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歌手确实有个职业病值得关注,那就是:话很多(但其实啥都没说)|小老虎 一席第844位讲者
2021-05-22 星期六

我突然发现,也许这些年我对于说唱音乐那些酷的想象,对于它在消费中的那些符号、那种穿着的追逐,其实一点儿都不重要。我把它们全都放下了。我觉得,说唱音乐它不再比我大了。你怎样去看待这个世界、怎样去表达,也许才是说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
一席 小老虎:我的说唱是篝火 来自一席 00:00 46:15 大家好,我是小老虎,下半场的第一个讲者,非常开心得到一席的邀请,来分享我的故事。通常,我被别人称作「说唱歌手」,每次去参加演出都会有人问我:艺人简介该怎么写?我看我的同行们,有的写得密密麻麻的,有非常丰富的词汇。我的一般就是6个字:一个玩说唱的。说到「说唱歌手」,大家会有一些比较固化的印象:话很多、没文化、拜金、自我吹捧、极度个人化,以及对待欲望和成功的贪婪与坦然。这段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故作高深的话,说明了说唱歌手确实有一个职业病值得注意,那就是:话很多。我今年35岁,用说唱这种方式创作有十几年了,我越来越感兴趣的却是十几万年前的事情——据一些科学推论说,十几万年前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语言。那时候我们没有电,没有互联网,没有书本,没有黑胶唱机。在无尽的黑夜下,人们点燃了第一堆篝火,盯着跳动的火焰,开始看清楚彼此的脸。有人开口了,说话、唱歌、讲故事,交流因此诞生。我回想自己这十几年的创作,发现我想做的其实就是把我的说唱变成这堆篝火。当然这幅画不是一笔画成的,我们先从头讲起。
那是一个奇妙年代的尾巴。大概在2007年,我和我的朋友通过一个唱片公司,发表了第一张正式出版的唱片。当时在全中国,只有北京王府井大厦地下一层FAB唱片店的最里头、最下边一排的最右边的位置,可以找到这张唱片。我经常激动地带亲戚朋友,去那个落满灰尘的货架,激动地给他们掏出专辑,强迫他们买一张。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正规出版物。很快,在遥远的海外,MP3和Napster被发明了出来,它们彻底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方式——大家不再用CD听音乐了。我第一张出版物刚刚做好,就被扔进了垃圾堆里。于是我陷入了苦恼:我有那么多话想说,有那么多的音乐想跟人分享,我要把它装在什么地方?冥思苦想之后,我跟好朋友想出了一个点子:把它装进啤酒瓶子里。这是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Juliana》,发表于2010年。每张专辑都是一个不一样的瓶子。我和朋友们走遍了鼓楼东大街,从一间一间酒吧、一个一个小卖铺外面捡回来了907个啤酒瓶。我们把瓶子里的污垢冲出来,放进了在花鸟鱼虫市场买的新鲜的白沙子。每个酒瓶子里还装了一封我手写的信。每封信都各不相同。通过这封信,你可以登录一个网站,听这张专辑里的音乐。这个瓶子也是一个漂流瓶。如果我们每个人是一座孤岛的话,那漂流瓶不仅是求救的信号,还是一种通信的方式。我希望它能漂回来,载着陌生朋友的信息。所以我选了那种撕不烂、也不怕水的纸,收到瓶子的人可以在背面写下回信。这些瓶子卖出去了800多个。我心里很忐忑,不知道会不会有漂流瓶漂回我这里。打开这个瓶子也不太容易。每个瓶子都是拿红酒的塞子钉上的,再用火漆把口封住。有的人像开红酒一样充满仪式感地把它打开,有的就直接把它cei了。最终大概有200多个瓶子回到了我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封回信上写着:「沙子里加了止痛片,所以这是止痛沙。」有的朋友往里装了几个烟头,说是在听音乐的时候,抽了几支烟,度过了一个寂寞的夜。有人撕下了自己喜欢的书的封面,塞进瓶子里,想跟我分享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有个瓶子里装满了潮湿的沙子,带着一股海腥味。沙子里有一封回信,他说:「你给我寄的白沙子,一看就是花鸟鱼虫市场买的,那是养热带鱼的;我给你装的沙子,是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在青岛石老人浴场的海滩上挖的新鲜的带着闪电和暴风雨味道的沙子。这才是大海的味道。」这200多个瓶子,让我有点被震撼了。每个做创作的人(尤其是说唱这么个人化的一种音乐形式),总会有点自大,认为自己的创造力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但是我被一个个从未谋面的朋友寄回来的这么有意思的回信震撼了。讲到这儿,不如给大家唱首歌吧,是这个瓶子里的一首歌,我认为它很好地形容了这个瓶子漂流的过程,叫做《严重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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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我想把自己也变成一个瓶子——索性就去漂流吧。 因为太想认识这些新的朋友,我决定去巡演。两三年里,我去了二十几个城市。在这段旅程中,我创作了我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逍遥客》。这张专辑同时也是一副棋。照片里包着这张CD的布是一个头巾,你把头巾打开就是一副棋。玩法和规则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设计的规则是必须两个人每人有一副才能玩。我想象的是大家见面之后把各自的头巾解下来摊在地上,再把小原木棋子放在棋盘上。当然也有点鸡贼,就是你可能得多买一个才能玩,捆绑销售。如果说瓶子是我和一个一个陌生朋友单线的联系,那么我希望这副棋能让喜欢我音乐的朋友们在路上相遇,他们之间也能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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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客》,这首歌是在路上写的,确实是我当时的生活,认识新朋友,放声地大笑,痛快地喝酒。我第一次给一席的编导试讲,讲到这儿的时候,那个姑娘问我:你怎么那么快乐,大山大河的?没错,那时候正值我大学毕业不久,逍遥是逍遥,但没有人能永远当一个逍遥客。在我24岁的时候,我和我的母亲(她今天也在现场),发生过一段真实的对话,我把它写成了歌。我们可以回到那个24岁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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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叫做《房子》。没有房子,也没有工作,其实没什么稀罕的,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当时大学刚毕业,也想过去工作。我的一半大脑很浪漫地想继续做音乐,但另外一半也想去世俗社会里试一试。我想过去一个书店工作,觉得可以每天站着看很多书。我还去应聘了一个房屋中介,我当时想得很好,白天穿着西服,晚上一脱就去酒吧里演出,像超人一样。面试的地方在北京南二环的一个小办公室里,我听那个大哥讲房屋中介的资格证要到哪儿考取,正说着,一只大蟑螂在他背后的白墙上爬来爬去,我就盯着蟑螂出神了,它像在写一个字似的。看着看着,我完全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了。我被这只蟑螂吸引了,突然觉得很恶心,就算了。当时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李星宇,也是音乐人,一个叫雷磊,是个动画导演。他们也都刚刚毕业,不想去很大的公司里做那些很制式化的工作,都想做一点独立的东西、保护住自己这点微小的趣味。当时的市面上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大部分时间就聚在家里,一起迷茫着,互相安慰。迷茫久了,也会产生一点灵感,我们就拿起一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敲敲打打。我抄起家里的那些废纸就开始写歌词。 一点一点地,我们做了张专辑出来。它是一个雷磊绘制的小本子,保留了这些歌曲刚创作出来时的样子——有的写在病历本上,有的是飞机的登机牌,有的是口香糖纸。我们这张专辑里谈论了一些大学刚毕业时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感觉。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听了非常喜欢。可能我们三个人的这个小火堆看起来非常暖和,有很多人凑了过来。有个动画网站的朋友说,他有几个学美术的朋友,也都不想找工作,听到我们一首叫《大椰子》的歌,很有共鸣,想每个人画5秒钟,为我们做一个MV。没想到他一下就集结了20多个这样的朋友。我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做的MV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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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被大家的创造力震撼了。后来,我特别喜欢找朋友们跟我一起搞创作——我觉得那一定远远大于我的智慧,会有更多好玩的东西产生。这是和一个叫Dick Ng的漫画家一起做的专辑,叫《一定是爆炸吗?》。它同时也是一本漫画书,讲的是一个人突然发现他的床底下有一艘小船,是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给他的船,于是他划上那个船从窗户出去,到了银河系外,还碰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比如说钢铁长成了鲜花,还有朝他脸上放屁的女人。这张叫《色弱》的黑胶唱片,是和一个叫狸空的艺术家做的。封面借鉴了色盲测试,描述了人在欲望之间徘徊的一种感觉。做了这么多年说唱音乐,我一直很想去这种音乐的源头看一看。2018年,我和一些打篮球的中国孩子去了纽约的Bronx,曼哈顿北边的一个贫民区,也是街头篮球的圣地和嘻哈音乐的发源地。那是贫民区里一个普通的街心球场,每天外边都停着四辆警车。里边的观众看上去也不好惹,非常狂野。大家可能也去过国内的一些商业活动,但凡涉及到青年文化、利用到嘻哈音乐的,都是一直放着那种很吵闹的音乐,哐哐哐地,为了显得很酷。在这个球场,我本以为会被震天响的音乐包围着,却发现大多数时候那个DJ是闲着的——他不是懒,而是只有真正出现最激烈的对抗,或者两个人鼻尖碰着鼻尖卯上的时候,他才会慢慢把音乐推起来,把气氛推向高潮。但他们要是一个球没进,他又会马上把音乐收回来。在嘻哈发源的地方,对这种酷和这种原始的力量,他们是并不滥用的。这是那里给我的第一个震撼。还有这个家伙,就是我们固化印象里说唱歌手的样子,穿金戴银,带着四个体型是我几倍大的保镖进到了球场,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他来这儿做中场表演,唱的是那种假惺惺的歌,中间还假唱。大家不买账,开始噓他。他把音乐停了下来,说:你们什么也不懂,我是白手起家、挣了大钱的,你们这帮穷小子得给我点尊重。结果他被漫天的易拉罐直接驱逐出场,这是当时的画面。我看见这种事,觉得特兴奋——这太real了。这种音乐得玩真的,这是人和人最直接的关系。甭管你赚多少钱穿得多贵,你不玩真的你就走。这也有「真人」。这个老大爷快60岁了,他有点一瘸一拐地在球场里走来走去,平时帮球员们扔扔水。他看上去很开心,就像上海街心公园里跳广场舞的大爷一样。有一天,他走过来和我闲聊,说他是做Hip-hop音乐的,他看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对嘻哈很有热情,邀请我们去他家坐坐。因为周围都是贫民区,也有点危险,我当时有点忐忑地跟他约了个时间。结果他家是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地下室被改造成了一个音乐工作室。更让我震惊的是右边墙上这两个东西——喜欢音乐的朋友或许能看出来,这是白金唱片的标志,意味着他在美国本土曾经卖过上百万的唱片。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深藏不露的Hip-hop音乐制作人。我们在他家听了很多来自街头的传奇故事。我还在他的录音棚里即兴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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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时我意识到,即兴它其实不止是一个音乐概念,这一切的相遇、发生、产生的结果都是即兴的——即兴就是生活本身,你就去吧,对生活中的一切遭遇说yes。告别了嘻哈音乐的发源地,我决定去一个更原始更深的地方,那就是节奏的发源地——非洲。当时我和旅行家谷岳一起做了竖着穿越非洲大陆的旅行。在南非,我认识了一个当地的说唱歌手,叫皮特。他和纽约的说唱音乐人很不一样,我们先去他的家里看看。
▲ 来自《岳野支路》第一季
那些墙上的吸音棉是他拿放鸡蛋的纸壳做的。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底下会跑来一些鸡和鸭子,穿来穿去,有很多的屎。
皮特住在山上。在南非,富人一般都住在山脚下,住在海边,穷人住在山上的那些铁皮房子里,就是Town House,贫民窟。但我跟着他漫山遍野地走,走到任何一条街道里,那些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被喂奶的孩子、在路边跳绳的小孩,每个人都会对他比出他的手势,每个人都认识他。在南非,那种音乐就是他们生活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我突然发现,也许这些年我对于说唱音乐那些酷的想象,对于它在消费中的那些符号、那种穿着的追逐,其实一点儿都不重要。我把它们全都放下了。我觉得,说唱音乐它不再比我大了。你怎样去看待这个世界、怎样去表达,也许才是说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在这趟旅程里,还有一个地方颠覆了我的想法。2019年,我参加了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举办的火人节。那是一片干涸的盐湖,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8万人用自己的房车和帐篷,搭建成了一个有序的虚拟的城市。人们骑自行车在荒漠里穿行。这里也能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花车和装置,非常超现实。到了晚上,它就变得像一片深海。因为那里没有太多供电,大家都在身上缠一些小灯,能看到彼此,也防止被车撞到。在那儿,没有任何金钱的交易,你可以用一个苹果去换一杯水,或者唱一首歌换一个面包。这里的电力也就是保障你的基本发光,没有任何的电子娱乐方式,互联网信号也基本上是被屏蔽的。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不停地交流、讲故事、玩音乐,聊一些有的没的。我也经常和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自然地开始即兴说唱,没有写好的歌词,完全诞生于此刻——我觉得远比那些上万人的音乐节现场有意思。火人节很出名,也有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慕名而来。我还记得,有一个日本大哥,在那儿赤身裸体的,他是一个IT公司的总裁。结果,有个西装革履的程序员想找他取经,聊聊工作,那日本大哥说:「你知道吗,我在日本穿的是最高档的西装,我为什么来这儿,就是不想聊那些东西。」火人节为期八天,在最后一天,人们会把广场正中央叫做Temple(庙)的这个建筑彻底烧掉。它是一个用竹子编起来的非常奇妙的空间。在前七天里,人们会带着对逝去的宠物、亲人、爱人的思念,在那坐一会儿,把一些遗物静静地摆放在庙里边。最后一天,这所有东西都被付之一炬。八万人在旷野当中,一圈一圈围着这堆巨大的冲天的火焰,但是没有人窃窃私语,没有人走神,所有人的眼睛都望着这堆火。在安静得快让人窒息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开始哭了起来,低低地啜泣。这个啜泣像传染病一样慢慢蔓延开来,一圈一圈的人都开始哭泣。那一刻,我感觉这么多人的情感都被这团火完整地连接在了一起。那种人和人的相连,带给我的震撼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但我很希望我的说唱也能变成那堆篝火。受到火人节的启发,在去年,我发起了一个叫做「说一切」的即兴音乐运动。我和朋友开发了一个微信小程序,功能很简单,你可以拍照片或者写下一些词,上传到这个数据库。当你决定录制的时候,会有一段伴奏播放出来,你就跟着音乐开始即兴说唱。但在说唱的过程中,它会随机再弹出一些数据库里的照片和词语,你要在此时此刻根据这些信息来即兴。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认为真正的自由来源于限制,只有这些限制才能体现出你此时此刻确实是自由地在发挥。一开始我也有点忐忑。在生活中我也喜欢鼓励朋友说唱,他们都说:「你是专业耍嘴皮子的,我们没有那么多词,我们是正经人。」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愿意用这个小程序。没想到三个月之后,后台收到了一万多段即兴,我们全都听了,选了四五十个我们觉得说的很有意思的。我决定跟他们见见面。那是2020年2月,正值疫情,在日本旅行的我意外地回不来了。我只能通过facetime来看到这些真实的说唱者。他们大多都在家,当时已经没法出门了。所以我能看到一个个没洗的头,没有叠的床铺,在家里躺着的猫。但这也是个非常奇妙的经历,因为平时谁会用摄像头带你走进他的家呢?我把摄像头转过来,让他看我的环境,我把眼睛借给他,他把嘴借给我,他来即兴说唱。然后他再把摄像头转过来,我们互相出难题来说唱。有些真的很精彩,比如这个叫阿禾的小兄弟,来自甘肃临夏。他家的房子外边是农田,那儿种的是玉米。我问他:那你想象一下,如果这土里长出来的不是玉米,是别的,会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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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他关于爱情的理解:「渣来渣去,不过都是泥土。」面对这个临时出的题,他对着这片可能已经看腻了的农田,用即兴的说唱唱出了很多奇妙的东西。我把「说一切」拍成了纪录片。除了阿禾,里面还有山东某个地级市的房管局干部,有理发师、小贩、体育解说员,都不是惯常意义上的专业说唱歌手,但是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嘴巴和想象力做出了精彩的即兴。通过即兴的方式,我看到我的说唱真的变成了这堆篝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坐到火边讲他们的故事。这把火也许从十几万年前就点燃了,而在今天,它也没有熄灭,我们还是可以坐在火边,说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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