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是空前绝后的，但对于东线红军战士的描写早期却是千人一面甚至是一片空白。与西方国家描绘的更加强调个人的二战的影视和文学作品相比，苏联在这方面强调集体而鲜少有描绘红军战士“具体面貌”的作品。虽然这也与苏联影视创作的基调有关，为树立苏联红军的形象大有裨益，但也导致了后世对于红军战士印象的标签化和脸谱化。
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是对苏联主流战争片的一次颠覆。展现了一个大无畏的，但也有血有肉接地气的红军战士形象。
也许是俄罗斯人天生的民族性格原因和长久的军事习惯，红军的大部分高级指挥员在使用兵力时往往会体现出一种冷酷和无情。他们为了能占领一个战役目标而会投入大量兵力纂成一个铁拳，对着敌人砸去，在导致无数战士牺牲后往往又失去了战略上的优势而被迫放弃一些地区， 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和勒热夫战役就是典型。
这样的指挥员有朱可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科涅夫、瓦图京、叶廖缅科、布琼尼、戈利科夫和绝大部分基层指挥员。而另一方面罗科索夫斯基、戈尔巴托夫、彼得罗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等人却能以更小的伤亡达成战略战役目的。当然需要认识到，这不是苏联红军特有的问题，只不过东线战场的庞大规模更加突显了这一特点。
德国的冯·梅伦廷将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将红军的普通士兵描述为“认真评估俄国军事力量必不可少的依据”。他说：
很难猜出俄国人下一步会干什么。他们常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可以根据经验轻而易举的判断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士兵将会做些什么，但俄国人总是例外。 俄国人的性格与众不同，而且复杂多变就像他那幅员辽阔又杂乱无章的国家一样······俄国人是不可捉摸的，今天他们可能根本不在意自己的侧翼是否受到威胁，明天又会因为害怕自己的侧翼暴露而瑟瑟发抖······俄国士兵的一个特点就是完全蔑视生死，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俄国人跨越几百具自己同志的尸体时完全无动于衷······俄国士兵不受任何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在任何地点和条件下都是好兵，他们是指挥官手中可靠的工具，指挥官可以毫不犹豫的让他们经受欧洲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对一个俄军司令来说给养只是个次要问题，因为他们的军队几乎不用依赖军队的食物供给······原来亲近自然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门与大地融为一体的适应能力······俄国士兵是伪装、挖掘和土工作业的好手······俄国人优良的军事素质，在某种程度上被反应迟钝、思维僵化和懒惰的天性所抵消······在队伍里，群居的本能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没有人敢离开团队单独作战。俄军士兵和低级指挥官本能地意识到，一旦自己单独行动就完全的不知所措。根据这样的群居本性，不仅可以找到他们惊慌的根源，也可以找到他们非凡的英雄主义壮举和自我牺牲行为的根源。”
与其他德国将领的回忆录一样，他的描述也真假参半，参杂着为失败的辩解和对苏联人的偏见。但他的回忆确实的描写了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部分。
与此同时，大量的红军战士牺牲后却没能留下姓名。一方面的原因是开战前就有大量士兵不爱佩戴身份标识牌，认为这是不吉利的。而且在1942年3月15日，国防人民委员部也颁布了第138号命令，废除了本就不是人人都有的身份识别牌。另一方面则是前线复杂的形势导致的。在不稳定的战线上不允许部队进行全面的损失统计和甄别，分辨出谁是阵亡谁是失踪谁是事故死亡、谁因疾病身亡谁又因伤重不治身亡。因此多数时候基层部队呈报上去的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非人名。
红军前期大量使用的是金属制胶囊式的身份识别牌。图中的是刚刚被发掘的胶囊。后期也有使用过类似美军的铝制身份牌，但装备量较少。
在胶囊内部装的特殊布料上写上个人信息，在有需要时就以此辨认身份。
不同军种和地区的部队组成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地区上来说，除开东部地区的部队，红军主要以斯拉夫人为主体。而在东部地区，如中亚，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远东，军队中的高级指挥职务任由斯拉夫人担任，但队伍里会有更高比例的非斯拉夫人。而来自某些群体如阶级、少数民族或宗教团体的士兵则会被安排在诸如铁道兵和劳动部队，其他人则无法正常服役。
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和思想上的热情也影响着军人的分配。空降兵和内卫部队的党员团员比例就更高。炮兵，反坦克炮兵、汽车装甲坦克兵和海军都吸引了最聪明能干的战士。而边防军和内卫部队显然在思想上会比其他部队更具有热情和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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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扩军和动员的进程，大量低素质的兵员也被补充进部队中。1941年6月基辅特别军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从1939年9月新并入苏联的西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征召的145720人中，联共布党员只有197人，共青团员48860人。这些人一般会以新兵连的编制分配进每个现有的团。然后施行为期3个月的训练和上10个月的课程。在完成阶段性训练后，其中一部分人会被提拔为少尉。然而这些兵员由于素质太低，训练的效果很差。大部分人为半文盲，没有经受过任何形式的征集前训练，甚至还有没有经过体检的。因此，19042名文盲、79118名半文盲、10782名身体不达标者被基辅军区退还，只有不到4万人进入军队服役。不过就算如此，剩下的4万人依然不是完全达标。因为这些补充兵大都来自新并入苏联的地区，没有了解和适应苏维埃生活，政治上并不可靠，需要额外加强政治教育。
在1939年之前，苏联一直强调让工人和非农民加入红军，而农民则是加入民兵组织，这样可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也能提高军队的教育程度和思想上的可靠。那些富农，前贵族和小布尔乔亚份子则不会被征召，也不会被允许自愿加入红军。然而随着扩军规模的逐步加大，越来越多的“阶级敌人”被征召入伍，征兵委员会愈发降低征召的门槛。以至于到1941年1月，整个红军中不讲俄语的少数民族士兵已经达到了总人数的13.7%。从“农民后方”不断征召入伍的另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对地方经济计划的打乱。大量适龄青年无法进入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
而和苏联上层对战争的焦虑形成对比的是，大量农村地区走出来的红军战士却愈发麻痹和军纪涣散。首先的原因大清洗导致很多人对苏联当局已经产生不满。其次就是持续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服兵役而浪费了改善自己家庭生活条件的机会。大规模的扩充和大清洗也导致基层军官的严重短缺。另外不同种族的士兵群体之间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仇视，也加重了军队内部的不团结。许多人也将苏联街头社会的不良习气代入了军营。在当时的军队中就流行着在熟睡的士兵脚趾中夹上点燃的报纸，让他来一段“火焰狐狸步”这一“恶作剧”行为。直到1941年1月，大量部队由于缺勤人数过多，已经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
腐败也在军队种蔓延，根据老兵L.塔拉苏克回忆，他在1943年参军，入伍的第一天军士要求他们进行“消毒仪式”，他们被要求进入淋浴间前脱下了他们随身穿来的便服，军士向他们保证仪式结束后可以将衣物寄回家中。然而在他们淋浴完穿上军装后，他们被要求在一堆衣服中找出自己的并打包寄回家。然而没有一件衣服是他们的。后来他才知道，他们的衣服早就被军士拉到当地市场上倒卖了。要知道，这可是战争时期。近卫第迫击炮第17团参谋长阿尔巴托夫回忆道
在红军士兵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苏联笑话”，当被问到“士兵，你怕德国人吗？”，战士们回答“不怕！”然而被追问到“那你怕谁？”的时候，战士们总是回答“我的中士。”在军队的规则里，一个人心情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他的军士。他决定你能否拿到额定量的面包和烟草，或者是绑腿。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你还会得到一双新靴子。最重要的是，军士对你的态度也决定着你能否在战斗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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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真实的红军战士形象和公式化的形象相去甚远。他有可能是一个充满干劲的共青团员，也可以是一个有理想的党员。也有可能是一个边区农民为了寻求机会而来到大城市被征召入伍，也有可能是新兴工厂中的普通产业工人，甚至还有可能是犯了事的街头流氓混入军队躲避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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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描述在当时的各国军队中也是普遍现象。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也是学习那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些形象并不会贬低红军战士在争取最后的胜利时所做出的牺牲、经历的痛苦和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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