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自由派和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

图为《纽约客》杂志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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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自由派和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本杰明·华莱士·威尔斯（Benjamin Wallace-Wells）

译者：董岭晓

图为本文介绍对象查德·P·布恩阿道夫·里德（Adolph 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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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族政治的世界里，阿道夫·里德（Adolph Reed）是伟大的现代谴责者。四十年来，他白天的工作是政治学家（现已从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但到了晚上，他也一直保持着长期的立场，他认为自己是左翼人物的抨击者，认为这些人士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或利益而兜售某种种族观点。哈珀、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雅各宾派(Jacobin)和一些较小的派系机构等等，不是所有这些机构都还在运作中。里德称巴拉克·奥巴马是一个“空洞的机会主义者”，学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和迈克尔·埃里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则“不过是骗子，混合了夸夸其谈、陈词滥调、胡言乱语和跛脚的内疚感，为‘给我钱’原则服务。”对里德来说，阶级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太多的政治行动者将种族视为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范畴。

里德和他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赛车手》一书的作者艾丽·芭芭拉·菲尔兹（Barbara Fields）一样，倾向于对多样性项目（diversity programs）或赔款运动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些活动把改变的政治能量重新引导到象征化的努力中，仅仅帮助少数有权势的黑人；上述立场使他反对激进的反种族主义思想家，如罗宾·戴安格罗（Robin DiAngelo），以及主流自由派人物，如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塔内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和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里德告诉我：“我教过奥巴马的同龄人——耶鲁版本的那种。他们中有多少人，如此坚信民权运动的全部目的是让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去常春藤盟校、再去华尔街，我对此十分震惊，他们中有多少人坚定地相信，富人比我们其他人更聪明。”里德接着说 “艾娃·杜维奈（Ava DuVernay）获得更多奥斯卡奖就像是民权运动的胜利，而不仅仅是艾娃·杜维奈和她的经纪人（理应获奖）。”

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有时是里德的目标之一（里德曾谴责他是“一名自由职业的种族关系顾问和白人的道德代言人”），最近身份则是里德的盟友，他告诉我，“（里德）阿道夫兄弟有三种深深的仇恨。他痛恨掠夺性资本主义进程的丑陋后果、他痛恨那些掠夺性资本主义进程的新自由主义合理化、他痛恨利用种族作为一种结构去促进掠夺性资本主义进程的新自由主义合理化。三位一体的仇恨我差点把它当作墓志铭刻在他的坟墓上。”这让里德与几乎所有在中间道路偏左的人都产生了分歧，这意味着：在知识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比阿道夫·里德正在走上征途的新闻更有趣的发展了。

2020年夏天，里德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既有技术因素，也有辩论因素。技术观察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公共卫生反应过分强调种族差异。里德与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教授梅林·乔克万云（Merlin Chowkwanyun）一起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耗尽了他平时好斗的兴致。它敦促医生收集社会经济数据，不要认为一个人的种族使其更容易感染疾病。要记住，强调种族差异可能“延续有害的迷思和误解，这些误解实际上破坏了消除健康不平等的目标”。里德与密友兼合作者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共同撰写了这篇具有争议性的文章。文章认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去世后不久，一种反种族主义的热情正在影响进步派的政治判断。“这件事被《纽约时报》以你无法想象的更多方式拒绝了，”迈克尔告诉我。（事实上，他后来澄清说，文章曾两次被意见编辑拒绝。）最终，他们以“差异带来的麻烦”为题，在两个更小、更符合意识形态的渠道发表了这本书：共同的梦想（Common Dreams）和非网站（Nonsite）（译者注：二者均为网站名）。里德和迈克尔写道：“问题（被认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根深蒂固，有时被称为美国的原罪）是种族主义；而解决办法是反种族主义。”。他们接着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基于其与乔克万云的文章，里德被邀请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纽约市和费城分会上做关于Zoom的演讲。活动当天上午，美国民主社会党的非洲社会主义和有色人种社会主义核心小组正式要求纽约市分会“取消装饰”，取消对活动的所有宣传，否则活动将变成对里德的“阶级还原论”的辩论。活动的组织者试图向里德保证，他们可以使用Zoom来管理讨论。但几十年来一直被断断续续地指责为“阶级资本主义”的里德决定不这样做。最终，在《泰晤士报》、播客和私人谈话中，都会有关于里德是否被“取消”[1]（译者注：cancel,可以理解为取消、抵制，一种欧美较为流行的抵制某人的公开活动的方式）的辩论，以及这一事件是否表明，即使是社会主义左派也对不以种族为中心的分析不感兴趣。对里德的盟友来说，这其中有讽刺意味。麦克尔斯（Michaels）告诉我：“《泰晤士报》对阿道夫被民主党派取消资格感到愤怒，但《泰晤士报》对发表他被取消资格的观点毫无兴趣。” (泰晤士报的一位发言人说：“关于这篇报道‘表示愤怒’，以及《意见》编辑因此而拒绝里德和沃尔特-本-麦克尔斯的文章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但对里德本人来说，情况更简单：“这是一小帮混蛋，他们在那个该死的早晨吃了他们的麦圈。”

下个月，里德将出版一本书，在他的辩论性写作背景下，这本书非同寻常。书名《南方》，讲述了在种族隔离的阿肯色州和新奥尔良长大的故事，以及年轻时吉姆·克劳[2]（译者注：Jim Crow，一个在美国流传甚广的代表黑人刻板印象的舞台角色。由美国喜剧演员托马斯·赖斯创作。赖斯的作品充满种族调侃和歧视。他的表演把黑人刻板地定性为“懒惰、愚蠢、缺乏人性、不值得去融合”，而吉姆·克劳的形象也一度成为黑人的歧视性代号）的遭遇。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本回忆录，而他坚决反对这个词。他告诉我，我对这本书的兴趣使他后悔写了这本书；他不想因为回忆而受到主流关注。但书中的论点既有针对性，又有里德的特点。通过收集他早期生活的“日常”细节，里德认为，吉姆·克劳的日常经历是由正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定义的，但阶级和简单的偶然性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未被承认的攻击行为。在回到童年的素材时，里德还为许多反种族主义作家讲述了一部吉姆·克劳的中心历史。他在自己的童年中，但在他们的地盘上。

里德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故事要讲。他出生在黑人中产阶级——他的父亲是一位政治学家，在只招收黑人的大学任教——主要在克里奥尔语[3]（译者注：克里奥尔Creole一词原意是“混合”，泛指世界上那些由葡萄牙语、英语、法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并简化而生的语言，美国南部、加勒比地区以及西非的一些地方所说的语言也都统称为克里奥尔语，有些克里奥尔语以英语为基础，而塞舌尔的克里奥尔语则更多地采用法语单词）的新奥尔良长大，南方最城市化的环境之一，也是种族类别更趋向于流动的地方。在他的回忆中，像种族传递这样的现象，与其说是内化奴役（internalized subjugation）的表现，不如说是对奴役的一种工具性反应——当他的家人把皮肤最白的成员，也就是他的祖母，送到一家声名狼藉的种族主义面包店去买甜饼时，这种（工具化反应的）冲动就很明显。他写道，在他的邻居中，有一栋复式楼，其中两个单元都是由同一个大家族的分支居住的，拥有相同的姓氏，其中一个黑人居住，另一个白人居住。他记得黑人和白人男子在彼此的前院里通过无线电广播的棒球比赛侃侃而谈。里德回忆说，在九年级时，他在商店里偷了一袋薯片，被经营街角商店的一对白人夫妇抓住。店主夫妇让他坐在门廊上，他写道，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店主与他交谈“更像是关心他的父母或亲戚，而不是恐吓或敌意的店主。”他们告诉里德，他看起来像个好孩子，他们不会打电话给他的父母或警察，但如果他再尝试偷窃，他可能会发现其他店主不太会像他们这样能够谅解。

邻里关系不一定能被真正接受。里德写道：“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许多貌似亲切的白人在其他地方遇到黑人邻居时，会冷落或假装不认识他们。”。然后，吉姆·克劳政权（译者注：美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在公共交通工具、学校、公园、墓地、剧院、餐馆等场所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最严酷的方面往往根本无法得到调停。他写道，一位青少年朋友被抓去兜风，被送进臭名昭著的安哥拉监狱（Angelo prison,正式名称为“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是路易斯安那州公共安全与惩戒部运营的一所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不到一年就死了，“父母的任何调解都救不了他。”即使是睦邻友好的姿态也总是偶然的，取决于政治气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有助于在各自的社区扩大“白人至上的雷达范围”，布朗案[4]（译者注：20世纪90年代初，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the Board of Education，美国堪萨斯州的布朗夫妇要求当地学校允许他们的孩子在专门为白人子女开办的学校上学，但遭到拒绝。布朗夫妇遂根据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原则，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在地区法院败诉后诉至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布朗案对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影响深远，极大地改变了种族隔离的法律环境）不久后，当地一所学校进行的消除种族隔离的尝试带来了“警察路障和防暴犬”，并留下了“扫荡街区的狂潮”。作为一名青少年，里德注意到了黑人社交俱乐部、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的存在，他写道，这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将其成员与下层黑人区分开来。“我们都是不平等的，”里德写道，“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不平等，更不受保护。”

在里德回忆录的核心二十年里，他在种族上的经历发生了不少变化。里德在《投票权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颁布前的几年长大；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他住在亚特兰大的一个由首任黑人市长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主政的城市里。里德将这一时期，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末，描述为一个种族方式的不确定性，即秩序的变迁和秩序的变迁。1965年，在巴士隔离结束后不久，里德在阿肯色州的一辆巴士上看到一名白人司机试图把一些黑人大学生转移到后面，为一对年老的白人夫妇腾出空间；学生们反抗，里德害怕暴力。大约七年后，里德和家人开车时，一名白人警察在南卡罗来纳州一条黑暗的道路旁把他们拦了下来。他们变得紧张起来，但这名官员刚刚被汽车保险杠上呼吁抵制海湾石油的政治贴纸弄糊涂了，里德那时是亚特兰大大学的博士生，他最后即兴发表了一篇关于安哥拉后殖民政治和资源开采的演讲。当他在《南方》中写到白人至上时，他用了过去式：“白人至上既是一个封面故事”——正如他后来所说，“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秩序”——是“一个具体的计划”。

在这本薄薄的书中，有一句话对我来说尤其像是宣言：“危险，”里德写道，“就是说，当对过去的思考变得太像寓言时，它的细微差别和偶然性可能会消失。然后，历史可能会变成一种不可避免地向现在发展的叙事，或者更糟的是，成为一种倾向性的断言，认为什么都没有改变。”我问里德他有什么想法。他说：“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我想到的一件事是1619项目[5]（译者注：1619项目是《纽约时报》在2019年搞出来的项目，旨在通过叙述奴隶制的后果以及黑人对美国的贡献作为民族叙事中心，重塑美国历史）。我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改变’这句话让我感到沉思和愤怒。”他接着说，这个项目抹去了任何历史的特殊性，因此种族主义成为一股不变的力量。“所以你可以说，特雷文·马丁（Trayvon Martin）或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谋杀案与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或奴隶巡逻队的谋杀案是一样的。”里德告诉我，“我不喜欢种族叙事重要性下降的框架——我不喜欢20世纪70年代的框架，我也不喜欢现在的框架，对吧？但种族主义越来越无法解释黑人和白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他说，自由主义者希望这两方面都能实现。里德说：“这是一个常见的说法：‘我知道种族是一种社会结构，但是——’”。“嗯，没有‘但是’。要么是独角兽，要么不是该死的独角兽。”

大约自2015年以来，政治的每一部分都受到右翼威权发展可能性的压力。当我在费城Zoom上看到里德时，他承认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些压力。在Zoom的背景中，他选择了一张海啸不断加剧的图表，他说这代表了他对威权主义即将高涨和美国民主倒退的担忧。里德告诉我：“几个月来，我基本上一直被这种缺陷的形象所困扰。”。他说，到了秋天，他开始怀疑民主能否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幸存下来。这么多“执政阶级和企业媒体中的声音”表达了类似的警告，这让他少了一点恐慌，他毫不怀疑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要么拜登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开始给美国人民、工人阶级多数派带来物质利益，要么似乎一致致力于实施威权统治的右翼将成功地消灭名义上的民主。”他后来给我发电子邮件说，他预见到的一种可能性是拜登和共和党众议员丽兹·切尼（Liz Cheney）在国家统一票上竞选，“这并不能解决矛盾——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的问题，但是，在这条道路上，可以帮助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争取时间，我认为这是扭转潮流的唯一途径。”（后来，他谈到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时说，“说清楚了，我不认为哈里斯是拜登的累赘。”他似乎也重新考虑了这个想法，说这可能“迎合一个我甚至不确定是否存在的所谓共和党选区。”）

里德说的一些话让我感到意外的凄凉，就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总统竞选活动后不久。我原以为里德可能会从不断壮大的地方安全局年轻成员中得到一些安慰，但他却对此不屑一顾，把它比作民主社会的后期学生，充满了政治天真，并指出，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是一个有点“空泛的概念”。里德告诉我：“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希望在于认识到，作为真正的左派，我们不能对美国政治中任何重大的事情产生任何影响。”。“所以我们不必限制我们的政治思维。”为了说明左派离权力有多远，他说了一些我以前听他说过的话：“拜登政府在国内政策上最重要的左派力量是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的资产管理者，在外交政策上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外交事务人士。”里德没有提到这些事态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在政府中的意识形态敌人正在推动国内领域的大量社会支出，并从海外的永久战争中撤退——可能算作左翼的胜利。

里德似乎相信美国政治正在远离他；这对我来说似乎不太清楚。威权主义的可能性很大，这可能是真的，但不一定是真的；用里德的话来说，一个为“工人阶级带来物质利益”的支出计划可能会阻止这种可能性，但也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最相关的是，反种族主义已经成为进步主义的基本信条，尽管保守派和反种族主义的媒体坚持认为它已经成为进步主义的基本信条，这可能是真的，但不一定是真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随着民主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新冠疫情的持续紧急状态以及基础设施和通货膨胀等经济项目上，它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已经减弱。

更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个政治风险非常高的时刻，民主党将围绕什么组织自己并不清楚。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在没有改变自由主义的情况下动摇了自由主义，拜登总是站在其政党的中心，这并不是一个变革或紧缩的数字，没有奥巴马本人，民主党人也无法复制奥巴马高度自由主义在选举中的成功。

在这样一个时期，非常基本的问题浮出水面：种族类别是固定的还是流动的，历史是否已经改变，还是陷入了一个无法推动的循环。在这样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派系主义者可能既看到危险也看到机会，写一本温和的第一人称书，向主流媒体发表讲话，并试图说服他通常接触不到的人像他那样看待政治。

[1] Cancel,可以理解为取消、抵制，一种在欧美较为流行的抵制某人的公开活动的方式。

[2] Jim Crow，一个在美国流传甚广的代表黑人刻板印象的舞台角色。由美国喜剧演员托马斯·赖斯创作。赖斯的作品充满种族调侃和歧视。他的表演把黑人刻板地定性为“懒惰、愚蠢、缺乏人性、不值得去融合”，而吉姆·克劳的形象也一度成为黑人的歧视性代号。

[3] 克里奥尔Creole一词原意是“混合”，泛指世界上那些由葡萄牙语、英语、法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并简化而生的语言，美国南部、加勒比地区以及西非的一些地方所说的语言也都统称为克里奥尔语，有些克里奥尔语以英语为基础，而塞舌尔的克里奥尔语则更多地采用法语单词。

[4] 20世纪90年代初，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the Board of Education，美国堪萨斯州的布朗夫妇要求当地学校允许他们的孩子在专门为白人子女开办的学校上学，但遭到拒绝。布朗夫妇遂根据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原则，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在地区法院败诉后诉至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布朗案对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影响深远，极大地改变了种族隔离的法律环境。

[5] 1619项目是《纽约时报》在2019年搞出来的项目，旨在通过叙述奴隶制的后果以及黑人对美国的贡献作为民族叙事中心，重塑美国历史。

Benjamin Wallace-Wells, The Marxist Who Antagonizes Liberals and the Left , the New Yorker , January 31, 2022.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annals-of-inquiry/the-marxist-who-antagonizes-liberals-and-the-left

董岭晓，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硕士，制造业法务。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做时间的朋友，而非焦虑的奴隶。”

技术编辑：李友同

责任编辑：解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