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口述史的60-70年代北京地下空间建设史研究

人防建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北京的城市建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民防空工程的代表，前门地区的人防工程，建设于1969年至1979年的应急备战阶段，形成了以防空洞和地道两种工程类型为主的人防工程系统。竣工后，前门地区人防工程与中国政府行政中心、紫禁城、天安门和火车站相通，全长30余公里，并可容纳30余万人¹，被称为“北京地下城”。然而长期以来，对地下空间建设历史的研究未被予以重视。本文采用口述史的方法，探索和梳理了北京前门人防工程在应急备战阶段的建设史，旨在充实城市应急建设方面的研究，并为当下北京前门地下空间的升级改造和维护管理提供宝贵的基础资料和历史经验。

对北京前门人防工程建设史进行研究，具有迫切性、稀缺性和典型性。

第一，抢救关于北京前门地下空间的相关记忆。当年在前门地区参与修建人防工程的人已经步入老年，相关记忆急需被记录与整理归档。第二，拓宽城市建设史的研究领域。我国的近现代城市建设史相对较少，地下部分建设历史的相关研究则更为有限。第三，为城市应急建设提供参考。这一时期的人防工程是在应急状态下建设起来的，其规划策略、组织动员方式、建造技术对于将来紧急情况中的城市建设仍具有历史意义。第四，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在高密度的城市空间中，地下空间的价值愈发突出，如何结合历史进行开发利用，关系到城市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历史的传承。第五，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城市建设特点。北京前门人防工程具有地域和历史的双重特殊性，展示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

图1 前门地区地下城的分布 （来源：前门街道人防办）

表1 地下空间文献综述

本次调研采用口述史为主，结合现场踏勘和文献研究的方式对地下城进行研究。口述史学应用的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拓宽到规划史学界，作为对传统的书面史料的补充完善，一般应用在缺乏书面材料的领域^[10]。探索北京前门地下城的建设历程，口述史不失为客观真实的资料补充和研究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方面，超过30万人在1969年-1979年期间参加了北京人防工程的建设^[11]，形成了关于防空洞建设的庞大的集体记忆群体，然而关于该工程件建设的文字资料却及其有限。另一方面，口述史方法通过口述获取资料和信息，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历史，是对现有的文字资料强有力的补充。

根据访谈对象接触人防工程的时间和参与建设的情况，拟定访谈名单和访谈提纲。

访谈名单分为挖掘建设、管理经营两大类，关键对象定为长期生活在前门地区的具有影响力的老人和相关单位管理者，涉及胡同居民、普通市民、学校教师（小学、中学、大学）、企事业单位员工（工厂、部队、科研院等）、地下城商户、导游、人防办管理者。访谈对象从线下报名、网络征集、人防办推荐的方式联系获得。

访谈提纲的编制除了受访者个人情况和生平事迹外，涵盖防空洞的建设、使用和经营三部分：①防空洞建设部分：防空洞建造时代背景和社会心态；前期社会动员；建设过程中单位组织管理情况；建造防空洞所用材料、工具、技术；不同人群的参与情况等。②防空洞使用部分：防空洞在修建完成后的使用状况，相关军事演习、家庭对防空洞的使用等。③防空洞经营部分：人防设施的租赁经营、城市生活、涉外旅游、安全管理等。

按照计划，自2020年10月份至12月份，共联络97人，访谈42人。访谈录音整理42份共计38万字。访谈对象及主题见表2。

表2 访谈对象及主题

图2 基于口述史方法的北京前门人防工程建设史研究技术路线图

前门地下空间建设的直接动力是防备战争，与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安危紧密相连。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中苏关系达到冰点，战争一触即发。北京人防建设进入应急备战阶段。战争主要面临空袭的威胁，以修建人防工程为重点的人防建设全面展开^[12]。众多访谈对象对当时党中央的战略指导思想还记忆犹新，这些决策已经转化为市民的实际行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政策，这是当时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运动口号。

“当时国家的战略，就是把敌人请进来，然后在国内把它消灭。为了保存实力，就修建了防空洞。一是因为有经验，我们在朝鲜战争中战胜美国，主要有的就是地下掩体，也就是说地下坑道，就是防空洞。第二我们在防空洞设了防化学武器进攻的设备，就是说空气过滤，我们有很多国家指挥机关都是有防化学武器的。也就是说核战争打过来不怕，使用化学武器也不怕。”（ZCB，2020年11月15日）²

地下城具有战略威慑作用，关系到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信心。1970-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多次提到深挖洞工程，强调防空洞在人防工程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只要把战争这条抓住了，不怕打，备好战，什么时候谈都行。地道多挖一些，人们的自信心就增强一些。”

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有限的建设材料按照计划经济供给，节约“三材(钢材、水泥、木材)”是当时国家制定的建筑业需普遍遵循的政策约束条件^[13]。

然而，地下城的建设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一方面，将“节约”这一概念极端化，导致当时出现了很多质量很差的工程，另一方面，在城市规划上，“造反派”们否认之前的一切成就，认为所有城市的规划图都是“修正主义”城市的蹩脚复制品^[14]。

地下城是在城市规划的动荡和中短期开始建设的。1967年国家停止执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倡“见缝插针”和“干打垒”搞建设。由于城市规划“暂停执行”，北京的建设基本上是在脱离城市规划指导的状态下进行的。至1968年全国许多城市的规划机构被撤消，人员下放，资料散失，学科专业停办，致使城市规划基本停顿，城市建设和管理呈现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状态^[15]。

当时地下城的规划是建设数量的规划。《1970-1972年首都构筑防空工程三年规划》的建设方针是“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土洋结合”，要求把首都简称“能掩蔽、能疏散、能生活的地下战斗堡垒”^[12]。

作为多功能的地下防空系统，人防建设中有很多重大决策问题，如防控标准、疏散比例、掩护比例和战时生活需要等。

防空标准越高，建设费用越大，建设时间越长。早期建设的防空洞的防护等级为简易级别。地下城规划的策略是用较低的防护标准以换取较高的建设速度。“我旁边的那个防空洞一共才10来天就完了，越家和14号院的也是估计10来天就完成了。就是这种小范围的几户几户的这种都是短时间完成的。”（LYT，2020年10月5日）地下城的建设标准随时间而提高，1969年至1979年大致可分为三个建设阶段：一是浅挖洞阶段，即简易工事。实行掘开式施工，修筑一些简易“死洞”，历时约半年左右。二是联通阶段。为把各家各院的“死洞”联通一起，前门“456”工程是北京市第一个连通洞，此时的标准为永久或半永久标准。至1973年，很多地下防空洞已经形成网络状的空间布局。三是深挖洞阶段，防控标准达到五级永久性工事。标准的提高带来规划设计要求的提高，1977年，首都人防领导小组提出了“没有设计不施工”的要求^[12]。

疏散和掩蔽比例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早期疏散比例越大，掩蔽比例越小，人防建设费用越小。1970年，北京开始战争疏散工作，但早期疏散进度缓慢。在《关于贯彻全国人防指示的报告》中，首都人防领导小组提出加大北京城市人口疏散力度，动员部分城市人口立即离京，同时安排有紧急疏散计划^[12]。

此外，地下防空洞的规划还考虑了战时生活的必要功能。深度一般为十米以上，结合北京地下水的深度情况，地下防空洞可以方便地进行内部取水，具有了在战争时内部供给的便利条件^[7]。

早期的“死洞”一般没有图纸和审批手续，是一种面积较小的单建人防工程，目的是让居民实现就近掩蔽。这种防空洞大多选址在四合院院落的中央，远离建筑并且避开地下管线。尺寸与结构以小型、分散为主，顶部覆土，可以防止飞机扫射和炸弹弹片、气浪等^[12]。“防空洞就挖在我们院子中间，肯定是不能挖的谁家的房子底下，所以公共的场地只有那个院子中间。”（BLAN，2020年11月1日）这种掩蔽功能可以从当时的防空演习得到证明。“演习不是很频繁，但是也能说不少。我起码经历过两三次，还都是傍晚……洞里面有煤油灯，是有人事先进去放的……那个洞起码能进去20—30个人，很密的。进去就是站着，全部是，站一会儿。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的。外面有人看着，待一会儿，他就说行了，就出来了。”（LYT，2020年10月5日）

地下防空网在不同行政区之间有统一规划和相互配合，承担了紧急疏散作用。《东城区人民防空志》记载：“为解决王府井、大栅栏、前门大街、西单商场四个商业中心人员掩蔽和向外疏散问题，从1969年12月起，发动所在地区大小企事业单位构筑防空工事……与盖板河连通，使分布在4个城区的商业中心在地下连接起来，遇有情况，该地职工、顾客即可就地进洞，沿地下通道进入盖板河，然后分别向复兴门以西、崇文门以东疏散”^[16]。

为了达到短时间内完成防空洞的建设的目的，北京各单位全面动员，开展大规模挖防空洞的群众运动。“（北京市）群众性挖防空洞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由市人防指挥部办公室和工程保障处共同组成掩蔽工作办公室，负责全市挖防空洞的具体组织领导”^[12]。1969年前门地区成立了由街道革委会主任为组长的前门地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下设人防办公室。主要任务是进行战备教育，领导、组织地区人防工程的构筑^[17]。

地下城建设以城市街道、学校、工厂等集体为单位轮班制进行，实现了有限条件下的最高效率。“挖防空洞的时候，工厂里的各个车间轮番上阵，实行轮班制，和生产上的四班倒差不多。上生产早班的干满八小时后，吃饭休息，然后你有时间就可以去地下防空洞那继续挖洞。”（MLY，2020年10月31日）

“上学的时候就是要挖洞…学校统一组织，各班分别开工，一个班挖一段…基本上是老师带着挖…原则上自愿挖，但是其实大家都会去……当时也有团组织，他都是写上标语。然后举着旗子，号召大家一起去做，喊口号，然后就要看谁班挖的快。”（ZH，2020年11月4日）

军民融合参与地下城的建设，军队起领导作用。“一般会把一段任务交给民众，比如把两个点位挖通，民众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挖洞任务。”（ZJQ，2020年12月1日）

人民参加防空洞的建设属于义务劳动。义务劳动是当时背景下的一种常态，大炼钢铁、拆除城墙，都是自愿的群众运动。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建设防空洞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缺少机械设施的缺点只能用大量的人力来弥补，发动群众进行义务劳动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当时确实是义务劳动，没有什么报酬，自己带水，顶多提供铁锹、镐头，场面比较壮观，而且确实是自愿的。不像现在，得问问多少钱才肯来，那时候没这事。能去挖洞一般都得表现好的才行，过去讲究，你要是坏分子什么的，出身不好，还不让你参加老百姓都很积极，那时候人的精神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真是党中央一个令，全民皆兵。”（WJL，2020年11月28日）

“代表人物要起带头作用，高层职员和党员要身先士卒带头挖洞。”（ZJQ，2020年12月1日）

人防工程的建设表现出了条件制约下的“低技建造”和“土洋结合”的特点，简易的建造方法让男女老少都能参与到这一过程，混合使用本土和国外施工技术可以最大程度获取材料。二者体现了成本约束下大众参与的建造特点。

人防工程的建设采用了简易的工具和原始的建设方法，群众家中锅碗瓢盆都用于挖洞。“挖掘的工具也很简便，铁锹、铲子、小镐头，拉土的筐等等，男士多挖土，女士多搬土，用滑轮往外拉。民众挖土没有太多专业性。”（ZJQ，2020年12月1日）由于挖洞速度快，材料供应不足，群众献砖献料。“有的家庭为了地下人防工事，捐砖，把自己的小房子给拆了，有的是把长城砖拿来……政府除了出点水泥，剩下的都是捐献的比较多。哪有砖，全是靠老百姓捐献。”（WJL，2020年11月28日）“街道还盖了一个砖窑，自己烧砖、自己打砖坯。晚上整胡同的人都干，上居委会那儿弄那黄土，然后摔那砖坯去。摔完居委会对面还有个土砖窑，就烧砖，是用柴火烧的，那些木头全是胡同里边、各个院里有那看着不顺眼的树就给砍了来的。烧出来的砖质量差一点，有点糟，密度没那么大。大概烧了几个月，后来用的好像就是整车拉来的那种砖了。”（YWC，2020年11月1日）

前期浅洞和后期深洞的建造技术和建设材料不尽相同。浅洞结构的施工材料为三七土，碎砖和整砖墙，一般没有规定的尺寸和统一的施工方法，由街道带领群众或群众自发建造。“这种属于居民自己挖的，就是没有特别的规划，也没有说用水泥柱什么的，只是说把那个土挖出来之后用砖把它给在那个洞里头给垒一下。”（BLAN，2020年11月1日）后期建造的深洞结构为砖墙砖拱、砖墙预制拱、砖墙现制拱。“挖好以后用砖砌，砌完了再用木板弄成那种拱形的楦子架在上面，再往里填砖，那么砌好以后，等干了就往上埋土。防空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挖完以后往上盖水泥板，再一种是他自己用砖砌拱”（YWC，2020年11月1日）

费正清在自传中也描述了这一场景：“怪不得我们在街上见到那么多的砖块、沙堆和U型水泥拱门，原来是为修筑这些防空洞准备的，那些拱门肯定是架筑在砖墙上的拱顶材料”^[18]。

图3 东城区人防工程钢筋设计和构造参考（来源：《东城区人民防空志》）

图4 前门地区人防工程中的砖和拱券（来源：作者自摄）

以前门地区人防工程为代表的北京地下空间建设，是应急备战中城市建设的产物。这一阶段的地下空间建设，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群众运动和低技建造在建设过程中展现了巨大的能量。

前门地区人防工程建设的直接动力是防备战争。通过广泛发动群众运动，以集体为单位进行，采用轮班制和义务劳动的方式，军队与居民配合分工。建设广泛采用了“土洋结合”、“干打垒”的低技建造方法，代表的施工材料有三七土、砖和拱券。地下城经历了有浅洞到深洞，由分散到连通的过程，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多功能地下防空网，战略威慑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后疫情时代，城市的“韧性”受到广泛关注，如何在应急状态下建设城市成为焦点问题。应急备战期间的前门人防工程建设史，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城市的应急工作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前门人防工程的建设史值得被思考和反思。

注释及参考文献（上滑查看全部）

*本文为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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