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1920年代的巴黎、东京或者芝加哥的人们，会看到街上的T型汽车越来越多，楼越来越高，可以在某种新的大型店铺买到来自印度、中国的新鲜玩意。这些是随着铁路、海运与航空普及而带来的产物。
问题是，除了感受到技术与社会时空的剧烈且巨大的变化外，彼时的人们能看明白人类社会的深刻改变吗？比如能够预测1930年代的世界？恐怕很难。
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彼时差不多。2020年，新冠病毒以平等而普世的姿势冲击着所有人，让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书面报告走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能真正看明白。
既然看不明白，我们选择梳理与记录。尤其是记录几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突出地位的社会。看看它们这一年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权力变迁、技术跃进、观念颠覆、社会动荡，还是抗击病毒？我们没有明确答案，只是希望多年后回头看2020时能够会心一笑，哦，原来是这样。
“福冈市出现病例了，还是九州岛的第一例。”
2020年2月20日下午，我在买菜回家的路上遇见邻居柴田太太时，被告知了这个不好的消息。她说，“而且这一例查不到感染源，他退休了，近期连福冈市都没离开过。”
新冠肆虐的2020年，日本是最早被波及的国家之一。虽然之前就预料到自己所在的地方迟早会发现病例，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从2月初起，福冈市政府就开始呼吁市民们戴口罩，然而，当九州岛发现第一个感染者的时候，整个日本的口罩已经断货快三个星期了。
此时柴田太太却显得相当云淡风轻：“我一直都有花粉症，所以家里屯了特别多的口罩。”相比口罩的事，她更担心自己远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工作的丈夫，“美国没有口罩文化，日本人在美国戴口罩会被歧视的。”
日本东京街头 人们戴着口罩出行 图片：CFP
与一些西方国家对戴口罩的本能抗拒不同，日本拥有独特的口罩文化，是一个口罩大国。在日本，几乎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患有花粉症。每当春季来临，就会有相当多的日本人在外出时戴上口罩防止花粉过敏。
除此之外，日本人还会用口罩追求安全感。日本南甲女子大学的米泽泉教授曾经指出，“遮脸”、“隐藏表情”是日本人的一种传统审美。有调查显示，许多日本人认为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会更有安全感，也留给异性更多的“想象空间”。因此，除了花粉时节，许多日本人会常年佩戴口罩，也会提前囤积口罩。
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疫情没有像欧美疫情那样失控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众心理
从3月起，福冈的疫情开始变得严重，感染者从最初的几例迅速上升到了100多例，感染路径不明的患者占到了一大半。对此，我兼职的民宿也出台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每个人必须戴口罩接待客人，每次进出办公室必须先洗手。
然而，一名年轻的同事三谷完全没有把这条规定当一回事。3月正值日本春假，还是大一学生的三谷先是在迪士尼和日本环球影城玩了快两个星期，才回到民宿打工。
但三谷来上班时并不戴口罩。当别的同事问她，是不是因为口罩断货才没戴口罩？三谷摇了摇头，显得格外茫然：“为什么最近要戴口罩？我去迪士尼和环球影城的时候都没有戴啊……”
迫于公司规定，三谷从回来的第二次上班起也戴上了口罩，但我还是能在闲聊时听见她的“不解”：“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我是看大家都戴了我才戴的，口罩真的有用吗？”
在我看来，像三谷一样不了解新冠，却依旧随大流戴口罩的人，在日本比比皆是。同志社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中谷内一曾在3月下旬发布过一项关于日本人戴口罩的理由与频率的网络问卷。从1000多人的回答里，中谷内一发现，大家佩戴口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戴着”，而根本不是因为“为了防止感染”。
东京街头电子标语牌提醒民众注重各项防疫措施 图片：CFP
这样的从众心理，总会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一句日本流行语——“大家一起闯红灯就不怕了”（赤信号みんなで渡れば怖くない）。只要和大家保持一致就很安心，这样的群聚心理，早就埋藏在了日本人的国民性中。
所以，在疫情期间，日本人才会那么配合地戴上口罩，因为没有人想显得与众不同。而这样的想法，却正好阴差阳错缓解了日本的疫情。
居家期间，我曾偶然看过一名留日20年、从事日本社会观察的外国人Piotr Feliks Grzywacz的个人主页，他也对此深有体会：日本总是强调集体主义，比起个人的自由，日本人更在乎社会规范、遵守组织规则，他们抱有一种强烈的“不能给周围人添麻烦”的意识，所以会戴口罩，会少出门，这些都是为预防疫情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死是生的一部分
3月30日，我在公寓走廊又一次碰见正要出门的柴田太太。她看起来有些低落，“志村健昨晚去世了，我特别喜欢看他的《志村动物园》。”
6天前，日本国民喜剧演员志村健的经纪公司证实他感染了新冠，而就在5天后，他因抢救无效过世。这一消息让日本人悲伤不已，曾给大家带来无数欢乐的志村健，成了日本第一个因为新冠过世的公众人物。
“他曾经为了能当东京奥运会的火炬手还主动戒了烟，可惜再也看不到了。不过话说回来，志村健本来就有很严重的肺炎，不然不会这么快就去世的。”柴田太太平复了心情，又朝我笑了笑，“你们年轻人抵抗力强，不用太担心。倒是我得稍微锻炼下身体了。”
日本喜剧演员志村健 图片：CFP
我显然不是柴田太太口中那样毫不畏惧新冠的年轻人，但我的校友兼同事的一之濑可能是这样的存在。
九州大学的春假从2月放到4月，一之濑没能像往常的假期一样去学校做实验，也没有回位于东北的岩手县老家，只是留在福冈打工。他戴着口罩遵循一切规章制度，不过，谨慎的举动并不代表他对新冠的重视，在他看来，新冠就是普通流感，年轻人就算得了也能很快好起来。
“生死的东西，我觉得很难讲明白。我老家岩手县总是动不动就地震，偶尔也有台风海啸，今天没得新冠小心翼翼地活着，说不定明天就因为地震死了呢。”一天,在工作的间歇，一之濑跟我开起了玩笑。
一之濑的玩笑，让我忽然想起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的主人公渡边对生死的诠释：“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与之永存。”在小说里，木月和直子纷纷死去，而渡边坦然接受了好友的死，和绿子决定继续向前走。村上春树借渡边之口，传达的是日本人独有的生死观：从生到死不存在绝对的距离。
我突然意识到，身处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岛国，日本人的心里既充斥着对生的渴望，又存在着对死亡的坦然。无论是地震海啸，还是疫情事故，他们都能以一种外人难以体会的平和，去跟这个无常的现实世界和解。
难以掩饰的矛盾性
4月，日本的新冠确诊病例在全国爆发性增长，日本政府开始加紧出台防疫对策。
1日，安倍晋三表示，为了防止新冠疫情扩大，将通过邮寄的方式，为每一个家庭发放两个布口罩。
“安倍的口罩”很快登上了推特热搜，网友们对首相的口罩政策开启了花式嘲讽：“首相是以为每家都只有两个人吗？”，“你们政府研究了一个多月就决定给民众发个口罩就完了？”，“把好几个亿花在邮费上脑子真的没问题吗？”
网上的评论言辞犀利，现实也基本吻合。5月，我兼职的民宿也收到了好几枚“安倍的口罩”，由于没有用武之地，大家决定把这些口罩都放到前台。
“要是客人来了就问他们要不要，需要就拿走吧。真是不懂安倍发这个口罩到我们公司干什么。”一名同事这么叮嘱我。不过可惜的是，从来没有客人拿走过一枚布口罩。
放置在民宿前台的“安倍的口罩”和消毒液 摄影：蕴酱子
口罩的风波还未过去，安倍政府就在5月出台了另一项经济刺激政策：给全日本所有有户籍登记、长期签证的家庭发放补贴金，额度是一人10万日元（约6500人民币）。
此消息一出，留学生们个个欢呼雀跃，在九州大学的留学生群里，大家立马研究起了申请方案与流程。根据规定，这项政策将在6月开始逐步启动，每个家庭从开始申请到拿到补贴金，还大概需要一个月。
然而，这依旧没能让日本网民们满意。
“从三月份就开始研究补贴金的事，政府效率就这么低下吗？”
“为什么不能马上发，我不想等那么久。”
“发了钱让大家出门消费，然后继续感染新冠吗？政府只会考虑经济，才不顾我们大家的死活。”
进入盛夏后，日本疫情趋于稳定。人们戴着口罩重返街头，小心翼翼却又疲惫地注意着社交距离。只是这一次，消磨大家麻木情绪的，是安倍晋三宣布辞职的消息。
8月28日下午2点，我结束了自己的硕士论文线上答辩。还没来得及松口气，《读卖新闻》就开始播报安倍晋三辞去首相一职的消息。就在四天前，安倍晋三超过了佐藤荣作的2798天的在位时间，成为日本有史以来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我像往常一样打开推特，相关新闻立即占据了热搜头条，而这一次，“安倍首相您辛苦了”、“您是日本历史上最成功的首相”等话题开始刷屏。他们或许忘记了，早在2月末，人们还在日本国会门口聚集游行，举着牌子高呼着“安倍下台”。
安倍晋三宣布辞职 日本市民街头看直播 图片：CFP
第二天，我和许久未见的朋友熊木相约庆祝我的论文答辩通过，在说到日本人对安倍晋三的挽留时，她显得十分不屑：“这些人压根就没有什么明确的立场。疫情严重时嚷嚷着要安倍下台、挑剔安倍政策的是他们；等到安倍因病辞职了，装作善良地假意挽留、说什么安倍辛苦了的也是他们。他们自己都弄不明白自己对安倍的态度，日本人就是这么矛盾。”
熊木的说法，和七十多年前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的描述有些许相似：“我们说日本人彬彬有礼，但是他们又很蛮横高傲；我们说他们冥顽不化，但是他们又能适应激烈的革新；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却又保持着良好的传统。所有的这些简直就像是在开玩笑，但是，它们千真万确。菊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
我现在才发现，矛盾性仿佛已经成为了另一种国民性，深深扎根在日本这个民族的灵魂里。
是尊重隐私，还是佛系抗疫？
在疫情爆发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每天查看福冈市政府的首页已经成了我的生活习惯。在特设的“新冠情报”版块，可以看到福冈市每日感染情况。不过，政府只会公布感染者的性别、年龄以及住址或公司所在的区。
这样的信息公布方式，是日本政府的一贯作风：只告知公众感染人数与基本位置，但出于隐私保护，不公开任何感染者与密切接触者的行程。即使是发生了群聚感染的场所，也极少出现具体名称。
这样一来，在外界看来，政府的抗疫政策就显得格外佛系。
福冈市政府公布的感染者信息 图片截图自福冈市政府网页
同样“佛系”的还有我兼职的民宿公司。从7月起，安倍推出了“Go to Travel”的经济刺激政策，只要国民出门旅游，就能够享受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这直接导致了民宿客流量的增加，对此总公司也不得不进行防疫对策：从8月起，每个来办理入住的客人必须先量体温，高于37℃则无法入住。然而，这项看似谨慎的政策实际上存在很大漏洞。
在日本法律中，不存在所有入住人员都必须登记身份信息的规定，只要预约者出示证件、说明入住人数，就可以为所有人办理入住手续。也就是说，如果没来办理手续的同行者里有任何发热迹象，民宿方是无法知晓的。
想到这个问题后，我立即反映给了公司同事，得到的反馈却是：“这是客人隐私，只要客人不来前台，我们就没法要求他提供体温信息。我们在前台也贴了告示，如果客人感到身体不舒服，希望他们可以主动告知我们。”
绝大多数的景点都可以使用“Go to Travel”的优惠券 图片：CFP
在日语中，“隐私”（プライベード）一词直接来自英文Private的音译，受西方文化影响，个人隐私在日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就出台了《个人信息条例》，2005年，《个人信息保护法》这部全国性的法律正式生效，让日本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时至今日，日本也没有强制国民办理“身份证”，日常生活中除了在银行也很少用到户籍信息。
而这样的习惯，在防止疫情扩散问题上却是致命的。政府不能透露感染者的行程，各种公共设施、服务场所也无权强制来访人员登记。人们难免开始猜测、疑神疑鬼：新冠似乎从不存在，又似乎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蔓延。
在我看来，坚定的保护隐私观念让日本的抗疫政策显得极其不彻底且佛系：除了安抚国民，告知大家已经进行了感染者追踪与隔离外，政府能做的就只剩下不断呼吁国民在有发热等症状要主动上报，寄希望于国民的“自觉性”了。
新冠的一年
9月16日，菅义伟经过众议院首相指名选举，正式担任日本首相。他先是加大了“Go to Travel”政策力度，又在10月1日推出了“Go to Eat”，鼓励大家外出就餐。
10月，我回到中国并在上海隔离。我的社团好友高尾发来了问候，她开心地告诉我，由于无法出国进行毕业旅行，她决定利用政府的两个“Go to”政策在日本国内玩儿：“我最近去了好多地方，吃住都特别便宜。下个月我还要去三重县看海。”
当我问起她是否担心被感染新冠时，她有些犹豫且无可奈何：“我知道最近疫情又严重了，但是我实在没法呆在家里。明年我就要毕业工作了，只有现在我还能好好玩儿一回。”
高尾的这番话一度让我觉得恍惚，感觉这一年是如此的出人意料。
每一年的年末，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都会在京都的清水寺宣布年度汉字。我还记得，2019年的年度汉字是“令”，取自日本的新年号“令和”，饱含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那时候，安倍晋三也在媒体上多次表示，2020的东京奥运会将给日本带来约1.4%的经济增长。
然而新冠到来之后，这一切都扑了个空。奥运会延期、安倍晋三因病辞职、日本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创下六年来最大降幅。
进入11月以后，日本更是迎来了第三波疫情的爆发。菅义伟忙着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反复声明东京奥运会明年一定能顺利召开、不断坚持“Go To”的经济刺激政策，然而，他依旧无法回避“抗疫不力”的批评：他的支持率从9月的60%跌到了12月的40%。
12月14日，菅义伟迫于压力宣布全国暂停“Go To”政策，随后，2020年度汉字在清水寺揭晓：“密”。这一年来，政府不断呼吁人们保持社交距离，远离人群密集场所。
日本2020年度汉字“密” 图片：CFP
“都12月了，疫情还在加重，我也一直申请不了留学签证。日本再这样下去，明年奥运会估计是开不成了。”一位本该到上海留学、现在却在日本上网课的朋友也给我发来了消息，“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中国的防疫政策的，每一个感染者都能追踪到，大家出门也安心。”
前些天，村上春树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即将过去的2020年是新冠的一年”。这句话，我想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日本人。
福冈市山王寺给雕像戴上口罩 左侧牌子意为“不要输给新冠” 摄影：蕴酱子
蕴酱子，全现在国际频道编辑。2018年到2020年在日本留学，九州大学硕士。留日期间身居福冈市，课余在一连锁民宿兼职。疫情期间一直留在日本，2020年9月毕业回国。
（本文中柴田、三谷、一之濑、熊木、高尾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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