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振兴的真问题，不在县中

▲ 2011年4月22日，山东邹平市实验中学图书交换站。（视觉中国 / 图）

县中塌陷是最近一个时期基础教育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比如北大林小英教授《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一书里，描绘了这样的图景：高考成绩严重滑坡，优质生源消失，教师队伍老化……曾经作为寒门子弟向上流动渠道重要环节的县中，已经发挥不出人们所期待的作用，县城教育的荒芜成为不断蔓延的现实，而县中如同已经告别的家乡，成为完成个体城市化的都市新中产们凭吊的遗迹。

说来惭愧，投身基础教育学校服务的那几年，我探访过一些县中，但对于“县中塌陷”这一尖锐的社会问题，却并无太多深刻体认。比如曾经服务过的山东省内某所县中，依靠节节攀升的一本率甚至持续输出清北生，连年挑战着所在地区和省份的“老大”。非但不算“塌陷”，反而恰恰相反，在当地基础教育排行榜——常常是地产自媒体或者家长现实口碑中一路飙升，最终被教育行业媒体称为“逆袭”的典型，认为其实现了从地处城郊的县域高中，变成“誉满齐鲁、走向全国的现代学校”的完美转型。

甚至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翻到这样的评论，说到山东有个有趣的现象：城市家庭有进取心的孩子，往往想尽办法倒流到县中读书。校园生活很丰富，“并不是高考工厂，运动队、文化节、艺术社团一样都不少，也培养出不少竞赛高手”。

当然，评论里所提到，想尽办法倒流到县中的，其实未必是“有进取心的孩子”，更可能是“有进取心的家长”。

大环境的因素众所周知：社会城市化带动教育城市化，而由于东亚文化圈先天存在的儒家重教基因，教育城市化一旦开启，其速度必定大大领先于社会城市化。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乡村的孩子进入县中，县城的孩子进入城市，处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县城，在改革开放后大量创出奇迹的县中，在新的历史变革里光环不再，逐步失去了城乡转换以及阶层跨越的枢纽价值。这一底层逻辑在现实显现的过程，就体现为县中塌陷。

《县中的孩子》，林小英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

不过，又是在这一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却也会出现逆势崛起的“逆城市化”现象：个别曾经的县中膨胀为超级学校。前面提到的那所曾经的县中，也崛起为可以挑战省实，拥有数所分校，囊括公办和民办两种体制的教育集团了。事实上，我自己走访服务过的这几所逆势崛起的县中，往往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均衡距离与极致县中模式。所谓均衡距离，是指这些崛起的县中往往距离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不远不近，或者本身就是曾经的中心城市郊县，后来变成城市的郊区。而极致县中模式，则是说，把早年县中辉煌期的模式用到极致：争夺优质生源之后，用极端应试的方式，压抑天性之后获得向死而生的心理动力以获取高考成功。但这种心理动力，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怨恨情绪。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超级中学的学生，会把自己认知为寒门出贵子的典型。即便已经实现了城市化转型，这些学校的意识形态依然停留在县中层面，通过城市与农村、底层与精英之间的对立，获得继承并完成县中教育模式的合理性和动力情绪的支撑资源。还记得之前一位衡水中学学生的名言：“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

但就是这位以土猪自居的同学，在放假的时候，又被父亲开着奥迪私家车接走。那些“崛起的县中”里，究竟有多少是县里的孩子，也要打上问号。

崛起的县中以极度的应试教育起盘，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步入更加多元的发展。即便面对新高考改革，他们拥有的资源和资本，也足以应对这种变化，甚至可以以此为契机，实现二次发展，让自己完成从农村文明到城市文明的彻底转型——转型完成的标志，也许就是未来在知乎等社交平台上，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将不会再感叹，到大学以后，和省实等真正的城里毕业的同学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超级中学化的县中崛起背后，往往是一个又一个百年县中沦落，这是县域教育的真实困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王新凤，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视角中的县中困境》的主旨报告中指出，当下优质生源、师资等教育资源逐渐向中心城市聚集，高中教育资源差异不断拉大，在部分地区，县中升学质量下降成为必然的趋势，这既会对县域教育生态、社会治理格局带来影响，也是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显性和隐性排斥。

今天给予县中的很多期待，与我们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关：进入1980年代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开启给县中的辉煌提供了可能，但这一辉煌随着下一发展阶段的到来而衰减。

不妨把时间线拉得更长，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任柯安（Andrew Byron Kipnis），在其著作《治理教育欲望》中描述了山东邹平：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邹平在20世纪经历了令人震惊的政治断裂，大清结束，民国开启，日本入侵，国共内战，在所有断裂中，教育却展露出持续发展的一面，基础教育稳定发展——消除文盲，先是普及六年的小学教育，后来是九年义务教育。虽然以1950年代和1970年代教育发展最为迅速，但早在1930年代初期，梁漱溟等人在邹平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教育也有所改善。教育普及化的制度基础，甚至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奠定。最终，经过超过半个世纪的持续努力，在1995年1月，邹平实现了两个基本目标：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在45岁以下人口中消灭文盲。

所以，目前在众多县中塌陷的讨论中，振兴县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回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县中的顶峰，甚至回到更早时，成为一地文脉凝聚的高岗？

事实上，县中振兴的真问题，不在于县中本身，更重要的是历史变革进程中对于县域社会生态和教育生态的重塑和协调。同时，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如何在确定性的新的价值标尺下实现教育良治，恐怕才是县中振兴的真问题。这种“良治”，具体而言，如王新凤所归纳，一是要坚持系统观念，明确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在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下重新审视县中发展问题；二是要完善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育综合治理，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起点公平；三是继续深化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专项计划实施范围，在高校招生环节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结果公平。

（作者曾任高校教师，现为基础教育服务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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