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下雪的时候，南极的夏天就到了，住在北京的Muyi已经去过南极14次，今年他又出发了。几乎是一天中阳光最亮的时候，我接到了他的电话，电话那端已接近凌晨2点，我在脑中把地球转到中国的背面。
通话时，Muyi正待在被称为“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盖雪的群山脚下，成片低矮的房屋在大风中向着海延伸，在陆地消失的地方，一些游轮停靠在岸边，准备以人类居住地的终点为起点，开往南极。
Muyi是一名极地向导、咨询师和南北极游轮体验师，最后一份职称是他自创的，具体工作是在体验的基础上，把最合适的极地旅行项目推荐给不同的人，或者召集伙伴一起去——“就是想有机会回南极，又不想再花钱了”。每一年的11月至次年3月，来自六大洲的旅客会趁着气温升高集中前往南极，这段时间被称为南极季。从2016年开始，每个南极季Muyi都待在各式各样的游轮上，最多的时候连续往返了六趟。
按照往常的规律，他上船后会在德雷克海峡巨大的风浪中摇摇晃晃地入睡，醒来就去听船员讲南极的相关知识，天气晴好时也可以上甲板吹风，不过靠近门时要小心被夹到手指——这是游客去南极路上“最大的危险”。甲板上，偶尔有动物学家教他凭叫声辨认空中的飞鸟，海面上还会突然出现鲸鱼的尾巴，如此重复两日，直到淡蓝色的冰山和动物的叫声愈发密集，以及一股无法被忽略的企鹅粪便气味出现，南极大陆就会在不远处了。
在地图上，南极常被画成一片白色，Muyi讲述的南极却是彩色的。冰雪融化的地方，裸露的地表上有绿色苔藓和地衣，还可能有成堆的粉红色企鹅粪便。没有黑夜的夏天看不到极光，但有云层和太阳，二者随机组合成不同的气象。数量极大的红色磷虾涌在水下，成为海鸟和海豹的食物，转过一块石头，一只灰色的贼鸥正在搜寻落单的企鹅幼崽，两只海豹在用肚皮打架。南极鹱是最常见的海鸟，羽毛棕白相间，像碎落的南极大陆拼图，此外还有翼展最大的信天翁，以及最吵闹的企鹅，它们排成队在雪地里走出“企鹅高速公路”，有时候还可能突然“发疯”，炸开翅膀使劲跑，“好像是想飞”。虽然人类不能主动接触动物，但有被动接触的可能，比如有Muyi蹲在地上，一只和他蹲下差不多高的企鹅突然走过来，用嘴拧住了他手背上的皮——确实是“有点疼”，但心情“很激动”。
去年，疫情阻断了旅行，整个南极季几乎都被取消了。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IAATO）的统计，2020-2021年的夏天，全球只有15名旅客在南极登陆。而在前一年的南极季，协会中有近50艘船向着南极航行了近400次，全球共有74381人次在那一个南极季前去旅游。今年，航运公司纷纷试图复航前往南极的游轮，但奥密克戎的突然爆发再次打乱了计划，在这个南极季，原本计划复航的45艘船最终只有30艘左右出发，摇摆的复航之间，第一家因为疫情倒闭的极地游轮公司的母公司出现了：1月19日，拥有着最豪华的极地游轮Crystal Endeavor的云顶集团宣告破产。
本来Muyi计划在1月18日开始第15次南极之旅，很不幸，船也因为疫情被临时取消。得知消息后，他站在乌斯怀亚的港口张望，一共八艘船在乌云下一动不动，码头也挤不下了——一些是被临时取消了航期，等待着遥遥无期的出发指令，另一些则是成了隔离点，因为乌斯怀亚的酒店已经人满，若船上有人检测为阳性，就只能全员就地漂着。
新冠时期的返航
与此同时，极地向导Andie已经结束了这个南极季的第一期工作，连续忙碌了6个航次之后，她回到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另一个离南极最近的人类城市。带着一大袋从路边花3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4元）买来的车厘子进入酒店隔离。
Andie的南极季复工从11月开始，她从广州一路转了三趟飞机到达智利圣地亚哥，连鞋底都喷过酒精后上了游船。在2022年初的船上，公共空间有了人数限制，比如图书馆15人，健身房3人，还有一些空房间为隔离预留。Andie的具体工作也因为疫情有了变化，此前的南极季，中国游客每年都在增加，曾占到总人数的15%，仅次于美国，Andie的一项重要辅助工作就是翻译，但现在国内的游客出不去，上船的只有少数海外华人，Andie只需要完成“纯向导”的工作，开冲锋艇、寻找合适的登陆点、提前上岸开路，不需要再做太多翻译了。
上了岸，明显的变化都和人类有关。自疫情开始，所有国家的科考站都关闭了外界交流的入口，游客不再有参观的机会，科考站不再能收到外来的新鲜水果蔬菜。在南极半岛上的拉可罗港，被改造为博物馆、邮局和礼品店的英国废弃科考站撤出了每年夏天来职守的四名工作人员，现在只剩红色和黑色的铁皮壳。有一次，Andie遇到一只径直向她走来的企鹅，她也不能再保持不动，按照新的规定，为了防疫，每个人必须与企鹅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
极昼的南极没有黑夜，一心一意投入工作的时候，人类社会很快迅速远去，以至于一个半月后，Andie回到智利，手机里弹出当日新增病例人数时，她一下子就不想回“文明世界”了。
两年前，也是在Andie手机里“信息噼里啪啦进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变了”。她清楚记得，2020年1月31日那天之前，她和一批中国来的伙伴在没有信号的墨西哥潜水船上玩了九天，陪伴他们的是水里的鲨鱼，但下船后，她每天的行程都加了一项相同的任务：帮助即将回国的朋友买口罩。
同一时间，Muyi也把原本的南极旅行改成了在南美买抗疫物资。他联合其他国内极地向导组成物资运送小队，自己负责在阿根廷采购，旅客成为运送的帮手，有人把自己的行李扔掉，腾出行李箱来装防护服，最后大家合力将15个批次、价值40多万的物资输送到了56个抗疫一线机构。这件事在极地向导组织的记录中称为“冰崩项目”，记录中提到Muyi垫付了资金、承担了损耗，但在问到细节时，Muyi说：“我相信任何一个身处我们位置的中国人也都会尽力地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冰崩项目已完结，就让它过去吧。”
国内的极地向导一共只有三四十人，每个人都是因缘际会来到南极。最初Andie在德国读经济学硕士，回国做合规审计师，但当发现年假只有26天， “完全不够用来潜水”的时候，干脆就辞职了，朋友介绍她去做极地向导，她觉得 “试一下也不会死”，于是就多了一份工作。Muyi从清华计算机系毕业之后在油田上班，每天值12个小时班，上7周休3周，先是去俄罗斯呆了一年，后来又去沙特阿拉伯待了两年半，每年能拿百万年薪，休假的时候环游世界。直到2015年行业不景气，他“开开心心拿了一笔赔偿金离职”，继续环游世界，只剩下南极大陆没去过了，没想到只去一次就着了迷。
2020年3月，当南极开始降温的时候，中国的疫情已经渐渐可控，Muyi决定开始他的第14次南极之旅，船正漂在半路，“世界却突然挂掉了”。Muyi在旅程中最期待的是登陆南大西洋上一处偏僻的人类居住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整座岛屿不到100平米。但那时，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变得紧张。当他们乘坐的小艇开到近处，岛上的二百多个居民宣称：任何外来人员严禁进入。于是一行人只能绕着岛转了几个小时的圈，幸运的是，Muyi在岩石上看到了此前从来没见过的北跳岩企鹅。
北跳岩企鹅顶着两撮黄毛，它们是Muyi在疫情前看到的最后一类企鹅。“企鹅一共有18种，”Muyi说，看全所有种类的企鹅一直是他和妻子的愿望，现在他看过了15种，妻子看过了13种。由于太爱企鹅，Muyi用不同的企鹅代号称呼家人，自己是体型最大的“帝企鹅”，妻子是加拉帕戈斯岛上的“赤道企鹅”，他们刚出生的宝宝是“小企鹅”，包括他们合开的旅行公司的吉祥物也是一只帝企鹅宝宝。
原本在那次旅行中，他们还计划在终点开普敦去看一种非洲企鹅，结果南非政府要求，没有当日离开的机票不得下船，就算买到机票后，也要一路直奔机场。最后Muyi下船后直接坐了1个半小时的车前往机场，创下了他在单个国家停留时间的最短纪录。
同样在三月，一艘不幸的极地游轮证实了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上居民的担心。即使在登船前对全体人员进行过核酸检测，澳大利亚极光探险公司的“阁默号”还是在行驶途中爆发了疫情。
冰山遥远
当旅客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南极也在日益增长的风雪中沉寂下来，时间继续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行进，太阳升起的最高点越来越低。远处自顾不暇的人类社会不得不将南极放得更远。
《大西洋》和《卫报》报道了多国南极科研受阻的情况：澳大利亚在2020-2021年夏季派出的研究人员减少了一半，英国则只派出了原计划十分之一的人员，这也是英国第一次“没有派出任何高级科学家到南极执行任务”。《科学》杂志称，美国和英国计划合作开展的思韦茨冰川融化研究也被搁置。不过中国没有显示出探索南极的丝毫懈怠，第36至38次科考都在疫情中顺利进行，恩克斯堡岛上的第五座科考站继续在建,而且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在南极的磷虾捕捞量在2020年超过11万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
极夜到来的时候，南极只剩下越冬科考队员作为人类的代表，对抗低温、干燥、暴风与冰雪，水需要通过钻冰获取，洗脸和洗澡都是奢侈的事情，很多人蓄发或者剃光头，还有上厕所也需要分成大便和小便，并且没有水冲，有些科考站会用火烧。为了避免人类在隔绝的环境中消沉，每年在科考站之间都会组织一场国际电影节，参与者自主拍摄并上传一部创意短片。2020年，日本昭和站上传了一部召开在8月2日的“南极奥运会（Onlypic）”，队员们在浴缸里游泳、把兵乓球当高尔夫球打，在雪地里模仿各种各样的竞技比赛，这里大概是全球唯一如期举行“奥运会”的地方。
北半球的夏至是南极的仲冬节，当暂缓派出科研人员的消息传出，在英国罗瑟拉站，野外向导罗伯特·泰勒曾和《卫报》说：“野生动物已经开始返回科考站，象海豹和阿德利企鹅都出现了，如果一切正常，科学家们会在此时飞来，我们会带他们完成计划中的科研项目，然而现在一切都被推迟。这里变得非常安静。”
但疫情依然在南极爆发了。2020年末的南极之夏，智利在南极的贝纳尔多·奥伊金斯·里克尔梅基地中有36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Muyi感觉一道“心理防线”崩塌了，它意味着地球上“最纯净的大陆”也没逃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全球大流行病。一年后，坏消息继续传来，比利时“伊丽莎白公主站”的25名工作人员中有16名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且很可能是奥密克戎，接着，在1月20日，据法新社报道，智利科考站46公里之外的阿根廷站也出现24人感染，一个巧合是，科考站的名字是“希望”。
南极的动物们也会被新冠病毒感染吗？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家邓文洪和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艾松涛教授此前都试着解除过这种担忧：企鹅作为鸟类，感染的风险较低，南极常见的海豹、鲸鱼等哺乳动物与人类接触也很少。但澳大利亚生物学家米歇尔·鲍尔和梅根·杜瓦却在《对话》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不能排除“反向传染给动物的风险”，只是现在“数据处于缺失状态”，而且目前有大概37%的科考站会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南极生态系统，虽然其中检测到的新冠病毒碎片没有感染能力，却存在着其它危险的细菌。
但就算把新冠病毒的未知影响抛开，整个南极的生态系统也愈发地脆弱。2021年7月，世界气象组织认可了南极18.3°C的最新高温纪录，并称南极在上一年出现了历年来最大和最深的臭氧空洞。科学家对帽带企鹅的数量重新进行了统计，发现与50年前相比减少了77%。英国记者乔纳森·沃茨在2020年前往南极时和游轮上的德国船员聊天，对方向他讲述了在南极的游船上工作所产生的“solastalgia”——一种在目睹必将被破坏的美景时所产生的失落与孤独感：“你享受着它，知道它可能在下一次见面时面目全非。一种预期中的失去让人悲伤，在南极这是难以摆脱的。”
在另一边，离开了南极的向导们纷纷失业了。一些兼职的极地向导重新“沦为社畜”，全职的Muyi和妻子回到国内，刚解除隔离的时候，小区不让进门，他们麻烦保安帮忙把车开出来，直接就去了西藏。
开往西藏的路上，颠簸的城市代步车带他们绕过复杂的丹霞地貌，开到海拔4850米的孜珠寺的时候，车胎没气了，Muyi拧不动螺丝，寺里的喇嘛出来帮忙换了备胎。继续开到纳木措的圣象天门时，他们找不到住的地方，直接在车里睡了一晚，夜里高原温度低，为了省油只能断断续续地开空调，一回在凌晨醒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头顶夜空清澈，满天星星，一起抬头看了很久。
准确地说，那时“赤道企鹅”还不是Muyi的妻子，他们是在旅行回来后正式登记结婚的，很快又生了孩子。原本两人没有结婚的打算，Muyi说，这也是疫情带来的改变：“趁早不趁晚，有什么想实现的心愿，只要力所能及，那就早点完成；第二就是家人和朋友的健康是最重要的，珍惜眼前人。”
过去十年，Muyi从来没有在国内待过这么久，而且一整年没有收入。每一周，他都会查看20多家游轮公司的最新消息，关注南极的一切动态，想象着和冰山与企鹅再见面，有时候甚至会假装在南极——北京的河道开始结冰的时候，Muyi搬出家里的企鹅玩偶和游轮模型，朋友们相约来到南五环新凤河的一条支流，把企鹅排成一列，船也摆到冰上。
“和自然融为一体”
2021年12月4日，南极发生了18年一次的日全食。尽管疫情尚未消散，天文摄影师叶梓颐还是决定一个人出发，从中国搬着一人高的行李辗转飞到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又从智利飞到南极联合冰川营地——在日全食开始前的两个月，营地刚把在雪里埋了22个月的主帐篷挖了出来。
叶梓颐从五年前就有了在南极拍日食的想法，那时候她在北极拍摄一场发生在春分的日全食，那是极昼与极夜相交的时间，太阳沿着地平线上下移动，她开始期待日全食发生在极昼的样子，而现实中唯一能看到的机会是在南极的夏天。为了这场追日，叶梓颐准备了五年，在南极的拍摄结束后，她还要马不停蹄地赶往冰岛拍极光，一趟下来，总花销超过50万。
日全食开始前，叶梓颐在营地周围来来回回找角度，专心架好设备拍摄空中的太阳。她要把一整天的日轨都记录下来，并试着完成一张反复出现在梦中的画面：每个时刻的太阳都在地平线以上，它们一颗一颗地串联在一起，首尾相接，形成一只钟表，太阳变成了发光的刻度，其中有一个黑点，那是日食出现的时刻，月影在那时候洒在了表盘上。
在12月4日北京时间下午1点半左右，营地的所有摄影师严阵以待，当雪地上的影子开始颤动，尖叫和欢呼一声接一声地响起。太阳、月亮、地球缓缓转成一条直线，太阳渐渐收缩成一粒，然后消失，刚刚还在反射光芒的雪地变得暗淡，山失去轮廓，在叶梓颐的镜头中，“24小时极昼的南极有了39.2秒的黄昏”。
天体在空中缓缓移动的时候，除了南极洲的摄影师们，在火地群岛、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余片陆地上，人类都能抬头望见不同程度的日食。还有一名智利大学天文系的女生选择乘飞机悬在空中。同时，在更遥远的太空，国际空间站也有7名宇航员透过全景窗注视着移动的月影，但他们和地球上的视角不一样，他们看到一片阴影正在扫过南极。
被阴影扫过的南极，是唯一一片没有人类永久定居的大陆。在19世纪被发现之后，很快掀起了探险的英雄时代，阿蒙森和斯科特争夺南极点的故事被写进《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而在20世纪，大国开始了对神秘大陆的瓜分，直到1959年各国签订《南极条约》，它重新变回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和平领土，只用于科研，大概就像科普作家加布里埃尔·沃克在《南极洲》所写：“最富经验的南极人从不奢谈征服这片大陆，而是臣服于它。无论你自诩如何强大——技艺多么高超，创意多么丰富——南极始终比你强大。人类如果能够诚恳地以冰为鉴，照出自己是何等渺小，也许就可以学会谦卑，而谦卑正是通向智慧的第一步。”
©Muyi
去过南极14次的Muyi无法说出南极最打动他的风景，每一次登陆，都是自然在主导他的视线，“来南极没有预期，看见什么就是什么”。Muyi说，这里和动物园不一样，没有确定的展区，也和在非洲大草原开着车去看动物不同，南极只是“和自然融为一体”。
最近在乌斯怀亚，Muyi的生活有点孤独，以往这里会有六七个常驻的华人，但现在一对经营餐厅的夫妇回了国，一对统筹交通的夫妇去了玻利维亚度假，Muyi的妻子也留在国内看孩子，他只能把家人的照片摆在房间里。2022年的第一周，7万人口的乌斯怀亚有超过1800个的确诊病例，Muyi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持健康，他飞了半个地球，现在距离南极只有800公里，只差一艘船，千万不能感染。
我们挂断电话后，乌斯怀亚已经到了日出的时间，Muyi走出公寓，只三分钟的路程就来到了海边。突然，他忍不住惊叫起来：“Oh my goodness！” 在摆脱楼房的遮蔽后，一场极其华美的日出点燃了海的尽头，海港在一片灿烂中静悄悄的。好像是个好兆头。
只过了三天，Muyi就和我说，他等来了一艘船。德雷克海峡依旧风大浪大，船上的信号还是很差，但Muyi非常努力地记录着这次复航：第一次重新看见冰山，第一次重新看见企鹅……很快，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传来，在拉可罗港，南极唯一的邮局也重新营业了。Muyi买回150张明信片，写了一整晚，他心情很好。明天一早，他要从南极把好消息寄到世界各地去。 （来源：腾讯新闻）
Muyi准备的明信片 ©Mu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