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般飞往上海的崇明岛人

曾经像候鸟一样为生存而迁徙的崇明人，崇明也不会是他们必须要逃离求生的地方，也可以是他们能留下安心筑巢、生活的地方了。崇明人，也可以不再只做“上海梦”了。

配图 |《守岛人》剧照

“日出日落胭脂红，不是雨就是风。”

以前，夕阳落山时，爷爷常会背着手望着晚霞，絮絮叨叨一句什么话。小时候，我顽皮，有次又见他对落日抒怀，就偷摸捡颗石子，用弹弓弹他屁股，然后哈哈大笑着跑开。

“侬得个小棺材，滚过来。哎呀，勿要弹这只雀呀，伊是只好雀呀，吃虫咯呀！”爷爷在后面追，边跑边还要教育我。我步子小，没跑过他，被他抓住，背了好几句崇明谚语，学了怎么辨别好雀坏雀，才被放走。

“侬要晓得，吾里崇明人是要看天吃饭的，要懂得保护好雀，辨别好天。”爷爷还在唠唠叨叨的，我才不要听他的呢！

是啊，爷爷怎么也不会料到，谁都没有听他的话，学他看天的本事。他的后代几乎都不想再当一个看天吃饭的崇明人，他们跟大多数岛民一样，都想在城市化进程的汹涌浪潮中做一个弄潮儿，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

然而，崇明人的根始终系在这个岛上，只能如候鸟般来回迁徙。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不再是我们只想要逃离的地方。

鲜少有人知道，在长江入海口有一片泥沙冲积的平原，是我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中国最大的沙岛，有着中国最优质的湿地之一——东滩候鸟保护区。

我家就在崇明岛中心城镇城桥镇的西北角的一个村庄里。崇明隶属上海市，出了上海市，我们被称为上海人，但在上海市内，我们被叫做“乡下人”——当然，我们也从来不把自己当上海人，自称为崇明人，把去市中心叫做“去上海”。

这也不能怪我们，在2009年上海长江大桥开通之前，崇明人要去一次市里，简直是千难万难。我小时候从崇明南门码头坐轮渡去宝山吴淞码头，单程就要一两个小时，有雾，船不能开，风大，船不能开……但凡天气恶劣一点，岛上就与世隔绝了。要去市内办点事情，还得事先订个旅馆。这对于收入比较低的岛民来说，简直太糟心了。那时崇明和上海市区差距非常大，市区早已高楼林立，崇明却还是旷野千里；市区车水马龙，地铁1号线都快要通了，而崇明的公交车一等就要等将近一个小时；市区街上的白领们行色匆匆，崇明的老农民们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对于岛民来说，上海简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幻梦，充满诱惑，却很难抵达。

到了90年代中期，众多国企纷纷改制，连崇明岛上颇负盛名的远东冰箱厂也未能幸免，越来越多的崇明人失业了，岛上的工作机会自然无法应付过剩的劳动力，很多崇明人不得不去上海市内打工。

这段时间，上海出租车的司机，是几乎被崇明人包圆了的行当。在如今这个网约车横行的年代里，时不时还能听到上海人怀念90年代的出租车，那时的司机说着一口崇明味的上海话，殷勤地把人们送回家，从不拒载。

我的小姑父就是这些出租车司机中的一员，他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去上海市内发展的人。

他原本是个农民，兼做木工活，后来谋生艰难，80年代初就带着小姑妈一起“闯上海”。刚开始两人一起学开大卡车，在亲戚里集资，然后买了一辆二手卡车，做起了运输车司机。没想到卡车经常坏，钱没赚到，还欠了亲戚钱。好在后来小姑父听说开出租车赚钱，立马卖了卡车，做起了出租车司机，没多久就还清了外债，小姑妈也不再工作，当起了家庭主妇。

小姑父一家简直成了我们大家族集体羡慕的对象。

我即将上小学那个夏天，爸妈让我去上海“见见世面”，把我送上轮渡，晃晃悠悠两个小时后，我到了码头，小姑妈骑了一辆老爷车把我接回他们家。当时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在吴淞码头附近租房，因为这里是离家最近的地方，坐船回去比较方便。小姑妈租的房子也在那附近，是一栋挺破旧的两层民房，小姑妈一家三口只占了二层的一个小房间，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那几天特别热，小姑父就在楼下庭院唯一的自来水处接根管子冲澡。我和妹妹都是女孩子，姑妈不让我们跟着姑父去楼下冲澡，每天用走廊里的煤球炉接水烧热之后，让我们在屋里的大盆里浇着洗。洗澡麻烦，上厕所更麻烦，得去房子外的公共厕所，晚上我不敢出去，只能用痰盂，不太好意思，就尽量少喝水憋着。

我心里憋屈、失望，说好的“见世面”呢？崇明虽然落后，但我家前后占地至少300平，我一个人的房间就比小姑妈租的房子大。洗澡虽然也是盆浴，好歹烧水已经用上电热水壶，厕所里也已经用上抽水马桶了。而且，小姑妈租的房子离宝钢太近，到处都是大烟囱，空气里总弥漫着一股臭臭的味道，雾蒙蒙的，哪里有崇明空气好？

小姑父大概看出我的小情绪，许诺我，等他休息的时候就带我去看南浦大桥。现在想想，自己当时很不懂事。出租车司机做一休一，一天24小时，另一天的白天就要睡觉。为了带我出去见世面，小姑父压缩了休息时间。

作为当时唯一一条横跨黄浦江的斜拉索桥，南浦大桥还设有专门供游人参观的电梯。那天，站在南浦大桥上观赏黄浦江夜景的小姑父，很有点意气风发：“漂亮吧！你们知道吗？这南浦大桥是一个小朋友设计的（注：设计思路是来自一幅学生画作），这一圈一圈环绕向上就是他想出来的，了不起吧？所以，你们要好好读书，争取在这城市里扎下根来。”

我点头如捣蒜。看见黄浦江的夜景，我才明白，上海果然是和崇明不一样的。我突然之间有点羡慕表妹，因为她可以从小生活在上海。

为了能让表妹在上海市区扎下根来，小姑父努力工作，2000年左右，在宝山区就买了房子。

严格来说，宝山也不算上海市区，它是那时离崇明最近的一个区，去崇明的码头都在那里。小姑父买的房子在宝山的共富新村，也被叫做“小崇明”，因为几乎所有的崇明出租车司机都在那里买房。那里的通用语言是崇明话而不是上海话。崇明的司机们为了求生存，像候鸟一样飞向市区，但他们的内心一直牵挂着家乡，筑巢也要筑在离家乡最近的地方。

2009年上海长江大桥建好后，离崇明最近的地方变成了浦东。这好像也预示着崇明出租车司机辉煌岁月的终结，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出现了，再后来，网约车渐渐开始盛行。

面对时代的变迁，小姑父也与时俱进，开始让表妹教他使用智能手机接单。不过总归干不过年轻人了，好在他很乐观，常说：“反正房子已经买好，年纪也大了，大不了把房子留给女儿，我回崇明养老嘛。老房子装修装修不要特嗲哦，多少上海人要去养老哦。”

在上海奋斗近40年的小姑父连崇明话都有点变味了，时不时蹦出一点上海话的词汇，但心里依然有着叶落归根的想法。

除了小姑父，大姑妈一家也被迫早早地开始在上海谋生活。

大姑父年轻时当过兵，转业后分配到老闵行的上海滚动轴承厂，老婆孩子都在崇明，他像一个单身汉一样在上海工作。1998年，大表姐考上了复旦大学医学院（当时还被叫做上海医科大学）。此时的大姑妈虽说是个农村全职主妇，却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老公在上海工作，国企铁饭碗，女儿考到了上海最好的大学。她满心希望大表姐能够嫁个上海人，最不济也能嫁个在上海有房的崇明男人，可是偏偏大表姐喜欢上了一个外地人，而且在上海没有房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大表姐这边不消停，大姑父还出事了。1999年，在国企改革中，轴承厂也没顶住，大姑父买断下岗。他起初瞒着家里，把自己独自关在宿舍，快疯魔了，省钱到了极致：用水就靠水龙头一滴一滴地滴水，这样水表就不会转，吃饭就天天榨菜配泡饭。这样过了几个月，他抑郁症病发，差点自杀，下岗的事才瞒不住了。原本留在崇明持家的大姑妈，不得不赶去老闵行照顾丈夫，为了撑起这个家，也开始找工作。

有时候想，世道很是奇怪，当初小姑父是个体户，爷爷奶奶看不上他，认为他让小姑妈开卡车吃苦了，没想到后来小姑妈再也没出去工作过；而大姑父因为是“国家的人”，一向被爷爷奶奶捧着，没想到，从来没怎么干过活的大姑妈，临近中年却要开始撑起这个家。

好在大姑父住的地方离闵行交大很近，那个时候正逢高校扩招，大学里缺人手，大姑妈很快就在学校里谋了份宿管阿姨的工作。不知是不是在大学里看得多了，还是那段时间大姑妈太累了，她固执地认为外地人就是骗婚的，为了骗一个上海户口，所以她极力反对大表姐和外地男朋友恋爱。然而，大表姐也非常倔强，一直和大姑妈僵持，这一僵持就是多年。最绝望的时候，大表姐还曾一度离家出走，后来被找了回来。

当我去看大表姐的时候，她正坐在沙发上无声地流泪，眼睛红红的，看见我，预言般地对我说：“你会和我一样的，他们那一辈人都这样，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以为儿女也做不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

我无言以对。

我想这也不能怪我们的父辈，那些年的房价，如何能让人有信心，认为年轻的孩子们能靠着自己在上海这大城市立足呢？他们的逼迫，不过是因为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深切认知而已。

最后，大姑妈家的问题靠拆迁解决了。早在1996年，上海市政府就批准成立崇明工业园区，准备招商引资，为市区和中央三线国营大企业疏散提供服务。工业园区规划总面积10平方公里，位于城桥镇的西侧，恰好在大姑妈家那里。大片的农田和民居逐步被拆迁，2004年，终于拆到了大姑妈家。

大姑妈一下子就能拆到3套房子了。她再也不用为房子发愁，只要卖掉2套崇明的房子，还是能够在宝山买到1套房子的——不过这是后话，等她拿到房，都已经是2016年的事了。拆迁让他们一家人的心态平稳了许多，大姑父的病渐渐稳定了，不再天天忧心家中没钱了，大姑妈放宽心之后，也不再逼大表姐和外地男友分手。

然而大表姐还是跟男友分手了，人家也是复旦的高材生，知晓大姑妈的种种鄙夷后，他相信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在上海立足，何必低声下气看势利眼的眼色呢？

2012年，大表姐嫁人了，相亲结婚，丈夫还是崇明人——一个早早就在上海买好房的崇明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也是大学生，只是不是复旦的高材生，不再是表姐心里那个人了。

如今，读完博士的大表姐，已经是个资深的儿科医生了，她也是有女万事足，常常跟我唠叨：“凡事要多想想孩子，多给她创造条件，还是上海好，我给你外甥女报了很多班，有网球，击剑，外教英语，在其他地方大概是找不到这种班的。”

听大表姐这么侃侃而谈，我悄咪咪问她：“还记得那个人吗？”

大表姐疑惑道：“什么人？”

“没什么人。我们早点在上海立足，就省得孩子们再走我们的老路了。”我连忙改口道。

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崇明是个岛，好像所有的岛民总会被冠上思想狭隘的标签，但似乎也真是如此。

我自从看过黄浦江的夜景之后，就种下以后要在上海扎根的梦想。但是现实很残酷，1997年，我爸也轮上买断下岗，家里经济一度很紧张，我连每天一包的强化牛奶都喝不上了。为了不影响我长身体，我妈每天就给我冲一杯豆奶喝。

我爸为了养家，离岛去外地贩卖崇明特产——橘子。那时候，崇明几乎家家户户种橘子，尤其是在绿华镇和长兴岛那一片，所以进价很便宜。我爸本来以为可以薄利多销，没想到竞争对手太多，他又嘴笨舌拙，实在不是个销售型人才，最后血本无归。

在岛上找不到工作，小姑父说让我爸跟着他一起开出租，我爸便寄居在小姑妈家，开始学车。驾驶证刚刚考出来没多久，“再就业工程”的人就联系我爸，说是有个菜场管理员的工作，问他去不去。

当时出租车司机是高薪职业，菜场管理员只有低保收入，但我爸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是独生儿子，只有回到崇明，才能就近照顾爷爷奶奶，才能不离开我和妈妈。否则等他在上海扎根，等他能接我们出去，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心里的牵挂太多，我爸的脚也就被绑在了崇明岛上，这些年，看着当初的小伙伴一个个在上海买房，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过。一提这个话题，在他嘴里就是：“哎哟，不要讲了。当初还不是为了照顾你们母女俩。现在买不起上海的房子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后悔有什么用啦，勿要讲了。”

买不起上海的房子，当初的我是有点情绪的。儿时的伙伴，家里已经在上海买房的，上了大学之后，还能像上高中一样天天回家，我呢？因为路途遥远，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崇明，回一次就要折腾掉大半天，有时候碰到热门假期，还要到处托关系才能抢到一张船票，每次挤着排队乘船，就要去掉半条命，这让我变得很不爱回家。

妈妈那时就“安慰”我说，女孩子不用买房子的，到时候结婚找个有房的就行。于是，就像大表姐曾经预言的那样，我几乎走上了她的老路。2011年大学毕业后，我相亲结婚，找的是一个有房的崇明人。大表姐和我都是如此，只有表妹抗住了小姑妈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死活要自由恋爱，不为男方的房子折腰——我想这和小姑父已经买好房，在上海扎下了根也有莫大的关系吧。

2016年，我爸妈准备给我一笔钱去置换大房子——我的婚房是老公的婚前财产，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出钱置换，房产证上至少也能加上我的名字，这样我才真正能算在上海扎根。然而谁都不是傻子，老公没同意，认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够换大房子。

事实也确实如此，置换的事情就被搁置下来。

我和大表姐的婚事虽然都因为房子有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平日的底气更依赖的还是自身的学识和工作。可我俩的婚姻，却让家里人更信奉那句“女人能二次投胎”的俗语，觉得女孩子在上海扎根，还可以靠婚姻，而男孩子就必须自己有房。

“哎呀，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社会对于男孩和对于女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两个表弟，说是因为没房，未能留在上海——2010年以后，上海的房价开始狂飙突进。表弟们比我小几岁，都是90后，等他们成年要买房时，房价早已让人高攀不起。

我爸那边的亲戚几乎都曾在上海闯荡过，而我妈那边的亲戚却几乎都在岛内发展。我也从两个表弟的身上看到了崇明更年轻一代的新可能。

大表弟是我姨妈的儿子。姨妈早年和姨父离婚，独自抚养儿子，忙于赚钱的她没空管大表弟的学习，导致大表弟常年混迹于小混混群里，把耍酷当成正业。职校毕业之后，直接沦为无业游民。

那个时候，崇明要发展工业园区的消息尘嚣甚上，我外婆家很有可能会被拆迁，一时间人心浮动。我妈和姨妈纷纷把户口迁回娘家，连带着我和大表弟的户口也都迁到了外婆家——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在上海买房，就看这一次了。

然而我们没有大姑妈家幸运，一河之隔犹如天堑。河对岸的大姑妈家早早就拆迁掉了，而河这边的外婆家迟迟都没动静，等了一年又一年，姨妈终于放弃了。

把儿子变成“拆二代”的梦想落空了，姨妈只好托关系给大表弟找工作。岛上工作机会太少，考公务员和事业编制是最好的归宿，但对于成绩不好的大表弟来说，实在太难了。最终，姨妈只能托人在上海的地铁里给大表弟找了份挥小旗子的工作。那以后，大表弟就像候鸟一样，周中在上海上班，周末回崇明。但这样一个工作能有多少钱呢？即便加上姨妈的积蓄，也不可能在上海给大表弟买房，不能买房，也就无法立足。

地铁里挥小旗子的工作看上去轻松简单，其实并非如此。大表弟有时候得上夜班，地铁要到凌晨之后才会停运，他常常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还在养护轨道，冬天隧道里的风太过冷冽，他的膝关节很快就出了问题，不得已辞了工作。

这个说辞是姨妈告诉我妈的，我却不太相信。我也问过大表弟为什么放弃地铁集团的铁饭碗。他很无奈地告诉我：“工资太低了，付了房租不剩多少，交个女朋友还寒寒碜碜，问我啥时候买房结婚，我能怎么办？就分手了呗。”

逃回崇明岛的大表弟还得面对工作稀少的困境。他自己也想了无数的点子，学过调音师，学过编程，学费花了一堆，可都只学到皮毛，真到了找工作时，全部派不上用场。后来，他还曾经一度干过传销，到香港参加过传销大会，还好机灵，察觉不对，立马溜了回来。姨妈看这样下去也不行，又开始到处托关系给大表弟找工作，可都迟迟没有回音。

最后，大表弟的工作靠自己搞定了。

这得益于2010年，崇明开始提出“发展世界级生态岛”的理念，全岛开始狂飙突进地搞绿化。一时之间，冒出了诸多园林园艺公司，需要很多劳动力。那时崇明岛的年轻人几乎都在上海，外地人也很少，作为会用电脑的年轻人，大表弟突然吃香起来，居然在一家公司里做了个小领导，带着中年大叔们到处去种树，每天都神采奕奕。

如今，大表弟都还没解决婚房的问题，但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崇明岛内的房价比起上海市内至少打了个对折。姨妈觉得再买新房压力过大，她准备装修现有的那套房子，实在不行，就把新装修的房子给表弟，自己再买一套小房子。

比起大表弟，小表弟则另辟蹊径，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是我小舅舅的儿子，读书也不好，比起头脑灵活的大表弟，胜在老实听话。

读完建工中专后，小表弟按部就班地去建工集团做一名工人，跟着队伍全国各地转。小舅舅觉得这样子下去儿子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成家立业，便找了门路，将小表弟调回上海，但实在没办法调回崇明——岛上没有工地。但留在上海，小表弟又遇到了和大表弟同样的问题——以他的工资，就算有小舅舅的赞助，也买不起房子。

2016年，思忖一番的小舅舅在崇明的城中心帮儿子买了房，企图让小表弟找个在崇明当地工作的媳妇。毕竟，小表弟在上海算不上条件好，但在崇明算不错。小舅舅是做水泥生意的，房地产兴旺的时候也赚到了一笔钱，在崇明的城中心买房子没问题，但这点钱要想在上海买房，却无异于天方夜谭。小舅舅常常感慨：“到底是没眼光，要是几年前就买房，哪里会买不起哦。现在好了，这几年等于全白干。”

小舅舅还算运气好，搭上了崇明“撤县变区”前的末班车。2016年崇明县变成了崇明区，房价又涨了一波，由于要搞“世界级生态岛”，又出台规定，所有的新造的房子不能超过6层楼——于是，小舅舅给小表弟买的婚房，成了崇明最后一批高层豪宅。

那段时日，小表弟周末回崇明相亲，对象全是崇明妹子。有了各方面的物质条件作后备，学历不高、工作马虎的小表弟很快就相亲成功了，媳妇是个护士。在崇明，除了公务员、老师、医生，做护士的女孩很吃香，照我妈的说法，小表弟简直是烧着了高香。

婚后小表弟夫妻俩还是遇到点问题。表弟媳妇在崇明工作稳定，不可能跟着表弟去上海，而表弟始终无法在崇明找到合适的工作。尽管现在小表弟的二女儿都已经3岁了，他俩还是只能做周末夫妻，犹如候鸟一样时时迁徙。

表弟媳妇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她说：“现在崇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医院里也引进了很多外地的年轻医生，而且很多老年人也陆续来崇明养老，他们也很看重养生的。”于是，她在业余时间里发展副业，搞了个做阿胶糕的摊位，同时还贩卖一些衣服：“如果生意好，就让阿猛（小表弟）回崇明去管这一摊生意。”

我渐渐发现，崇明的变化，影响的不止是我的两个表弟。

2017年年初，想着我不用置换房子，我爸妈准备翻建我家的老房子——它造于1983年，算起来已经有快40年历史了，还是砖木结构，很有点风雨飘摇，每当台风来临的时候，我妈就担心家里的屋顶保不住。

自从崇明成了“世界级生态岛”之后，宅基地也吃香起来，原本都是崇明人要去上海市区买房，现在居然有上海人要来崇明买房了，说是为了将来养老用。农村户口也在那时值钱起来，宅基地审批基本没戏，连老房翻建都难了。我妈花了不少心思，终于弄到了“危房鉴定报告”，才能够翻建老房。

我们开始参观别人家的房子。这一参观，我才发现最近几年岛上的民房样式开始变得多样，不再是盒子叠盒子，有日式的，欧式的，美式的，爸妈看得眼花缭乱，我也渐渐意识到，这是曾经出外见过世面的崇明人开始“回流”了。

我毕业于岛上唯一的市重点高中，我的同学们可以说是岛民中的精英。大学毕业之后，回岛发展的人不足20%，就算回岛发展，基本也是医生或公务员这类工作。“出岛”之后，大部分人都和我差不多，几乎只在节假日才回去看看家人，来去匆匆。

但这几年却有些变了。我翻了翻我的同学群，了解到有些已经财务自由的同学，已经陆续回岛，有些有想法的同学，承包土地搞起了农场，种藏红花做养生产品，种玫瑰花做精油，种铁皮石斛做保健品等等。他们还开始改造老房造民宿，方便自己居住的同时，也招待四方的朋友。

我另一位表姐，我大舅的女儿，在上海读完大学就结婚生孩子了，2010年开始就做起全职主妇。后来孩子大了，表姐的心思也活络起来。2019年，她把家里的老房子改造之后做起了民宿，请人拍了照片放在网上，买了全套酒店用具，买了卡拉OK，买了儿童游乐设施，我去参观过，弄得确实很像样。今年国庆，她的民宿更是天天客满，赚得钵满盆满。如今的她常常奔波于上海崇明两地，在宝妈和老板娘两个身份间自如切换。

我和爸妈看到岛上民宿，当时也有点心痒痒，四处考察，奈何我们实力有限，我又恰好怀孕。我没办法再参与老房翻建，等我生完孩子，房子也差不多造好，成了个四不像。做民宿是不可能了，自己住却很舒适。

2019年底，儿子出生，我开始休产假，之后又是疫情，我居然留在崇明有一年之久，经历了久违的崇明的四季变化。我带着儿子在家附近闲逛，发现家附近一公里内居然有三个形式各样的公园，以往来去匆匆，都没有注意到。

我和儿子一起看了春季的繁花，夏季的绿荫，秋季的枫叶，冬季的白雪。时光一点一滴在乡邻亲切的闲话里流逝，孩子也一点点长大了。看着他踏在崇明的路上，欢快地学着步，

我想对于他这一辈的孩子来说，崇明是不一样的，这里应该会有向往的生活。对于曾像候鸟一样为生存而迁徙的崇明人来说，崇明也不会再是他们必须要逃离求生的地方，也可以是他们能留下安心筑巢、生活的地方了。

崇明人，也可以不再只做“上海梦”了。

后记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妈盼望了很多年的拆迁，居然在拆迁不造富、房住不炒的时期来临了。

2021年年中，镇政府发布了《城桥城镇圈（城桥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在规划中，崇明西线出现了一条高铁线，这条高铁线在崇明的车站就造在我们村里，而围绕着高铁站，将建造一个高铁小镇，我家就在规划的小镇范围内。

虽然我妈怨声载道，抱怨自己没眼光，非得前两年造房子，钱都打了水漂。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支持家乡建设，人人有责。

在我们家族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身上，我看见了个人命运被时代的洪流挟裹着不断奔涌向前，所有的人都不能幸免。但对于所有岛民来说，最好的时代，或许即将到来。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运营 | 嘉宇实习 | 雅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