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拆迁裹挟了十几年，房子没拆，她走了

人们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经对王婶“正义之举”的夸赞，只是将无法享受拆迁的气恼全部发泄在了她身上。后来，王婶不再去宿舍门口的广场了，整日把自己关在家中。

配图 | 《别告诉她》剧照

前言

2021年春节后，母亲接到通知，要她回之前的老小区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拆迁摸底调查。那天，一众老邻居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全是半年前因病离世的王婶。

“唉，盼了十几年，终于盼到了拆迁，人却不在了……”

“她就是没这福气，再坚持半年也好。”

“是个好人啊，这些年不是她四处反映，恐怕这次拆迁还轮不到咱们。”

“话不能这么说，当初她如果不闹，或许这事儿几年前就办了。要我说，拆迁拖到现在，就得怪她！”有人反对。

“唉，她不也是为了给大家多争取些利益？人都没了，就别再说这话了……”又有人劝。

“屁，她为了谁？谁求她了？‘为大家争取利益’？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自己？”

很快，居委会干事出来，给每人发了一份摸底调查的表格，大家的讨论便戛然而止了。

长桥小区的前身是汽车厂宿舍，王婶在那儿过完了一辈子。

王婶40年代生人，父辈是汽车厂创立时期的元老，她自小就住在大院里。后来到了上班的年纪，她进了汽车厂，接着结婚生子，丈夫和三个孩子也都是汽车厂的职工。他们夫妇住在宿舍区南侧一套60平米左右的福利房里，两个女儿婚后都陆续分到福利房。只有小儿子上班的时间稍晚，厂里暂时没有合适的周转房，便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王婶1米7的个头，斑白的齐耳短发很有精神，她待人热情，人缘很好。我们两家曾是邻居，小时候我父母上班忙不过来，王婶就去幼儿园接我，还带我去她家吃饭。她退休前又和我姑姑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两家走得很近。

后来，我家搬出了大院，每次我跟着母亲回去办事或走亲戚，经常看到王婶和姑姑坐在大院门口的广场上乘凉或晒太阳。她们叫住母亲，聊些家长里短，当然，大多都是关于房子的。

“唉，老大家的房子又漏雨，你说去年刚做过防水，怎么又漏了。你那口子有没有做这方面的朋友，帮忙收拾一下……”王婶时常抱怨。

“可不是嘛，我那儿下水道也是堵了疏疏了堵，像咱一样，都老了，不中用了。”姑姑在一旁附和。

母亲摇头，说自家的老房子也是同样状况，只好三天两头去立交桥下找工人维修。母亲问她们：“听说XX宿舍要拆了，你们住这儿消息灵通些，咱这儿有啥信儿没？”

王婶和姑姑都摇头，说没有。然后三人一起叹气，盼望着拆迁赶紧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拆迁”是汽车厂职工宿舍住户最关心的问题。

这片宿舍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有联排的红色苏式建筑，整齐挺拔的法国梧桐和规整的水泥街道，如同一个独立于城市之外的卫星城。在最红火的时候，汽车厂的福利房和配套设施几乎可以惠及每一位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医院、供销商场、电影院、大礼堂和公共浴室应有尽有。在那个外界购买蜂窝煤尚需凭票的年代，汽车厂宿舍大院就已实现了集中供暖。

直到1995年，汽车厂破产改制，宿舍大院才逐渐破落。往后十年，更名为“长桥小区”的汽车厂宿舍俨然成了市里有名的棚户区——物业离开后，曾被当作标志的苏式楼因年久失修逐渐成为危房。职工医院取消，供销商场关闭，子弟学校搬离，连大院里的锅炉房都因年久失修成为安全隐患，与公共澡堂一同被废弃。于是，在周边小区集中供暖普及的时候，大院居民们却又重新开始四处购买蜂窝煤。

从外面看，汽车厂宿舍小区十分凋敝。原本宽敞的水泥街道变得破碎，遇到雨雪天气时便泥泞不堪。居民们在道路两旁搭建各种小屋，当作自家的储藏间。半空中拉扯着不同颜色的电线，时常因为非法用电发生火灾。绿化带早已面目全非，变成了居民停放各种车辆的临时停车场……

生活条件恶化，但外面商品房的价格却居高不下。厂子破产后，能够真正做到“从头再来”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职工都没有得到新厂子“回厂上班”的通知，只能买断工龄重返社会找工作，基本都是靠跑出租、摆地摊、打零工维持生计。

那些年，常常有人开玩笑：“还在大院里住的人才是真的‘无产阶级’。”

王婶的孩子们在汽车厂改制时选择买断工龄，之后的十几年，一直在外打工。大女儿一家原本在市里买了房，但后来离婚，房子判给男方，她又搬回了大院。二女儿一家则一直住在大院，夫妻二人下岗后，在附近的大市场里做个体户。

王婶退休前是汽车厂的工会主席，也是少数依旧住在大院里的领导。因此，她在大多数普通职工眼里是可以“上达天听”的人物，又因为人缘不错，经常有人来问她拆迁的事情。

有的说孩子准备结婚，拿不准该不该装修旧房；有的说准备换房，不知这关口合不合适；还有的直截了当——“您跟‘上面’比较熟，能不能反映一下宿舍大院情况，让咱们也享受一下拆迁政策。”

王婶说：“厂子都没了，我去找谁反映情况？是当过工会主席，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她还是热心，私下问过不少人，也反映过情况。只是现实就像她说的那样，厂子没了，她也早已退休，能得到的消息不比普通职工多多少。

那些年，省城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与汽车厂宿舍情况类似的化肥厂、酒精厂和毛巾厂宿舍，已逐一更名为“万科XX城”、“恒大X苑”、“保利XX府”。原住民要么拿到了一笔不菲的补偿金，要么分到了比原住宅更大、更好的新房。

2008年8月，汽车厂隔壁的研究所宿舍也要拆迁了，大家兴奋不已：“化肥厂、酒厂、钢铁厂全拆了，轮也该轮到咱这儿啦！”

“听说化肥厂房子小，拆迁还建给了1：1.3。毛巾厂房子大些，却只给了1：1.15，毛巾厂的人不同意，准备闹呢。”

“1：1.3可是不小，合着50平方的老房子能给到65平方的新房子……”

“咱这儿八成还会高些，起码得1：1.4吧，咱厂比他们三家都穷，好多祖孙三代住在一套房子里的，不给高些，他们不得答应搬呢。”

“咱这地段好，估计开发商不同意回迁吧，可能要集中安置到更东边去，咱都不能答应。为啥？傻呢？那边的房价才到多少？”

那段时间，汽车厂里的讨论此起彼伏。母亲把听来的消息兴奋地讲给父亲听，想跟他商量以后是要新房还是要补偿款。父亲问消息从何而来，母亲说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

“人家说的是隔壁研究所的宿舍拆迁，关咱们什么事儿？瞎操心！”

“两个小区挨着，院墙都是公用的，要拆肯定一块儿啊。再说，研究所小区才建起来多久，都是新楼，既然要拆，哪会拆他们不拆我们？”母亲反驳。

父亲摇摇头，表示不想争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拆与不拆，等政府下文件即可。母亲又说起王婶，在所有讨论这事儿的人里面，数王婶最兴奋，也最担心——她家60平米的房子，哪怕按照1：1.4还建也只有84平米，去掉公摊后，实际使用面积跟现在也差不太多，恐怕还得跟儿子一家挤在一起。

后来父亲问姑姑，王婶是不是真干过厂里的“工会主席”？在他的印象里，既然当年是领导，按道理现在不该为了房子的事情发愁。

“她不像你想的那样。”姑姑说王婶以前做事光明磊落，敢为普通职工的事情跟厂长书记拍桌子，所以职工都敬重她，“她当年要想多搞几套福利房，还不就是去隔壁办公室跟厂长打个招呼的事儿。但人家就不这么做，为这，她小儿子怪了她多少年……”

2008年底，研究所宿舍拆迁项目动工了。

与汽车厂大院相邻的那道院墙就像一条深深的鸿沟，墙那边，挖掘机将旧房推倒，盖起新楼，研究所职工们欢天喜地搬进新家；墙这边，汽车厂的居民们默默叹息，继续修补自家漏水的老破小。

有些好事者愤愤不平，咒骂隔壁开发商“黑了良心”：“不就是看我们穷，担心要的价高，所以不来拆嘛！”

“真是‘越有的越有’、‘越穷的越穷’，他们那房子才建起来多久就要拆了，我们这儿都是爷爷辈的房子，却放着不不管……”

“有啥办法呢，谁让人家是‘机关’，我们是‘企业’呢。人家领导有本事，我们的领导，嗨！”

“人家开发商又不是来扶贫的，当然哪里好拆拆哪里……”

一时间，大院居民们说啥的都有。也有人说不用着急，拆完了他们，很快就会轮到我们，毕竟两家只有一墙之隔，不能让差距太明显。

的确，就在研究所宿舍更名为“XX雅郡”后不久，与汽车厂宿舍一街之隔的烟草公司宿舍也传出了动迁的消息。

汽车厂宿舍居民再次兴奋起来，因为一同传来的还有市里关于兴建东城CBD的新规划。人们从规划中读出，汽车厂、皮革厂、钢铁厂、造纸厂等相邻七八家单位宿舍区，都处于东城CBD建设征地的范围之内。

小道消息顺势而起，本地论坛里，有人说烟草公司拆迁的还建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1.5，不要安置房的人能拿到百万以上的补偿款。

立刻有人回帖表示不满，说烟草公司本来就属于垄断企业，工资和奖金高，福利也好，凭什么还给他们这么优惠的拆迁条件？

紧接着，就有自称烟草公司的网友回帖反驳说，自家三代人住在同一套房子里，这些补偿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大家又说，其他单位这种情况多了去，况且效益还都不如烟草公司，让他们不要“赚了便宜卖乖”。

更多的网友则在讨论，如果烟草公司宿舍拆迁能拿到1：1.5的还建，那之后其他单位拆迁会不会拿到的比例更高？

“皮革厂那边据说能谈到1：1.6”、“造纸厂那边放话了，他们的地段最好，给房子的同时还得有货币补偿！”类似这样的消息迅速从线上传到线下，如果网上的消息是真，那汽车厂宿舍大院的拆迁无疑会解决大多数人眼前的困境，大院里又是一阵欢腾。

“造纸厂那地儿好个屁！不错，是有条河，但他们厂过去排污排了几十年，早就烂透了，怕是会倒扣分吧！”

“幸亏之前研究所宿舍拆到墙边不拆了，不然咱可损失大了……”

“是啊是啊，他们才1：1.2的比例，咱这儿起码不得1：1.6起，两下一对比，他们一家损失十几万呢。”

“不行，咱这儿也得跟造纸厂一样，给房子的同时给货币补偿，不然不得搬，反正市里要建CBD，耽误不起，只要咱扛得住，翻身在此一举！”

2011年初，烟草公司宿舍的动迁文件下达，令人失望的是，还建比例和研究所宿舍一样，只有1：1.2。而且原址要改建成商业区，住户不能回迁。

舆论一片哗然，纷纷吆喝说这条件绝不能答应。有人在网上发起号召，希望烟草公司职工们能“闹一闹”，给政府和开发商一些压力——提出这些建议的远不只是烟草公司自家职工，还有临近几个单位宿舍的住户。大家都担心，假如这次拆迁烟草公司宿舍开了先河，之后的拆迁标准会同样执行。

那段时间，大家都没怎么见到王婶。姑姑说大院里不少退休职工都在找她，可她似乎“躲起来”了。

母亲问为什么，姑姑说那些退休职工听说烟草公司职工准备“维权”，希望王婶能牵个头，“现在咱们帮他们，过后他们也会帮咱们。”

原来，除汽车厂宿舍外，周边造纸厂、皮革厂和毛巾厂宿舍也都有职工抱着这同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帮着烟草公司职工提高这次拆迁补偿标准，之后其他几个单位宿舍拆迁的标准也会相应提高。

母亲有些疑惑，觉得这事儿有点悬，且不说我们有没有资格掺和烟草公司那边的事情，就算这次帮他们争取到了利益，汽车厂宿舍还不知道啥时候会拆，到时人家该拿到的都拿到了，哪还会管我们的事。

姑姑叹了口气，说事到如今也只能赌一把。大家觉得王婶退休前当过“领导”，圈子比我们这些普通工人要广一些。只要她同意参加，大家也就有了主心骨。

“咱这儿住的都是穷人，如果按照烟草公司宿舍1：1.2的还建比例，咱即便加钱也买不起新房。何况还建后好多情况都变了，要收物业费、保洁费，停车可能还要缴停车费，这些咱都负担不起。要是借着烟草公司那边一起争取一下，对咱以后也是个莫大的帮助。”姑姑说。

“王婶同意没？”

姑姑说，最开始王婶确实不同意，对大家说“没有用”。但后来找她的职工越来越多，她似乎又动摇了。因为1：1.2，她自己都接受不了。

姑姑说起2号楼那个张老太，天天去找王婶，“张老太太家和她房子一样大，家里马上四世同堂了，儿子儿媳住在储藏间，孙媳妇现在也挺了个大肚子，就等着拆迁换房子……”

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烟草公司宿舍拆迁闹出的喧嚣几乎是在一瞬间消失的。

原来，拆迁补偿标准出台后不久，烟草公司又下达了一份内部文件——为解决拆迁职工家庭换房问题，烟草公司在原拆迁补偿方案基础上会给予一定的帮扶措施，大概每位拆迁职工可以从单位额外拿到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补贴。

这个做法相当于釜底抽薪，已经做好大闹一场准备的烟草公司职工们立刻偃旗息鼓，高高兴兴地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维权”一事再无人提。本地论坛一下子安静了，许久才有人酸溜溜地说：“你们命好，摊上个好单位，我们命贱，摊上了烂企业。”

大家都想发火，但也不知道这火该冲谁发。毕竟烟草公司职工们没有半点错误，换谁都会这么做。可一肚子愤怒终究得找个发泄的渠道，所以，很快就有汽车厂职工把矛头对准了原领导，继而又转移到了王婶身上。

“听说，烟草公司就是有一位住宿舍的老领导，看到拆迁标准之后为职工鸣不平，去公司反映问题，他们才有了额外补贴。你看人家的领导，再看咱们的领导，就知道坐在门口晒太阳！”

这话不知是谁说起的，但很快就在汽车厂大院里传开了，话里话外说的是谁，大家心知肚明。之后的一段时间，见面跟王婶打招呼的人少了，背后对她指指点点的人多了。王婶很委屈，但这种事情又没法主动辩解，她就不再去门口的小广场了，只能跟熟人絮叨几句。

“为什么怪我？厂子都没了，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想找个宽敞地方养老吗？我不想给孩子搞套房子吗？商量（串联维权）的时候我也去了，人家不搞了，我能怎么样？”王婶满腹委屈。

姑姑劝她别跟那帮人一般见识，以后也别再掺和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可王婶还是为近在眼前的拆迁感到忧虑：“如果我们以后跟他们的拆迁补偿标准一样，那可就苦了。要想住新房，每家起码得额外拿出十几万来补足多出来的平方数，我不知道你们家，反正我们家拿不出来，这个院里能拿出来的也没几家。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拆……”

母亲也劝王婶别想太多，毕竟还没有官方消息，难说过几年国家政策会不会变。兴许“东城CBD”项目一开工，我们这边的地价涨了，到时即便还是按照1：1.2的比例拆迁还建，但补偿款足够在别处买到更大的房子呢？

王婶叹着气说：“但愿吧。”

再往后，大家对于拆迁的期待感与之前有了差别。

已经在外买了房的人依旧盼着拆迁，而一直生活在宿舍区的人却很矛盾——既希望拆迁还建能改善居住条件，又担心执行同样的拆迁补偿标准，自己非但住不了新房，还得搬到更偏的地方居住。

“在厂里当了半辈子工人，人到中年下了岗，除了上班干的那些活外啥也不会，靠什么赚钱？上有老下有小，还得自己缴社保，拿什么买房？”王婶时常跟母亲念叨这句话。

她本人在汽车厂破产前办了病退，但儿女都赶上了下岗潮，勉强混个温饱可以，但真正赚到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汽车厂，像她家这种祖孙三代挤在一套宿舍里的家庭还有很多。

大家怀着矛盾的心情，一直等到2013年底。可这次接到拆迁通知的是皮革厂宿舍。

在所有相邻的厂区里，汽车厂宿舍住户对皮革厂宿舍拆迁的关注度最高，一是因为两个宿舍相邻而建，围墙之间就隔了一条2米宽的小路；二是在“东部CBD建设规划”中，汽车厂宿舍和皮革厂宿舍的地皮同属一个建设项目；三是皮革厂与汽车厂一样，早在20年前的国企改革中便不复存在，两个家属区的住户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也极其相似，皮革厂的拆迁补偿标准极有可能就是之后汽车厂的拆迁补偿标准。

本地论坛里又热闹起来，有人祝贺，有人酸溜溜地抱怨，还有人表达了忧虑。当然，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皮革厂宿舍拆迁，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跟政府和开发商谈一个“好价钱”。只是，类似的帖子很快就被删除了。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皮革厂宿舍的拆迁，会把王婶推到风口浪尖。

2014年，我已在外地参加工作，没有亲历皮革厂宿舍的拆迁，那些事是妈妈和姑姑后来告诉我的。

当时，上级和开发商给出拆迁补偿标准，与之前研究所和烟草公司宿舍的标准一模一样。但在皮革厂宿舍住户眼中，研究所属于“政府机关”，福利待遇优厚；烟草公司宿舍有“单位额外补贴”，买房不愁。而自己一旦答应，即便把诸如“快速搬迁奖励”、“租房补偿金”通通都算上，也就刚够买一套还建房。或许能改善住房的外部环境，但很多家庭还是得面临“三代人一套房”的现实。

他们决定抗议、维权，之前的1:1.2想都不要想，起码要达到1:1.5才行。

这下，开发商不干了——这不仅仅是皮革厂一家的问题。之后还有7个类似的宿舍小区等待拆迁，还有已经完成拆迁还建的宿舍小区，如果赔偿方案前后不一致，成本增加不说，还会闹得天翻地覆。

双方僵持不下。皮革厂宿舍的住户们在楼外拉起“坚决抵制非法拆迁”的条幅，退休职工们组织起来在宿舍小区门口静坐，双方甚至还发生了几次肢体冲突，政府相关部门不得已介入。

在这一片乱象中，王婶的身影出现了。她“集合”了七八名汽车厂的退休职工，参与了皮革厂宿舍的“维权”。最初只是帮忙“站场”，后来干脆亲力亲为。或许是因为有组织职工活动的工作经验，王婶俨然成了皮革厂宿舍“维权”群体中的“指挥者”。

她领着一群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老人向开发商施压，不但封了皮革厂宿舍大院，还把“静坐示威”延伸到附近公路上，以致于中断了交通。有人在“维权”现场拍了照片，照片里的王婶还是留着斑白的齐耳短发。她身穿一件浅蓝色外套，脖子上裹着棕色围巾，面向人群高举右手，似乎在喊着什么。

姑姑说，就是这张照片给王婶惹来了大麻烦。后来派出所拿着这张照片去了王婶家，街道办事处轮番上阵给她“警告”和“劝诫”。连她在大市场摆摊的二女儿也收到通知，说王婶如果再有类似动作，他们将被取消摆摊的资格。

退一万步说，皮革厂的退休职工如此争取利益尚属“情有可缘”，可王婶和汽车厂的退休职工参与进去，性质一下就变成了“寻衅滋事”。如果不是她已年过七旬，后果不堪设想。

我不理解王婶为什么非要参与这种事，姑姑说，是一些退休职工一直在背后撺掇她。他们有的是为了自己将来打算，有的是为了孩子——孩子在皮革厂上班，在皮革厂宿舍有房。

“那段时间，她家三天两头不断人，都是去撺掇她的。那个张老太太，老两口天天在楼下等她，有一次我还在，听他们话里话外就想让你王婶带头去闹，话说的那叫一个肉麻呀，什么‘这么多年了您一直是职工们的主心骨’、‘我们这些老骨头指望不了别人，只能指望您’、‘厂长书记都是王八蛋，就您一位为民做主的’……”

起初王婶很犹豫，也担心自己会承担责任，但后来还是答应了。她说自己已经这把年纪了，也不在乎有什么“处分”、“警告”之类的了，就当是为了厂里的老职工们再争取一次罢了。

事件平息后，开发商没有明发通知，但消息灵通的人还是从各种渠道打听来了新政策：皮革厂宿舍的拆迁补偿标准变了。

一时间，王婶成了汽车厂宿舍里“英雄”般的人物。她又回到了小广场，有时还带着孙子。老职工们见到她，都会主动上前握手问好，还不时给她的小孙子买兜水果或者玩具。逢年过节时，会有人登门问候，对王婶表达敬意和感谢。

“还是老领导有水平，一出马就解决问题！”

“这才是好领导，肯为职工办实事儿，等拆迁了，咱整个大院的人都得念着她的好。”

“皮革厂开了个好头，你看这群开发商还是‘欺软怕硬’不是？”

“就照这个标准，到咱们这儿拆迁时，起码能要到1:1.5的（还建）比例，不然就跟他们闹，看谁熬得过谁！”有人说。

类似的说法又在汽车厂宿舍传开。当然，这次感到兴奋的不仅是汽车厂宿舍住户，还有周围几个等待拆迁的小区住户。

更多的人开始巴望着第四轮拆迁还建，按照之前的“东城CBD”规划，拆完皮革厂宿舍，下一个便轮到汽车厂宿舍了。大家翘首以盼，不再整修漏水的房屋，不再装修旧房，甚至有人撤回了卖房信息，暂缓去城里换新房的计划。

然而，眼见隔壁的皮革厂宿舍旧楼推倒、建筑垃圾外运、新工地打起地基、盖起高楼、大楼封顶，一直到售楼处开始对外营业，汽车厂宿舍的住户们却始终没有等到新的，关于自己的拆迁通知。

2016年，依旧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居住在“老破小”宿舍中的人们开始坐不住了，纷纷上网打探，但一无所获。

“都是皮革厂那帮人，闹屁闹，他们闹完了，拆迁了，把咱们都撂下了！”

“还有汽车厂那帮人，关他们屁事他们也闹，这下可好，大家都没信儿了！”

“会不会是因为之前汽车厂那个姓王的老太太带人闹事儿，让咱们这一片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不给咱拆了啊？”

类似的言论渐渐涌了出来，虽然没有确切答案，但那时已有不少人默默相信了这种说法。直到2017年初，网上传来一则消息，说省城将对全市40多个“棚户区”进行改造，汽车厂宿舍位列其中，人们才终于长舒一口气，感觉自己终于等到了“拨云见日”的一天。

转眼到了2018年，连省城报纸都宣布了，市里这一轮的“棚户区改造”基本完成，汽车厂宿舍和周边七个小区都还没有任何动静。坐等换房的居民们真的着急了。有人打12345市长热线，有人给区长信箱写信留言，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消息，可结果却令人失望至极——

“你们这一片一共9个单位的职工宿舍，基本都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居民住宅，按说早就该拆迁改造，但一方面很多涉及到的企业已经破产或者改制，留下了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首当其中的就是土地归属权问题不好解决。另一方面，明眼的开发商都知道这些地块获利有限，一不小心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大多不愿接手。之前政府好不容易找来一家开发商，给了不少政策支持，终于答应承包这一片的拆迁还建，结果一上来就遇到皮革厂宿舍‘维权’，汽车厂宿舍‘支援’，人家当时就吓跑了，宁愿违约交罚款都不敢再拆后面的职工宿舍。后来政府又出面找了几家开发商，但一听说是你们这片，都不敢来，土地招标次次流拍，大家都头疼得要命……”

又是一则爆炸性的消息。有人指责地产开发商“唯利是图”，有人指责地方政府“不作为”，但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带头闹事的王婶。

也就从那时开始，大家对王婶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以往见面握手、打招呼、登门问候的人不见了，转而在背后戳着王婶的脊梁骨骂她；以往称赞王婶“为职工谋福利”的人不见了，纷纷改口说她做那些事，是为了她的儿女能在之后的拆迁中获利。还有个别“义愤填膺”的退休职工拄着拐杖站在王婶家楼下骂她“自私”、“不得好死”。甚至有其他同样未能拆迁小区的人专门跑来汽车厂宿舍，要找王婶理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指责王婶的人当中，还包括那几位“战友”和他们的子女。说起这事儿，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当年是受了王婶的蛊惑，才去皮革厂帮着闹事。现在不但赶不上拆迁，连自己走在路上都会被骂，而王婶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躲了起来。

“她八成是收了开皮革厂小区那边人的钱才去帮忙的，得举报她，让上面去查查，看她是不是也在皮革厂小区分了房子。”

“是啊，我当初还奇怪的，如果没有好处，她去的什么劲？”

“当领导的就会算计，没一个好东西！”

人们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经对王婶“正义之举”的夸赞，只是将无法享受拆迁的气恼全部发泄在了她身上。后来王婶不再去宿舍门口的广场了，整日把自己关在家中，有时姑姑想去劝劝她，但也被她赶了出来。

“让她当初别做这事儿，唉……”姑姑似乎有很多话说，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后记

2021年底，早已做完摸底调查的长桥小区住户们依然在等待政府下达正式的拆迁文件。

年初的那场盛宴似乎只有一个开场，正餐环节却在人们的期盼中戛然而止。有人说是受疫情影响，有人说是政府需要“统筹规划”，毕竟之后还有6个小区要拆。但也有消息灵通的人说，摸底调查的结果显示居民意愿跟开发商计划之间相差太大，拆迁可能又要流产。

这个消息马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说：“这不是耍我们玩吗？”

但不知为何，我在聒噪中听到了一些声音，他们说如果王婶还在就好了，可以领着大伙去跟开发商“聊聊”。

编辑 | 沈燕妮运营 | 嘉宇实习 | 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