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批评课水,我被复旦大学士视为精神病

2022-02-16 星期三

今天(2022.2.15)上午我打开微信,看到朋友发来这样一张图。



“评论里这位”自然是指我本人,而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朱绩崧老师公然宣称“这就是600号开设的原因”,我简直怀疑自己看错了。(在此反对一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言论。)


再往下看,更是令我毛骨悚然:



那么我到底说了什么,才成为他口中的“恶毒攻击”他的“小人”和“600号”病人呢?



如果说我对他有所“攻击”,那么这些攻击大概是不发论文和上课混日子。


先说说论文。


下图是知网搜索“朱绩崧”的结果(可能有重名),截取了2011年至今(2022)的部分。图中朱老师最新的论文发表于2015年,大部分论文发表在杂文期刊上。



当然,我们不是不知晓学术论文发表过程中的诸多套路,也坚决反对将论文的发表情况视为学术能力的唯一标准,更不会将其作为好老师的标准。


假如有一位老师不发或少发论文,但是备课认真、讲课耐心、深入浅出,我们自然会将ta视为心目中的好老师。事实上,在复旦英语系也确实有这样的老师。因此,我们不以论文论英雄。


但是,朱老师上课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以我当年选修的《人文传统:史前至文艺复兴》为例,朱老师一边在课上表达自己不支持卷,一边明确表示“pre做得越多越好,期末分数越高”(见上图);一边称pre是自愿报名,“不是必须的”,一边又让课代表在距pre只有不到两天、没人报名的情况下指定同学pre(见上图)。尽管一次pre的要求是15分钟,但在朱老师的不停打断下,这次pre共占了整整4次课(老师完全没有讲课)——而一个学期除去开头的介绍和结尾的复习考试,只有14次正课。在余下的课中,也是基本由同学轮流朗读课文和朱老师讲解生词组成,几乎没有新知识的输入。正是在这种经历下,我认为朱老师“混日子,没资格代表复旦英语系”。


有人会说,你只上过朱老师一门课,有什么发言权呢?首先,在2018年-2021年,朱老师开给英语系中国籍本科生的只有“人文传统”这一门课,具体分为两个板块。如我在留言中所述,朱老师的大部分课程为本系留学生课程和面向外系同学的模块与通选课程。以下三图中,《莎士比亚作品撷英》与《莎士比亚悲剧》是开给外系同学的课,而《英语文学导读(下)》是开给本系留学生同学的课。



具体以上学期为例,朱老师一如既往担任以下三门课程的教学:


在他开设的三门课中,只有《人文传统》是供英语系本科生选修的。而在这门课上的以听同学pre和读课文为主的经历,使我不愿再旁听他的其他课程。


有人又会说,我也上过他的课,我觉得他上得挺好的啊/他虽然上课水,但是对学生是很好的啊,等等。


对于这些我想说,我们有赞扬一位老师、为他宣传的权利,那就没有批评一位老师的权利吗?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朱老师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地“批评”我的“批评”。但是,在我没有捏造或歪曲事实的情况下,使用私人豆瓣账号在朱老师的文章下面表达自己的批判观点,就被老师扣上“精神病”的帽子,被给予“公开学号”的威胁这合理吗



以上是朱老师微博发出的第二、三张截图,图中我与另一位同学补充描述了如今复旦英语系的课程设置与英语系同学的学习情况,并总结了之前的观点。


朱老师评论区有人质疑“古典学”这部分内容,认为我们是在“吹牛”。我本人旁听过历史系开设的拉丁语课程,课上有四五个正式选课的学妹是英语系、翻译系学生。课上,我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阅读并轮流翻译《奥德赛》拉丁语译本的选段。我不曾修习的古希腊语课十分硬核,听说授课老师要求学生在法德意三门语言中需至少会两门,再进行古希腊语的学习,而选课学生的古希腊语水平在老师的魔鬼训练下进步飞速。“荷马史诗看原文也ok”自然是我的猜测,但朱老师评论区的一部分人没有了解过实情,似乎也不必过于急切地批评我们吹牛。)


我想起去年,一位西语系同学(豆瓣网友“高晗”)在某老师的译作《休战》下面打差评被人肉,被要求公开道歉的事件。那时候,我为ta感到愤愤不平。今天就轮到了我自己。


当我在豆瓣上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我是想告诉英语系的姐妹(还有兄弟)不要因为朱老师所说的“英语系课程设置有问题”就妄自菲薄,即使存在这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旁听其他系的课程和自主阅读老师的推荐书目来学习知识,却没想到被朱老师评论称“这就是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设的原因”。


我的朋友C说,“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中指出,将持异议者归为精神病是权力关系上位者的一种常规操作,就像把不听话的女性打造为‘疯女人’”。


尽管我并不像她那般熟读理论,但我依然想说:


朱老师将一切不足归结于课程设置或生源质量等等,却丝毫不提、也不允许他人提自己教学的敷衍与学术研究方面存在的缺陷。


在我看来,朱老师自身的所作所为就是他所谓糟糕环境的缩影,并对这种环境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面对结构性的问题可以尽力积极应对,而应对的方法一定不是“精神病化”对自己的做派提出异议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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