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在「六四事件」33週年前幾週，北京幾所大學校園陸續發生學生聚集抗議政府防疫措施的事件。雖然最後學生的抗議都有得到校方的回應，情況似乎也都有改善，但部分專家認為，這些抗議顯示學生認為防疫政策的問題已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
人權觀察的資深中國研究員王亞秋告訴德國之聲：「絕大多數人在情況並非太糟糕的情況下，都會選擇自我審查，但當有些人在校園抗議防疫政策時，這說明大家覺得政策問題大到不可理喻了，所以他們要反抗，這顯示了學生的憤怒程度。」
旅美的中國人權律師滕彪也表示，中國大學生在過去很多民主運動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習近平上台後，對整個公民社會、網絡與大學的管控變本加厲，這使組織抗脂或維權都變得比以前困難，風險也更大。他說：「最近一些在中國大學校園中的抗爭，是非常不容易，也值得肯定的，雖然他們並未直接針對政治體制，但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抗爭。」
疫情成為中國試驗社會管控手段的契機
部分專家也認為，中國政府藉過去兩年半的新冠疫情期間，累積控制社會的經驗。滕彪指出，過去幾年，中國政府利用高科技與其他現代有效監控的技術，對公民社會進行全面的監視與控制，而在疫情期間，中國政府也累積了更多控制社會流動的經驗。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指出，過去幾年，中國政府利用高科技與其他現代有效監控的技術，對公民社會進行全面的監視與控制，而在疫情期間，中國政府也累積了更多控制社會流動的經驗。
他說：「雖然中國共產黨並非在疫情剛爆發時，便想到這麼做，但隨著中共兩年半來超長且過分的管控，它意識到這是個強而有力的維穩手段，所以這個對中國公民社會以及政治與社會的關係，影響都非常深遠。可以預期的是，即便疫情結束，這套防疫措施也會持續。它會把這個『政治例外時刻』當作一個常態，用健康碼這些東西來嚴密的控制社會。」
滕彪還說，新冠疫情除了為中國政府創造一個試驗社會嚴密監控的契機外，也讓中國政府測試了民眾的服從性。他說：「人民若不服從，政府便可以把人民隨便關起來。中國政府用這個機會測試民眾的服從程度。時間長了，大家就慢慢接受了。」
仍有些許空間能持續抗爭
王亞秋則指出，與1989年「六四事件」的大規模抗爭相比，現在的抗爭內容主要是與生活議題相關，但33年前的抗爭則是在爭取民主與自由等「價值」。她告訴德國之聲：「這說明中國當時公民社會的空間比現在大太多了。」
她補充道：「中國從『六四事件』學到了很多課題，也應用了很多課題，包含若人民要抗議時，便要從一開始便扼殺這些跡象。另外，中國的網絡審查也讓年輕學生很難接觸西方思想，這與33年前中國學生能接觸到很多西方思想比起來，差距很大。」
滕彪補充道，雖然民間對政府有所不滿，但隨著中國政府加強對訊息與教育體制的控制，這種「洗腦宣傳」的力量也變得十分強大。他說：「中國非常嚴密的控制體系，讓動員大規模抗爭變得非常困難。雖然民眾的不滿不斷在累積，但中國政府的管控技術滲透到了社會每個角落，讓大規模抗爭很能發生。」
但即便情況艱難，33年前「六四學運」的學生領袖周鋒鎖仍認為，這不代表中國人們不能透過其他方式進行抗爭。他告訴德國之聲：「我們看到有抗爭的地方，往往是有好處的。這些抗爭需要人們透過各種方式連結起來，通過敲鍋、或在微信上於監控下運用空間去爭取。」
他補充道：「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在無所不在的暴政下，人們能如何自治與自救。有很多人仍在不斷努力，也的確有一些有成效的事件。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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