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导致了一轮公共空间倒闭潮，在北京扎根八年的706本部，也在疫情之下暂停关停。自从2016年政策收紧、一线城市租赁成本持续上升，北上广陆陆续续有独立公共空间关门的消息，其中包括了季风书园、706北京本部、单向街爱琴海书店等文化坐标。自从北京清退了一批青旅、青年空间，很多书店因租赁成本、疫情而关门后，中国内地也出现了又一次南下潮，它以北京人口的流失作为标志，北京曾经被视为青年人奋斗的理想之地，但因为高租金和政治压力，以及杭州、深圳、重庆、成都、大理等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的稳步发展，首都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不再那么耀眼。当北京的行政系统时放出分流的信号，外乡人又在此看不到安家的希望，离开就成为一种选择。
706本部关门的夜晚
以我所观察的706青年空间本部为例。2018年北京清退潮后，到2020年新冠疫情、706本部关门这段时间，706的社群出现了明显的南下潮。他们中有的人去上海、杭州或广州、深圳，有的奔赴海南，展开夏日冲浪之旅，还有一些朋友去往云南、过上天高皇帝远的生活。706青年空间于2012年在北京五道口创立，2020年3月五道口本部倒闭，但这家青年空间的分部熬过了新冠疫情，并在2020到2021年发展壮大。截至2021年8月，706已经陆续在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泉州、大理、成都、伦敦、美国湾区有自己的线下据点，但这些据点主要是当地人自发成立，并非706统一出资，706在此更像是一个共同体认可的标志，而不是公司总部与分部的关系。如今，706在各大城市的据点和北京本部也有较大区别。原有的北京本部是华清嘉园小区居民楼内的二层复式空间，涵盖有咖啡馆（后一度更改为酒馆）、图书馆、小剧场、食堂、办公室、天台，有全职及志愿者团队运营。在华清嘉园小区内，除了本部，还有若干个生活实验室，主要负责住宿和维系社群，与本部构成了恒星和行星之间的关系。简要来说：本部只提供短住，不提供长住，生活实验室则主要为长住服务，由生活实验室等项目争取的收入，用于反哺本部的运营成本。一个数据是：在2019到2020年，华清嘉园小区3室1厅的租金在13500元/月左右，而706本部是一套复式空间，每月承担租金在2万以上，这对706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费用。但是在北京本部关停后，706被迫由重资产转变为轻资产，发展模式也从“一个中心”、“风险由全职团队承担”转变成“去中心化”、“风险由各自治空间独立承担”，这是疫情时代下706的无奈之举，却成为现阶段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它不但缓解了706与城市基层街道办、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压力，也减轻了706的财政支出压力和运营风险，但弊端也比较明显，这一点在后面分析706空间治理模式时可以专门讨论。需要指出的是：706目前的主要据点，采用的都是住宿与活动结合的形式，并不属于去住宿化、纯粹用于公共探索和实践的青年空间，而是更像原有生活实验室的变体。它们的区别在于：在日常时间，住宿是生活实验室的主要功能，公共交流次之，而青年空间的主要功能是公共交流。这种变迁，其实就涉及到“公域”与“私域”的此消彼长。在行政权力对公共空间加压后，削减“公域”、加固“私域”成为青年空间常见的自保手段。但这种变迁也不能纯粹用“公权力的施压”去做解释，它也与706内部的惯性和管理模式变化有关。一个起决定性的改变是：北京本部关闭后，受制于经济状况，706的全职团队就暂时解散了，专门负责运营活动的全职人员已不复存在，各个分部采用的是“志愿者与零工模式”，没有专职看管一系列活动的全职员工，但会有松散的志愿者团队，某个活动，团队内谁有兴趣和空余时间，就可以发起和组织，作为回报，组织者能从活动收入中得到一定报酬，但基本上是杯水车薪，主要仍是“用爱发电”。在706公共空间的转型之路上，早在北京本部时期，部分人就探索过合作社模式。在发起者看来，合作社与公司的不同在于：“合作社由劳动者来享有/利用资本，而公司则由资本雇佣/利用劳动者。合作社里，职工是资本的主人。在公司，资本是职工的主人。合作社从结构设计上保障了每位社员民主决策和公平分配的权利，而常规公司的控制/决策权则基于个人对公司进行投资的资本数量。”200年前，空想社会主义家罗伯特·欧文就曾尝试过合作社模式，他被认为是历史上系统性倡导合作社的第一人。在世界范围内，合作社模式生根发芽，北欧四国、西班牙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加拿大魁北克、美国旧金山湾区、韩国首尔市、以色列、阿根廷等地区都产生过合作社机制，但在中国，大部分上班族工作的地点仍在公司或者国营企业。部分青年人探索合作社模式是基于他们对“过劳社会”的批判。2019年春天，中国舆论场爆发过一轮对加班文化的反思潮。事情源于一篇名叫《工作996，生病ICU》的帖子。当时有网友注册了一个名叫996.ICU的域名，控诉许多互联网公司的996工作制（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周六照常上班，且加班没有任何补贴），这篇帖子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996工作制”的背后，是现代人休闲时间的急剧减少。尽管凯恩斯在1930年的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宣称：“2030年，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但现实是，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把我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人们的工作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大量城市工作者周一到周五加班加点，周末仍面临工作的压力。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愈发模糊，工作者被喘不过气的感觉笼罩。凯恩斯盼望的“休闲社会”只应验在1%的富人群体，其他人则活在“过劳时代”。比996工作制更令人焦虑的，是高密度工作对当代人的身心改造。“时间不够用”的幽灵占据上班族的头脑，让他们即便偷得闲暇，也陷入到对工作的焦虑中。当我们真的下班了，自以为闲下来，我们却也很难达到真正的闲适，而是身处焦虑。消费社会使日常生活商业化，社会上大大小小的事物都逃避不了被消费的命运，人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从早到晚的小循环，还是日复一日的大循环，都完全跟随着商业的运作进行。而发达的传媒镶嵌其中，源源不断唤起人的欲望，环境的客观限制又让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当人们陷入这种欲望中，就不会得到闲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认为：在大众传媒发达的年代，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为闲暇，可这份闲暇连最细微的部分也被管理，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而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休闲是自由的吗？坐电梯，嫌电梯升降的时间太慢；搭地铁，总担心到达目的地会不会迟到；上班时，感慨工作总是做不完，下班了，也不过是换个地方上班。资本主义重塑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它把人改造成待命机器，让人们陷入到时间快速流逝的焦虑中。可如果我们洞察大量工作的本质，就会发觉这种焦虑的荒谬。现代工作常给人一种充实的感觉，企业的宣传策略暗示我们：做越多的工作，人生的价值就越大。但许多工作并不会给社会和个人创造太大价值，它只是社会稳定的砝码，企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零部件，个人做这些工作最后有利于企业，但对他本人的提升相当有限。比如：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如今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都在做新媒体，但很多企业领导指示拍脑袋决策，用新媒体装个门面，为了维护这些新媒体，他们就会雇佣工资低廉的青年劳动力，这些新媒体的更新主要依靠软文、洗稿和转载，员工在里面创造的价值并不大，但它却极大地消耗了员工的生活。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中写道：“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自己实际上和苏联工人一样，每周要做40甚至50小时公文工作，但有效工作时间只有15小时，正如凯恩斯预测的，因为其余的时间都花在组织参加和激励讨论会、更新脸书个人资料、下载电视机顶盒上了。”身处过劳社会，青年人厌倦了努力奋斗的叙事，但如何摆脱倦怠，追求人生的实感？合作社成了一种他们探索的模式。这套模式本身就有左翼色彩，它与青年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模式的厌倦密不可分。在中国，不仅仅是706，上海的闲下来合作社、定海桥合作社也在采用合作社模式，深圳的“附近”书吧虽未明确自己是合作社模式，但它的经营模式跟706、闲下来等公共空间其实是具有共性的。但是，合作社借助青年空间落地也遭遇过挫折，以706曾经的合作社实践为例，反对与支持之声都回荡在青年空间内部。一位友人在和我讨论时担心，所谓的合作社只是花架子，实际作用并不大，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706的盈利模式，实现可持续运营，706依然无法走出经济困境。另一种声音源自706的部分老住客，他们有过长期的公司工作经验，认为706恰恰不应该排斥传统公司的工作机制，而是要把706作为一个公司去运营，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做事的专业程度。这些矛盾的声音回荡在706内部。人们大多对合作社持观望态度，而706团队苦恼的是，缺乏一个金钱之外的激励机制鼓动更多人参与到合作社中，仅仅是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就面临人手紧缺。很多青年人认可706的价值，但客观条件下他们有生存压力，这时候，财政上吃力的706就不得不面临人才流失。这种流失现象从706早期就已经出现。很多人把这里当做休憩的驿站，欢愉过后，就又投入工作和留学中。706无法长期留住人，就很难制定长期计划并稳定推进，这是困扰他们的老大难问题。在生产与工作机制转型的同时，706主办或承办的活动调性也在发生一些调整。早期，名人讲座、读书会和电影沙龙是706活动的重点，那时候，706多邀请在公共领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做讲座，比如秦晖、周濂、张千帆、刘苏里等。到后来，706在保留既有活动的基础上（比如同道读书会、苏格拉底式对话、给我三分钟），增添了更介入现实政治的内容，尤其是关于居住、社交、文化和性别权益问题的讨论，706发起了反性骚扰机制的讨论，也比以往更积极地参与996、劳工、女性权益等话题。2017年以后，706强调现实批判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活动明显变多，比如2018年的五月风暴纪念活动、反思996工作制的“社畜博物馆”、对米兔运动的参与、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响应等，发起者的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西方左翼，但也有部分中右派。有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加速主义者，如果细心观察，还有隐藏的国家主义者和新左派。这些青年彼此并不完全一致，他们的共同点是对平等的追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在实践中，左翼青年常面对政治与资本的双重夹击。
位于上海的闲下来合作社
疫情爆发后，实体行业凋零，加速了公共空间的衰落和直播行业的发展，和公共空间一样，直播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虚拟公共空间），似乎能替代公共空间的职能，然而，这两种存在之间又含有一些根本上的差异，让线下公共空间不可能被真正取代。在现代都市里，资本主义通过空间和资本的不同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之间的隔离。人们看似忙碌，但每天的交流都是在一个阶层的同温层里。比如说北京的有闲阶层。他们能够邀请他们那个阶层或者他们欣赏的人，在房间里做客，他们不需要每天去打工，他们可以听歌剧、音乐会，可以看网球赛、打高尔夫乃至去度假。相比之下，工薪阶层每日坐地铁去单位干活，坐地铁回到合租房睡觉，他大部分时间接触的人，主要是和他一起劳碌的人，也就是工薪阶层，或者说劳动阶层的人。正如凡勃仑在《有闲阶级》里所指出的：有闲阶级在内心深处鄙视劳动。他们鄙视农民和工人这样从事大量体力活的群体，他们偶尔在文字里表露同情，但在生活中与工农疏远。他们热衷于和干净、优雅、礼貌的人打交道，喜欢收藏艺术品、谈论古典乐、办慈善晚会，电影《小丑》里的大资本家托马斯·韦恩就是一个有闲阶级代表，他在竞选演说里大谈救济贫民、鼓励慈善，但见到真正的贫民，他的第一反应是恶心。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类不同圈层的人，尽管在物理距离上很近，却又在精神距离上相隔万里。不同阶层的人，在城市里发展出了不同的生活。而在一个阶层区隔的环境里，什么能提供一些流动性？选项之一就是公共空间。现代公共空间的兴起要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去考察。它早期的典型是巴黎随处可见的咖啡馆、酒馆，以及像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团体不定期举办的文学沙龙。到了狂热的六十年代，摇滚青年、嬉皮浪潮缔造出一个格林威治嬉皮公社的神话，那背后有社会运动的推动，也代表了一代青年人渴望超越历史轮回的声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活方式的重新构建，写作、创作和思考，乃至一个人的生活，都成了荒原中的孤独行为。人与人的距离看似缩小，却因为附近的消失而在一步步拉远，当人们将资本运作的规则渗透入生活每一处毛孔，婚姻、友情等都变得森严和防备。这和过去的区别是：过去的家，你是朋友，可以大大方方来串门。现在，家变得越来越私人化，社区也在成为封闭式社区，城市里高楼大厦的建设，服务于一套秩序化的美学。很多外部手段加深这种孤立。比如城市构造、摩天大楼、手机、不同学科之间的区隔、繁重的工作任务等。这是人们需要一个平台，去放下戒备抒发自己的声音，而公共空间承担了这种功能。也就是说，现代社会造成的孤独，恰恰是公共空间崛起的肥沃土壤。福柯在《空间、知识和权力》中认为：“空间是一切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一切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知识和权力——福柯访谈》）而城市空间研究者列斐伏尔同样强调：“为了改变生活，必须首先改变空间，创造出新的空间样态”。在中国建设公共空间，既是为了在商业广场、封闭社区、私人住宅之外，给不同圈层的人提供交往之地，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想象生活的更多可能。例如位于上海仙霞新村的闲下来合作社，它把闲置的防空洞进行改造，变成容纳读书会、编织手工社、女性电影放映室的社区文化空间。它以“战时防空，闲时服务，偶尔放空”为口号，通过空间的共享、共治，对不同人群的包容，提供了一种城市空间反抗的可能性。这家空间提倡慢下来感受生活，在生存之余，号召人们更关心人与人本身的联结。它的管理者有上班族、社区工作者，也有学术青年。笔者曾参与闲下来的电影放映，与友人在那里讨论和性别、社区有关的话题，在这种暂时放下竞争，陌生人敞开心扉闲聊、讨论的过程中，人会拓宽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在《十三邀》许知远和项飙的对谈中，二人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找回附近”，其实，公共空间在今天的意义就是“找回附近”。项飙提到互联网时代，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变了，“附近消失了”，都市人和周围人越来越疏离，或是成为原子化个体，或是更加信任“父子”这样的生理血缘关系，更追求门当户对（在大数据和计算理性的支持下）。许知远则感慨中间社会很难建立，个体和国家之间，少了一个缓冲和周旋地带。公共空间可能无法形成中间社会，因为它的影响力局限在一二线城市的少部分人，但公共空间的生活实验，或许能重新打开“关系”，让志同道合者找到一个共同体，也就是王小波所说的“我们的精神家园”。公共空间提供给民众一个抒发的空间，不仅仅是思想的抒发，也是一个情感的抒发口，而不是每天下班后待在群租房、棺材屋的孤独一角，压抑自己的情绪。社会的不稳定一方面来自于大型的革命、运动，或者战争、恐怖袭击，另一方面来自于一些人积压已久的愤懑、焦虑、仇恨等情绪的宣泄。在诸多社会恶性案件中，肇事者往往都生活在被挤压、排斥、孤绝的环境里，处在一个得不到情绪疏导、疗愈，缺乏人际交往的环境中。这时候，公共空间作为交流的广场，一个相对自由言说的地方，它其实有利于缓解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中的孤独和疏离，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小共同体。这个小共同体，是中间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兼顾稳定性和流动性的选项之一。所以，如果有足够多的公共空间（不是商场那种纯粹经济型的、消费物质的空间，而是强调平等和思考，强调人与人的联系），沉淀出民间的小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在这里可以读书、分享，可以找到爱好相似者交流，排解自己的忧虑，它对整个社会其实是正向的作用。记得前阵子，有一位朋友问我，线上空间可以代替实体空间的功能，成本更低，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浪费成本的线下实体空间，在这段离散、和朋友聚少离多的时间里，我的感触是，实体空间重要的不是话语，而是一个人说话时的气息、味道、神态，人与人交流的氛围，那些思考的间隙、停顿的时刻，彼此相顾与无言，最重要的是真实的触碰感，才是实体空间真正的意义，互联网交流所不能取代的地方。线上空间能复制内容、能实现视频和语音通话，但它终究隔着屏幕，轻易而虚幻，而实体空间的交谈，最后留在记忆里的，不是谈话的内容，而是那个有温度的场景，那是能够留下很久的强联系，所谓找回附近，也是在找回这种强联系，重建人与人的可能，由此建立同路人的共同体，摆脱个人主义的冷气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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