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健/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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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家长此前没有过多干预孩子的学习，但在比较重要的关头，他们绝对会跳出来扭转乾坤。
“当我成绩不够好时，他们知道怎么和我沟通，怎么让我更好地面对下一次考试。这是家庭背景带来的非经济优势。”
“现在，中国新生代精英完全可能在一个国家出生，到另一个国家接受教育，去第三个国家工作，他们精英地位的复制是跨越国界的。”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雅祺
责任编辑｜吴筱羽
“学神”的神话背后，往往都有能“扭转乾坤”的父母。他们为孩子制定备案以应对不利情况，优渥的家庭资源也能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
从学生到家长，他们深谙教育体系的规则，得以避开拥挤的赛道，提前规划最有利的上升路径，降低风险。
这项研究最终在2022年出版，书名为《学神：中国精英教育现场一手观察》（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在本书开头，姜以琳先讲述了自己的少年经验，以表达家庭资源对儿女教育影响的差异。在精英私立中学上学时，她曾因衣着品位被嘲笑，由此开始观察同校学生地位的理由和原因。她的哥哥则拥有某种“特权”，不但可以上课睡觉，还可以扰乱秩序，原因是哥哥的学习极佳。
这种观察促成她对青少年群体的关注，希望知道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下，阶层复制如何实现。
该书获得2023年皮埃尔·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最佳图书奖，是第一部聚焦非美国本土案例的获奖作品。近日，姜以琳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姜以琳。（上海纽约大学官网/图）
“回到家后，她也没有偷偷努力”
南方周末：你最初为什么想要研究北京精英高中生这个群体？
姜以琳：小时候的经历促成我的关注点。虽然西方有很多相关研究，但在不同教育体制下，精英学生也不同，他们的经验、处事方式都不同。我以往看到的研究没有涉及东亚，所以想去研究中国精英阶层青少年。
在国内，北大和清华这两所高校，不论毕业生就业、起薪还是校友网络上都具有很大优势，进入清北可以复制家庭的精英地位。北京学生进入清北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省市，排名前十的顶尖中学更加突出，所以我觉得，北京顶尖中学的精英学生样本非常具有代表性。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找到这五所顶尖中学，以及其中的28名学生作为长期跟踪对象的？
姜以琳：我联系了北京很多学校，非顶尖中学大多拒绝了。最后，排名前十的其中五所中学（全市约三百所）接受了我，这些中学都包含本部和国际部。五所里有两所同意我去课堂观察，也让我和学生聊天，这两所成了我田野调查的重点。我找了几位学生，每次连续跟着一名学生10-15小时。我和他们一起上课、自习，一起吃饭、回家。放学之后，我也和他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或者闲逛。高考那几天，我还到考场陪考。借着这些活动，也认识了很多他们的同学和家长。
这28个学生基本都是学校推荐的。我和学校说明我想要认识富裕家庭的学生，老师介绍的学生大多还很外向，成绩特别好，大概是这样才会让他们来代表学校。当然，这些学生里，也包括了一些学渣和学弱。
南方周末：从研究方法上看，你定义的精英家庭是资产排名前10%的，你认为这个群体可以代表中国的新精英吗？
姜以琳：大部分东亚研究对精英的定义是成绩顶尖的学生。但成绩顶尖的学生很多是“小镇做题家”，在中国传统里，文化精英是有一定经济资本的，明清的时候，90%以上的进士都来自某几个大家族。我想研究的重点是阶层复制，所以用家庭资产来区分。
北京著名的几所顶尖中学，一直以培养精英闻名，比如我研究的两所中学，清朝建校时就培养精英子女。最后调查到的这些学生，家庭背景有很高的同质性，比较符合我的研究需求。虽然他们的父母职业各不相同，但家庭收入中位数是中国城市排名前10%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两倍以上，而且，他们的父母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是20世纪借助教育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少数有留学经历。
南方周末：“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四级地位体系是你发现的，还是学生中既有的？
姜以琳：每当我进入一所学校，会先去找学生受欢迎或者被排挤的信号。我开始调查不久，有天晚上，一个学生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学神吗？”我表示不知道，他马上和我科普了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是什么。后来，我去的每一所学校，学生都会反复使用类似的词汇向我描绘其他人。他们也会给自己一个定位，通常也是通过同学对自己的评价得到的。
我分析了他们的描述之后，总结出他们划分地位的维度。在中学，成绩是最重要的划分指标，但顶尖中学里成绩好的同学太多了，他们就加入了轻松程度这一指标做进一步的区分。
这个指标是学生观察、解释出来的东西，我只是做了总结。“轻松程度”的量化程度很高，就是在和升学准备无关的事务上花多少时间。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区分学霸跟学神，因为他们成绩差不多，但有同学非常认真地纠正我说，“你看，他每天吃饭要花两个小时，我们是30分钟，所以他是学神。”还有学生会说，“学神每天可以睡到8个小时。晚自习时，他有1个小时在看汽车杂志。”
比如书里最学神的诗盈，家长老师觉得她有望成为高考状元。有天晚自习，她坐在教室后排刷歌手新闻刷了一晚上，回到家后，她也没有偷偷努力，而是坐在客厅看一两个小时的综艺。
当然，在顶尖高中，即使是大家眼中的学渣和学弱，虽然考不上清北这样的顶尖名校，很多依然可以考到双一流大学。
《学神：中国精英教育现场一手观察》。（资料图）
家庭背景的非经济优势
南方周末：这个体系的流动性如何？
姜以琳：大多会逐渐固化，如果一个学生发现自己一直卡在学渣的位置，就会一直去做学渣做的事。也有学渣拼命努力变成学霸的，但这种案例非常少，而且需要一个特别的契机。
一个案例是德宏，他一直到高二都安于当“学渣”。高二下学期，学生可以申报市三好学生，这是德宏唯一拿到高考加分的机会，他需要找到老师推荐。其他学神学霸也申报，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需要老师推荐，他们把这看成理所当然。
德宏找到了跟他不熟的年级主任，这位老师非常认真地帮他写推荐信，教他怎么申请。德宏非常感动，之后他和我说，以后做任何事他都要全力以赴。那天之后他就拟定了学习计划，针对比较弱的几科需要怎么样做。最后他考到了复旦大学。
南方周末：那学神一旦面对向下滑落的风险时，家长如何起作用？
姜以琳：他们的父母会比他们更着急。一些家长此前没有过多干预孩子的学习，但在比较重要的关头，他们绝对会跳出来扭转乾坤。比如Tracy，她想走留学路径。老师在高一时约她爸爸聊孩子未来的升学，他没有理会，当Tracy高决定出国后，从事科研工作的爸爸立刻出现了。什么时候考什么SAT（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每个考试至少要多少分……他甚至把美国大学的某专业排名一到六十都背了下来，也完全知道申请每所学校要哪些东西。
别的学生一般在高二下学期已经跟咨询师拟定了想要申请的学校项目名单，Tracy爸爸也很快拟了出来。她只要认真考试就好，爸爸就是神助攻。
南方周末：那在国内高考的学生，家庭会提供什么帮助？
姜以琳：以报志愿为例，当时北京的高考规则是猜分报志愿，这意味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精英父母会不遗余力地为孩子准备好应变措施，防止滑档之类的意外发生。
一位数学家家长认为，概率可以解释一切，于是他手算了儿子过去三年所有考试成绩。他要找到三年来成绩的标准差，预测儿子最大概率考多少分，偏误是多少，上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概率大，再帮儿子填到最完美的志愿。后来，他的儿子虽然高考成绩不佳，但因为志愿填得巧妙，去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
其他孩子的家长可能是教授、医生、工程师，他们会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人际关系来帮助孩子升学。这些顶尖高中会邀请清北招生办老师向家长提供咨询，家长们不会盲目提问，而是先分析孩子现在的状况，再问他上哪个系比较保险。这种沟通的方式，以及要带什么样的资料给别人看，是精英家长的认知水平、文化素养决定的，我们把这叫做文化资本。
以我自己为例，我大学时回初中看老师，老师说：“看你初中成绩不好，居然考上了台大，果然小孩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家长。”她说得对，我父母的经济收入并不高，但他们的文化素养很高，对教育体系有足够的理解。所以当我成绩不够好时，他们知道怎么和我沟通，怎么让我更好地面对下一次考试。这是家庭背景带来的非经济优势，也就是“复制”精英地位重要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这些家庭也会提供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我在学神诗盈家住了四天，高考前他们改变了家庭的生活安排，爸爸搬出去住，表姐搬了进来陪她，整个家庭都会为高考做好准备。
南方周末：你接触的这些精英家长，都具有这种扭转乾坤的能力吗？
姜以琳：因为他们曾经就是胜者，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了解体系的运作方式。他们特别懂怎么使用教育，甚至有一位家长自己就参与中学课程制定。
普通家长没有办法很早知道孩子是否适合高考。毕竟，如果他自己没有在高考里取胜过，他怎么知道？如果他自己没有出过国，怎么知道孩子要申请什么样的学校比较好？国外的学校不是简单按排名分优劣，这些信息普通父母很少涉及。精英家长有经验，更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意识和背景。
但他们的支持也大多局限在国内，这28个学生的家长中，很多人招招手就能给孩子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但孩子出国之后，他们一般就左右不了了。
跨越国界的“精英复制”
南方周末：在你的研究中，这些北京精英学生进入名校后，大多成绩不再领先。
姜以琳：到了国内名校，这些学生已经难以在一个成绩定胜负的地位体系里领先了，有的还成了学渣。这时，他们会发展出一套新的规则，不再那么关注考试分数，但提高了“轻松程度”的重要性。
比如考到复旦大学的舒华，大一还在努力当学霸，但到了大二，她就承认像她这样的北京学生表现并不好。她会说，大城市的孩子都是全能型人才，毕竟生活中还有比学习更重要的事。
我也采访了他们大学社交圈内的同学，问他们，某位同学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为什么你们这么推崇他？他们也会非常认真地说，“你看北京人素质就是高，他们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去探索自我。大学不是只有念书和考试。”
南方周末：这一套叙事可以运用到职场上吗？
姜以琳：会的。我追踪的这些学生，学神毕业前就有工作了，学渣和学弱基本没有这种机会。到2019年，大多数学神已经进入和全球精英竞争的职场，在美国、英国的收入都在前5%-20%。
但他们仍然依靠记忆里和老师的互动方式，去理解自己和上司的关系。工作之后，那些表现好的人，还是认为自己应该有某种“特权”，感觉自己表现不好的人就不敢违抗上司。换句话说，就算已经在收入的金字塔尖，他们依然赞同从中学以来的互动模式。
向祖中学时期原本是学渣，进入职场后表现很好，地位上升，开始敢于公开批评上司。他们还会用一模一样的话来形容领导、同事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工作之后的学霸Tracy和我说，“他们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员工！”她高三的时候，就用过一模一样的话描述自己和老师的关系。
南方周末：这28个学生里有没有“复制”精英失败的案例？
姜以琳：一个案例是中学时是学弱的建民，他去了一所非名校，在那里成绩很好，非常优秀，但可能是因为家庭背景差很多，他没有很多朋友，不跟大部分同学来往。
建民本科快毕业但不喜欢拿到的工作机会，于是他选择延毕，后来去了东京，一边找工作，一边做兼职养活自己。一年多后，他终于找到一份当地中上阶层的工作。其实他原本可以不用这么辛苦，他妈妈已经在国内帮他找到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但他拒绝了——和其他同学相比，那显得非常平庸。
有趣的是，因为疫情，在美国毕业的其他孩子，几乎全都回到了国内求职，而“复制”精英地位失败的学生，反而有一种执念，宁可在国外经历找工作的艰辛。
南方周末：这些学生不论是学神还是学弱，好像都向往出国接受高等教育或者工作，他们参与全球化竞争有什么优势？
姜以琳：这些学生很多已经在全球化竞争里崭露头角了，比如剑桥大学的Ashley毕业后去了瑞士，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商工作，一年后跳槽去了新加坡的投行；耶鲁大学毕业的Claire在纽约的咨询公司做顾问。
这一代精英家庭的终极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在国内维系已有的优势地位。
大批中国留学生的出现也在改变西方国家，他们的购买力和学习能力都很强。大多关于阶层复制的研究都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现在，中国新生代精英完全可能在一个国家出生，到另一个国家接受教育，去第三个国家工作，他们精英地位的复制是跨越国界的。
相比普通阶层，精英家庭的孩子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持优势的一个方式，是他知道他的战场在哪里，知道怎么样打赢一场仗，而不是只要出国什么都好。
除此之外还有家庭兜底，哪怕是让他没有收入地在国外生活两三年，慢慢找一份更合适的工作。这个兜底非常重要，孩子可以尽情去冲，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而不是畏首畏尾，生怕一失误就再也爬不上来了。
南方周末：本书的故事结束在2019年，那之后的，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补充？
姜以琳：疫情开始时，我追踪的学生大多都在海外，有的本科毕业就找到了高薪工作，有的在读硕士，一半以上都在美国。当时国内外的状况都不好，但他们竟然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一些学生在2020-2021年硕士毕业，因为疫情没能留在国外，回国选择了一份觉得还可以接受的工作。
有些人决定等形势好一点，再申请留学，或者让公司外派出国。当然还有学生在这三年中已经结了婚。
我的基本结论是不变的，类似的四级体系应该还存在。虽然这几年高考有一些改革，比如说取消文理分科、志愿填报方式的变化，但国内升学依然是考试为主，标准化成绩仍然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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