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30 日，郭陶然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照片，配文：2022 年花园里的第一只黄脉翅萤。
上海遭遇疫情的两个多月，正值春天万物生长繁衍的季节，郭陶然在自家小院里监测传粉昆虫。
上海地区传粉昆虫监测项目是城市荒野今年正式启动的项目，力求恢复健康稳定的城市传粉昆虫网络，郭陶然他们会在城市中通过生态修复的做法去恢复传粉昆虫的生境。
可是由于疫情，今年几乎错过了最佳监测时期，郭陶然遗憾之余带了些无奈：“在家里小院每天记录一些，聊胜于无吧。”
郭陶然在小院里拍到的传粉昆虫
郭陶然是城市荒野的创始人之一，从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后，2013 年，他和合作伙伴创办了“城市荒野”工作室。
通常在城市化进程中，原生自然会让渡于城市发展，两者看起来似乎是不相容的。但在城市荒野看来，当城市里的居民更关注生态问题，城市与荒野才不会矛盾对立，而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工作室的介绍中这么描述：“致力于开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提供以生物多样性恢复为导向的生态修复方案与场地全流程施工与监管，以及基于修复场地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与自然教育活动拓展”，目前主要工作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自然教育。
城市荒野开展的自然教育课程
九年以前，人们对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的概念还比较模糊。当时城市荒野工作室开展比较多的内容是自然教育，自 2013 年成立以来，他们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的自然教育活动，目前共有 50 余门自主设计课程。
自然教育课程涉及植物、鸟类、哺乳动物、昆虫、水生生物、土壤动物、古生物等多个领域，相较于科学知识的传授，城市荒野更关注的是通过生态学的视角，向公众展示物种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谁把 QQ 糖放叶子上了？
不对，是一只没刺的刺蛾宝宝
©蛙哥 于浙江天目山
2017 年，城市荒野与普陀区一所小学合作，开发了一套课程，讲解上海的本土物种与市民生活，从衣食住行到房屋建造使用的木料。例如女子出嫁时打造的樟木箱就来自本土物种香樟树……这些生活资料里有这座城市的记忆。
去年，他们则和《城市中国》杂志社以及同济大学的老师合作做了一个有趣的项目，在上海各个郊区开展找回老上海的童年游戏和风俗的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收集了很多游戏，然后发现这些物种在现在小朋友的生活当中是见不到的。”郭陶然告诉我们，“比如说芦苇可以做口哨、也可以做风车，有很多玩的方法，但是一般的城市绿化公园里很少会种芦苇。在以前都是老一辈用农田杂草玩的东西，但是现在因为城市绿化的发展，已经看不到了。”
城市荒野花了三年时间，做了几十场公益讲座，寻找生物的踪迹、拍摄图片，制作《上海夜观指南》《上海水鸟观察入门指南》《上海林鸟观察入门指南》《上海野花观察入门指南》等立足上海本土物种的科普手册。
除了公益手册和课程之外，城市荒野在本土物种的保育研究上还建立了乡土植物种子库、荒野植物园，进行城市蝴蝶复育、萤火虫复育的研究等工作。
2016 年，城市荒野在上海浦东宜嘉苑保育区设计并实施了中国首个成功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项目。通过物种引入和群落构建，三年后，面积仅 3000 平米的保育区内已容纳了乡土生物 410 余种，形成了稳定的生物群落。
建成于 2016 年的上海宜嘉苑生态
保育区，这里生长有乡土植物 260 种，
已形成稳定的群落结构 ©郭陶然
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
©郭陶然
从做第一个项目开始，郭陶然就感到因为受限于土地面积，很难开展对一些动物的研究。因为较小的空间无法满足动物正常的生存。包括 2017、2018年的时候，城市荒野也做过水稻田的项目，做了一些人工湿地，但是种类也很有限。从那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寻找更大的合适的地方，终于在 2019 年找到上海浦江郊野公园，在那里成立了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设计并运营了中国首个以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为主题的科普教育基地。该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完成整体修复工作，共保育上海乡土植物 400 余种，乡土动物 800 余种。
上海疫情期间，城市荒野和上海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还有上海自然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一场线上小区观鸟活动。春天是很多鸟类的繁殖期，他们收到了很多的投稿，也拍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这张珠颈斑鸠荣获“阳台观鸟大赛”
第一阶段最佳摄影奖 ©陈年酒香
成立之初，城市荒野就面临着大多数初创机构都会遇到的常规困难：钱的问题、人的问题。而在郭陶然看来，更麻烦的是：“国内比较少有城市生态修复方面的专业，所以我们在招人方面就会比较困难。很多人如果不是对口专业的话，就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培训才可以。”
另一方面，城市荒野工作的展开也会遇到重重阻碍。根据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 2018 年对上海植物的普查，本土植物中约有 290 种分布范围极小、数量稀少的植物很可能已经消失，而入侵物种的数量却从 279 增至 367 种。
城市荒野工作室的 17 名全职员工，就像城市中的荒野猎人，为更多的动植物创造合适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是为人们的未来提供更理想到的与自然共生的模式。于是，我们对话城市荒野的创始人郭陶然，来详细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更好地理解自然、保护自然。
《WSJ.》：为什么取“城市荒野”这个名字？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
郭陶然 ：城市和荒野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城市化的过程中肯定会导致原有的自然被破坏，变成一个更符合人类生存的区域。但实际上随着这些年生态学和景观、规划等不同行业的发展，大家会越来越知道城市和荒野是可以共生的。而且从生态文明来说，这样的共存是未来人类比较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和自然相处的一种方式。
荒野代表了原生的、本土的、高生物多样性的、较少被人为干预的状态。
《WSJ.》：九年来，你们的工作内容和方向有哪些调整和改变？
郭陶然 ：我们一开始就有准确的定位，是一个致力于城市多样性保护的专业机构。最开始主要是因为没有条件做研究或者施工类的工作，以前是自然教育为主，到目前来说，随着生态文明的不断落实，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生物多样性。现在我们开始在生态恢复的工程和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工作。
《WSJ.》：工作的展开有受到疫情影响吗？
郭陶然 ：从 2020 年开始影响就比较大，当时有两个月都不能正常上班。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是 2019 年建的，2019 年秋天才开始施工，当时我们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好，钱全部投在这个项目上。所以其实当时没有多少资金，然后又因为疫情一下停了两个月，而且当时自然教育的活动停了不止两个月，慢慢到四月五月才开始恢复正常。所以影响很大，资金比较紧张。
包括像最近这段时间，上海因为疫情居家已经两个多月了，一个是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更麻烦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研究项目，包括苗木的繁育，是不能停的。我们做生物的监测，不能说这两个月我不做了。这样一来，我们今年很多项目都要停下来，到明年才能做。
比如我们做两栖动物的繁殖监测，现在的季节已经快过了。刚好疫情的这几个月就是它们繁殖的季节。等我们解封之后，这个事情今年就基本上没办法再做了。
《WSJ.》：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是如何设计和运行的？
郭陶然 ：我们在基地里面会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和区域，每个区域的植物种类是不同的，动物的种类也会相应地有区别。不同环境当中就会容纳更大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在里面做生态修复的试验和各种监测，包括整个恢复情况的记录，还有一些研究设备都会放在里面。
基地主要做研究用，具体的研究要看项目，比如上海市林业总站给我们这样的课题，让我们做人工鸟巢，看不同鸟巢的朝向和形状，能召集到哪些鸟类，效果如何等。还有比如我们去年做的小微湿地的试点示范，做水系的营造，包括濒危植物的保育。不同的课题对应的是不同的研究方法。
改造后场地航拍图 ©郭陶然
摄于 2020 年 6 月
基地里本来是没有水系的，我们一开始施工的时候就做了一个人工水系，一个小溪和一个池塘。上海以前是一个湿地城市，水系非常发达，但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小的湿地不利于城市的规划，所以基本上都被填埋了。但其实小微湿地里的湿生植物多样性非常高，对于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来说也是比较理想的生存环境。小微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有的时候比河流和湖泊还要高很多。但是现在上海特别缺乏这类生境，我们就在想怎么去把它恢复起来，建立这种技术体系，设定它的施工过程和设计方案。
《WSJ.》：恢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和途径有哪些？
郭陶然 ：一个是基于调查，就是对上海的生物多样性的情况做调查。上海鸟类和植物的数据是比较全的，但是昆虫的资料不多。昆虫就需要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收集，我们出过一系列的手册，像常见的野花之类的，都是基于我们这些年调查的结果。
然后我们还要做乡土植物的采集和引种，因为很多野生植物在苗木市场上是没有销售的，那我们要做项目的时候买不到，所以我们要自己去繁育，繁育之后再去测试它对于不同微生境中土壤、光照、温度、水分的适应性，包括是不是有些动物和它有一些特殊的生态关系。
水生生物保育区种的龙舌草
（Ottelia alismoides）
© 郭陶然
我们会收集物种的鉴定照片和分布位置等这样的信息。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地方的群落结构，那么我们可能会持续地观察这个地方的群落结构变化。这里面的植物是怎么生长的？什么长得快什么长得慢，或者可能过几年后某些物种消失了。那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要做样方，我们要划定一个范围，在里面把每一种植物进行标记给它一个编号，这个植物每年或者每个季度长了多粗多高，树冠长多大等我们都会进行记录，然后做相关的数据分析。
之后就涉及到我们场地的施工、设计、后期运营，等于是我们要把生态修复，从前期的研究阶段，到后期的设计、施工、运营等整个这一条链都要做。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因为我们找不到合作的机构。正常来说这应该是一个产业链，一个行业成熟以后应该有不同的分工，我们的工作就应该做研究或者设计这一块，应该会有施工队和我们对接，有苗圃和我们对接，或者有运营团队和我们对接。但是现在呢，这些都不具备。所以说我们做起来比较费劲，需要我们从头做到尾。
《WSJ.》：通过对上海自然生态的观察，疫情前后有什么不同吗？
郭陶然 ：对动植物来说肯定会有一些好处，尤其对动物来说。有些动物，比如说像刺猬，或者黄鼬，他们一般比较害怕人。我们看到疫情阶段，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开始扩大。但我觉得这个没有根本影响，因为疫情总会过去的。所以它只是临时性地扩大了范围，最终还是要回到它生活的空间。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黄鼬 ©郭陶然
《WSJ.》：解封之后大家都很渴望接近自然，上海有哪些地方推荐大家去走走？
郭陶然 ：去年有段时间小朋友离沪不太容易，要申请之类的。当时我们发现上海的一些公园里，游客的数量一下就多了很多，像我们自己的基地就在浦江郊野公园，周末游客量很大，车多得都走不过去，当时我都很吃惊真的有这么多人要来。这说明大家对这个需求是非常强，应该就是去年清明前后。大家对自然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的，尤其是疫情期间，大家在家里关得太久，都会想出来去看看。
城市里的话，上海目前的自然资源不是特别丰富，比较好的像松江的那几个山，佘山、天马山、小昆山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多一些。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公众来说，如果不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一般的公园也可以。如果想了解一些动物和植物的话，可以进行一些观察。一开始去哪儿，我们觉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要养成一个观察的习惯，很多物种在身边公园里、小区里都有，但是大家并不认识。
如果愿意去观察，看它整个生长过程，一年的变化，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做自然观察的方式。
保育区里的动植物，依次为斐豹蛱蝶、
日本条螽、褐边绿刺蛾、青凤蝶、
忽地笑、野大豆（来自处暑的物候记录）
《WSJ.》：上海生态有哪些方面可以提醒大家去关注和引起重视的？
郭陶然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入侵物种这个问题，因为在城市化地区这个问题一直是比较严重的，上海入侵物种的种类很多，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通商口岸，贸易和航运会携带很多入侵物种。
像近年来，比如说福寿螺在上海已经不断地扩张。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可以进行清理也可以报告给相关部门。
福寿螺
《WSJ.》：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能够帮助恢复生物多样性的事情有哪些？
郭陶然 ：从大方向来说，公众能做的比较有限。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因为我们前些年做过很多讲座，就发现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把野生动植物恢复到城市中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不去跟他们讲，他们不会意识到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存在着这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宣传渠道也很重要。
还有对公众来讲，他们对于野生动物需要有一定的接受度。比如有新闻说一个小区里有一条小溪，有青蛙叫，就有人投毒去毒死青蛙。无论是鸟类的排泄物，还是蝉鸣会吵这些现象，大家都要接受，是生态恢复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从政府来说就好推动这个工作。
《WSJ.》：如果在对博物学和自然界不太了解的基础上，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郭陶然 ：一方面大家可以去看相关的纪录片，还有一个就是书。前段时间世界读书日我们还在上海教委举办的活动讲了一些和自然相关的文学作品和书籍，国内有一部分，国外的作家内容会更多，这些东西比较有趣。让公众直接去公园里看，可能他们也不知道看什么，怎么去观察，那么可能需要有一些书去带大家入门，这样去观察和认识。学到方式以后，大家在自己身边就会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
《WSJ.》：在您看来，这些年人们对自然生态保护的意识是有增强和变化的吗？
郭陶然 ：有。我们有很多粉丝跟了我们很多年的时间，很明显就会看到他们对自然界的态度会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一些家长，有些家长陪小朋友来看昆虫，最开始他们看到可能会觉得恶心，就说“我不要看了，你自己去看吧”，但是过了两三年之后你会发现有的家长看到昆虫之后甚至比小朋友还兴奋，会赶紧拿手机去拍发朋友圈。
一些凤蝶宝宝遇到危险时会“吐出”
臭角释放出难闻的气味，看上去
就像蛇的舌头 ©蛙哥 于浙江天目山
一个是接触多了之后大家就会减少恐惧感，很多恐惧是因为陌生；另外就是上课的时候，他们也掌握了一些知识，包括可能小朋友在家里也学习了这些，那么他们就会越来越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观察的点和有趣的现象，反而就会对自然界越来越感兴趣。
《WSJ.》：近几年，上海城市自然状况方面有没有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郭陶然 ：这个倒没有太多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三五年没有太多变化。关键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我们没有整体的关于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的规划和设计，没有后续的工作，变化也不会太大。
这一两年，政府层面也在推动这个事情，比如说保护区的梳理、土地的调整，包括郊野公园的建设，政府都在往这个方向推动和努力。一开始郊野公园怎么定位、怎么去做，大家有很多的思考，也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很多人也会有一个意识，生态保护有很重要的功能，怎么去体现它？怎么用生态的指标去考核它？我们看到大家思想上有转变，只是说从思想转变到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还需要一段时间。
2021 年冬天，城市荒野组织鄱阳湖
观鹤活动，在抵达的冬候鸟中，
还有不少幼鹤的身影
《WSJ.》：接下来，城市荒野的工作重点和展望？
郭陶然 ：近两年的重点之一是传粉昆虫。我们想通过传粉昆虫建立一个标准，通过传粉昆虫的种类、数量、结构去反应一个地域生态环境的好坏，作为生态修复项目的一个评估指标。
还有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一种叫做无斑雨蛙的青蛙，这个青蛙是在上海发现和命名的，以前在上海的稻田里，人们用脸盆就能抓起很多无斑雨蛙，但是从 20 年前到现在，这个蛙的数量在迅速下降，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就想在其他地方找到这个蛙，再重新把它引入上海。第一个我们要研究它为什么会消失，第二个我们想把它的种类在上海重新恢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