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带孩子在户外观察昆虫。在张娴和王静的托育园，她们希望老师“有一双粗壮的大腿”，永远蹲下和孩子沟通，并了解每个孩子的运动状态、平衡度，知道哪个孩子刚学会走，哪个孩子已经会跑，哪个孩子是由家长扶着走路。这对老师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夏天说，理想的模式是，她带出一批资深老师，这批老师再带新老师，形成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但实际情况是，托育园持续面对各种危机，老师们不断流失。“大家天然认为，母亲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是偷懒、不负责任”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首次为0-3岁托育服务行业提供国家级的发展指导意见。不过，处在居民区的托育园难以办理营业执照，这为家庭托育园的运营埋下隐患。2019年，有居民向物业投诉，称王静和张娴的托育园开张后，门口的车辆增多，导致道路拥堵，要求物业处理。物业要求托育园搬离，王静和张娴不肯，被告上法庭。因为“对方没有实际证据证明家庭园的存在伤害了园区的公共利益”，她们最终胜诉。2021年，她们遭遇了更大的危机，起因是一个小孩撞到木质桌子角，眼部缝了几针。为了表示歉意，园里退还了家长两个月的托育费用，又让老师轮流去孩子家里照护。但家长不满意，要求赔偿20万元。她们希望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赔偿，但家长没有出具相应书面材料，而是四处投诉托育园。王静回忆，那段时间，先是警察两次上门，说接到举报有人虐童。接着还有相关部门接到有人投诉，称他们的公司异地经营、不开发票。“家庭园在住宅内无法注册公司，为了给老师们上保险，不得不把公司挂靠在朝阳区一个公司下面。”王静解释。2021年春节过后，当地工商局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她们搬离住宅。张娴和其他几位合伙人商定，将家庭园搬到房山区的一栋商业楼里，租下700多平方米的店面。夏天的托育园也遭遇过三次投诉，第一次是因为一位家长不满意价格上调，向“12345热线”投诉，街道办事处要求托育园关停。第二次投诉者是一位大爷，对方觉得孩子们在小区里活动扰民。第三次被投诉，她们连投诉来源都不知道。为了存活下去，夏天请家长联合签名，证明自己不是“非法经营”，也上门向邻居赔过罪，请求对方撤回投诉。几次投诉下来，她觉得“像夹缝里面的老鼠一样四处逃窜”。2020年春节，夏天的托育园进入收支最理想的状态，继续运营半年，就能收回成本，然而，疫情来了。夏天回忆，那年4月，很多托育园被迫关停，有的已经开了10年，“特别可惜”。疫情期间，她也将托育园关了大半年。令她最心痛的是，培养多年的老师从此流失。2020年年底，夏天本想去别的幼儿园当园长，一边照看自己的孩子，一边打工还债。这时，一位之前认识的妈妈提出合伙办一家托育园。为了合法经营，她在北三环一处住宅小区里的商业用地办了社区办园点，接收0-6岁的孩子。社区办园点的员工费用支出很大，而园里孩子的人数一直维持在30个左右，收入抵不上支出。张娴的托育园也一直在亏损。搬到商业区后，托育园的房租高达每月7万多元，招到的学生却没有增加。今年年初，疫情结束，张娴和夏天的托育园终于停止亏损。但8月，托育园有20多个6岁的孩子毕业，而夏天的托育园有十几个孩子从托育阶段毕业，去了价格更实惠的公立幼儿园。如果孩子人数不增加，亏损还将持续。为了招到更多孩子，张娴尝试和企业、小区对接，向家长宣讲，但效果并不理想。夏天觉得，送托的阻碍一部分来自社会对于母亲的传统期待，“大家天然认为，母亲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是偷懒、不负责任，期待母亲生完孩子就能把孩子奇迹般养好。”长时间观察来考察托育园的妈妈们后，夏天发现，最终能把孩子送过来的妈妈大多在家里有决策权，而那些想送却没送的妈妈主要是遭到家人反对。她和妈妈们聊天，有的妈妈说，家里老人不同意，担心孩子吃不饱、生病。有的妈妈担心送过来后，被人说“不是一个好妈妈”。还有的妈妈担心孩子在园里受伤，不敢送。夏天说，孩子1岁多之后开始自主运动，难免出现擦破皮、摔跤的情况，只要老师懂得如何响应和处理，这样的小伤不仅不会对孩子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还能够促进孩子学习如何自我保护。但有的妈妈“对孩子的安全极度焦虑”，对于这样的家长，她们通常会先安抚家长的焦虑情绪，建议她们暂缓送托。在夏天看来，当一名女性成为母亲，养育的责任便天然转嫁到了她的身上，她的付出往往与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不成正比，“社会上不会用孩子人格是否健全发展、身心是否健康来评判母亲的价值。孩子成长得好不好全是妈妈心里的一杆秤。”如果没有办托育园，夏天有可能在一个咨询公司做高管，拿着高薪。但这些年办托育园，她因为托育园资质问题“东躲西藏”，还欠下债务，只能借父母的钱弥补亏损。但她并不后悔办托育园。她认为，如果没有办托育园，自己也要送两个孩子去国际幼儿园和其他托育机构，也要承担选择的压力和相当的费用。更重要的是，“教育是无价的”，“孩子获得了我们觉得最理想的一种教育”。为了办托育园，张娴也负债累累，家人们劝阻过她不要干了。但她喜欢儿童教育工作，想在这个领域里继续探索下去。8月中旬，她把场地搬到一个小区的底层商铺，租金降到1万多元，员工减半，工资下降三分之一，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王静后来从托育园撤出，去了一家事业单位从事与托育政策研究相关的工作，虽然也负债几十万元，但家人都很理解她，并肯定她的付出。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帮助很多妈妈走过了产后低潮期，获得职业晋升”。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规范“家庭托育点”建设，指出家庭托育点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这意味着，家庭托育模式未来将走向合法合规。尽管未来家庭托育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夏天和张娴都觉得，无论如何，家庭托育模式又向前迈了一步，她们决定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文中夏天、张娴、王静为化名）- END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