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火了，因为他说人话

王笛

2023年12月16日，南风窗2023中国社会价值年度盛典上，王笛获颁“年度思想者”。当天他受邀演讲，主题是“从宏大回归日常，用记录对抗遗忘”。

在台上，他拿出准备好的讲纸，摘下眼镜——这是他的习惯，语速并不快，不过发音有力，带出他那已很好懂但仍倔强不屈的川普口音。

“过去帝王和英雄的史观，不仅影响到历史研究，还造成普通人认为自己人微言轻，碌碌无为，甘愿驯服，缺乏自尊和自信。在宏大叙事下，普通人变得是那么渺小和卑微，许多人不喜欢日常，期盼着波澜壮阔，惊涛骇浪。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日常生活的意义，不亚于那些宏大的叙事，因为只有日常和我们密切相关。”

他对日常的呼吁得到了其后上场嘉宾的一次次回应，《宇宙探索编辑部》导演孔大山说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电影观。

晚会结束后，人群围着王笛加微信，两位凑到跟前的女士眼中闪光，向他竖起大拇指，“今晚您讲得太棒了”。

王笛也很开心，笑着转身求证：“怎么样，还不错吗？”

2023年上海书展期间，王笛在一场分享会上曾表达，对于他，微观史以前是历史写作，现在是历史接受。历史接受的意思是，普通人也要转变观念，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有自信，能够挺身而出反抗不公，而不是被驯服得唯唯诺诺。

在“文革”年代成长，王笛的小学只读了三年，就直接进入中学，高中因为政审不过，一度被拒之门外，如果按成绩，本来没有问题。

他在成都铁路局砖瓦厂做过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瞒着家里准备考试，第二年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做了两个月讲师，在31岁时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

四年之后，35岁的王笛放弃了那个曾让他“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身份，赴美留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师从中国社会史、城市史研究大家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

罗威廉教授的研究志趣和研究方法，给王笛很深的影响。他所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都是以一个具体的城市为着眼点去理解中国近代。与以韦伯为代表的，认为前现代中国城市自治性差，没有共同体的观点不同，罗威廉笔下的汉口，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很少，鼓励商业的发展，城市拥有自治空间。

在罗威廉的推荐下，王笛读了微观史经典代表作《奶酪与蛆虫》。作者卡洛·金茨堡建构了一个颇令人同情的小磨坊主的心灵世界。他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把宇宙看成被蛆虫咬破洞的奶酪，因此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虽然罪名现在看来很荒谬，但经过了认真的审判过程。

王笛对这本书大为赞赏，“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他在曾执教的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和澳门大学的课堂上，也多次使用这本书。

另一本经常会被他提及的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通过1762年一个印刷学徒工所记叙的杀猫取乐活动来观察当时的阶级冲突、师徒对立。在现代社会被禁止的虐猫，却在当时有其文化传统，对猫割尾、断腿、火烧等折磨流行于各种狂欢与仪式里。

身在美国的王笛浸淫在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中，系统阅读微观史的著作，经年累月地吸收和训练，经历了“学术上的脱胎换骨”。当他带着新的眼光和自觉，注目于中国的历史，他发现，历史书写注重精英、轻视小人物的不平衡，在中国很严重。

“现在呈现的历史对普通人非常不公平，这种历史写作的不公平也造成了现实社会的不公平。”

他感叹《史记》之后，边缘人和小人物在中国的正史中就消失了，由于史观的轻视，详细的地方资料也没有留下，每一次改朝换代大量的资料也都被有意或无意地销毁。

在中国微观史杰出的代表作，1970年代写成的《王氏之死》里，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也不得不抱怨“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研究者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罗新写《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所基于的“墓志铭就几百个字，有效信息就几条”，感到“很难做”。

王笛写《袍哥》，能找到的材料是民国时期沈宝媛的孤例式研究，其他材料很少，因此有人批评他那本2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是给两万字的原材料“注水”。

事实上，他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袍哥，到2018年出书，中间花了30多年，“因为收集资料很困难”。

他喜欢拿陈独秀、胡适、李鸿章这些大人物的历史写作举例：“我们坐在家里，打开互联网，就可以完成关于他们的写作，但是要写普通人的历史就可遇不可求，要靠运气好，发现谁的日记、回忆录这类的资料才行。”

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王笛的重心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段，晚清民初。他发论文很早，大三时，在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辛亥革命反帝斗争的特点》，读硕士后，研究问题转向清末新政，以此为毕业论文主题。

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时候研究的是大题目，但是格局很小，而今天集中在比较小的题目，格局却大多了。”

他的博士论文《街头文化》，写手工工匠、到处吆喝的小商小贩、看戏的、打拳的、耍猴的，关心的问题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普通人所创造的，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一直受到精英阶层的改造和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怎样变化？精英文化对这种文化持什么态度？”

他研究《茶馆》，是想“探究一种地方文化，怎样在20世纪开始以后受到种种限制。地方文化怎样在一种统一的全国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弱，甚至最后消亡”。

他写《袍哥》，用1940年代四川农村一个父亲杀女故事作引，展现袍哥的势力怎样嵌入地方的社会秩序，而袍哥覆灭后共产党又如何深入乡村。

为他所推崇的《奶酪与蛆虫》，在他看来，则很好地“揭示了随着印刷业的发展，书籍不再由上层阶级垄断，展示了16世纪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这些著作背后的问题意识，聚焦于精英与大众、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在这一思考框架里，他的研究对象，他笔下的贩夫走卒、芸芸众生的价值并非不言自明的，甚至也并不只因自我伸张就能获得承认，他们的吃穿用度、日常行为，需要通过艰苦的劳作在书写空间里建构起来，才能被看到、被接受。他们的生命也是由于获得了来自特定角度的清晰探照，其轮廓才得以显形。

或可说，如果不是王笛的研究，茶馆和袍哥根本无法被那么多人知道并当回事，每天去喝茶的人，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一天又一天，能和社会的变迁、国家的进程、权力的运作、传统的保存之间，有如此多、如此深切的关联。为他所呼吁的普通人的重要性，都附着在一页页触手可摸的纸张上。

微观而不琐碎，方法的自觉，开阔的视野，是王笛这样的微观史研究者的自我要求。

他在《显微镜下的成都》一书里这样写道：“研究对象本身不存在重要与否的问题，关键还是看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座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

在2023年11月一场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王笛和罗新的对谈中，罗新对此也有过很好的阐发：“要写好普通人的故事，还是要和大历史建立某种关联”，“不是陈旧、保守的大叙事，而是对历史有崭新的理解”。

这是历史学家王笛正在做的事。

在《碌碌有为》这本他花费了两年时间写成的社会史通识书里，王笛的写作涉及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口、衣食住行、农业、集市与城市、民间信仰、法律，所有内容，汇集起来，直达最后一章的结论：

在他看来，集权专制的前现代中国，由于中间缺乏社会的缓冲地带，失去中间社会的支撑，不是超稳定结构，恰恰相反，是缺乏稳定的。真正的稳定，来源于权力分散和强社会。

所以，中国要长期稳定地发展，必须让社会充分发挥活力，要蓄富于民，要让每一个公民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只有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和全民参与的社会，才是正常的、能够持续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