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专家，复旦中文系77级本科的老同学，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关于引号的文章，讨论报刊上有关疫情的几个词，它们不该加引号而加了，该加引号却没有加。前者如“战疫”和“抗疫”，后者如“复阳”。他说：“短文早就写好，两三年前曾投寄过多家报纸，均遭拒载”。
文章说，“战疫”“抗疫”等词在刚开始使用时，都在“疫”字上加个引号，而在“防疫”“疫情”等词的“疫”字上，却没有加引号，“作为一个语文工作者，我实在不懂这是什么道理”。
老同学质疑：“战疫”“抗疫”中“疫”加引号，是因为它是引文吗？是特定称谓吗？是有特殊含义吗？好像都谈不上。是为了突出强调吗？那么“抗日战争”可以写成“抗‘日’战争”吗？是讽刺、嘲笑和不承认吗？好像也不是。
如果说，用“战‘疫’” “抗‘疫’”这种写法，是为了担心与“战役”“抗议”相混淆，老同学也不认可。因为“防疫”也有同音词，如“防逸”“防溢”“防抑”“防意”，为什么不给“防疫”的“疫”打引号？
文章的结论是，“战疫”“抗疫”这样的词，即使是新词，也完全符合汉语造词规则。中国人都懂，根本不必胡加什么引号。更何况这些词甚至还可能久已有之。例如“战疫”，明初宋濂《淮安侯华君神道碑铭》中有这样的句子：“已而以其第高旷，灾害屡生，复役战疫之士，创刬之民，唯新室是图，奢丽过制特甚。” 其中“战疫”的意思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老同学说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战疫”和“抗疫”都不在“疫”字上加引号了。但我觉得好玩的是，为什么在“战疫”和“抗疫”刚开始组合的时候，要给 “疫”字加引号，而“防疫”“疫情”却不用这样？
这个问题，老同学得到的解释是，“防疫”“疫情”是常用词，不会发生误解；“战疫”“抗疫”是新的字组，它们会和同音词如“战役”“抗议”混淆。老同学不认可这个解释。他的理由是“防疫”也有同音词。
但他举出的与“防疫”同音的词，都是比较生僻的组合，不能和“战役”“抗议”这样的常用词相提并论，所以反而坐实了“战疫”“抗疫”要给“疫”字加引号的理由。
我觉得真正应该“计较”的是，为什么因为怕和“战役”混淆，就要给“战疫”的“疫”加引号？为什么因为怕和“抗议”混淆，就要给“抗疫”的“疫”加引号？我们直观地看，“战疫”和“战役”混淆吗？“抗疫”和“抗议”混淆吗？它们长得都不一样。
显然，说它们混淆，只是口语的语音相同，而在书面语上，它们的字形区别很清晰。如果真的要增加“战疫”和“抗疫”的区别度，应该在口语的词音上加点什么，而不是在书面语上加引号。（当然，口语上的同音也是不需要人们“画蛇添足”去加以区别的，因为口语有丰富的语境信息，不太可能产生歧解。更不用说口语的理解可以得到汉字有形无形的支持。）
一个汉字表达很清晰的词，却因为词音的混淆，要给汉字毫无必要地打引号。这样一种把语音问题“归咎于”汉字，让汉字“背锅”，要汉字解决的习惯，反映了我国现代语言学的积弊：语音中心主义。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 语音为什么会成为中心？
口语的第一性在语言本原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口语表达思想的时候，我们几乎不会意识到语音形式的存在；而文字表达思想的时候，字形的形式感总是在提醒我们：它和思想是两个东西，它在“书写”思想。也就是说，“我说”和“我想”的距离，比“我写”和“我想”的距离更近。甚至我们在默想的时候，脑子里也在“说话”而非“写字”。
口语给人这样的感觉，显然和人的语言性的获得有关。语言是人超越动物的最重要的条件。而语言的形成，或者说概念的符号化，在人类起源的时候，最便捷有效的物质形式是语音。语音是人在劳动协作中最方便也最能产的符号形式。“我说”和“我想”靠得这么近，显然与此有关。
书写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但且不说拼音文字仅仅是记录口语词，即使是表意汉字，它的一个一个方块形式，显然和记录口语单音词有关。
所以，在早期人与人的交流中，人的符号性最典型的表现是口语。
二、语音为什么不能中心主义？
如果说口语是人的起源的根本条件，那么文字是人类文明产生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说，文字一旦产生，它就具有口语难以企及的重要功能。文字的延时性、传播性、规范性、异质性（区别于口语，又能影响口语的能力），都使文字具有强大的文化建构功能。
从表面上看，文字在记录语言，它依附于口语，自己没有独立性。然而实际上，文字因其独特的形制，能够表现出超越语音形式的差异性。它使概念的表达更确定，更稳固，同时又更具有阐释和变异的可能，两件事都做得非常漂亮。事实上，文字在参与观念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文字的形制特征越强，独立性和阐释的可能性越强。
这就是德里达为什么高度肯定汉字文化。他认为汉字不像西方文字跟着声音亦步亦趋，汉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汉字文化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
所谓“逻格斯”，指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中某种由语言表达的最终的真实。所谓“最终”指它不受任何质疑，成为规定人的认识系统的外在的终极力量。它既是理性，又是语言。
在索绪尔之前，理性支配一切，语言是附属物。索绪尔认为语言才是“一空依傍”的终极力量，因为语言中的一切都不靠别的事物，而是由内部差异决定的。理性是语言的表达。而索绪尔说的语言，其实是口语。这就是“语音中心主义”的来源。
德里达认为，终极力量是不存在的。他用文字的作用解构语音的终极地位，认为文字不是某种思想和语言单元的记载，文字本身就是单元的生产模式。而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汉字。
首先，汉字以形体模铸观念，并不经过语音；其次，在模铸观念的过程中，汉字形体成为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的言文关系中，汉字（文）从一开始就处于C位。
三、语音中心主义在中国
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是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进入中国的。
索绪尔在他的结构主义革命中强调口语的第一性，有他自洽的理由。但把口语第一性上升为语言的基本理论信条，不仅忽视了文字的自主性，更无法认识表意汉字在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建构、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1.白话文运动的语音中心主义
白话文运动在对口语的强调中，严重抑制了汉字对中文的文辞和文法的积极投射，使现代汉语的表达趋向口语化、欧化、雕版化。
所谓雕版化，即以词和词组的预制件，代替字的灵活组义。现代语文在这样的操作中，日益模板化、平面化，消蚀了中文最可宝贵的汉字组义的灵性——创造性和差异性。
汉字简化的语言学依据，也是口语第一性。汉字既然只是记录口语的工具，那么工具越简便越好，而最简便的工具是“透明”的工具，即工具本身不给语言添任何“麻烦”。于是汉字的表意框架就成了语音之外的“附赘悬疣”。汉字应该像拼音文字那样“轻装上阵”，只作口语语音的代言。
为了达到汉字拼音化的目的，首先要把汉字工具化，即偏旁笔画去理据，越简越好。这就是汉字简化的逻辑。
如果不是为了拼音化，汉字的简化一定会充分尊重字形的理据，避免出现“残废的繁体字”。
把“抗‘疫’”“战‘疫’”这样让老同学感觉别扭的写法，和语音中心主义联系起来，同学们可能一时觉得费解。
这是因为在“现代语言学”的教育下，我们已经习惯了“口语第一性”。只要是听上去有歧义的问题，都是“观念”出了问题，因为观念和符号唯一真实的联系发生在口语语音中，于是纠正问题就成了“政治正确”。“抗‘疫’”“战‘疫’”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一旦这两个词用得多了，听上去就没有歧义了，引号也就不需要加了。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现代语言学怎么也想不到，“战疫”和“战役”、“抗疫”和“抗议”，在表意汉字中是殊然有别的观念组合。它们的本质是字组，而非word那样的口语“词”。
在中国文化的言文关系中，形入心通的汉字是不需要为口语的同音毛病吃“引号”药的。
摈弃语音中心主义，为中文的理论和实践，重建源远流长的汉字视角，是为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