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著名学者余英时8月1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他利用自己对古典文献的掌握追溯中国数千年来的演变。

他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他的死讯。

余英时教授对中国思想、文学和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建立在中国农村传统教育的基础上。

战争、革命和反复的颠沛流离塑造了他的早期生活。1937年，当日本军队入侵中国时，他被送到亲戚家。那里是中国东部安徽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溪流和山脉交错，一片郁郁葱葱。

在那里，老师教他阅读和写作文言文的严格要求，这与在城市中流行的西式现代课程相差甚远。他说，这种教育以及沉浸在乡村生活中的经历使他不同于许多同时代的人。

余英时在201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乡下生活了这么多年，无意中对中国传统社会获得了亲切认识。”

在职业生涯中，余英时曾去过香港和台湾，以及几所常春藤盟校，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常回到这个主题：中国悠久的传统可以成为启蒙、个人尊严和民主的源泉，而不是它们的敌人。

当他在194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时，“凡是看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都被解释为偏离了文明进步的普遍准则，”2006年余英时在国会图书馆接受约翰·W·克鲁格人类研究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of Humanity)时在演讲中说。“如果以史为鉴，那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基本价值上似乎有大量的重叠共识。”

余英时在华语世界的卓越地位跨越了地缘政治的障碍，并延伸到了学术界之外。他的去世在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引起了广泛的悼念，在这些地方，他的书被广泛阅读，尽管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令执政的共产党深恶痛绝。台湾总统蔡英文称赞他为“史学大师”以及民主理想的守护者。

“余教授被大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视为精神支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中国思想史教授丘慧芬说，她与人合编了余英时的两卷本论文选集，于2016年出版。“在我们这个时代和未来，都不会有第二个余英时。”

余英时出生在中国北方的港口城市天津，他说自己的生日是1930年1月22日，但丘慧芬说，他的出生日期从阴历转换过来，可能有所不同。

他的母亲张韵清在生他的时候去世，他早年的生活受到了父亲余协中不断换工作的影响。余协中是一名历史学教授，曾在美国留学。

余英时在中国东北的沈阳上大学，但他在内战中逃离战场。1949年，毛泽东将这座城市设立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之际，他在北京的燕京大学继续学业。

1950年，余英时来到香港看望父亲，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到处都是逃离中国大陆的难民。当他返回北京的火车发生故障时，他突然决定回香港继续他的学业。

“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永不能忘。”

即使在香港，他所受的教育仍然是传统的。他在新亚书院学习，师从致力于传统学习的中国历史学家钱穆。余英时致力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同时还到图书馆阅读有关历史和社会思想的英文书籍。

他于1955年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并延长逗留时间成为研究生，于1962年在那里完成博士论文。他是一个要求严格但非常大方的老师，曾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哈佛大学、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987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成为该校胡应湘58年中国研究讲座教授(Gordon Wu ’58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

“他写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荣誉教授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当我们在正式投票决定聘用他时，我们的中国研究专家团队都意识到，余英时在我们的每个专业领域都至少有一篇重要的论文。”

余英时的妻子陈淑平是一名教师，她也精通文言文，夫妻俩经常讨论工作，是他“智识上的伴侣，探究精神与他相得益彰，”裴德生说。

上海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教务长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电子邮件中回忆道，当她还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有一次，她和陈淑平吃力地为一段难读的文言文断句。

“她那天晚上打电话说，‘英时说这段话有五种不同的断句方式，都有可能是对的’，”卫周安说。

余英时的文章中既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也有现代的灵感。他的著作包括两卷关于以深奥著称的儒家思想家朱熹的中文研究，以及《士与中国文化》（2003）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2021）。

他相信，中国的传统比批评者和一些仰慕者所认为的更加多样和宽容，在现代可以成为开明价值观和民主进步的载体。他坚持认为，知识分子作为这些思想的守护者有责任推进这些理想。

在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后，普林斯顿大学开始了一项接收流亡中国知识分子的倡议，余英时是坚定的支持者，他跟他们谈起了他们事业的重要性。

“他是大学者，所以他出来讲话是更有分量的，”中国记者、纪录片制作人苏晓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的学问没人敢怀疑，他出来讲话，共产党没办法，也不敢批评他。”

2001年从普林斯顿退休后，余英时继续授课、写作和接受采访，以表达他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他还对香港最近遭受的严厉打击表示遗憾。1978年，他随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大陆，但他从未想要回去。

他身后留下了妻子、两个女儿朱迪·余(Judy Yu)和西尔维娅·余(Sylvia Yu)。

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的目录显示，他出版了102本中英文书籍，包括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版本。

“他所代表的那种人文主义学术总是会获得极大的尊重，也许在某些中国圈子里尤其如此，但如今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见，有时还会被斥为‘无用’，”卫周安说。“他可能会问：我们凭什么预先决定‘有用’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