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佟（化名）六月中旬收到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网上多次骚扰她的人被拘留5天。
过去长达6年时间，这个骚扰者曾频繁给她发送色情图片、带有淫秽意味的文字，幻想和她是情侣关系，称呼她为“狗”“宝宝”，邀约她见面，把她的社交平台动态视作和自己的互动。
让贺佟感到恐惧的是在6月初的一个下午。她在公司上班突然收到骚扰者发来的一条汉堡店定位私信，这家汉堡店就在她公司附近。
难以想象，这个骚扰者通过社交平台动态如此精准地定位了她的位置。贺佟决定报警。
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国际组织国际计划（Plan International）2020年发布的一项有关年轻女性网络骚扰调查报告提及，在14000名调查对象中，有约58%报告了曾经受到网络骚扰的经历。这些骚扰有不同的形式，包括侮辱性的语言、性骚扰、人身恐吓等。
这项报告统计还显示，在经历网络骚扰后，大部分女性都倾向于忽视骚扰者。不过，也有约13%的女性选择“挑战骚扰者”。
“这些骚扰的东西太多了”
被骚扰的时长远超想象。2016年，贺佟第一次收到骚扰者发来的微博私信。她没有在意，觉得网上有很多人会把陌生人当作“树洞”，倾诉生活。
后来，她频繁收到这个人发来的信息。多的时候，贺佟每天能收到两三条这个骚扰者发来的私信，少的时候一两星期收到一条。这样的频率持续了约6年，但她从未回复过。
今年5月，骚扰者开始向贺佟发送餐厅、酒店定位，在私信里约她见面。贺佟发现，由于微博开始显示账号的IP地址，自己所在城市更加容易被人识别。她在北京，对方就发来北京的店铺定位，她在深圳时，对方也发来同城的定位。
“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个性变态。”她觉得恶心，也有些害怕，但只是把这条消息当作一条普通的骚扰处理，拉黑了发信息的用户。她说，“这些骚扰的东西太多了。”
在收到那条豆瓣骚扰私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拉黑，胡荔并未想过要再如何去处理这类网络骚扰。直到7月初，她在微博收到了另一条私信。对方什么都没说，只发来一张黑色物体的照片。起初，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盯着图片看，突然意识到图片上是一只黑色麻布袋。
半年前收到的私信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点进微博用户的头像，发现其所在地和半年前豆瓣上给她发消息的用户在同一座城市。直觉告诉胡荔，这两个账号的主人大概率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一个陌生人一直在网络上窥视她的生活，时间至少持续半年多。
胡荔不寒而栗，立即拨通了110电话，一位女警官告诉她，保留好聊天记录等证据去当地派出所报案。当天，她在父亲的陪伴下前去派出所做了笔录。
“我在赌，赌他会害怕”
报案后，胡荔咨询了律师朋友，朋友告诉她可以保留证据，追究骚扰者的法律责任，但走法律程序需要时间和大量精力。
她决定先用自己的方式“吓退”这个骚扰者。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胡荔试图搞清楚。她去翻骚扰者的微博主页，发现他关注了省考的话题，推测出他想进入编制，可能仍然是在乎自己社会形象的人。她从他发来的私信内容猜想，这个人从未提到自己的长处或优势，而是选择恐吓和威胁的方式，应该是个不自信的人。
“他在恐吓我，我也要恐吓回去。”7月3日，胡荔把两次收到的私信截图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在评论区问骚扰者是谁，胡荔心一横，在评论中艾特出了骚扰者的账号。
她知道，一定会有网友去私信骚扰者。“我在赌，赌他会害怕。”她说。
那一两天，胡荔既紧张又兴奋。她不停地点进这个陌生人的账号主页，想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7月5日深夜，她再点开骚扰者的头像，发现他的微博和豆瓣账号都显示已注销。
胡荔感到绷紧的一根弦松了，“这个结果证明我判断对了，他也害怕被曝光。”
和身边的同事、朋友讲述被骚扰的经过时，贺佟得到的许多建议是拉黑骚扰者，或者回老家躲一阵子，甚至有人建议她换工作、换一座城市生活。
但她决定不妥协逃避。“大家总会说，逃的话更安全，但其实对抗也挺安全的……我要把这个人从暗处揪出来。”她说。
收到汉堡店定位的当天，贺佟叫了朋友来接自己下班，并立即前去派出所做了第一次笔录。随后，她迅速发了一条博文讲述了被骚扰六年的经历，文中她点出了骚扰者的账号名，并声明已经报警。
在博文中，贺佟写道：“我知道你现实中是谁了……我不怕你。”
接下来三周，她频繁更换自己的微博定位，在网上说明自己已申请远程工作，设置了一个迷惑骚扰者的“局”。实际上，她依然每天去公司上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唯一改变的是，有几天她住在了朋友家，上下班不再走常规路线，而是穿过地下车库进到公司大楼。
贺佟希望自己在网络上的声明能够告知骚扰者自己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不想提心吊胆太久。”
不仅是陌生人
网络骚扰也不仅仅来自于陌生人。国际计划的调查报告指出，骚扰者与被骚扰者的关系中，陌生人最为常见，但还有约21%是朋友，约23%是来自学校或工作场所的人，约11%是现任或曾经的亲密伴侣。
2019年，金霁（化名）26岁，在北京工作，和前男友分手已经一年多，偶然的机会他们又一起参加了一次艺术活动。那次活动后，前男友给她发微信，询问能否复合。金霁明确拒绝了。
骚扰从线上蔓延到线下。有时，金霁出门上班，一开门发现前男友就在家门口。于是她请朋友下班后送自己回家，几天后，他们在她家楼下碰到前男友，前男友还带了另外两个男性。还有天深夜11点多，金霁一个人在家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她知道是前男友，不敢开门。
线下和前男友“遇到”时，对方没有过激的行为和言语，双方也没有产生过肢体的冲突。金霁猜想，是前男友还对复合抱有期望，所以一次又一次来“蹲守”她。
尽管没有发生人身伤害，金霁也觉得烦躁不堪。那段时间，她生活里被人骚扰，工作上也遇到困境，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处理，没有头绪。
有朋友建议她报警，于是她去派出所做了笔录。金霁说，警察表示会对前男友做出警告，但由于无实质性伤害，也无法进行进一步处理。
似乎是时间让前男友放弃了对金霁的追踪。在被前男友骚扰约两个月后，金霁感觉他“消停”了。他发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早晚弄死你。”后来，金霁换了城市工作，搬了家，开始了新的恋爱，但一种不安感仍然像一团雾一样笼罩在她身边。
她不确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结束了。她担忧前男友还在窥视自己的社交账号，有心避免在网上发布与恋爱相关的动态，告诉他们共同的好友，不要透露她的最新信息和状态。
唯一让她感到安全的是，她目前所在的城市和前男友居住的北京相距上千公里。不过有时候她会想象一种概率极小的情况，要是哪天在路上碰到前男友了怎么办？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拉黑”的作用不大
6月中旬，贺佟整理好骚扰者发来的信息记录作为证据，去派出所做了第二次笔录。几天后，警方向她出示了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骚扰者因多次向报警人发送私信，内容包含多处不雅言语及图片，因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被拘留5天。
社交平台上，贺佟面对着许多网友的质疑。有人问，为什么不拉黑骚扰者？为什么被骚扰了6年都不追究？
在收集证据给警方的时候，贺佟发现，自己曾经拉黑过骚扰者的一两个账号，但拉黑后，骚扰者又注册了新的账号，换了同样的名字和头像给她发信息。
采访中，多位曾被骚扰的受访者都表示，拉黑的作用不大，如果骚扰者愿意，可以随时注册另一个账号卷土重来。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拉黑过他的账号，导致我现在留有的最早的聊天记录是从2020年开始。”贺佟说，“拉黑让他知道我看到了他的消息，让他觉得我害怕了。我害怕，他就爽了。”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王莉提醒，网络留痕已经是比较普遍的规则，任何人在网络上的行为，都会被记录，都可以被查验。“如果发现有类似骚扰的行为，首要和关键的是进行相关信息留存，而不是删除、抹除相关信息，其中公证留存、数字存证等方式是比较专业的取证方式，建议及时寻求公证机关、专业律师的帮助。”
王莉指出，网络骚扰首先侵犯的是公民的隐私权，网络只是侵犯隐私权的途径。她介绍，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首次将隐私权进行了法律层面的定义，并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同时《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亦规定未经法律规定或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等。
王莉介绍，在实务中，她接触比较多的是性骚扰，一部分行为也是通过信息网络的途径实施的。
2017年，有学者曾在国内进行了一项调查，在1277名调查对象中，受过网络性骚扰的调查对象占比33.2%，在被调查的女性中，曾遭受网络性骚扰的比例高达71%。
调查也统计了受到网络性骚扰后人们的处理方式，66.5%的调查对象选择“不理睬，就当没这回事”，54.2%的调查对象选择“屏蔽骚扰者”，而选择“保留证据，向警方报案”及“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调查对象比例分别仅为3.3%及4.0%。
2021年，黑龙江省密山市人民法院曾公开一起网络性骚扰的案件处理详情。该案件中，2020年12月，王某利用微信视频向原告黄某发送了不雅视频，黄某与丈夫一起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对王某进行了治安处罚。但王某没有表示歉意和悔过，黄某便将其起诉到法院。法庭受理案件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对王某的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经过调解，王某同意赔偿黄某精神损失5000元，同时书面向黄某进行道歉。
不逃避，为了免受威胁的自由
7月，贺佟和朋友把受到骚扰、反击骚扰者的经验录成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她们多次强调：不要逃避，要对抗。
金霁刷到了这段分享。再回忆起2019年被骚扰的两个月，她觉得当时的自己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没能更积极地应对当时的情况。
但她能感受到，经历这件事的三年间，自我意识在心里不断地生长。生活中，金霁发觉自己对某些状况变得更加敏锐，开始思考从前未深想过的场景。比如她和一个女性同事一起等红绿灯过马路，有一辆电瓶车从她们身边经过，骑车人吹了个口哨，回头看了她们一眼。
金霁觉得不舒服。她说，“我会希望自己未来遇到这些事情，可以更快地反应过来。”
胡荔把自己反击骚扰者的心路历程写下来，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评论说好像在看一篇爽文，但她并不希望这段分享被视作一篇爽文。
“我的第一诉求是保证自己的安全，（骚扰者的）处理和惩罚都和我无关，我是要告诉他我能够追究他的责任。”胡荔说，“还有告诉女孩们，不能逃避，人是可以自己帮自己的。”
去年11月刚收到骚扰者信息的时候，胡荔曾经把这件事告诉过当时的男朋友。男友说，“你把你的号注销不就行了，我也不喜欢你在上面发东西，也不喜欢你被其他男的私信。”胡荔很生气，和他大吵一架。
在平常生活里，这种质疑也不少。有人听她讲了被骚扰的经历，反而问她，“你是不是在网上发暴露的照片了？”“你是做什么职业的？”老一辈思想比较传统的父母也曾表示，不希望她的照片和个人信息暴露在网络上。
“有的人觉得我扎眼，就应该为此接受惩罚。好像你在网上高调了，就活该被骚扰。”胡荔说，“但这是自由选择的权利，是我决定要在网上展示什么，并且也不必受威胁。”
过去长达6年时间，这个骚扰者曾频繁给她发送色情图片、带有淫秽意味的文字，幻想和她是情侣关系，称呼她为“狗”“宝宝”，邀约她见面，把她的社交平台动态视作和自己的互动。
让贺佟感到恐惧的是在6月初的一个下午。她在公司上班突然收到骚扰者发来的一条汉堡店定位私信，这家汉堡店就在她公司附近。
难以想象，这个骚扰者通过社交平台动态如此精准地定位了她的位置。贺佟决定报警。
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国际组织国际计划（Plan International）2020年发布的一项有关年轻女性网络骚扰调查报告提及，在14000名调查对象中，有约58%报告了曾经受到网络骚扰的经历。这些骚扰有不同的形式，包括侮辱性的语言、性骚扰、人身恐吓等。
这项报告统计还显示，在经历网络骚扰后，大部分女性都倾向于忽视骚扰者。不过，也有约13%的女性选择“挑战骚扰者”。
“这些骚扰的东西太多了”
被骚扰的时长远超想象。2016年，贺佟第一次收到骚扰者发来的微博私信。她没有在意，觉得网上有很多人会把陌生人当作“树洞”，倾诉生活。
后来，她频繁收到这个人发来的信息。多的时候，贺佟每天能收到两三条这个骚扰者发来的私信，少的时候一两星期收到一条。这样的频率持续了约6年，但她从未回复过。
今年5月，骚扰者开始向贺佟发送餐厅、酒店定位，在私信里约她见面。贺佟发现，由于微博开始显示账号的IP地址，自己所在城市更加容易被人识别。她在北京，对方就发来北京的店铺定位，她在深圳时，对方也发来同城的定位。
胡荔两次收到的信息
24岁的上海姑娘胡荔（化名）也有相似的经历。2021年11月，她在豆瓣收到一条陌生用户的私信：这条信息详细描写了将如何把她捆住，装进麻袋，然后扔进江里。“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个性变态。”她觉得恶心，也有些害怕，但只是把这条消息当作一条普通的骚扰处理，拉黑了发信息的用户。她说，“这些骚扰的东西太多了。”
贺佟收到的同一个骚扰者发来的私信与定位
豆瓣是胡荔每天都会使用的App，她常常在上面标记看过的影视作品，也分享日常生活和穿搭，看到有小红点提醒新消息，她都会点开。在她的记忆里，有段时间她常常收到男性用户发来的私信。有人发“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也有难听的说，“报个价？”在收到那条豆瓣骚扰私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拉黑，胡荔并未想过要再如何去处理这类网络骚扰。直到7月初，她在微博收到了另一条私信。对方什么都没说，只发来一张黑色物体的照片。起初，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盯着图片看，突然意识到图片上是一只黑色麻布袋。
半年前收到的私信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点进微博用户的头像，发现其所在地和半年前豆瓣上给她发消息的用户在同一座城市。直觉告诉胡荔，这两个账号的主人大概率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一个陌生人一直在网络上窥视她的生活，时间至少持续半年多。
胡荔不寒而栗，立即拨通了110电话，一位女警官告诉她，保留好聊天记录等证据去当地派出所报案。当天，她在父亲的陪伴下前去派出所做了笔录。
“我在赌，赌他会害怕”
报案后，胡荔咨询了律师朋友，朋友告诉她可以保留证据，追究骚扰者的法律责任，但走法律程序需要时间和大量精力。
她决定先用自己的方式“吓退”这个骚扰者。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胡荔试图搞清楚。她去翻骚扰者的微博主页，发现他关注了省考的话题，推测出他想进入编制，可能仍然是在乎自己社会形象的人。她从他发来的私信内容猜想，这个人从未提到自己的长处或优势，而是选择恐吓和威胁的方式，应该是个不自信的人。
“他在恐吓我，我也要恐吓回去。”7月3日，胡荔把两次收到的私信截图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在评论区问骚扰者是谁，胡荔心一横，在评论中艾特出了骚扰者的账号。
她知道，一定会有网友去私信骚扰者。“我在赌，赌他会害怕。”她说。
那一两天，胡荔既紧张又兴奋。她不停地点进这个陌生人的账号主页，想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7月5日深夜，她再点开骚扰者的头像，发现他的微博和豆瓣账号都显示已注销。
胡荔感到绷紧的一根弦松了，“这个结果证明我判断对了，他也害怕被曝光。”
和身边的同事、朋友讲述被骚扰的经过时，贺佟得到的许多建议是拉黑骚扰者，或者回老家躲一阵子，甚至有人建议她换工作、换一座城市生活。
但她决定不妥协逃避。“大家总会说，逃的话更安全，但其实对抗也挺安全的……我要把这个人从暗处揪出来。”她说。
收到汉堡店定位的当天，贺佟叫了朋友来接自己下班，并立即前去派出所做了第一次笔录。随后，她迅速发了一条博文讲述了被骚扰六年的经历，文中她点出了骚扰者的账号名，并声明已经报警。
在博文中，贺佟写道：“我知道你现实中是谁了……我不怕你。”
接下来三周，她频繁更换自己的微博定位，在网上说明自己已申请远程工作，设置了一个迷惑骚扰者的“局”。实际上，她依然每天去公司上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唯一改变的是，有几天她住在了朋友家，上下班不再走常规路线，而是穿过地下车库进到公司大楼。
贺佟希望自己在网络上的声明能够告知骚扰者自己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不想提心吊胆太久。”
不仅是陌生人
网络骚扰也不仅仅来自于陌生人。国际计划的调查报告指出，骚扰者与被骚扰者的关系中，陌生人最为常见，但还有约21%是朋友，约23%是来自学校或工作场所的人，约11%是现任或曾经的亲密伴侣。
2019年，金霁（化名）26岁，在北京工作，和前男友分手已经一年多，偶然的机会他们又一起参加了一次艺术活动。那次活动后，前男友给她发微信，询问能否复合。金霁明确拒绝了。
前男友给金霁发来的短信
然而，在那之后的一两个月里，前男友不间断地给她发信息，甚至在其他社交平台上发动态宣称“我要把你杀了”。金霁不敢删掉他的微信，怕激怒他引来更过激的行为。骚扰从线上蔓延到线下。有时，金霁出门上班，一开门发现前男友就在家门口。于是她请朋友下班后送自己回家，几天后，他们在她家楼下碰到前男友，前男友还带了另外两个男性。还有天深夜11点多，金霁一个人在家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她知道是前男友，不敢开门。
线下和前男友“遇到”时，对方没有过激的行为和言语，双方也没有产生过肢体的冲突。金霁猜想，是前男友还对复合抱有期望，所以一次又一次来“蹲守”她。
尽管没有发生人身伤害，金霁也觉得烦躁不堪。那段时间，她生活里被人骚扰，工作上也遇到困境，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处理，没有头绪。
有朋友建议她报警，于是她去派出所做了笔录。金霁说，警察表示会对前男友做出警告，但由于无实质性伤害，也无法进行进一步处理。
似乎是时间让前男友放弃了对金霁的追踪。在被前男友骚扰约两个月后，金霁感觉他“消停”了。他发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早晚弄死你。”后来，金霁换了城市工作，搬了家，开始了新的恋爱，但一种不安感仍然像一团雾一样笼罩在她身边。
她不确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结束了。她担忧前男友还在窥视自己的社交账号，有心避免在网上发布与恋爱相关的动态，告诉他们共同的好友，不要透露她的最新信息和状态。
唯一让她感到安全的是，她目前所在的城市和前男友居住的北京相距上千公里。不过有时候她会想象一种概率极小的情况，要是哪天在路上碰到前男友了怎么办？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拉黑”的作用不大
6月中旬，贺佟整理好骚扰者发来的信息记录作为证据，去派出所做了第二次笔录。几天后，警方向她出示了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骚扰者因多次向报警人发送私信，内容包含多处不雅言语及图片，因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被拘留5天。
社交平台上，贺佟面对着许多网友的质疑。有人问，为什么不拉黑骚扰者？为什么被骚扰了6年都不追究？
在收集证据给警方的时候，贺佟发现，自己曾经拉黑过骚扰者的一两个账号，但拉黑后，骚扰者又注册了新的账号，换了同样的名字和头像给她发信息。
采访中，多位曾被骚扰的受访者都表示，拉黑的作用不大，如果骚扰者愿意，可以随时注册另一个账号卷土重来。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拉黑过他的账号，导致我现在留有的最早的聊天记录是从2020年开始。”贺佟说，“拉黑让他知道我看到了他的消息，让他觉得我害怕了。我害怕，他就爽了。”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王莉提醒，网络留痕已经是比较普遍的规则，任何人在网络上的行为，都会被记录，都可以被查验。“如果发现有类似骚扰的行为，首要和关键的是进行相关信息留存，而不是删除、抹除相关信息，其中公证留存、数字存证等方式是比较专业的取证方式，建议及时寻求公证机关、专业律师的帮助。”
王莉指出，网络骚扰首先侵犯的是公民的隐私权，网络只是侵犯隐私权的途径。她介绍，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首次将隐私权进行了法律层面的定义，并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同时《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亦规定未经法律规定或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等。
王莉介绍，在实务中，她接触比较多的是性骚扰，一部分行为也是通过信息网络的途径实施的。
2017年，有学者曾在国内进行了一项调查，在1277名调查对象中，受过网络性骚扰的调查对象占比33.2%，在被调查的女性中，曾遭受网络性骚扰的比例高达71%。
调查也统计了受到网络性骚扰后人们的处理方式，66.5%的调查对象选择“不理睬，就当没这回事”，54.2%的调查对象选择“屏蔽骚扰者”，而选择“保留证据，向警方报案”及“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调查对象比例分别仅为3.3%及4.0%。
国际组织报告 截图
王莉鼓励被骚扰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默默承受。“（这样）法律才不至于停留在纸面。”2021年，黑龙江省密山市人民法院曾公开一起网络性骚扰的案件处理详情。该案件中，2020年12月，王某利用微信视频向原告黄某发送了不雅视频，黄某与丈夫一起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对王某进行了治安处罚。但王某没有表示歉意和悔过，黄某便将其起诉到法院。法庭受理案件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对王某的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经过调解，王某同意赔偿黄某精神损失5000元，同时书面向黄某进行道歉。
不逃避，为了免受威胁的自由
7月，贺佟和朋友把受到骚扰、反击骚扰者的经验录成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她们多次强调：不要逃避，要对抗。
金霁刷到了这段分享。再回忆起2019年被骚扰的两个月，她觉得当时的自己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没能更积极地应对当时的情况。
但她能感受到，经历这件事的三年间，自我意识在心里不断地生长。生活中，金霁发觉自己对某些状况变得更加敏锐，开始思考从前未深想过的场景。比如她和一个女性同事一起等红绿灯过马路，有一辆电瓶车从她们身边经过，骑车人吹了个口哨，回头看了她们一眼。
金霁觉得不舒服。她说，“我会希望自己未来遇到这些事情，可以更快地反应过来。”
胡荔把自己反击骚扰者的心路历程写下来，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评论说好像在看一篇爽文，但她并不希望这段分享被视作一篇爽文。
“我的第一诉求是保证自己的安全，（骚扰者的）处理和惩罚都和我无关，我是要告诉他我能够追究他的责任。”胡荔说，“还有告诉女孩们，不能逃避，人是可以自己帮自己的。”
去年11月刚收到骚扰者信息的时候，胡荔曾经把这件事告诉过当时的男朋友。男友说，“你把你的号注销不就行了，我也不喜欢你在上面发东西，也不喜欢你被其他男的私信。”胡荔很生气，和他大吵一架。
在平常生活里，这种质疑也不少。有人听她讲了被骚扰的经历，反而问她，“你是不是在网上发暴露的照片了？”“你是做什么职业的？”老一辈思想比较传统的父母也曾表示，不希望她的照片和个人信息暴露在网络上。
“有的人觉得我扎眼，就应该为此接受惩罚。好像你在网上高调了，就活该被骚扰。”胡荔说，“但这是自由选择的权利，是我决定要在网上展示什么，并且也不必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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