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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俄罗斯前驻英国公使（大使衔）、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克拉马连科（А. М.Крамаренко）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发表长文，题目为《苏伊士运河2.0抑或乌克兰的欧洲解构：分析问题》，文章从历史和哲学视角分析了乌克兰危机与欧洲秩序重建问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深层动因和战争企图。现将该文全文翻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您的布达（指村子）在哪儿（指着地图）？
(大使指了指)。
——噢!如果这个“布达”（指美国U-2侦察机）再来一次，那么您的布达将不复存在。
摘自鲍尔斯事件后不久在克里姆林宫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与挪威大使的谈话，鲍尔斯驾驶U-2侦察机从巴基斯坦飞往挪威的博德机场。
这段谈话在外交界一半是趣闻，一半是传说，但显然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且也符合赫鲁晓夫的风格。不管怎样，这段谈话是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关系的转折点，导致了随后的古巴导弹危机和后续的一系列事件：在平等基础上解决危机，成功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和随后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年），以及苏俄军备控制和两大阵营关系的缓和。（撇开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命运不谈，他们也受到了外交政策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肯尼迪坚信，因“猪湾事件”他不会得到原谅，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他拒绝向越南派遣作战部队还是一样不可原谅。）
我认为，当前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信任全面破裂，我们成为欧洲和全球政治出现转折的见证者。我之所以对全球政治持保留态度，是因为在多极化背景下，欧洲-大西洋的争论一如既往并没有涵盖全球政治的所有方面。相反，出现了全球政治的区域化。此外，在其他地区，首先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将欧洲发生的事情视为反常现象，视为一种内部冲突，并未动摇整个既定国际关系体系的根基。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35个联合国成员国对美国提交的乌克兰局势决议草案投弃权票，表明了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持明哲保身的立场。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直接拒绝就增加石油产量与拜登进行电话交谈。北京针对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活动正式向华盛顿发出呼吁，称美国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义务。
说到一般意义上的质差分析，俄罗斯与西方当前关系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在俄罗斯摒弃其传统和公众层面的差异保持全面开放外交格局时，即使能正确判断克里姆林宫相关决策的后果，却忽视了事态走向的分析，导致无法预测事态的最新发展（仅靠普京总统7月发表文章就不至于出现误判了）。这些后果似乎对俄罗斯没有益处，因此一切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问题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总的来说，任何事情都需要结合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里还涉及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包括政策惯性，首先是西方对俄罗斯的遏制政策，用空间换时间——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所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除外。即使在外交实践中，也有关于情势不变性的条件，即承认时间因素的重要性，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和变化中，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换句话说，语境发生变化后，需要对其决定的因素或人进行重新评估。一个在学术界获得越来越多拥趸者的判断也是如此：语境决定一切。语境打破了刻板印象，也使得对雅克·德里达进行了新的解读。
抛开作者的个人信仰，以对哲学的客观判断和预测，可以得出结论，近距离审视克里姆林宫行动的上述后果至少看起来极其具有二维性，是欧几里得几何学，是缺乏深度的技术至上主义。而生命的真实需要第三个维度，也就是假设，它们可以被人的触觉、嗅觉，甚至味觉感受到。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在其发展进程中激发活力，包括历史或史前，才能或多或少地进行科学判断，比如说，理性的判断，尽管理性本身在历史上多数不存在，特别是在启蒙运动后时期，同样也是“一切应该另当别论”。
例如，近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和世界历史的所有转折点都缺乏理性。英国人（帕麦斯顿内阁）坚持1856年《巴黎和约》对俄国侮辱性的限制条款，这些条款在当时的大国中是前所未有的。在欧洲舞台上没有了俄国，普鲁士打败了法国，在“铁血”中建立第二帝国。从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英国人以自己的行为挑起了这场战争。二战的爆发原因也是一样：借口虽然不同，但两次战争都是遏制苏俄政策的一部分。在这两次战争中，苏俄在防止德国统治欧洲大陆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再例如：克里米亚战争和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都是由同样平庸的法国政府（拿破仑三世和第四共和国的居伊·摩勒内阁）发起的，法国联手伦敦参与其中，其灾难性的后果对两国和整个欧洲都造成了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历史常识问题。
但同样重要的是融入人类历史并在全球广泛传播的神学理论和命运学说。为了回应纳粹主义灾难，在欧洲左翼政治思想中诞生了后现代主义。因为纳粹主义，几个世纪的文化没有得到很好地保护，导致人们开始部分相信神学理论和命运学说，在我看来，这些准确描述了战后欧洲文明的状态。后现代主义完全反对任何个人决定论（如，乔治·阿甘本的“没有内容的人”），但也接受宿命论、嘲讽、诱惑、狂喜、淫秽等，离开这些无法理解历史上特别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认同和历史问题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包括认知意义。
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存在的，正是这一层面的挑战在国家内部事件的发展（西方世界主义精英与本国土生的多数派之间的冲突）和国际关系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该挑战是遏俄政策的关键。乌克兰的“反俄”计划就是有力的证据。虽然克里姆林宫成功将“反俄”计划逆转为“反北约/西方”的事实，但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即在世界发展的现阶段，认同和历史问题突显出来。这不是左翼的发明。例如，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前任外交事务特别顾问、现任欧盟委员会外交与政治军事事务主管的罗伯特·库珀在2003年出版的《国家的分裂：21世纪的秩序与混乱》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细节，美国人质疑英国拥有核武器的必要性。在拿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肯尼迪听到了麦克米伦关于此话题的回复：“放弃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意味着英国不再是原来的国家”。英国首相以此威胁务实的美国人，当时美国正在建立一支由其控制的北约联合部队，保持“半中立”的德国也参与了美国的计划。对英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对抗苏联的形式和方法问题，而首先是精英们的自我接受问题。因此现在，面对乌克兰的蓄意挑衅（美国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应该对莫斯科完全可预测的反应感到惊讶，莫斯科公开明确地采取了行动。如果面临的挑战仅仅是把乌克兰改造为一个现代欧洲国家，那就不会有问题了。但西方需要的恰恰是侵略性民族主义存在，如果没有这种存在，在遏俄政策背景下，乌克兰的所有价值会变得毫无意义。
——出自伊萨克·巴别尔《骑兵军》，该作品语言丰富、饱满，具有印象派风格。
从最近的事情开始说起吧，西方对俄罗斯人的迫害与其说是对我们的迫害，不如说是对西方文明自身的迫害，是对消耗得只剩下薄如蝉翼的文化的迫害，正如托克维尔所写的那样，美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自由。距离种族主义只有一步之遥，这伴随着所有的政治正确，也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战争的潜力已被耗尽时将战争引入欧洲（例如，北美的七年战争和世纪之交的英布战争）。
延长冲突的时间。西方国家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可以预见的是，制裁手段已经用尽。继续走下去风险更大，而俄罗斯仍然保留着制裁资源（核电站燃料、钛、钯等）。最重要的是，经济混乱对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打击更大。因此我们可以直接拖下去，目的是让西方向基辅施压，使其更快地回到我们的市场，回到局势恶化前的状况。这是“看谁耗过谁”问题，克里姆林宫已经不止一次证明没有谁能耗得过他。对于被迫作出反应的人来说，“举证负担”总是更重。
北约正在巩固，也正在自我封闭，在地理责任区域之外正在失去主动性和长远计划。制裁计划的矛盾性也很明显。统一行动的基础也令人怀疑，北约无法联手对我们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做好转入创造性、主动性和前瞻性外交的准备。精英们也一样，即便没有这些，他们在面对选民时也遇到了大堆问题。例如，在军事行动开始前两周，我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推特账户粉丝数量增加了50%，从10万增加到15.5万（斯克里帕尔事件时只增加了1/3，约2万新粉丝）。
马克龙和朔尔茨不断向俄提议举行电话会谈，还谈什么外交孤立？由此可以想象，他们之所以活跃的原因，是经过华盛顿授意的。西方国家对采取下一步激烈措施毫无准备，其效果将成倍下降。“决裂”对俄罗斯来说更容易忍受，而对西方来说，“赤裸裸”的对抗充满了不可预测性，西方的政治文化经不住这样的不可预测，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不管北约如何想让我们相信，他们不会参加战争支持乌克兰，但是他们仍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派遣志愿者和雇佣兵，造成了冲突向乌克兰境外蔓延的威胁。
俄罗斯不会完全占领和控制乌克兰全境。军事行动持续越久，乌克兰在自我毁灭的路上走得越远。事实上，对于乌克兰来说，问题不在于被占领，而在于军事行动本身。最终可能成为古利亚波尔版“无政府是秩序之母”，乌克兰变成像历史上一样行走着“自由的马和人”的国家。很难让乌克兰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因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西方都不再对它真正/实际地有所依赖。人道主义援助是另一回事，但可以将其变为与欧盟合作的事业。我们有能力接收难民，而西方可能要复杂一些，欧盟希望摆脱难民的想法将有利于开展调解。难民流将成为乌克兰中产阶级向往欧洲的现实检验。
乌克兰社会的团结使我们满意，但要建立在欧洲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纳粹的过去。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履行《明斯克协议》的结果比目前带来破坏和伤亡的灾难更糟糕。难道这是摆脱极右翼激进分子/纳粹的唯一方法？届时证明一切都是加倍正确的。从道义上讲，我们的行动将使乌全国体验顿巴斯居民8年来承受的一切，当然方式要更人道一些。
北约加强东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因为我们的邻国仍然在军事上没有受到保护，给他们造成军事威胁根本不需要地面入侵。要想让我们对乌克兰的控制失去意义，需要数年和巨大的投资，通过与俄罗斯的妥协来避免这种情况要简单得多，也不需要太多成本。说实话，根据我们的观点，这与其说是现实威胁问题（也许还有长远威胁），不如说是欧洲安全原则问题。
俄罗斯社会也出现了分裂。然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外交冲突，政府通过对西方采取强硬行动，将最终得到那些怀疑我们将永远处于西方坐标系的人的支持。相反，我们可以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上真正的历史创造之路。
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讲，延长冲突不一定是正确的。乌克兰的春耕怎么办？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过去30年来所形成的格局的结束，其特点是快速变化，甚至是量变到质变的急转直下。已经有很多关于秩序转型、后美国世界等的讨论，但对于这种世界向新状态的过渡/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会如何发展，却没有明确的概念（这就像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什么不会发生，但未来将发生什么仍旧是不解之谜）。换句话说，这段历史可能正在上演。
“我来得太迟了！我才上路，
罗马的夜就已面临着我。”
是的！你送别了她的荣耀，
然而，从那卡皮托的山坡
你却看到了伟大的一景：
罗马的血红星宿的陨落！
幸运的人啊！只要能看到
世界的翻天覆地的一刻！
《西赛罗》丘特切夫
我们暂且不说西塞罗在后三头同盟时期被三头之一的政敌马尔库斯·安东尼列在不受法律保护者名单的第一位，在逃往南方时被他的仆人出卖。虽然事情发生在乌克兰，但却被俄罗斯许多人视为自己的战争。美国学者玛丽·艾丽丝·萨洛特在其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危机的著作（去年11月出版）中，提出历史思维的重要性。在提到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时，她总结了该作品的中心思想：过去应该是衡量现在的标准。萨洛特引用了乔治·凯南的话“北约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这不是偶然。为什么我们的分析应该更简单？难道简单不是比偷窃更坏、更糟糕吗？或者简单就是线性分析，能够被普通人所接受：“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很清晰明了”等等。但我想补充的是，这往往都是错误的。
我想提醒的是，本轮西方遏制俄罗斯的政策，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前俄国发展速度很快，与中国近40年的发展速度相当，导致西方的主要目标指向俄罗斯。德国发展势头强劲，但伦敦尽其所能挑起战争。阻止柏林很简单：只需表明，一旦与德开战，英国将站在俄罗斯和法国一边。这正是俄罗斯驻伦敦大使亚历山大•本肯多尔夫的使命，这一任务失败了。本肯多尔夫大使在二月革命前夕，于1917年1月在伦敦逝世。但我们不了解的是，本肯多尔夫是否知道米尔纳勋爵的任务，沙皇拒绝了他的最后通牒，从而使俄国面临杜马自由派与英国人联手发动的革命。
尼古拉二世的退位是我国历史上的不归路。所有参与这场反俄阴谋的人很快就后悔了。就连释放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精灵”的英国人也后悔了。德国人则始终知道，仅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打垮俄国的，因此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合作，最终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份姗姗来迟的礼物，因为第二帝国在1918年11月崩溃了。
事实上，冷战从1917年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都没有停止，尽管德国（这次是纳粹德国）再次试图在军事上击败作为临时苏维埃化身的俄罗斯，而且必须说，苏联在精神和世界观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接近西方。后来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一场奇怪的战争让西方感到背叛：1939年秋天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4月至5月希特勒进攻挪威和法国。玛丽·雪莱果真是一位预言家，她在《弗兰肯斯坦博士》中写道：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现在打“乌克兰纳粹主义”这张牌并不奇怪。如果说这种意识形态是西方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回应，那么俄国革命本身也是西方遏制俄国阴谋的结果。虽然是分开行动的，但看上去西方国家却同时陷入其中。虽然是布尔什维克处死沙皇，但英国人却为沙皇家族的灭亡承担了罪责。现在是盎格鲁裔美国人公开接管了领导地位，这就是区别! 但重复是否意味着错误呢？
西方精英们摆脱不了费奥多尔·丘特切夫在19世纪中叶描述的那种感觉，即俄国以自身的存在否定了西方的未来。顺便说一句，丘特切夫准确判断了普鲁士统治下德国统一的后果：“在德国选择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上最终结果不是统一，而是可怕的崩溃，及某种彻底无望的灾难”（《俄国与革命》）。另外还有：“随着革命化的进程，德国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其对俄国的仇恨与日俱增”。所有这些都被记录在普法战争前20年、一战前66年和德国成为联邦前100年。对整个欧洲来说，这种悲惨的经历难道没有使乌克兰短暂的独立历史受到影响？乌克兰坚决拒绝联邦化，联邦化既是国内和平的保证，也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也就是不会对欧洲的和平构成威胁。
当然，政治领导人的意志也很重要。如果尼古拉二世没有退位，谁知道我们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呢？是的，很可能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得不模仿美国的“遏制”和“前沿防御”政策的境地，但这是以毒攻毒! 毕竟，这在强权政治和信息对抗中时司空见惯：在这些领域是势均力敌的。
古罗马人西庇阿的这一命令结束了持续17年之久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目前与西方的恶化始于伊拉克战争，我们与巴黎和柏林共同反对该战争，同时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也持续十几年了。然后普京总统在慕尼黑讲话中明确表达了我们对西方反俄政策的立场，西方破坏了双边军备控制，也破坏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其他加强欧洲信任的措施，包括《开放天空条约》，该条约美国人也不满意，但直到乌克兰危机升级前才毁约。
只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出了 “自我失败”一词（例如在2005年秋季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的文章《末代君主的困境》）。它的引申含义是自我毁灭。通过这个表述他隐晦地批评小布什政府，同时还援引了斯宾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等权威人士的话。汤因比将这种国家管理定义为“自杀性”治国之道。他还支持西方与俄罗斯断绝关系的计划，在2005年成立了14国集团，3年后发展为G20峰会，或在2012年提出了“大西方与更有活力的西方”的想法，他还在《全球视野》一书中感叹，西方甚至不想探讨北约与俄罗斯签署协议问题。
在2014年7月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布热津斯基主张寻求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妥协，提及即使莫斯科“默然接受乌克兰最终加入欧盟”，而且也让基辅和西方明白，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即使这样也完全会让俄罗斯感到不舒服。
这时，出现了《明斯克协议》，要给顿巴斯问题一个欧洲解决方案（顿巴斯只占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的三分之一！），而造成乌克兰危机的欧盟尚未接纳基辅为成员国，这本来是基本公平的，对此俄罗斯方面也没有任何异议，而且，这将是一个俄罗斯和欧盟联合实施的长期计划，确保乌克兰国家的欧洲性质。2017年，查尔斯·库普坎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北约的扩张损害了其保卫其成员国的能力，因此，该组织应采取“战略上的谨慎”，停止东扩（将自己限制在巴尔干地区）。2014年10月，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和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在《当代历史》上发表《如何避免新冷战》一文，文中指出北约和欧盟的扩张政策已经耗尽其资源，因为两组织存在无力吸引俄罗斯参与合作的先天性缺陷，因此需要与俄罗斯达成“新的制度协议”。由于没能等到西方的这种建议，莫斯科于去年12月15日提交了自己的建议，但被断然拒绝，没有任何回复的意愿。发生了作者所预见的事情“为了捍卫那些西方最终都不会去维护的原则（北约“门户开放”政策），与俄罗斯的对抗不是西方所需要的”。
2014年8月12日，即在反恐行动中断之前，不怀好意的诋毁者埃德·卢卡斯在《泰晤士报》上惊恐地写道: 仿佛西方的一场噩梦——关于“志愿营”“暴徒”在基辅掌权的前景。无论谁成为乌克兰总统，都是这么回事。既然一切都可以预测，那还有什么意义？这难道不说明，在西方看来，不接受“普京的俄罗斯”情感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西方独立专家所说的，不愿接受历史上的俄罗斯。我认为，迈丹是西方对我们2012年选举的回应，西方精英的俄罗斯政策完全是个性化的，而我们的反应也不乏情绪化。
2011年，两名美国军官发表《国家战略叙事》，提出以美国国内发展利益为支撑、国家安全的非军事化概念，“从威慑和防御转向公众参与和竞争，从国家安全转向国家繁荣与安全，从封闭体系的监督转向开放体系的信任影响”。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上将也谈到了“国家建设/国内建设”的必要性。这实际上是特朗普政策的基础。
因此，没有必要去探寻过去30年西方政策的定义：要批判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能做什么？只能做好战争和制裁的准备。因此，我们准备好接受通过执行2015年《明斯克协议》轻松解决问题，我们一等就是7年（同时需要解决克里米亚的生计问题），然而由柏林和巴黎认证的欧洲协议仅停留在文字和精神层面。但西方政策的惯性要强于常识，换句话说就是，脑子在这儿，权力在那儿，就像英国诗人吉卜林在诗里写的一样，“二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深陷于“大战略”的美国外交精英的思想受到乌克兰侵略性、仇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的羁绊，一直延续到欧洲历史的战后时期，就不再向前发展了。没有什么欧洲式的优雅和细腻，脆弱和精致/虚弱（——劳伦斯），只是一些粗鲁的民族主义分子，对付他们只能通过有节制地使用武力。
苏联政府当年在“政治权宜之计”的指导下，没有追究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对纳粹主义及其罪行应承担的责任。一切都被纳粹和第三帝国的责任论所掩盖，之后考虑更多的是发展与联邦德国的良好关系。但大家都知道，纳粹“迷惑”了多数民众，对东方的侵略被认为是为了物质利益，希望获得那里的农田和廉价劳动力。电影《舞厅》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一个年轻的纳粹党员在一家乡村餐厅唱道“未来属于你！”。现在，我们与柏林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重新审视。但更紧迫的是另一件事，即，当前，民族主义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下，宣称在乌克兰取得了成功，这走的是德国人的老路。
我认为有两个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一个是乌克兰知识分子的罪恶，他们不加批判地传播民族主义的“神话”和思想。这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就像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一样，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在极端分子 “推动”下，积累了大量恐怖活动经验。乌克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音乐是由那些公开信守法西斯主义和恐俄症暴徒订购的。我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西方一种遏制政策，美国不顾一切地把赌注押在他们身上，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反俄急先锋，结果令人失望。
第二个是被西方收买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乌克兰跟俄罗斯不同，已经是“欧洲”了。与德国一样，这种闭塞的小城意识非常热衷于自身地位的瞬间转变，这种转变的好处在于不需要任何的自我提升。当然，从旁观者角度看，这很可笑、很可耻，甚至是幼稚的，但远不是无害的：尽管带了一些闹剧和马戏团的色彩，但依然是悲剧。他们说，既然我们是对的，为什么还要执行这些符合欧洲所有的价值观和解决国内冲突的标准的《明斯克协议》，更不需要谈及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了？对俄罗斯族和顿巴斯居民的非人道不就是由此而来的吗？
所有这些都表明，乌克兰的“去纳粹化”进程并非易事：需要涉及广泛的民众，不仅包括现有体制下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公众人物、媒体、文化和教育人士。也关系到那些在民族主义环境下成长的孩子，需要新的儿童读物和教材。需要运用民主德国“去纳粹化”的经验，应当禁止这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和个人崇拜。这应该在宪法和特别立法中有所体现，当然也应该反映在和平解决中，否则很难说不是一场涉及丧失完全主权权利的民族灾难（德国和日本目前仍需要接受这一点）。例如，按照奥地利方式签订的国家条约，是宪法的一部分。至于主权，难道不应该是绝对的，因此过去30年西方不是一直在为之而斗争吗？莫斯科不是也在践行西方 “保护责任”理念吗？
新纳粹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给整个欧洲大陆带来威胁，这不应该只是俄罗斯单方面的事情，因此，虽然“去军事化”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但欧盟应该参与这一进程，特别是涉及乌克兰的欧洲部分，这一部分事实上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俄罗斯和欧盟共同的事情。与此同时，当新纳粹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在欧洲引发战争时，乌克兰的悲惨经历实际上制造一种新的开战理由，坚定了我们对其他欧洲国家美化纳粹主义危险性的原则立场。欧盟必须停止对威胁欧洲和平行为的宽容和否认，并对禁止任何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和纽伦堡法庭判决持明确立场，所有这些应当写进欧盟法律。朔尔茨总理否认顿巴斯的种族灭绝，并试图通过回溯免除德国人为纳粹在二战中所作所为承担的罪责，这也表明问题具有泛欧性质。
乌克兰人的精神和道德健康需要外界的监督，包括强化俄罗斯在乌克兰违反义务情况下的干预权，包括“去纳粹化”（1721年《尼斯塔特和约》第7条关于瑞典宪法秩序就是先例）。换句话说，乌克兰的中立化应该在这个层面得到保证：有象征性的陆军和海军，但不可以拥有空军和防空部队，也就是天空应该向俄罗斯开放。这样一来，与那些选择与俄罗斯建立密切关系，包括联盟关系的乌克兰地区合作将变得更为容易。
不要忘记，德国人受纳粹主义和纳粹分子影响，背上了沉重的战争负担，也经历了国家边界的变化。对于基辅及其中产阶级（大部分人已经逃离了乌克兰？）等乌克兰大部分民众来说也是如此。没有这些负担和悲剧，就不可能让德国人明白他们是错误的。遗憾的是，这个逻辑具有普遍性。乌克兰社会的道德和政治清洗由此开始，长期公然对他人的苦难充耳不闻。
宗教，任何教派的教会，都会在这种净化/忏悔中发挥作用。目前的行动对于获取基辅政权对本国公民犯下罪行的证据和证人是必要的，这一点同样重要。美国在乌克兰及整个后苏联空间的生物实验室也是如此：没有做好对俄罗斯发动常规战争的准备，间接表明其在军事上的赌注是廉价版生物武器。为了推动华盛顿力阻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我们不能错过揭穿美国的机会。美国还必须对推迟销毁化学武器做出解释：美国曾在两伊战争期间向伊拉克提供化学武器。也不能排除美在乌克兰使用代理人的可能性，西方国家提前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的言论就证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军人不会伤害儿童、妇女和老人。但乌克兰公民——不仅仅是现任政府——必须对当前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别忘了，20世纪，西方发动了三场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俄国爆发革命也源于此。这一次，我们是被西方的阴谋所逼，西方的赌注也不小。乌克兰计划是西方可以遏制俄罗斯及其发展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乌克兰只是西方对俄施压的工具和手段。而且，如果西方的遏压政策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遭遇失败，那么该政策将在其他国家变得毫无说服力，特别是在中国，华盛顿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毕竟，对美国精英来说，把我们绑上乌克兰的战车，然后把我们踢出游戏，以避免自身陷入“两线作战”（去年9月我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韦斯·米切尔的话）：德国有两次“化圆为方”的失败经历，似乎同样的结果在等待着美国人（顺便说一下，在冷战期间，基辛格对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他成功了。现在最好是谈判，而不是与莫斯科对立。对我们来说谈判更好一些，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遏制中国）。难以置信的是，美国的制裁政策最终会落得低三下四地依赖中国的下场。
虽然西方发动了肆无忌惮的信息战（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也是如此），俄罗斯依然决定在这场关系到整个欧洲生存的冲突中坚持到底，莫斯科承认，为了实现既定目标，我们准备承受战斗损失，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了。可以明确的是，基辅越早承认失败，对所有人都越好，首先是对乌克兰公民越好。虽然乌克兰问题已进入峰值，但乌克兰问题只是这场冲突的一部分。因此，任何解决欧洲大陆复杂局势的方案都必须是全面的，不仅要解决乌克兰的未来，还要解决目前有缺陷的欧洲安全体系，该体系的惨败已显而易见，因为西方回应莫斯科提出的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一问题时选择了战争。
制裁和反制裁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解决，而且要快速解决，以免各方衡量自己的升级潜力，导致在欧洲发生更大范围的冲突，形成另外一种秩序。拜登竭力避免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武装冲突，威胁称这必然是核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绝非巧合。原则上，在西方的认知中，莫斯科只要无力与他们“培养”的抗俄一方直接作战就足够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甚至呼吁要暗杀普京。
然而，任何冲突都是以外交手段结束的。而且，西方越早“叫停”泽连斯基，后果就越不严重，西方国家自己就越容易参与冲突后问题的调解。是的，所有相关的欧洲经验都会被要求执行，包括有限主权的形式、逐点占领（以确保履行所承担的义务）、民众的选择等等。不要忘记，波兰和立陶宛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目前领土的三分之一：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之间及其与德国人和平共处。历史将处理与北约的关系问题，让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成为类似欧洲安全理事会一样的永久性机构，将赋予该机构新的活力，从根本上改变该组织的性质。可以期待，经过此次危机的教训后，西方将重新评估局势，并不会错过此次机会。
在1899年和1907年由俄国倡议召开的海牙和会上，欧洲各国内阁一度缺乏远见，无法阻止欧洲大陆的战争。赫尔辛基进程没有经受住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考验：西方在不考虑后果的情况下，对“赢得冷战”得出了单方、片面、简单的结论。这种做法被照搬照抄到基辅。下一步是什么？需要召开一次新的欧洲大陆和平会议，30年前就没有召开类似会议，这是常识。但迟到总比没有好。如果从盎格鲁裔美国人在当代和更遥远的历史中，在欧洲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其参与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欧洲为什么不能把欧盟“拉扯成人”？华盛顿为什么不能指望欧洲“朋友和盟友”的成熟判断力呢？因为要谈论的不是战争，而是欧洲的和平!
历史上，只要俄罗斯是欧洲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欧洲的一切都是可预测的，不会超出协商一致的框架。欧洲（和世界）所有的麻烦都是从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在《巴黎和约》羞辱性条款下部分退出欧洲事务时开始的。克里米亚战争被公正地认为是第零次世界大战（对于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来说，这是一场可与美国内战争相媲美的“第一次全面”战争）。否则，俄罗斯绝不会允许普法战争爆发并在战后建立德意志帝国，这也是欧洲大陆滑向其20世纪灾难的原因。欧洲的所有麻烦都与此直接相关。只有部分形势在冷战中恢复，但主要是在意识形态的对抗和核对抗方面。现在，事情可以回到更加良性的轨道。直到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和同意欧洲诸事皆安时，欧洲才会实现和平。
但是，俄罗斯现在有被西方国家妖魔化的危险，这种妖魔化公然具备种族主义特征（奇怪的是，为什么德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更积极？） 我想提醒的是，正是这个因素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5年春天的结束。当时，所有国家都明白这场无意义屠杀的性质，但必须指责发动这场屠杀的敌人：在英国人眼里，德国人已经是“匈奴人”了，还有什么好谈判的！就目前来看，形势是一样的，为了证明拒绝与莫斯科的任何妥协是合理的，一直在做努力。其结果可能是，乌克兰的命运将由俄罗斯单方面决定，因为对话方不露面。
但一个多方面的进程要好得多，该进程会对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走偏的部分进行修正，并产生持续稳定的结果。出生于俄罗斯的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认为，离开德国的监督，乌克兰的独立是不现实的（见2015年出版的《走向火焰》一书）。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应该是运用俄罗斯和欧盟共同的“软”保护手段，在乌克兰的本土部分建立委任统治/托管，并有望成为欧盟联系国（如果需要可以创造该模式）。这一方案可能会成为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桥梁，就像其他所有东部重要伙伴关系国家一样。这将有助于消除北约东扩问题，并使北约在欧洲架构/政治中被边缘化，因为在全新的全球环境中，发展将取代国防和安全进入议事日程，这时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存在便是多余的。
参照历史，失败的苏伊士危机为大英帝国的崩溃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离不开华盛顿的“临门一脚”，当时美国持“反帝国主义”立场）。根据时代要求和欧洲价值观对乌克兰进行解构，使得乌克兰危机可能发展为苏伊士危机2.0。乌克兰取代以色列成为导火索，为俄罗斯提供了“动摇”有缺陷的欧洲和世界架构的机会和命令（近乎是“绝对命令”，编注：绝对命令为哲学术语），以加速美国和西方全球帝国的崩溃。因此，乌克兰也为恢复1914年走偏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鲍德里亚式的舞台，当时剥夺了俄罗斯根据其真正的历史使命在欧洲事务中的独立作用：成功战胜了纳粹德国，确立了以美苏为主导的国际关系新体系。这些后来不是被哲学原则所扭曲，而是被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所扭曲。离开西方僵化的坐标系（该坐标系正在西方瓦解），俄罗斯可以在多年积累的欧洲经验基础上，不受外部压力和挑衅干扰地、务实地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原文题目：Суэц 2.0, ил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Украины: проблемы аналитики
原文出处：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suets-2-0-ili-evropeyskaya-dekonstruktsiya-ukrainy-problemy-analitiki/
翻译：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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