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崧：与中国独立摇滚指向标的15年

2022年是兵马司唱片成立的第15年。作为一个时间跨度，15年够长，足以让一个独立音乐厂牌见证一波又一波音乐人的成长，历经音乐场景的演化、变迁；15年有时又显得很短，覆盖了一代人的黄金岁月，让人感叹15年不过几场肆意挥洒的演出。

对独立音乐有一定了解的人，兵马司的名字不会让他们觉得太陌生。从P.K.14到Joyside与Carsick Cars，再到法兹和海朋森，与兵马司合作过的乐队，串联起上世纪80、90一代对独立音乐的认知框架。一如兵马司在其简介中写道，“我们记录时代”。成立至今，兵马司始终活跃在中国独立音乐的场景中，为能够产生共鸣的乐队制作和发行唱片；又近乎谦卑地立于舞台背面，或者说，尽力地压制自己的分贝，让乐队发出独立的声音。

作为兵马司旗下乐队P.K.14的核心成员，杨海崧在过去15年间的动线与厂牌有数不清的重合。加入于兵马司成立之初，历经出走与回归，目前担任厂牌主理人的杨海崧仍然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区内。这座位于地安门内大街和北海公园之间的小院子，分得了繁华街区里难得的一丝清静。杨海崧在这里喝茶、开会，闲暇时逗逗院子里的猫狗，偶尔在天气不错的午后，端着烟灰缸等待接受突如其来的采访。

2022年按照约定和杨海崧见面的那天，正逢北京最好的时节。我迟疑过这样的说法是否恰当，但北京的四季中实在难挑出哪个可以和秋天相比。初秋的燥热让人心烦，深秋的寒意又要把人困在室内。我们一行人在秋的全盛期来到了兵马司所在的胡同里。

斜杠中年杨海崧。｜摄影：张博原

刚刚转进胡同，一个身穿灰色花呢西装的西方面孔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迎面而来。这场景不足为奇，外国人对“老北京”的迷恋已成共识。直到站在兵马司门前，我才恍然想起，与我擦肩而过的是传奇酒吧D-22的老板、兵马司唱片的发起人，江湖人称“中国地下摇滚白求恩”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2008年前后，北京五道口，Carsick Cars，Joyside和刺猬等乐队都是一家名为D-22的酒吧舞台上的常客。酒吧老板Michael来自纽约，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纵然亲历过1980年代纽约的地下音乐场景，北京的音乐仍能给他惊喜，Michael因此断定，下一个影响全世界的音乐场景就是北京，中国的Sonic Youth（音速青年乐队）和Swans（天鹅乐队）会诞生于此，因为“北京展现出来的活力，就像当年的纽约”。那时，大量优秀乐队已经活跃在城市中的演出场所，与之相称的唱片产业却还未形成。2007年，Michael建立兵马司唱片，P.K.14乐队的主唱杨海崧应邀加入。

单看杨海崧其人，确实不能轻易将他和印象中舞台上声线吊诡的后朋克乐队主唱联系起来。我自认为掌握一些滚圈常识，赴约前又四处打听过杨海崧的个人风格，从而得知了——台下的杨海崧更接近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这一表象。

位于地安门内大街和北海公园之间的小院子，分得了繁华街区里难得的一丝清静。｜摄影：张博原

院子里的石榴树下，当我正襟危坐准备开启一场严肃克制的采访时，杨海崧主动展开了话题，谈论起厂牌正在筹备中的演出。他的语速比我想象中快得多，语言又实在诚恳，似乎是不假思索地将头脑中存在已久的东西倾倒出来。“刚刚远程开会本来是在讨论厂牌十五周年演出的事情，这次可能要取消了。不过先按正常进行准备着吧，只能这样了。这几年演出行业确实有点困难，但制作（专辑）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做，这段时间刚给几个乐队做完专辑，P.K.14的专辑录音也差不多结束了。”

我突然想起学生时代的一堂课，那位研究了半辈子The Beatles（披头士乐队）的教授说：“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对于音乐产业的从业者来说，纯粹的创作与商业是通往不同方向的两扇门，二者之间的抉择是艺术家们必将面临的痛楚，所以才有像科特·柯本这样让人惋惜的叛逆天才。极少有人能发现一条路可以同时通过这两扇门，或许保罗·麦考特尼找到了。”音乐人、制作人、厂牌主理人三种身份同时出现在杨海崧的生命中，不同时期的他似乎有所取舍，因此看起来游刃有余，不出意外，这种模式将陪他走过更长的路程。

P.K.14成立于1997年的南京，据杨海崧回忆，那时南京仅有六七支叫得上名字的乐队。这些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一起将演出海报贴遍城内的高校。“那时候没人敢说‘我一定要把音乐作为一个职业选择’，更多的是爱好。完全没有西方唱片工业的概念，一切都是自己做，但大家都很起劲。”

提起乐队成立之初的日子，杨海崧脸上飞扬的神采和那些二十岁出头的音乐人并无二致，只是转念间，担任厂牌主理人多年的经验让他的视角不自觉地转入广阔的产业场景中。“最近合作的都是一些很有想法的乐队。二十多年过去了，但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时候相比，在做音乐的心态没发生本质上的变化。音乐就是热爱。但你要说在音乐上面做出来什么，谁也没想过太多。有所不同的就是时代环境变了，现在的年轻人做选择会更大胆一些，开始能把它作为一个职业发展方向了。厂牌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走向职业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D-22酒吧是兵马司唱片的前身。这个位于大学城的场所是北京地下音乐场景全盛时期的缩影，最富活力和创造力的音乐人都在舞台上，台下起舞的则是最热情的观众们。然而到了今天，全新的耳朵和心灵已经准备好了，却猝不及防与已过分同质化的音乐相撞，或许正因如此，D-22的场景至今还在被当年的亲历者们频繁提起，让未曾感受过这份热情的千禧一代心神向往。

作为半个音乐爱好者，我眼看自己未曾见证过的光亮似乎已经要远去了，新的发光体却还未升起，因此酝酿着一个模糊中知道答案所以羞于提出的问题。或许是因为不愿承认同辈的虚弱，我的问题在经历了半小时腹稿后以略显迂回的方式提出：为什么大家至今仍在怀念那个场景？应该不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太落后吧，毕竟D-22和兵马司确实是超前的......

兵马司办公区的墙面被曾与厂牌合作过的乐队海报占据。｜摄影：张博原

杨海崧的回答比我预料中更斩钉截铁也更直接，“当然是因为你们太落后了，我甚至觉得你们有点惨。每一代年轻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场景、有让自己兴奋的点、有自己该说的事情。怀念一点都不酷，讲好自己的故事才是酷的。就像做音乐，我不相信天赋，但我相信创造力，为什么要去模仿其他人呢？那些能够在音乐史上留下痕迹的没有沿着别人的故事续写的，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创造力了，任何一种已经存在的东西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的。你们应该创造自己的坐标系。”

做与音乐相关的事，对杨海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2007年Michael说要做厂牌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因为我有做音乐的经验。当时还有一种想法是：如果我可以进入一个厂牌工作会对其他的乐队有帮助，因为我了解乐队在想什么，或许还能够改变国内的唱片工业。”

这番话让我又一次认真打量眼前已经50岁的杨海崧。尽管戴着帽子，也能看出他的头发比年轻时短了一些，依然戴着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从头到脚都是深色系。外表的确能够帮人判断他人的性情，所以我对杨海崧的话坚信不移，这番话就像他展现出来的样子，坚定、严肃又靠谱。

兵马司在其简介中写道，“我们记录时代”。｜摄影：张博原

“加入厂牌一年多以后我就退出了，可能是之前的想法太宏大，自身的能力又不足以支撑。如果一件事情让我感觉到对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增益，我就会产生一种焦虑。那我就不做这件事了，所以我退出兵马司很长一段时间。”杨海崧看起来能量稳定，我本以为不会捕捉到他意图“摆烂”的时刻。然而他接下来的话让我相信人和人的焦虑或许是相通的，它出现在“毕业”“而立”“成家”等通俗意义上的时间节点，也出现在任何自我怀疑的时刻。但处理焦虑的方式千差万别，对杨海崧而言，“选择性舍弃”是有效的。

“离开兵马司的那段时间，我还在做乐队，也做制作人，这两个身份之间没有太多的冲突。就这样一直到了2014年，Michael说兵马司遇到了一些困难，问我要不要回来。那时我大概已经了解了整个音乐产业的运作方式，能力也增强了一些，我觉得自己说不定可以胜任了。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看到兵马司变成一个混乱的状态，如果Michael需要我还是会回去。而且那时我发现，从前的那种焦虑好像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我也没有刻意地对付它，它就随着人生的进展迎刃而解了。后来太合音乐收购了兵马司，我也没有觉得焦虑，因为我们的工作状态已经稳定了，还是保持着独立的运营模式，也不用去总部办公，就一直在这个小院儿里，现在不是很好吗？”杨海崧手中的红双喜一支接一支，或许是因为聊到兴起时，其中大半已空空燃掉。我偶尔抬头看一看，只看得见头顶上方熟透的石榴和难得的蓝天，原来在这里，烟和雾也是留不住的。