丈夫把钱卷跑。“当妈的不仅不疼孩子，还把恨意都转嫁到二婚生下的小岩身上。时不时说，你怎么不去死？小姨也常对外甥拳打脚踢。”

这样窒息的家庭氛围导致小岩从小自卑，总想求得关注。育华中学现址建好之前，暂时将师生安置在临时校区，当时有三台笔记本失窃，留下了指纹。等待警察勘查现场的过程里，小岩忽地一把摸上去，用手把指纹给糊了。

▲2023年10月9日，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学生在食堂用午餐 图/本刊记者 梁辰

这样的举止难免让人气恼，失去信心。但张欣发现，小岩很疼照顾自己的姥姥姥爷，为了看护因病住院的姥爷，他会请假去医院陪护，省吃俭用。张欣给小岩买麦当劳，假期给他推荐保安的工作，还送了他一个洗衣机。“我说你怎么着把寒假这一个月给撑住了，干好保安，能拿到3000块，自己能吃好点，还能留点钱给老人。他做到了。”

从育华毕业后，小岩应征入伍。“体检政审都过了，现在他送外卖，干得挺好。”张欣很欣慰。

在育华就读的这几个孩子家庭里，张欣和小超母亲廖洁接触最多。廖洁四十多岁才生下小超，因为对男方的失望和不信任，她选择独自抚养孩子。小超11岁以前，廖洁在江西经营一家企业，对女儿有求必应。但很多年里忙于工作，无暇和孩子独处。爱，要么是极度的给予，要么演变为干涉与控制。

“小时候孩子不干什么我就强迫她。有时她不听话，我就吓唬她，要把她心爱的毛绒玩具扔出去，实际上也没有。有时也会当她面就摔了砸了。”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廖洁意识到自己那时的急躁与粗暴。“我也没觉得，需要跟孩子说对不起。这个道歉不重要，你把坏毛病改了更重要。”

小超五年级时，母女俩回到北京，女儿青春期苗头乍现，两人处处不对付。加上疫情时上网课，两人各处一室，小超不听课，整夜打游戏，廖洁“后知后觉”，无计可施。

她觉得小超对她也没耐心。只要谈论规则和习惯，对话就进行不下去。“孩子说的那些网络用语，我也觉得粗鄙，让她改也改不了。”为了激励小超养成好的作息，少玩手机，她规定，只要小超每周能按时睡觉，就给她200块钱奖励。小超喜欢画一些暗黑系的动漫，她也忧心忡忡，“你说会不会调子太阴暗了？”

提起母亲，小超多数时候都满不在乎，口气硬梆梆。“三观不合，没啥好说的。”但心里并非铁板一块。她会给妈妈烧红烧鸡翅、烙饼、煮粥，周末回家也会约妈妈一块逛街。

“还想过去找父亲吗？”我问她。

“除非他是亿万富翁，穷光蛋找了不如不找。”小超回答。

“假如他关心你呢？”

小超想了想，“那算了吧，我已经习惯了和我妈的生活，也不适应。”

进到育华，遇到一众因人施教的老师，廖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未来孩子能自食其力，心理稳健点。别的都不求了。”但她何尝不知，老师最多能带两三年，接下来的路，还得自己和孩子一起走。

▲2023年10月12日，北京西城区育华中学，学校唯一的女生在上语文课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分流与润滑

2023年3月，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重要的司法问题，更是突出的社会问题。深化治理、源头预防是最实在、最有效的保护。

如果说，专门学校是在少管所（未管所）之前防微杜渐的一道带有温度的屏障，那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大量可作为的空间。已经触刑、但罪行不重的孩子，去监狱就是最好的办法吗？

目前，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我国统筹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坚持“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方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2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害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行，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设定六个月到一年的考验期，只要积极履行设定条件内的义务，检察机关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反之，若考验期内表现不佳甚至再次触犯法律，可撤销附条件不起诉。

2009年6月，时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检”）未检组负责人的杨新娥与时任首师大社会学与社工系副教授席小华在一个研讨会上相遇。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创始人席小华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对于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案例，检察机关有两个难题不好把握：一是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多大？二是谁来持续对其开展监督考察及帮教？正好，参会的席小华希望把从港台地区学习来的司法社工经验用到实际案例中，杨新娥也渴望在办案过程里有更专业的人士来介入未成年人的帮教，双方一拍即合。

席小华指出，从刑事犯罪来说，未成年人犯罪的比重不算大，但做预防的价值很大。“现在已有的犯罪学研究成果显示，如果少年时期出现犯罪行为，经过矫治教育，大多都不会再犯罪。但如果未成年人时期出现两三次犯罪，没有经过矫治，长大以后极易成为惯犯、累犯。惯犯累犯又是刑事犯罪的主要力量，他们的错误观念和行为许多都是未成年人时期形成的，因而对整个刑事犯罪的预防作用都是很凸显的。”

2012年，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成立。在海淀区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设立了专门的社工站，每一名涉案未成年人有一到两名社工全程跟进。后来超越又派驻校社工进入海淀寄读学校，开展学生调查和心理辅导。

司法社工属于国家购买的服务，是免费提供给涉案少年和家庭的。未成年人首次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社工首先会围绕“案主”的各方面情况展开社会调查，接着通过个案服务、小组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定期的普法教育、心理辅导，鼓励案主参加社会服务活动；还会借由家访、家庭成员会谈以及布置亲子任务等方式修复家庭关系；甚至会提供一些案主未来求职的规划和建议，最后对服务结果进行评估并跟踪回访。

“司法社工和检察院之间是合作关系，在检察院和涉罪少年、家庭之间，我们保持相对独立，和这些孩子之间也是平等的。”席小华强调。

给涉罪少年机会了，他要是不珍惜呢？会不会浪费国家资源、多方时间，“纵容”少年犯罪？从十多年前至今，针对“附条件不起诉”和社工帮教的质疑依然没有消失。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王敬敬记得一个叫小艾的孩子，出生在海南农村偏远地区，小学二三年级便辍学，父母年迈无力抚养，小艾早早沦为了成年人盗窃团伙的工具。因盗窃被抓时，他刚16岁，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出来后又跟着老乡来北京偷窃。

“如果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起诉了判了，对他没有区别。以后还是同样的生活。”王敬敬回忆，当时面临很大的压力。“附条件不起诉的前提是要认罪悔罪，小艾有前科，表明他没有吸取教训。当时我们做了一个不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公安、法学院教授和社工，讨论可行性。有人非常反对，认为他有再犯风险。但是大部分人是赞成再给他一次机会，不只是因为他是未成年，更是希望换一种处置方式，通过帮教让他习得生存技能，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只能靠盗窃为生。”

小艾普通话很差。“和他说话，从来不看你，全都认，看不出他有任何情绪。”但王敬敬和同事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提讯完之后，小艾都会双手合十，跟大家说谢谢。“他懂得感恩，是有可塑性的。”

▲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王敬敬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各地检察院有定点联系的观护基地：多半是餐厅、科技公司等民营企业的一些社会热心人士，愿意提供给这些涉罪未成年人几个月的临时工作机会，既是帮教、融入社会，也是给孩子教授生存技能、创造收入来源。

当时海淀检察院和社工一道，将小艾安置在一家餐厅。“老板也是性情中人，很支持工作。是他亲自来领的孩子。”刚到基地，小艾非常不适应，做不到天天早起、准点打卡，老请假。慢慢地，他从后厨传菜，干到了前边服务。“从一个自闭的边缘的孩子，回到社会，甚至能为自己争取权益，案子过去接近十年了，直到现在他还偶尔跟社工联系，也没有再犯。”王敬敬回忆。

爱留短发的李涵，是最早加入超越社工事务所的社工之一，干练、爽利，有几分侠气在身。超越的同事爱叫她“大涵”，帮教的“案主”们很多直呼她“涵哥”。

在丰台长大，在海淀地界工作了十余年，李涵耳闻目睹八九十年代孩子的偷车、偷手表，泡游戏厅，赌博；到现在偷山地车，“飞单”（网络诈骗），倒卡，“开盒”——犯罪形态的演变直接反映了成年社会的发展。“从前街头的帮派观念有传承，成员之间有情分，像港片里那种。这些年还是有打架、威慑，但增加了经济元素。天天大哥请小弟吃饭，不管是倒买倒卖电子烟，还是小片子啊，‘冰墩墩’，一起挣灰色地带的钱，团体结构却不稳定了。义气曾经是很重要的评价标准，现在很容易就翻脸。”

虽没做过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学研究，但李涵直观的感受是，一些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里侮辱性增强、同理心下降。“他们不再觉得我这样让你难受，我心里过意不去。残忍和触目惊心的场面不会让他恐惧和不适。这挺明显的。”相比过去，她觉得理解现在的少年越来越不容易。

初来超越工作站的孩子，有不理人的，也有浑不吝、谁也看不上的“刺头”。“如果我是个人投射，我一定会看他不顺眼，你小屁孩屌什么屌？但从职业角度，我会想，他用这个姿态在应对什么？他是自恋，还是对环境有不安全感？你要张开所有的触角，收集所有的信号。”

李涵先告诉对方自己是谁，再介绍同事。然后告诉他，一会儿我们做什么活动。“再告诉他，这个屋里有三个规矩：禁烟、禁酒、禁粗口。如果你非要抽烟，哪儿能去。给他一个示范：如何与他人接触，如何与陌生的环境相处。这个信息对他们非常重要。他们是带着各种预设来的，哦你要给我上课，要批评教育我。但我们只是告诉他行为边界。”有人爱文身，或追赶潮流穿搭，李涵会告诉他们，酷不酷的外形不是最重要的，自己喜欢最重要。

被帮教对象只要能在观护基地的餐厅和公司待上一个月，就能收到工资。有些人混迹几年，头一次有这样的收入。“他们想在青春期找一个大哥。那我们推荐一个地方，靠谱的经理就像大哥一样。他们发现，原来也可以这样生活，不用天天躲警察，不用怕被父母指责。

你的同事、老板，也可以是你的大哥呀。那为什么一定要混黑道呢？”

在王敬敬看来，社工是司法机关和罪错少年之间极好的润滑剂。“嫌疑人对穿制服的人还是有天然抵触，但他们在社工面前的表现会不一样。在帮教的方式方法上，社工也有很多专业的招儿。”

李涵和不少内地同仁曾去香港的NGO组织协青社“取经”，跟着他们的社工，夜里到处“扫街”，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规劝一些夜不归宿的少年回家。后来他们把这个名为“深宵外展”的概念移植到了内地。

“一是发现有权益需求的，比如没地儿去，我们会试着问要不要去基地住；二是发现风险，会及时制止和干预。比如打架，比如喝醉了可能有受伤的风险、女孩喝酒以后被性侵，我们要预防和干预。团队会分小组，提前踩点。”

四五年前，北京三四环一些“繁华的隐蔽场所”曾是未成年人斗殴、寻衅滋事、被性侵的高发地。李涵老去某个商场，每次都想，他们在哪儿打架呀？后来获悉有一条通道下到地库，非常隐蔽，经常出现打架和欺凌事件。她和同事便在那边守株待兔。

“看见那帮孩子，我问，你们干嘛呢。有的孩子马上过来找你当裁判、说理。我们就在现场调停，就散了。还会有一些小孩，跟我们敷衍两句，想换地儿，想跑。其实那些地方都有我们（超越的）人了，我们打电话一通知同事，嘿，他们去你们组的地儿了。就都结了。”

只要认识一两个，就能让有联系的二三十个孩子都知道社工。就这样，超越在“浪迹”海淀的孩子里慢慢积累起知名度。李涵说，这些孩子渐渐识别出来，社工是好人，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好朋友。“但也不会把我们当真正的朋友那么知心，会当成一个资源。能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就是成功的。”

从项目的工作效率来看，“深宵外展”或许并不太高，但李涵觉得，只要做了就有效果。“至少海淀的娱乐场所，未成年人就进不去了。一年我们去几次酒吧，都会和派出所报备，物业也慢慢知道了有（社工）这么一拨人，都会叮嘱不能轻易放人进，要查身份证，这就是监管。”

至今，已有两千多名行为出现偏差的未成年人得到超越社工的开导和帮助。但也有些孩子，服务期满会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因为家庭教育没有改善，或是受到社会闲杂人员影响，再次走上歧途。“朋辈群体（又称同龄群体，指在同一年龄段中爱好兴趣、价值观念趋同的人，形成互动性强且关系紧密的群体）在青少年的性格、行为、价值观塑造上占据重要一环。所以，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们也会邀请帮教的孩子，带他们的朋友来超越玩儿。让生命影响生命。”李涵说。

▲2023年10月9日，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社工与一名学生交流 图/本刊记者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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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下种子

总能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说法：针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就应该以成人的标准来惩罚。有些孩子，就是“天生犯罪人”，不值得对他们温和以待。

对此，姚建龙、何挺等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资深学者有过回应：全世界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都是一个复杂的难题。“把所有犯了罪的未成年人判了刑，关到监狱里边，那才是一种懒政，是把复杂问题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的一种行为。刑法规定的刑罚措施永远都不是治理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首选：一方面，刑罚整体是基于“报应”的观念而设计的，其核心功能或主要目的在于惩罚、威慑而非教育。其预防再犯和保护社会的功能也已经被很多犯罪学实证研究证否。另一方面，以成年人为样本设计且与社会隔离的刑罚执行方式不但不适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甚至可能为其今后再次犯罪提供“助力”。现在的问题在于，目前我国非刑法的处理措施还不够丰富发达。”何挺指出。

而在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训练里，无论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还是有行为偏差的少年，都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支持。席小华和同仁们相信：“有智慧的方法是：我相信我有能力影响你，让你发生化学作用，让你内心改变，不愿意再去违法犯罪。社工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去开展工作的。”

“可社工光跟孩子和家长访谈，这些人都说孩子好话，怎么保证了解的信息都是真实的？”面对这类质疑，超越社工王徐晖的回应是：做人的工作就带有主观性。少年有意无意地说谎，不一定是欺骗，也可能是他想对我们展现一个更好的形象，从积极角度看，这是一个向好的动力。”

▲广东东莞启航学校 图/本刊记者 大食

为了能缩短帮教期，有的孩子会积极表现，哪怕心里不一定全然意识到错误，但“会来事儿，特别会取悦社工”。这种，王徐晖和同事也遇到过，他们把这些都视为突破口。更难的是，连破冰机会都没有。

王徐晖曾帮教过一个抢夺财物的少年，但每次见面对方都很冷淡，不愿开口，最后服务不得不中止。半年之后，那名少年转入服刑阶段，王徐晖突然收到他的来信，才了解到孩子父母离异，母亲离家，爸爸不管，他长期跟身体残疾、靠吃低保过活的爷爷相依为命。

“这些是他的创伤，他那时没有做好准备去提及这些。他跟我表达，其实第一次见面我和他说的那些，他都听到了。他能感受到我想帮他。感谢我没有因为第一次就拒绝他。还希望我跟他爷爷联系，转达他的想念和悔意。”这封来信让王徐晖确信，帮教在当下不一定收到回应，但他们的工作润物无声，种子总会在未来发芽。

“教化和回归”之后，学生的出路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专门学校的学生在某市有学籍的，教育部门会发函给原学籍学校，说明情况，要求保留学籍。符合条件的学生，仍可以正常报名参加中考、高考。而受专门教育矫正的经历，不会被记录到学生们的档案中。

不过李涵感觉，虽然司法社工的工作越来越受到认同，但对罪错少年，社会接纳度并没有变得更好。“有一些行业是有入职查询的。有过案底的孩子，不能送外卖和快递；哪怕当保安，好多单位也要刷身份证，就等于把他从主流社会里抛出去了。那他除了违法犯罪还能干啥呢？”

她还有个发现，“以前的孩子很多在街头混，不上学了，他不在一个稳定的系统里，我们要做的是把他推到稳定的系统里。而现在很多孩子还在上学，是在一个稳定系统里，但他们会被推出来。”

有什么可做的？席小华希望未来能以一个区为试点，建设学校社工的综合服务中心。“严重不良行为、校园欺凌、自杀自残、心理健康，学校现在这类问题非常多。如果在校园普法这些常规、零星的举措之外，有一个持续的、学生随时可及的社工综合服务中心，他们就能在需要的时候有地方求助。”

席小华说，司法社工、公检法机关做的工作更多是“事后补救”。“事前就应该有很好的制度设计和课程安排。需要关注孩子成长，让他们认识自己，学会和社会打交道，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行为边界，培养抗击逆境的能力，这应该是学校和家长作为主体性的课程。成长是永恒的主题，不是阶段性的，遇到矛盾和冲突，谁来帮孩子解决？光推给专门学校，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的评价标准是多元的，每个人无论学科成绩如何，总有人接纳，能找到生命的方向和力量，孩子不一定会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