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逼是场梦，谁都可以做

辞职之前，我是个关心亚逼的大厂青年。

我在的大厂是一个做中产生活方式的电商媒体，而我的工作，就是给中产写亚逼报道，诸如“共享居住对抗原子化”、“约会软件异闻录”、“后海村成嬉皮士新窝”——这样的亚逼世界入门手册，tells the majority what life the minority lives，简言之，就是告诉中产，他们的孩子正在或即将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

正所谓身在大厂心在亚。众所周知，亚逼有多个分支，以我为圆心，用圆规在白纸上转动一周，会经过“文学亚逼”（我好几个暧昧未果的对象），“LGBT亚逼”（我在香港读研时的知心好友），“学术亚逼”（稿子发出来后差点撕逼的采访对象），“艺术亚逼”aka“消费主义亚逼”（上海巨鹿路长乐路常客），还有“电影亚逼”。

说起来，“电影亚逼”可谓是亚逼里的经典款，最早可以追溯到文学和诗人当道的九十年代，《颐和园》是所有电影亚逼的 love bible 和政治学讲义，即使在“亚”已经流于另类穿搭和音乐风格的当下，也永远不缺想拍电影的年轻人。

辞职后，我来到了大理。这个集中产（亚逼它爹），和嬉皮士（亚逼老祖宗），两种气质之大成的宝地，顺理成章地进化出了一种不同于京沪的亚逼新品种——三和亚逼，顾名思义，就是自嘲自己过着像三和大神般“挂逼”生活的亚逼。
作为一个一眼就能识别出亚逼气质的局外人，潜入大理的第二天，我就通过对方光源体的头像，爱与和平的微信签名和迷离梦幻的朋友圈背景图，在一个社群里加上了本地亚逼的微信，并在两天后来到她打工的烘培店里，蹭着她和女友的小电动，听着文学亚逼一晚上卖了 8 本诗集的好消息，参加了一场亚逼内部的日常聚会。
在一场司空见惯的马路牙子聚会上，除了拿出手机轮流播放虾米歌单、捏着鼻子轮流喝烈酒、分食咪咪等膨化食品和辣条之外，聊电影成了最终的硬通货。这个喜欢今敏，那个酷爱周星驰，这个去过 FIRST 影展，那个刚从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回来，而我心中的文艺片三巨头——侯麦、伍迪艾伦、洪尚秀，更是得到了一致好评和共鸣。
在喝高了准备转场的夜晚，月黑风高，三个蹦迪刚认识的男女挤在的士后座上，吐露“我没有那种可以交心的朋友”这种酒醒了矢口否认的真心话时，往往会顺带聊起那个深藏心底不轻易予外人言的电影梦。
我说我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就叫它“北京亚逼生存报告”吧（豆瓣条目为《2020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那就是我想拍的纪录片。挤在我旁边的短发女孩从北京来，淡定地说导演她认识，下次来北京，给我介绍一下。

当时已经离职三个月的我刚开启自由职业，正愁在大理找不到选题，酒醒了以后，我以采访的名义认识了张帅。

辞职后，我来到了大理。这个集中产（亚逼它爹），和嬉皮士（亚逼老祖宗），两种气质之大成的宝地，顺理成章地进化出了一种不同于京沪的亚逼新品种——三和亚逼，顾名思义，就是自嘲自己过着像三和大神般“挂逼”生活的亚逼。

作为一个一眼就能识别出亚逼气质的局外人，潜入大理的第二天，我就通过对方光源体的头像，爱与和平的微信签名和迷离梦幻的朋友圈背景图，在一个社群里加上了本地亚逼的微信，并在两天后来到她打工的烘培店里，蹭着她和女友的小电动，听着文学亚逼一晚上卖了 8 本诗集的好消息，参加了一场亚逼内部的日常聚会。

在一场司空见惯的马路牙子聚会上，除了拿出手机轮流播放虾米歌单、捏着鼻子轮流喝烈酒、分食咪咪等膨化食品和辣条之外，聊电影成了最终的硬通货。这个喜欢今敏，那个酷爱周星驰，这个去过 FIRST 影展，那个刚从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回来，而我心中的文艺片三巨头——侯麦、伍迪艾伦、洪尚秀，更是得到了一致好评和共鸣。

在喝高了准备转场的夜晚，月黑风高，三个蹦迪刚认识的男女挤在的士后座上，吐露“我没有那种可以交心的朋友”这种酒醒了矢口否认的真心话时，往往会顺带聊起那个深藏心底不轻易予外人言的电影梦。

我说我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就叫它“北京亚逼生存报告”吧（豆瓣条目为《2020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那就是我想拍的纪录片。挤在我旁边的短发女孩从北京来，淡定地说导演她认识，下次来北京，给我介绍一下。

金刚和朋友们的马路聚会，出自《2020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

我一边看得打瞌睡，一边在心里翻白眼：这导演以为自己是王兵在拍《铁西区》吗？（后来得知张帅最 respect 的纪录片导演就是王兵）。本着看片有始有终的做人原则，我以每次 1 小时的速度在两个月里打开了这部纪录片 6 次，熬过了最初的不知所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等到了那句让我精神为之抖擞的“中国人民不需要反叛”。

说这话的是一个打手碟的北京艺术家尹引。他年轻时是朋克乐队主唱，如果没有折翼，现在会是刺猬那种风格，他觉得“中国没有真朋克”，而且这事儿不赖谁，因为“中国人民不需要反叛”。

这之后，开头出现过的亚文化青年都卸下了在马路边听歌哈啤、坐游船上戴墨镜吐烟圈的装逼态，在镜头前解剖起自己迷人的内心。

港大女孩梁倩属于“精英亚”，当年是北京市高考第一名，从小吃进口奶粉和加拿大虾泥长大，身边都是家里有私人飞机的小孩，她说自己是小姐身子丫鬟命，吃穿用度都向富人看齐，但家境也就一线城市中产，典型的 middle class broke kids。

刚毕业那会她在象牙塔里做助教，觉得没意思去了香港一家 NGO，每个月工资连房租都付不起，然后去卖保险，销售业绩第一但看不得领导脸色，干脆辞职回北京，不久前父亲去世，梁倩留在家里照顾母亲，这成了她目前活下去的最大理由。

梁倩见过厉害的人，吃过好吃的东西，去过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还曾妄想改变世界，也正因为这样，活得比普通人拧巴。既没法一心追逐世俗名利，又无法坚信什么事是有意义的，最后的结局似乎注定了是虚无，“没有真正喜欢的，所有事情干到最后，so what？还是会回到世俗轨道上。”

梁倩和朋友在游船上，出自《2020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

在望京一家人人都在谈论创业和融资的咖啡馆里，张帅问梁倩，给你 1000 万吃屎，你吃吗？

“如果只吃一口屎就能换 1000 万，我现在就吃，1000 万我可以干太多事了，”她大笑着回答，“投资是吧，给我妈搞个养老的小地儿，带我妈出去玩，我妈养老问题解决了，不是吗？”

“有一个怎么讲来着，Everybody is the whore, everybody has a different number。（说什么）这种事情我绝对不干，扯，就没到你觉得值得干的那个数（而已）。”

而另一边，霹雳男孩金刚在纠结是否要做 DJ 时，同样用了金钱的尺度来衡量：假设现在有人给你 1000 万，让你永远都不要再碰这个行业了，你会要钱还是不要钱？”

他成长于武汉一个传统的国企双职工家庭，十五六岁时接触到 hiphop 文化，中专没毕业就只身从武汉去了上海，最穷的时候买一个包子的钱都要向朋友借，晚上就睡公园。他混迹于各种类型的夜店，商业的、地下的，大型的、独立的，一度想做个 DJ，但他喜欢的类别过于小众，养不活自己。

上面那个问题，金刚的回答是“我不会要钱的”，但迟疑了两秒。

金刚说这几秒就像抛硬币的人，在硬币落地前听到了心底的呼喊。他决定放弃 DJ 事业，一年多以前来到北京，先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平面设计，几个月前又辞职。

金刚，出自《2020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

梁倩和金刚的经历似乎能勾勒出这一代亚逼的普遍困境：漂，不停换工作、换住所、换伴侣；早熟，难以跨越的阶层让这一代人来不及长大就老了；相比一心搞钱的同龄人，亚逼们还卯着一股不服老的劲，但内部早已分化；意义感匮乏，他们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资本，无法接受“一切朝钱看”的社会风气和被异化为螺丝钉的社会分工，却暂时找不到突围之道，只能用醉酒狂欢来替代。

而更残酷的一点在于，只有中产出身的小孩才可能长成一个亚逼，就连看似草根的金刚，国企双职工的背景在 90 年代的武汉也算是当地中产。

如果说亚是一种对主流社会路径的逆反，那么富人的小孩没必要亚，他们会踩着时代的浪潮，做个创业精英或 Instagram 名媛，而穷人的小孩亚不起来，没有消费主义和文化资本加持，他们充其量做个三和大神或杀马特，后者还要面临群嘲和封杀。这两种人最终不是走在社会主流的康庄大道上就是被高速行驶的正能量列车甩下，只有中产小孩们夹在中间，上不上，下不下。

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亚逼”和“内卷”这两个词为何会同时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低水平内卷的国情下，进大厂拿高薪，在一线城市置业是社会最强叙事，自愿或被迫离开这套叙事的年轻人就成了亚逼。

而脱轨的生活总得找个支点，否则便有坍塌的危险。对亚逼来说，这些支点就是五花八门的兴趣爱好，这也就有了开头所述眼花缭乱的亚逼分支。

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跳舞还是写作，冥想还是做爱，在亚逼们所处的人生阶段里，这些事物都模糊了本来的面目，合而为一：让亚逼们诗意地栖居。如果现实的暴风雨终将到来，那么短暂地诗意过，也是很好的。

所以，别问亚逼们成天聚在一起，究竟搞出了什么东西，对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年年遭遇“史上最难毕业季”、读书时互联网还是风口，一毕业互联网就进入寒冬的 Z 世代而言，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聚在一起，本身就是意义。

过去，我在大厂的庇佑下隔岸观火，以为自己对亚逼的生活称不上了如指掌，也能说略知一二，但真正脱离系统，来到大理这个地方，我才发现，“亚逼”的生活不是谁都能过的。

首先，以大多数人被这个社会规训的程度，别说天天喝酒蹦迪，光在舞池里站一会就要焦虑得不行了，这种焦虑不是和别人比较的焦虑，而是西西弗斯式的存在主义焦虑，就算背再多单词也考不上清华、看再多书也成不了作家，但真正的勇士怎么能坐以待毙，真正的勇士会成为一个遇强则强的卷王，成不了亚逼。

其次，亚逼们对抗资本主义的方式非常致命，不是爬到顶端求超越，也不是自立门户保平安，而是破罐破摔打零工。他们大多不爱找正经工作，或因早早立下不与资本沆瀣一气的志向而缺乏必要的职业积累，往往蛰伏在路边不起眼的西餐馆、面包店或小酒吧做服务生。

据我观察，这种工作薪资低廉，且要求朝九晚五，打卡严格，和生性放荡不羁的亚逼很难兼容。因此，大部分亚逼不出几个月就会辞职走人，这时各式各样的兴趣爱好就派上了用场，幸运者可以凭借一技之长找到愿意买单的客户，少数人迫于生活压力被父母召回，从此不提亚逼往事。

最后，就连最表层的亚逼 Look 也不是那么好学。纹个大花臂起码要四位数，满头脏辫不仅重，而且睡觉硌枕头，五颜六色的衣服在二手古着市场里多得是，便宜是便宜，但挑衣服能挑到你两眼昏花，和老板砍价能砍到你口吐莲花。每一个亚逼预备役终将明白，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哪件事是容易的，你以为贴上的只是标签，殊不知，这个签是铅球的铅。

看完后超级喜欢这部片子的观众制作的海报

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在社畜和亚逼的世界里挣扎，觉得自己两边不是人，直到看完张帅那部“北京亚逼生存报告”，我才跟自己和解：亚之所以成为亚，本来就在于它允许各种形态存在。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不染发也不爱听电子乐，但不妨碍我自我认同为一个亚逼。只要我不依循主流，不服规训，不认命，那我就是亚。最关键，要有自己的态度和“你爱怎么看怎么看”的主体性。

想明白这点后，我觉得亚逼纪录片张帅能拍，我也能拍，主角我都想好了，就从一晚上卖出 8 本诗集的文学亚逼开始。

我问张帅：“你拍的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共同点吗？”

张帅说：“工作在他们生活中占的比例都不是很大，不像大厂年轻人围着工作转。”

拍片记得开发票的张帅

片子里出现的人，他后来都在各种场合碰到过。港大女孩梁倩目前无业，时而会给张帅转发一些币圈新闻；金刚想转行平面摄影，非常有魄力，不要钱都行，30 岁还在以实习生的身份辗转于各个公司打杂，前段时间听说又去了广州。

而他自己，拍完纪录片准备回去工作却被老板告知“我们这人满了”，消沉了几个月后，他进了一家门槛颇高的视频工作室做副导，名义上时间自由，不用坐班，实则随时都可能有会要开，我和他的电话采访就是这样被 cancel 了两次，难怪他入职不到半年就开始离职倒计时。离职后干么呢？拍他的第二部纪录长片。

前几天他微信小窗我，说准备拍“北京亚逼生存报告”续集了，我可能是除他之外最了解这部纪录片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发过去几段语音，总而言之就是“拍短点”。

他给我回了一段文字，大意就是：“冬天到了，拍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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