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徐畅：审判胡广

东汉自和帝之后的一百余年间，皇帝多幼年嗣统，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后家族成为少年天子最可依凭的力量；当皇帝成年，则往往依赖身边的宦官，并联合外朝官僚和军事力量，剿灭跋扈的外戚集团，恢复皇权……政局循环往复的背后，是外戚与宦官集团把控皇帝废立，新君如走马灯似的更换，平均每位皇帝在位时间仅十余年。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最高统治者的频繁更换，也影响到外朝公卿士大夫的仕途。每逢统治权力更替，就有大批中央官因政治站位错误被废黜，当然也有因拥立新君而佩印封侯、位至三公者，更兼行诸士大夫的党锢之禁，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东汉中后期的中央官僚，能久任者并不多。

然而，却有这样一位历事安、顺、冲、质、桓、灵六帝，为官三十余年，领七任宰相的高层官僚。他，就是太傅胡广。胡广的一生，可以作为帝制中国早期一种典型的、平稳的宦途人生之楷模。

范晔《后汉书》所立《邓张徐张胡列传》（卷四四，下文称本《传》），是较早的对胡广生平的全面记载。胡广自幼丧父，家境贫寒，长成之后，由本郡（南郡）太守法雄举为孝廉，入京城，因章奏第一被汉安帝拔擢为尚书郎。自汉武帝以后，尚书不仅是皇帝身边的文书吏，更得参与机要与外朝政务，东汉设立专门机构尚书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胡广由台省郎吏起家，在此后的漫长仕途中，曾担任过地方太守，在中央先至诸卿，复登三公，最后获得太傅高位，还因为拥立有功，封安乐乡侯，可以说备受荣宠，史臣称“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

清代绩溪胡氏宗谱中的胡广画像（来源：baike.baidu.com）

然而，本《传》也隐微指涉胡广人生的两大污点：“及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寥寥数语，有复杂的历史情境。简而言之，第一，胡广作为官僚士大夫，与阉宦出身的丁肃结为姻亲，不辨清浊；第二，顺帝之后，梁氏外戚集团把持朝政，鸩杀质帝，另谋新君人选，以李固、胡广为首的外朝官僚与大将军梁冀意见相左，当相持不下之时，胡广突然变卦，导致权臣顺利更换皇帝，胡广沾拥立之功，而坚持立场的李固等被幽死狱中。

因为这个缘故，自《后汉书》以降，历代知识人对胡广评价不高。唐代宰相权德舆以胡广柔媚事上，实有邪心，痛斥“亡西京者张禹，亡东京者胡广”，把东汉王朝走向衰落和胡广联系起来（《两汉辨亡论》）。《资治通鉴》评议胡广为人：“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卷五七“熹平元年”）明人李贽将胡广与历史上的佞臣南朝江总、五代冯道并列。至清代，胡广的历史形象更跌入低谷，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王鸣盛有著名的《刺广寓于褒颂》文，归胡广为“小人之至无耻而享大福者”，洋洋洒洒千言，尽数胡氏不忠不孝、误人国家之罪状（《十七史商榷》卷三六）。

如何评价胡广其人，是一个问题；而另一个问题在于，综观历代的胡广“接受史”，似乎时间愈晚，评价值愈低。值得思考的是，据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胡广瑕疵论似肇自范晔《后汉书》。众所周知，范晔《后汉书》在诸家《续汉书》中晚出，成书较东汉灭亡已逾二百年；那么范晔以胡广微瑕，是胡广生活当时的朝野和社会舆论，还是两个世纪以后史家的看法？本《传》叙胡氏两大污点之后，指明其“以此讥毁于时”，似提示，对于胡广的不佳评价，在他生前就有了。

范晔怎么知道胡广的名誉在当时就受到了影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当时史家做了记录，其文本在刘宋时尚可见，为范晔采入《后汉书》。自东汉明帝起，王朝官方就开始组织班固等史官编纂本朝历史，终于灵、献，成一代之大典《东观汉记》；虽然《东观汉记》今卷帙不全，仔细采摭，尚可见有关胡广的遗文：

胡广为太傅，总录尚书事。时年八十，而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太平御览》卷二〇六引）

这段文本也被范晔移入《后汉书》，描述胡广在家孝敬老人，在朝明娴政务，虽算不上耿直，然于时政多所补阙，并无负面评价。在今日尚存的诸家《续汉书》佚文里摸爬一遍，尚未见到在范晔之前有胡氏见讥于时的记载。当然，这种可能不能被完全排除。

另一种解释，虽不敢厚污范晔，也不排除“以此讥毁于时”是刘宋史家基于时议，对东汉倒放电影式的补笔。要回答胡广到底是否见讥于时，不妨暂走出后人的道德审判，回到事件发生时的历史情境，就以下问题细做观察：第一，胡广的两个行为是否涉及品行与道德问题？第二，同时流辈究竟如何评价胡广？

胡广行为之一，“与中常侍丁肃婚姻”，有如下背景：东汉中后期的宦官并非全部污浊跋扈，《后汉书•宦者列传》就记载了不少清廉奉公的宦官，如郑众、吕强等，他们不仅于对抗外戚有所助力，在朝野亦有正面评价，丁肃为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另外，丁肃为济阴人，而胡广曾为济阴太守，两家系旧识，以此结为婚姻，在道德方面并无瑕疵。

胡广的行为之二，在质帝驾崩后选择新君的过程中倒戈，值得仔细辨析。自阳嘉元年（一三二）顺帝册封梁氏为皇后，以其父梁商为大将军始，梁氏外戚集团崛起，历顺帝、冲帝、质帝，梁太后皆临朝听政，梁商、梁冀兄弟备受恩荣，专横弄权；本初元年（一四六），年仅八岁的质帝因于朝堂之上呼梁冀为跋扈将军，次日即被权臣进汤饼鸩杀，朝野为之震撼。据史载，少年质帝在中毒临终之际，曾呼唤并求助于太尉李固，当时胡广位大司徒，同为三公，为皇帝肱股，睹此惨状，不知做何感想。没有疑问的是，这位老吏对时局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层。

此后，议立新帝，章帝玄孙、清河王刘蒜血统最近、年龄最长，严谨持重，举止有度，在冲帝驾崩后就曾作为新君人选，深含先帝去世之悲的李固自然瞩目这位成熟的候选人，同时取得了身边最重要的同事—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大鸿胪杜乔的支持；而梁冀因其妹当适蠡吾侯刘志（即后之桓帝），且其年幼便于控制，决定拥立之。双方争执不下，为此专门举办了大朝议，梁冀在朝会上恐吓百官，“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之。皆曰：‘惟大将军令。’”（《后汉书》卷六三《李固列传》）即胡广等重臣迫于权势，临阵倒戈。

实际上，不仅梁冀欲立刘志，李固推出的候选人刘蒜与宦官集团也有过节，往年刘蒜因作为冲帝继嗣人选被征召至洛阳，中常侍曹腾等曾试探性拜谒之，并未得到礼遇，宦官因此含恨。也就是说，刘蒜同时失去了宦官、外戚两大集团的支持，实际上是孤立无援的。胡广自安帝朝便服务于宫廷，熟谙朝野故事和政治规律，不会不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如何抉择。以梁冀当时的权势，既然可以鸩杀质帝，杀掉反对他的三公易如反掌，为了避免无谓之牺牲，当然应支持刘志。更何况，立刘蒜之议本就不出于胡氏，这样做也并不为过，更不是道德问题。

这件事显然并未影响到胡广的声誉。在接下来的桓、灵时代，皇帝因拥立之功，深念胡广恩德，为其佩印封侯，加官晋爵；而外朝有清忠之名的士大夫官僚，如陈蕃、崔瑗、李膺、杜密、刘矩、蔡邕等人，也多出自胡广门下，得其拔擢。胡广的同僚尚书史敞评价他为人“体真履规，谦虚温雅”，在尚书台服务十有余年，“柔而不犯，文而有礼，忠贞之性，忧公如家”（本《传》）。灵帝继位后，欲重用胡广与大儒陈蕃、外戚窦武，胡广因病求免，陈、窦二人皆盛赞并挽留之，为灵帝言：“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臣不如太常胡广。”（《后汉书》卷六六《陈蕃列传》）熹平元年（一七二），八十二岁的胡广辞世，灵帝命五官中郎将持节，赠以太傅、安乐乡侯印绶，“文恭侯”谥号，在光武帝原陵为他营建墓地，拜胡家一人为郎；故吏自公、卿、大夫以下数百人，皆着丧服送葬。这都是胡广在朝廷位望的集中展示。

熹平六年，当胡广去世五年后，灵帝尚思感旧德，遣画师绘名臣胡广、黄琼画像，命蔡邕配写《胡广黄琼颂》，悬于宫内，时时瞻念。一生以乃师为榜样的蔡邕，对于胡广“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的仕宦人生更是极尽溢美之词：

我胡我黄，锺厥纯懿。巍巍特进，仍践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绂。奕奕四牡，沃若六辔。衮职龙章，其文有蔚。参曜乾台，穷宠极贵。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邈乎，莫与为二！（本《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我胡我黄，锺厥纯懿。巍巍特进，仍践其位（选自《后汉书》，来源：cnkgraph.com）

这是官方的声音，向下层推去，胡广在洛阳市民、社会大众眼里，是一个有趣的形象。本《传》载京师谚语“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说胡广老练圆滑，沉浮宦海，善于平衡各种关系，无可无不可。所谓“中庸”，本是儒家心性论中的一种德行，孔子讲“君子时中”，实际上是强调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有所权变；从胡广的经历来看，他的确践行了君子之中庸。这也并不是负面评价。

回到当时，对胡广唯一的责备之词出自李固，因在议立新君一事中坚持原则，李固惨遭梁冀诛杀，临刑之前，悲愤交加，给旧日同僚胡广、赵戒写信：

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后汉书•李固列传》）

李固清忠正直、为国殉命的形象跃然纸上，而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谓“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语，警示二友留心身后公论，也正说明胡广等二人因应时局，在当时的社会评价应该不低。

若胡广确未见讥于时，那么，有关他的舆论风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东汉以降，三国、西晋皆短祚，史料亦乏，目前所见后人对于胡广的议论，较早见于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春秋》记后秦开国重臣尹纬与友人牛寿讨论生平志向：“时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则追二疏、朱云，发其狂直，不能如胡广之徒洿隆随俗。”（《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四）尹纬胸怀大志，然遭苻坚禁锢；后逢淝水之战前秦败绩，北方诸侯并起，正是他建立功名的绝好机会，以胡广之“洿隆随俗”（与时俯仰）为戒。由此可知，在西晋以后天下分裂、南北对峙的公元五世纪，胡广名声已污。

后秦灭于刘宋。在宋武帝身后，宋文帝兄弟政争，涉入其中、被贬宣城的文人范晔，在整理后汉人物并立传时，遇到了“仕宦楷模”胡广。尽量保留东汉官方记录之外，范晔对胡广持保留看法，尝试寓讥讽于褒扬之中，在胡广奉养继母的情节之后，笔锋一转，“及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站在南渡士人的角度，回顾晦暗时代，提出了胡广一生的两大问题。

由范晔开其端，上文提到，后世对胡广的评价持续走低。这背后的原因何在？细思之，这种变化似是由于后人将对胡广的评价与反思东汉后期历史捆绑在一起。东汉中期以后，尤其是桓、灵二帝统治时期，皇帝昏庸无志，在中央，外戚、宦官、士大夫相互倾轧，在地方，黄巾等盗贼群起，又兼自然灾害，民不聊生，最终将持续四百年之久的汉帝国推上坟场。自三国以降，一批有见识的知识人，开始批评东汉后期政治，反思东汉灭亡的原因，如汉亡后七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完成先主遗愿，北伐中原，临行前，上疏后主刘禅，讨论历史，总结教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桓灵”之政，在三国时就被归为东汉灭亡的直接原因，而在随后的历史时空中，这种判断被不断放大。

这样一来，胡广作为东汉后期权位最重的中央官，拥戴桓、灵二帝的功臣，其中庸无为，极容易被解读为面对大厦将倾的“危而不持，颠而不扶”。清代学者王鸣盛读后汉史胡广、李固议立桓帝一节，大詈胡广贪位惧祸，鄙夫误国，并提出“当时广若能与李、杜同心，立清河王，无桓则亦无灵矣”的假设，将桓灵恶政与胡广的不作为关联起来（《刺广寓于褒颂》；倘若真要倒放电影，即使胡广与李固等一起力挺刘蒜，结果仍会是梁冀及刘志胜出），而经学家陈鳣则大谈宰相责任，“夫相者，上以分天子之忧劳，下以操百官之刑赏者也。使惟苟合取容，治乱不关于心，天下有事，俾天子独任忧劳”，“彼胡广相汉，安保其不为桓、灵之倾颓也”，将东汉灭亡的责任，越过桓、灵二帝，直接归于胡广（《胡广论》，《简庄文钞》卷一；按王、陈生逢清朝由盛转衰的乾嘉时代，批判胡广是否有现实指涉，也值得再做检视）。

汉代政治的日常运行，以律令及故事为依据，至东汉，相关原则不断累积，要成为一员明习故事、举动合规的中央官，并非易事，胡广一生游走于台阁，其仕宦和为人之道，相当复杂。本文的目的，不是还原胡广的宦途人生，也并不是为范晔提出的两大污名洗白，而是揭示一个为道德审判所裹挟的历史人物评价案例，尝试回到具体的情境中，去复原事件过程，观察非人物自身所有的元素，是如何加诸其身，以至于颠覆本来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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