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了快递回家，路过夏荷苑的时候我发现多了一个核酸检测点，已经有2个人在排队了。当时可以线上领取采集码，我就用存在手机里的身份证照片注册了一下，自己先做了。十分钟后，我把老公、孩子和老妈带下来，队伍已经排到三十位了。小区中心的广场上传来大喇叭的声音，叫大家下楼做核酸检测。
夜里2点多等待转移。讲述者供图
回到家里，老公问我要不要去买点菜，我觉得不差这一会儿。结果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在朋友圈看到小区卖杂粮煎饼的阿姨说，小区在夜里封闭了。我立马摇醒还在睡觉的老公，看见他手机里也有同类消息。他起身下楼到小区南门确认了一下，说“这次事情好像严重了”。
老公又问我要不要买菜，我说过两天再说，家里的菜还够吃两天，可能就是在排查哪些人去打牌，应该很快会解封的。就算是去年疫情紧张的时候，每家每户隔两天还是可以出去一趟采购，我并没有那么担心。当天晚上，我照例带女儿下去玩了一会跳绳，不过楼下已经没什么人了。
30日下午，加入志愿者队伍的丈夫说夜里又要做核酸检测，院子里的大喇叭又响起了。晚上十一点四十分，我特意给孩子换上长衣长裤，还戴了一顶浴帽。下了楼，我们苑的测试点已经排了近百米长龙。幸好我发现社区办公室门口新增了一个测试点，人还不多。
那天晚上，我被一个邻居拉进两个微信群，一个业主群，一个我们楼的群。楼长在群里让每家报户主的信息和家庭人数。在这里住了7年，从来没有加入过群，跟邻居们尤其是老人之间也不熟悉。平时有事，楼长会挨门挨户传达。
第二天，群里发布了订购物资套餐的信息，有A和B两个套餐，都是50元。那两天随着密接确诊人数的攀升，行踪轨迹变得更加密集，大家纷纷往群里转发轨迹信息。当时有些楼已有确诊病例被封闭，就在我们隔壁。
除了群里的信息，在家里其实感觉不到太多慌乱，我照常陪女儿画画、读绘本。那几天，老公都在忙着做志愿者，大堆物资等着他送。半夜封城，大家都没有准备物资，这两天买的东西都堆积到了大门口。
1日晚上刚过七点，群里通知，马上要对我们楼栋进行封闭，二楼的爷爷确诊了。我们被完全封闭在家。
但那时“抢物资”已成了重点。群里顾不得讨论疫情和轨迹路线，全是各种买菜的渠道和信息。4日的时候，家里只剩下1根黄瓜、1颗西红柿和3颗鸡蛋。早餐下了挂面，放了2颗鸡蛋和半个西红柿，葱早就没了。剩下的菜全部在中午切碎做成了炒米饭。冰箱里，只剩下过节没吃完的七八个肉粽。
附近的商超都断货，要么就显示不在配送范围。我和老公连续几天凌晨抢购都落空。有朋友想给我们送点东西过来，我回绝了，因为只要经过我们小区，健康码就会变黄。很多民间热心人士主动帮我们买物资，但也是杯水车薪。
我尝试在线选择离家远一些的商超，终于在20公里以外的一家店买到一些蔬菜，还通过一个志愿者买到了几斤蒜苗、青菜和两个洋葱。8月6日，终于收到了社区订的套餐，有肉有菜。物资总算是有了。
不过，自从二楼的爷爷被确诊，楼下的垃圾桶就再也没被清理过。我知道社区已经有心无力，便直接打了“12345”提了三个问题：希望对小区进行一个大规模消杀，尤其是确诊单元；及时清理垃圾；将封闭和未封闭的楼栋分开进行核酸检测。
第二天，楼下的垃圾就被运走了，之后恢复了每天清运。在接下来的核酸检测中，我的建议也被采纳了，每栋楼依次下去，被封闭的楼栋会安排人上门采集。消杀工作也在小区主干道开始进行。
转移集中隔离的信息，终于在11日凌晨1点得到了确认。群里正式发了通知，我们楼三个单元的居民在家等候准备转移。信息还提醒“少喝水，如果有的话，带好成人尿不湿”。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带到常熟镇上的一家酒店。
“凌晨5点睡，一两个小时后又集合”
陈海清，49岁，志愿者，退役军人
我是四季园的住户，这里常住人口大概接近1万，是扬州比较老的小区，建于90年代初。因为挨着城市主干线，配套设施很齐全，为了让老人消遣，周围开了很多棋牌室。而小区里60岁以上的老人，占小区总人口的45%左右。
小区里共119栋楼，只有16个社区工作人员管着，其中还有13个被隔离了。小区的管理力量一下变得薄弱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刚开始每个人都很紧张，要是北边的楼栋有人被带走了，那北边的窗户一个都不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逐渐适应这种状况，唯一的诉求是保证正常的采购：米、面、油、蔬菜、肉蛋，有的老人还需要降血糖的药，事情很琐碎。
我原来在南京军区的部队，退役后在扬州广电干了11年，去年到了一家民营企业做副总。我想来当志愿者，也是因为看到业主群里，很多人抱怨我们小区太乱了。我先征求了家人的意见，他们也看到小区正处在半瘫痪的状态，所以家人很支持我。
我们这支队伍是自发组织的，大家原来都相互不熟悉，只是在一个业主群里。初期的组建者也是南京军区的退役军人，后来又有一位退役军人加入，我们三人就想着给团队取名叫“四季园军人志愿者团队”。
加上我们，四季园一共有四支防疫队伍。第一支有几百人，是邗江区政府机关安排的人员，负责管控小区人员的进出。第二支是送菜来我们小区的人员。再是社区原来的工作人员，现在被隔离了，只剩下3位，他们负责登记、发放物资，接打电话，了解居民的诉求，还得配合上级管理部门，对楼栋进行封闭消杀，对人员进行转送。
我们这支队伍目前在岗17人，当时是找了社区一个网格长，请他帮忙上传申请：我们全面接手社区的琐碎事务，把社区剩下的工作人员和我们捆绑到一起，这样才能使社区的防疫工作统筹安排起来。
目前，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给孤寡老人发放物资。基本上八点开始送，十点左右能送完，差不多休息一个半小时，午饭时间就到了。给大家送完午饭，大概是下午一点半了，回到站点时全身是湿透的，但防护服不能脱，不然要重新换一套，这很浪费。全身的汗被空调一吹，有的人会觉得冷，就去门外晒太阳。
送餐的时候，我们会询问住户有什么其他需要，比如申请药物，还有获取自行购买的、亲戚朋友送来的，以及外面捐赠的物资。有天晚上，我们从八点半一直干到凌晨三点半，打包一个企业捐赠的36吨蔬菜，全小区一共三千份，每份有一个卷心菜、几个洋葱和几个马铃薯。不少志愿者睡觉的时候可能已经凌晨五点了，睡一两个小时，八点就又要集合。
志愿者在搬运南通商会捐赠的防护用品。讲述者供图
四季园的房子都没有电梯，低的4层，高的7层。我们可能一栋楼送了一户就要下楼，去另一栋。楼与楼之间的往返，我们靠电瓶车，走路不现实，小区太大了。每次看到7层，我都觉得很难，上去了就不想下来，下来了就不想上去。
而我们的服务并不总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有次住户收到的肉臭了，只能更换，也许是我们中间的衔接太久，偶尔还会送错地方。
队伍刚成立的时候，不少住户以为我们是外面公司派来的，会有补助金。还有一些老人觉得，这就是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所以把我们的劳动视作理所应当，甚至会提一些无理的要求。志愿者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不过，随着居民的了解，态度也在转变。现在很多老人看到我们来了，都会说：谢谢你们，辛苦了，注意保护自己。这些话让我们心里都很暖。
还有些问题比较难解决。我负责的区域里有2-3位耳聋的老人，还有几位行动不便的，在他们那里我往往要耽搁十到二十分钟。有时我敲门的声音太大，后面楼的住户都听得一清二楚。我给一位耳聋老人的儿子打过电话，希望他能跟老人沟通，或者给老人买个助听器。结果他说：“我也没办法，我打电话给他，他也听不到。”
送餐一小时后，陈海清被汗水浸泡过的手。讲述者供图
起初，我们的防护物资都是自筹的，很快扬州市慈善总会协调了厂家，直接给我们发货，省去了很多程序上的麻烦。后来，还有一个小朋友在爸妈的帮助下，用自己的零花钱买来1000只N95口罩给我们。
这几天又有一些大学生加入我们，我们打算改名叫“547890志愿者服务队”。“54”是因为青年节，刚好又是“我是”的谐音，“7890”指的是70、80、90、00这四个年代的人。
“小区被铁皮围起来”
张颖，37岁，志愿者，四季园小区内幼儿园老师
装着滚轮的绿色铁皮大门被保安推开，我回到一周没踏进的小区，一切都变了。
小区被绿色铁皮围上。讲述者供图
这是我最熟悉的小区。在过去14年，每天早上7点45分，我会在南门碰到从对面菜市场回来的家长，鼓囊囊的塑料袋里冒出一根大葱，是菜摊老板送的。把车停在幼儿园门口，我会步行返回那条小道，买一份6元的手抓饼。接着我会到便利店里买一袋牛奶，再到学生家的水果店选两样水果。这家店主的孩子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已经上高中了。
在我的印象里，小区从不乏热闹的声音。8月7日这天早上同样的时间，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再次回到这里——一片沉寂。
手抓饼的小推车被挪到了后面，用一条粗粗的铁链锁在树旁，原本摆摊的地方码了一整排崭新的红色垃圾桶，专门用来扔医疗垃圾，至少有15个。水果店合上了一层防盗网，水果被一块花色窗帘布掩着。
7月30日，小区被调整为疫情高风险地区后，这里急缺协助核酸检测和输送物资的人员。我家离这片地比较远，健康码一直是绿码。6号晚上，园长在工作群里号召大家报名志愿者，凡是有绿码并且打过疫苗的老师都可以参加。40多个老师里有10个符合要求，我们都报名了。
那天早上和我们一起到的，还有邗江区市直单位的公务员，二三十个人，全部是支援当天扬州主城区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的。园长跟我们讲了现在小区内的封闭情况和注意事项，然后让我们按照一个六分钟的真人演示视频，穿起全套防护服和面具。
进了院子，我们被分为两组，去往不同片区的采集点，需要在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记录下每位居民的姓名、联系方式和家人的情况。登记完成后，才能录入身份证信息和唾液采集。
到了现场，三四米宽的路上立着做采集的棚子，几张双人长条桌子和红色塑料凳。地上有黄色指示线，分隔开排队的人，据说是社区工作人员连夜贴的。
把登记点安置在采集点前方，就是为了让居民更清楚地了解在采集前先要登记。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想跳过我们，直接去做采集。地上的指示线也不够，队伍排到200米长，后面的人们都排乱了。需要有人去维持秩序，我就承担了这个角色。
下午四点多，采集的管子用完了，整个检测工作不得不停滞。很快队伍里就有了不满的声音。一位40多岁的壮汉坐在小板凳上，大声抱怨我们工作不负责，让他们暴露在外，增加了感染风险。我只好跟他解释医务人员连轴转还没休息，希望他能理解。还好其他人没有附和他。
等待的时候，我发现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戴着助听器，一个人排在队尾，老伴腿脚不便，下不了楼。了解到情况，我们协调让爷爷插队先做了采集，也登记了奶奶的情况，之后上门检测。
临近晚上九点，等了20分钟不见有居民下来，医务人员开始脱防护服。就在这时候，一栋原本被封闭的单元走出来十几个人，说刚被通知下楼来。看到医务人员的防护服已经打开，没办法再工作，居民们立马急了。有位老太太想要冲向医务人员，被孙女拦下了。一位年轻爸爸把手机用力拍到桌子上，“还没做完就想下班？”后来，社区工作人员协调另一检测点的医务人员赶过来，给大家做了采集。
医务人员有两班轮岗，我们因为人员不足，没得换，连续工作了13个小时。晚上回到家，我浑身肌肉酸痛，右胳膊因为不停抬起特别酸，整个人侧着也不行，平躺着也不行，折腾到12点多才睡着。
隔了一天，我们紧接着投入第五轮核酸检测。这次队伍增加了几位黄转绿码的老师，负责的检测点也由两个增加到了四个。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们这次工作顺畅了很多，每个点只安排了两人，两个班次轮换。不用维持秩序，居民们能够自觉地站成间隔一米的队伍。
志愿工作时遇到曾经的学生。受访者供图
“跟着前面的车，是我们的唯一信息。”
罗贻春，52岁，扬州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直到大巴启动，我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接人，更不知道要把他们转运到什么地方。实际上，连司机也不知道。“跟着前面的车”，是他得到的唯一指令。
几个小时前，我还和做护士长的夫人沟通，猜测之后医院转为新冠肺炎康复点之后要怎么管理。那是8月10日晚上八点，我们刚在两天内把整个医院200多位病人分流送走。
我们在7日接到命令，要求48小时内把所有病人分流。当时我手里有13个病人，有4个情况已经比较稳定，稍微提前两天出院问题不大，我给他们开了些回家吃的药。剩下的9位病人，我要挨个对接转院。那一天，我打了近200个电话。
当天晚上，还剩一位80岁的老太太没找到对接医院。她长期卧床，每天要定时翻身拍背，护理工作量大概是普通病人的三倍。现在各家医院都超负荷运转，接受这类病人会很吃力。
第一个电话，我打给在一家医院医务科做负责人的老同学。一听情况，对方咂了一下嘴。我听到电话那头他在跟护理的同志交流。很快，他答复不行，最近实在是太忙了。然后，我联系到了以前的同事，他跳槽去了另一家医院，那边以治疗重症为主，他没太多顾虑就同意了。我松了口气。
第二天清早不到八点，我接到这个前同事的电话，说他们也接到通知，要作为下一步新冠肺炎治疗的备用医院，不能接收新病人了。我又开始新一轮的找人。至此，我直接认识的医生已经打了个遍，最后是拜托一位在其他医院做行政的朋友，联系相关科室医院，才接收下这位老太太。
在等对方回应的空隙，我赶忙为每位病人撰写出院病历。那天忙完回到家，我以为能松口气。八点半，夫人接到任务，要立即去医院整理病床，为41位下午转运次密接者的医务人员准备隔离室。不到半个小时，我也接到了任务，参加第二批次密接人员转运。
夫妻俩顺利出勤。讲述者供图
九点二十左右，接到电话的十五名同事都到了，全是45岁以上的老同事，最大的56岁，其中包括我夫人。这几乎是医院最后一批能抽调的医护人员。
夜里11点，我们接到市卫健委的指令，7个人赶往转运集合点，剩下的人继续在医院待命。到了汽车集团的停车场，那里停了160多辆大巴车，大多是刚从南京和周围县市过来支援的。除了各个医院的医务人员，还有政府工作人员、警察和志愿者。
指令是分批来的。凌晨，我们的名字被喊到，这批出发22辆车，每辆车三个人——司机、警察和医务人员。穿防护服的时候，大家都不清楚是到哪，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
跟着领头的小轿车，我们在维扬路的一个小区门口停下，那里已经有几十个拿着行李的居民在等待。确认人员的过程持续了近3小时，因为几位名单上的人一时找不到了。
车上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不耐烦，抱怨他们在小区门口已经等了将近一小时，后来又吵着要下车方便。另一位40岁左右的女同志觉得热，问我能不能摘掉口罩。我开始聊家常安抚他们的情绪。
上了高速，大家陆续睡着了，也有几个人警惕地醒着，一直通过窗户查看外面的情况。我和警察坐在前两排的位置，一夜没敢睡。天亮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人说“到常熟了”。又走了个把小时，我们停在了一个县城样子的酒店门口，那时候已经是早上八点。
早就在等候的当地警察把居民们带进旅馆，我和司机没有下车直接返程了。回去的路上，我累得迷迷糊糊睡着了。
（文中左云青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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